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常坤

社交媒体下帝吧出征事件的情感动员研究

□ 严常坤

网络事件是一种新类型的集体行动事件，它是当代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抗争运动的一部分，这些网络运动的动员大都在社交媒体之下进行，社交媒体建立的虚拟接近性使得人们在相互不干扰的情况下也能相互传递信息，从而动员更多的年轻人、女性以及知识精英参与。同时网络集体事件的发生也是一个情感动员的过程，它所依赖的是能够刺激网民的嬉笑怒骂、喜怒哀乐等情感，并且有着它自身行动的情感逻辑。

集体行动；政治参与；社交媒体动员；情感动员

2016年1月8日，台湾艺人黄安举报台湾女艺人周子瑜台独，后周子瑜顶不住舆论压力在“总统选举”及“立法委员选举”前夜公开道歉，声明自己为中国人。在视频公开之后，部分台湾公众对国民党和大陆的敌视情绪被激发，大选选情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尔后大陆男星林更新在微博用“来不及背稿”调侃周子瑜道歉视频不够诚意，继而林更新 Facebook被不满的台湾网友集体围攻辱骂，不过在得知偶像被围攻后，大陆众网友也纷纷在林的 FB主页对台湾网民的言论展开回击，直至事情发展到1月20日晚，这场战火被大陆网民的集体行动延烧至了苹果日报、三立新闻网和蔡英文的 FB主页。

当天，大陆网民以“反台独，促统一”为口号，在百度“李毅吧”的组织动员之下，前往苹果日报、三立新闻和蔡英文的 Facebook主页大量留言刷屏，逼迫三立新闻、蔡英文的 Facebook主页关闭评论或删文。又因此次事件中大陆网民与台湾网民对抗时主要使用的是表情包，故此次事件又被称为“ FB表情包大战”。

在此次事件中，大陆网民利用微博、微信、贴吧、Facebook等众多媒体进行跨平台跨媒体动员，可以看做是社交媒体情感动员的一个典型。同时对于其事件中的议题演化、传播方式和情感动员规模都表现出诸多新特点，因此对其深入的剖析有助于把握社交媒体网络动员与网络集体行动的新特点。

一、社交媒体下的网络集体行动

所谓集体行动，广义上泛指一定群体共同参与的行动，但狭义的集体行动则指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制度外政治行为。①后者与社会运动、革命等概念一样属于抗争政治的范畴，本文对网络集体行动的圈定主要从这个维度展开。1995年，清华大学开通第一个BBS水木清华，网络集体行动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展要起步于此，之后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等相继开通校园BBS。随后发生的保钓运动、抗议印尼屠杀华人暴行、抗议比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等事件，堪称网络集体行动的典型案例。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轰炸，当时《人民日报》在网上建立了“强国论坛”的前身——“抗议北约暴行论坛”，在短短一个月抗议帖子就已达到九万多条。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集体事件变得日渐频繁，学者谈论较多的有：云南的躲猫猫事件、抵制家乐福事件等等。

帝吧事件的发生反映了转型期中国公民对于现实与历史问题的关照以及公民意识的觉醒，同时大陆网络文化的诸多特点在事件中也体现颇多。对于网络公民集体行动事件的研究，一直以来很多都倾向于探讨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动态的过程。②当然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事件本身对集体行动过程以及对参与者的影响。本文对于帝吧案例的分析更多是关注事件的动因和过程。

社交媒体下的网络集体行动，一直以来都被认为具有庞大而快速的动员能力，从帝吧出征产生的广泛舆论影响，可见一斑。近年来，社交媒体的发展，其引发的网络公民集体行动与以往有所不同——由民众而非传统组织发起、关注非传统的政治议题，事前很少有大众媒体关注，但却能产生惊人的社会效果。这些特点也正符合此次的帝吧事件。通过帝吧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它既具有传统抗议事件的对抗特点也有跟新媒体和互联网相关的新特性，它展示的是一种新型的网络公民集体行动事件。

二、社交媒体在网络事件中的动员力量

网友在“帝吧出征”消息的号召下，迅速占领蔡英文、三立新闻的FB主页，短时间内刷出上万条“反台独”留言，最终迫使蔡英文、三立新闻删除博文。这一结果，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帝吧出征”的胜利。帝吧出征的行动几乎在一天之内完成，并且分工明确，足见网络集体行动高效的动员能力。而他们的动员都是在社交媒体上完成的，那为何社交媒体有如此的动员能力？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网络机会模式角度来探讨——谁被社交媒体动员与如何动员。

（一）社交媒体特性使网络成为个人网络与媒体的结合

社交媒体有三项特征：第一，社交媒体是相连的自我中心的网络；第二，社交媒体是个人收集资讯的媒体；第三，分享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基本行为。网络机会模式认为，社交媒体不仅承载了个人网络使得人们可以在其上互动，同时也如同大众媒体一样，可传播消息给一定数量的人们。过去人们将个人网络视为私人领域，而媒体视为公共领域，但社交媒体已同时兼顾两者，使得公私领域混合在一起。③

在社交媒体中个人以自我中心网络的方式呈现。而自我中心网络是社会网络分析中的一种收集与呈现资料的方式，其由处于中心的自我和自我认定的有直接关系的他者所构成。但在社交媒体中，这个他者的关系需要经由双方共同认定才能决定，同时，他者也是一个“自我”，其也有自我的中心网络。他者与他者的关系也需有其双方共同认定后成立。因此在社交媒体之下，每一个人都是由一个许多自我中心网络组成的集合，进而勾连在一起形成一个更大的网络。

