陈永宝

（三明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三明365004）

中央苏区金融问题研究

陈永宝

（三明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三明365004）

中央苏区时期中央银行的艰难初建和有效运转，为革命事业的持续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央苏区时期的银行准备金机制的创新，以及统一财政、统一货币政策的制定，化解了苏区纸币与白银的兑换危机，挽救了“左”倾错误时期中央苏区的货币信用，保障了中央苏区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行，彰显了中央苏区人民在金融方面的斗争智慧。

中央苏区；红色金融；毛泽民；中央银行

“革命离不开钱，没有钱，革命寸步难行。”[1]（P97）战争从来就不单是军事武力的简单较量，更是经济实力博弈，其中金融实力的对决最为凸显。在以往的中国近代史学研究过程中，学者们习惯于将关注点落在军事战略的博弈上，而忽视经济因素在战争中所起的决定作用。特别是近些年来，中国编写近代史书或乡土教材中，这种现象尤为明显。由于忽略经济因素，特别是关系民生的金融因素，造成金融在战争后勤保障中的重大作用被抹杀，使中央苏区历史的再现只围绕个别英雄人物的宣传上。这种片面的历史叙事方式，极易让后学者对苏区历史的真实性产生质疑。因此，研究中央苏区时期的金融问题，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现实要求，对还原历史真实性有重要意义。

对于中央苏区金融问题的研究，可查阅的直接资料颇少，间接资料多来自书籍与论文的片段记载中。就收集到的材料看，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资料为：《毛泽东选集》（第1卷）、《毛泽东大词典》《薛暮桥回忆录》《苦难辉煌》《从童工到红色银行家：莫钧涛的革命岁月》《寻踪毛泽民》《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货币战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文章，如《红色金融鼻祖毛泽民》《红色金融先驱毛泽民》《从韶山农民到国家银行行长（下）：毛泽民的红色理财之路》《红色金融企业家毛泽民》《毛泽民与苏区货币》《为工农管钱为红军理财：毛泽民的传奇人生》，从不同的侧面介绍中央苏区时期红色金融的部分史实。

在这些材料中，毛泽东阐述了中央苏区革命中金融独立的重要性，意识到只有找到了独立自主的解放财源的方法，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钳制，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武装革命道路[1]（P98）；斯诺介绍了苏维埃通货（苏区纸币）的历史地位和政府公信力之间重要性，他指出没有通货的公信力，政府的公信力就无法确立[2]（P282）；金一南在记录了“李立三被苏联停发中共中央活动经费事件”中，直接指出依靠他国经济援助开展本国革命的理念最终会破产[1]（P108）；莫小涛介绍了中央银行创建的辛酸历程，着重点明了金融存在的历史必然性[3]（P33-34）；曹宏、周燕介绍了苏维埃国家银行《暂行章程》等相关文件，讲述了中央银行存在的艰难历程[4]（P153）；许树信通过介绍中央苏区时期货币流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诸如金属币成色不足、重量过轻，纸币名目繁多，价值不一，指出了苏区纸币发行和流通的艰难[5]（P15-16）；宋鸿兵通过对国共金融博弈的介绍，论证了金融因素在革命取得胜利过程中的巨大作用[1](P115-117)。

通过对前人资料的收集和梳理，笔者认为，要深刻地理解中央苏区时期金融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离不开对中央苏区时期中央银行的初建、货币创新与货币发行这两个问题的研究。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剖析，再现中央苏区历史的鲜活的姿态，使后人明白，中央苏区的红军之所以在人民战争中拥有良好群众基础，并能顺利地完成长征，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金融取得的巨大成功。

一、中央苏区时期中央银行的艰难初建

中央苏区时期中央银行的建立并非一帆风顺，其建造环境极其艰苦。在一穷二白的中央苏区，以毛泽民为首的中共老一辈革命家，一面拿起刀枪，与敌人在战场上拼杀；一面运用自己的勤奋和智慧，创制并发行属于中国共产党自己的苏维埃埃币，开展了军事与经济两条战线，形成了中国金融史的开端。

（一）中央银行的“白手起家”

1.简陋的银行选址与困难的银行启动资金

1932年2月，以江西工农银行为基础，正式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它诞生于江西瑞金叶坪村谢氏宗祠右前侧不远处的一所农宅里，占地近300平方米。[6](P54)时任国家中央银行第一任行长的毛泽民，除了一纸任命，两手空空。对于如何组建国家银行的人事成员，成为当时的重中之重。经多方筹措，闽西工农银行的会计科科长曹菊如，汉口某银行做过工的莫钧涛及毛泽民妻子钱希钧等五人构成了国家中央银行的最初人事团队。他们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运动筹措了20万银元作为暂时启动资金。工农红军的中央银行、管理货币政策和制定通货膨胀目标由此起步，它也成为整个当代中国的人民银行体系的开端。1933年4月，随着中央银行功能的加强，业务不断扩大，国家银行随中央机关迁到沙洲坝，“银行人员增至50人，分设二处六科……体制上，总行下辖2省分行、1个瑞金直属支行和4个兑换处、5个金银收买处……初步形成了独立完整的金融体系”[6]（P54）。

2.“边学边做”的建行理念

缺乏金融方面系统知识和金融工作经验的毛泽民等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利用各种途径收集有关金融方面的资料，边学边实践。通过对红军基层作战部队缴获的战利品的整理，寻找中央银行需要的相关经济书籍、账册、表格。如老乡烧田契时捡来的《经济学》，国民党包装银元用的四联单，经广东买到的 《银行薄记实践》等，这些成为中央苏区金融体系中最早的国库管理教材。后经毛泽民主持，研究制定出《苏维埃国家银行暂行章程》，从而“建立了一整套银行会计、出纳、营业等工作制度，印制了各种账簿、单据、表格”[7]（P56）。经过多方努力，红色金融体系初具规模。

（二）中央银行的有效运转

1.“物资准备金”的有效实施

“国家银行在各部队设立了派出机构，重要地方还派工作组。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国家银行都会组织没收征集委员会，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8]（P8）将战争中的战利品存入金库，帮助部队建立财政系统，这是中央银行的一大创造。在漳州大捷中，红军得到大批军用物资，并筹集一百多万银元，大量的金银珠宝及苏区奇缺的布匹、医药、汽油和食盐。这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士兵战斗的意志力。一方面补充了苏区的财政亏空，另一方面成为中央银行启动的资本金。中央银行至此终于可以正式启动了。

2.分支机构的有效运作

1932年4月，瑞金总行成立之后，福建分行在汀州成立（赖祖烈任分行行长），江西分行在宁都成立。此外，福建分行和江西分行设立了多处兑换处和收买金银处。各县政府、各军部也设立了代兑处。这一机构体系的建立，使中央银行有了切实有效的操作系统，为中央银行政策的贯彻落实提供了体系保证，也为后来的中央苏区财政信用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3.贷款发放的稳定开展

面对中央苏区的“一穷二白”和土地革命战争遗留下的经济创伤，控制地方物价，稳定地方生活，成为中央银行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为了恢复苏区生产，支援苏区建设，中央银行开始发行贷款。这就为苏区手工业和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财力支撑。除此之外，通过对粮食调剂局提供贷款支持，让农民在缺粮时能以合理的价格得到粮食，使民生得到了稳定。中央银行的这种举措既保护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又保证了农民群众的利益。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才慢慢得到稳固。

（三）中央银行的艰难困境

1.“左”倾思想对中央银行筹建的影响

一是项英、博古等人的“左”倾思想，严重导致战略方针频繁失误，使中央银行短时间内失去启动资金。这表现为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一意孤行，主张攻打江西赣州，使中央银行启动资金化为乌有。为了挽救濒于破产的中央银行，在毛泽东的建议下攻占漳州，缓解中央银行的危机。之所以选择攻打漳州，缘于1932年的漳州为福建富庶之地，又是著名的侨乡，有大量的银行及大量的商铺，漳州的攻陷可以大量补充工农红军的后勤补给，为中央银行的保存带来转机。正是战略计划的调整和对福建漳州进军的胜利，为中央银行奠定了巩固的经济基础。“打下漳州，对于扩大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筹措给养，开辟闽西南游击斗争均有积极的意义。”[9]（P63）可以说，漳州战役是一场以军事为背景的经济补给战。

漳州大捷的胜利使中央银行得以持续存在。正因为如此，时任中央银行行长的毛泽民及相关人员立即奔袭漳州筹款。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工农红军的筹款根据阶级层次的不同，对于土豪、劣绅、军阀和民族资本家、商人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对于土豪、劣绅或者军阀，其全部家产全部充公；对于民族资本家和商人，主要是以劝说资助的方式获得资金注入，以一定的比例收取一定的费用。从而达到了补充国库、筹措银行启动基金的目的。

二是以王明为首的苏联归国派的“左”倾教条主义思想，迷信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经验，盲目印刷苏区纸币，对中央苏区的埃币信用造成致命打击。1933年，这股“左”倾思想在中央苏区铺开以后，贸然取消主力红军为发展经济而进行的筹款任务，隔断了中央银行的财政来源。与此同时，为了推行苏联模式的错误的军事路线，主张与国民党军队开展“正规战”“阵地战”，开始盲目扩大红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命令国家银行“开足马力”，多印钞票，以达到支援战争的目的。在这种政策影响下，苏区纸币的发行量剧增，造成苏区纸币严重贬值，使苏区纸币的信誉度大大降低，出现了群众到各银行兑换处挤兑银元的现象。同时，苏区内外的反动势力趁机煽风点火、造谣生事，使国家银行处于生死边缘。对此，毛泽民为了改变苏区财政经济每况愈下的状况，以及苏区埃币的流通受阻、信誉严重降低的现实情况，亲临前线筹备物资，协调外贸总局组织货源，以战争物资换苏区纸币的方式，挽救了岌岌可危的苏区金融体系。

2.建立金库的管理制度

金库是一国中央银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央银行能否正常运行的基础。如何建立金库与管理金库，这对于缺乏金融经验的早期中共领导人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难题。例如，如何把启动资金有效、安全、可靠地储藏起来，就成为当务之急。毛泽民经过深思熟虑和银行部门成员妥善协商，通过分解金库启动金在提取、运输、保卫等环节的信息，确保了金库的保密性。具体措施是，通过四批人将银元贮藏起来。首先采用中央银行系统外的人员负责银元打包成捆；其次换第二批人负责运输到金库附近；再次换第三队人将银元存入金库；最后换第四批人负责看守，而对第四批人宣称所存之物为白酒与黄酒，以掩人耳目。

二、中央苏区时期的货币创新

当中央银行的运行制度基本确定之后，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统一苏区货币。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战争环境，苏区货币种类异常繁多，有地方发行的钞票、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各色银元（袁大头和墨西哥的银洋）、清朝遗留的铜板及土豪劣绅和军阀发行的代金劵等。货币混乱的现象使发行统一货币成为苏区国家银行的第一要务。然而，“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是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 ”[10]（P134）虽然发行中央苏区统一货币是中央银行的特权，但要发行适应苏区商品流通规模的纸币，其困难程度要远胜于筹建银行。对于发行纸币，三个基本问题迫切需要得到解决：一是筹措中央银行准备金，二是发行纸币信誉与防伪，三是根据实际情况规定发行货币的种类和数量。

（一）银行准备金的创新

1.银元本位制的创新

1932年由于中央苏区独特的地理位置、战争的武装割据和黄金的稀缺，还未完全卷入世界市场。因此，由艾萨克·牛顿提出的黄金本位制度，在中央苏区内尚未完全实行。相对于黄金本位制度的缺失，银元本位却一度成为民间交易遵循的基本原则。基于这种情况，中央银行果断采取以银元作为苏区的本位货币。这样，金库（国库）存有银元的数量就成为苏区中央银行信誉的最根本的保证。

为了获得中央银行的银元储备，中央银行采取两种方式进行筹措，一是在打土豪分田地过程中，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缴获大量的银元储备；二是鼓励妇女拿金银首饰去换生活必需品（闽西地区历来都有佩戴金银首饰的传统）。中央银行采取的这种取之于民和用之有道的财政路线，基本保障了红军的物资供给，保证了国库的银元充实，使国家银行的纸币发行流通有了坚实后盾。

2.物价本位制创新

在苏区出现物资匮乏、货币贬值的时候，以毛泽民为首的金融领导人通过战利品的物价本位，让苏区纸币得以再次受到信任。这在当时的我国金融发展史及世界金融发展史上都是一个创新。毛泽民认为：“金银并非货币的唯一信用支撑，商品同样可以成为支持货币的有效手段！老百姓对货币的需求，其实质乃是通过货币能够实现对各种生活物资的拥有，既然如此，纸币的信用完全可以绕过金银储备，直接以物（资）价为本位。 ”[1]（P93）至此，苏区的物价本位思想开始形成。

物价本位制①[11]（P169）的创新成为后来红军长征时期“流动货币金融”的开端，保证了长征的顺利完成。如1935年遵义，就通过红军票（苏维埃埃币）来换取当地物资，通过“扁担银行”获得长征途中的人民群众的信任。同时，也为以后的边区货币和山东根据地的“北海币”提供了借鉴。这种不唯上、不唯洋、只唯实的金融操作理念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发扬光大对中国的现代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二）统一财政与统一货币

1.统一财政

由于中央苏区的独特历史环境和战略地位，中央银行把统一财政作为首要任务，主要采取建立国家金库，并将金库作为收支财政的中心机构，“规定打仗筹款和缴获的物资一律上交金库；为执行中央苏区内统一财政、统一货币作准备。”[12]（P13）由于缴获物资构成中央银行主要财政来源，统一财政着手点首先是统管战争中缴获的战利品，而中央银行就成为统一财政的中心枢纽。主要是通过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运作，“一是建立国家财政金库，一切财政收入逐级上缴金库，总金库设在银行，由银行代收代付；二是党政军、企事业单位一切现金必须交存银行，在银行开户通过银行收支，从而实现财政统一”[7]（P57）。

除规范财政的收入，中央银行有效的财政支出也至关重要。中央银行采取“节省”与“反贪污、反浪费”两条主要原则。毛泽东指出：“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10]（P134）然而，这两条基本原则在“一穷二白”的苏区贯彻落实其难度远超国统区。既要保证资金的有效运用，以达到鼓励红军作战的积极性；又要保证资金的有效节流，为苏区建设和对外贸易作储备金，其资金管理困难可想而知。

2.统一货币

随着中央苏区中央银行建立起来之后，统一货币成为首要任务，其着手点在于废除参差不齐的各种旧币，发行苏区新的纸币。对于新的纸币的发行，面临着缺乏设计人员、缺乏制作材料和缺乏印制设备三个问题。

为了寻找纸币制作人员问题，以毛泽民为首的中央银行领导遍访苏区，甚至从地主、归国人员和资本家中寻找可用人员。经推荐，被打成“反革命AB团”成分的黄亚光（另一种观点认为是华广）成为苏区纸币的第一个设计者，他负责设计纸币图案。在苏区“大肃反”及毛泽东被调离中央去进行“查田运动”的大背景下，对于如何挽救即将被判处死刑的黄亚光，保留住对金融有用的人才，成为毛泽民等人的一项艰苦任务。

同样，寻求制作货币图案的工具、纸张和油墨问题在中央苏区也都成为难题。首先，对于制作纸币的所有的纸张，如果单纯依靠白区 “进口”，存在风险过大和数量受限两方面的不利因素，更不利于苏区纸币的发行。因此，自主造纸成为中央银行纸币用纸的不二选择。中央银行负责人“走家串户，收购破布、烂棉絮和烂麻袋，发动苏维埃干部和银行职工上山砍毛竹、剥皮，然后用铁锤、石碓捣成浆，在酸碱水中浸泡七天七夜，用土法造出了色白质韧的造币用纸”[13]（P24）。经过上百次的实验，终于制成符合印刷纸币要求所用的纸张，解决了纸币印刷的纸张来源问题。其次，对于印纸币的油墨，毛泽民等人采取吉安城“和茂钱庄”老板的建议，用松膏烧成油烟，再与熟桐油搅拌制成油墨的土办法制造油墨，解决了印刷所需要的油墨。再次，对于纸币的防伪，中央银行采取两种方式，一是采用毛泽民和邓子恢的俄语签字做第一层的防伪，二是制作纸币时加入毛线，形成第二层防伪（由于毛线的独特物理性质，可通过日照和焚烧达到防伪的目的。这种货币背照太阳，会看到一条黑线；焚烧后有臭臭的皮毛燃烧味）。从1932年2月苏区中央银行正式成立，到纸币发行的7月份，纸币从设计到发行仅用了五个月时间。

除纸币外，为了方便流通，适应当时复杂的苏区环境，应对苏区和白区银币的流通，银币的创制也成为发展苏区经济的重要一环。1932年10月，通过红军在上杭敌军钟绍奎处缴获一台铸币机（其中包括银板机、绞皮机、滚皮机、冲床和钢模），在经过一定的改装与调试，被改造为银元和银豪子的两用铸币机。其造币产量最高可至10 000个，苏区银币的制造自此开始。到了“1933年8月，红军又缴获一台铸币机，并用这台机器专门仿制白区银元，流通去白区去购买苏区所需要的紧缺物资。中央造币厂将两台铸币机同时使用，每天可以生产银元和银豪子16 000多块，大大改善了市场供给，有力支援了革命战争”[13]（P25）。

三、中央苏区时期的货币发行

（一）中央苏区纸币的兑换与流通

中央苏区内原有的其他钞票的泛滥，对苏区纸币的兑换工作造成了一定困难。这就要求中央银行必须遵循严格的兑换制度，埃币的发行本身也必须控制在一定规范内进行，同时要准备一定比例的银行准备金。当时苏区规定的发行比例为30%的准备金，也就是发行100元的纸币背后一定要有30元大洋（银元）做支撑，以此建立货币发行制度。出乎意外的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从货币发行的5月份到年底，中央银行印制65万银元的钞票，仅相当于39万银币准备金，面对实际的银行准备金基数为100万银币，造成兑换比率高达60%，比法定的高出一倍。于是，红军发行的苏区货币得到了民众的认可，信誉度较高，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至此，中央银行把苏区的货币统一起来。

（二）“左”倾错误时期货币信用的补救

如上所述，以王明、项英、博古等人为首的“左”倾错误方针，不计后果地大肆发行苏区纸币，造成苏区纸币严重贬值。群众因恐慌而盲目兑换，造成中央银行的兑换危机。同时，1934年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苏区财政经济每况愈下，使苏区纸币的信誉面临严重危机。为了重新获得群众的信任，重建货币信用体系，纠正红军从依靠牺牲经济利益换取军事胜利的错误思想，于“1933年8月12日，在中央苏区经济建设大会上，毛泽东作了《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阐述了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之间的密切关系，批评了认为在战争环境中不能搞经济建设和离开革命战争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任务的两种错误观点。”[9]（P67）在这种背景下，中央银行领导人亲临前线筹集物资，联系外贸局组织货源，并指示中央银行金库拿出现洋，在各兑换处按1∶1的比价兑换现洋，以换取群众的信任与支持。同时，经外贸总局从国统区征得大量百货商品，并在各消费合作社大量出售，“合作社出售的所有货物，只收纸币，不收现洋”[14]（P14）。这一举措致使群众纷纷将手中的现洋兑换回苏区纸币，用来购买急需物品，对于暂时还没有购买欲望的群众，为了日后的消费也加入兑换之中。这形成的结果是，银行收回的现洋比兑换出去的还要多，这在一定程度上挽救苏区埃币的信用，保证了在内外种种不利环境中苏区金融的有效进行。

综上所述，通过中央苏区金融创建史的挖掘，揭示中国红军革命斗争史上一个长期被忽略的斗争环节，即金融斗争。对金融斗争的历史再现，使红军历史以一个更加丰满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金融革命斗争的巨大成功，对保证红军火种的延续，长征的顺利完成，作出了突出贡献。这是研究中央苏区时期金融蕴涵的重要意义。正确掌握早期中国共产党的红色金融史，有助于真实地还原历史情景，完善近代史研究，纠正历史错误和污蔑党史的企图。只有这样，中央苏区的历史才会以活生生的形象出现在研究者的视野中，为我们所接受和有效地传承。

注释：

① 物价本位：货币既不是同金银保持一定联系，也不是同法币、伪钞保持一定联系。我们的本币是与物价联系，是把物价指数（不是某一种商品的指数，而是若干种重要的总指数）作为我们决定币值高低的标准。

［1］宋鸿兵．货币战争3［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2］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3］莫小涛．从童工到红色资本家：莫郡涛的革命岁月［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

［4］曹宏，周燕．寻踪毛泽民［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5］许树信．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

［6］冯梅．红色金融鼻祖毛泽民［J］．文史春秋，2001（2）．

［7］许树信．红色金融先驱毛泽民［J］．中国金融，2011（13）．

［8］曹宏，周燕．从韶山农民到国家银行行长（下）：毛泽民的红色理财之路［J］．党史博览，2007（6）．

［9］王进．毛泽东大词典［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

［1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12］军仁．红色金融企业家毛泽民［J］．炎黄纵横，2009（1）．

［13］冯都．毛泽民与苏区货币［J］．四川统一战线，2000（11）．

［14］王焯．为工农管钱为红军理财：毛泽民的传奇人生［J］．党史纵横，2009（6）．

（责任编辑：刘建朝）

A Study of Financial Problems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CHEN Yongbao
(Institute of Marxism,Sanming University,Sanming 365004,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in Jiangxi and Fujian,the difficult construction and effective operation of the central bank made certain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sustained development of the revolutionary cause. The innovation of the bank reserves mechanism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and the formulation of unified fiscal and unified monetary policy resolve exchange crisis between currency and silver,save the Central Soviet currency credit from the"left" dumping error,ensure everything to be normal in Central Soviet area,and highlight red financial struggle wisdom of Central Soviet people.

Central Soviet Area;red finance;Mao Zemin;central bank

D231

：A

：1673-4343（2017）01-0005-06

10．14098／j．cn35－1288／z．2017．01．002

2016-11-23

陈永宝，男，吉林舒兰人，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