社交媒体的资讯整合、分享链接、跟帖互动等功能，不仅提升了信息传播的可信度，而且使得信息可以在多个空间传播。此外，个人在社交媒体上的朋友，除了形成个人的网络，其实也是个人自创内容的订户，如同媒体固定的阅读者一样。④个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内容，系统会把它推送给你的众多社交朋友，由此，传播技术赋予受众的话语权得到进一步落实。社交媒体兴起之后，个人在社交媒体的上的朋友就是一群对你感兴趣或者有着共同兴趣的群体，因此，你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和转发将直接推送到你的关联用户面前，其效率要远高于之前的等待被浏览。基于此，分享被认为在社交媒体中能改变网络运动的特征之一。

“虽然‘帝吧出征’的参与者并非全部来自于既有的‘帝吧’社群(即不以初级团体式的关系为前提)，而是兴起于并无深交的网民之间，但这些参与者在前期和后期都有组织地成立了交流快捷的‘作战’QQ群和新的‘FB帝吧根据地’将个体化的参与者集合起来”。⑤所以在社交媒体强有力的动员和组织之下，帝吧行动才能如此井然有序且号召力巨大。

（二）社交媒体动员多样化的网络行动参与者

网络公民集体行动的参与者，一直被认为具有特定人口特征，男性、年轻、有一定的教育背景，有较多自由的时间，有一定的冒险精神，因而参与网络运动的几率较大。近年来，由社交媒体动员的网络集体行动，降低了背景要求，使得参与者与传统的社会运动截然不同。考察近些年的网络公民集体行动如“69圣战”“郭美美事件”“PX事件”等可以发现，社交媒体使用者与网络社会运动呈现正相关，其参与者不光局限于年轻男性，而对于性别、学历等因素则有时有影响，有时没影响。

社交媒体的飞速发展，使得使用者在人口特征上的分布非常接近于真实世界的一般人在人口特征上的分布。⑥相比较大众传媒逐渐丢失受众，社交媒体的用户群体特征则逐渐复杂化。这些其他年纪段且背景不同的人员，在社交媒体上互相转发点赞，对社交媒体的依赖性使他们具备被社交媒体动员的潜力。可以说，社交媒体成为分享和得知消息的主要来源。而这些经由社交媒体动员的网络运动，多由人们自行发起，几乎没有经过任何的正式组织。

回应上文提到的集体行动参与者的人口特征，其将无法准确预测网络社会集体行动的参与者，如有较多男性，实际中变成了男女几乎没有差异，或是女性多于男性情况。因此，对于近些年发生的网络集体行动，人们越频繁地使用社交媒体就越有可能参与到集体行动中去，这跟特定的人口特征关系微弱。

（三）社交媒体的虚拟接近性造就动员力量

提出社会认知理论与自我效能理论的Bandura就指出：人们从网络中或媒体中看到、听到、读到他人行为方式等间接获得的经验，会影响个体自我效能并进一步改变行为，尤其这些间接的经验来自与他年龄相仿的人。⑦这其中发生在网络当中的学习观察特别受到关注，在透过互联网观察他人网络中的行为，在他人无意影响的情况下，都有可能引发示范效果进而产生学习模仿行为，学者们相继提出了“行为感染”“信息暴露”“示范作用”等理论。

然而发生在网络当中的学习观察，以其隐蔽性与搜索的高成本性，一直被认为对参与网络集体行动影响较小。然而，社交媒体中的虚拟接近性改变了上述现象，基于上文提到的社交媒体的三个特性，社交媒体建立了虚拟的接近性，指的是社交媒体营造了一个虚拟的社会情境，让人们能有类似于巧遇现象的机会在网络社交圈子中接触。即使不认识的人之间也有传递信息的机会，透过社交媒体，除了直接邀请的对象，网络社交圈中未被邀请的他人，甚至是不认识的陌生人也会收到。同时这种社交媒体的动员方式又是及时和低成本的并且不是一次的暴露，而是重复的暴露，它的这些特性都有助于提高参加网络集体行动的几率，帝吧出征事件中动员情景的声势浩大，可以从这里看出一二。

三、帝吧事件中社交媒体下的情感动员

我们发现在传统社会运动理论中的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理论，并不能很好地凸显网络集体行动的发生是一个情感动员的过程，所以这些原有的理论并不能完全揭示网络行动的动因和意义。从文化分析的角度来说，网络社会中所能刺激网民的嬉笑怒骂和喜怒哀乐等情感，是网络集体运动所能产生和扩散的主要原因。下文将基于此浅析帝吧出征中的情感动因。

（一）网络集体行动中的情感动因

帝吧出征运动的本质就是一种互动，正如生活中的谈话一样，相比较生活谈话它更多地体现了一种抗争性话语的谈话。所以抗争性话语在此事件中仍旧特点突出。互动性的帖子发出之后，一般来说要发展成网络事件就需要看抗争性话语如何发展，事件要调动人们的感情，要给人强烈的情感认同，要给人情感上的震撼，这样才容易发展成有影响力的网络事件，这其中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情感动员的路径。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受到情感社会学的影响，在社会运动中Denzin、Hochchild等社会学家开始了对情感研究的重新审视，这些学者把情感问题融入了他们的研究视野。在他们的研究中认为，什么样的人可以表达什么样的社会情感是由社会权利结构和不平等的关系决定的。如在公司体制中老板上司可以向下属发脾气，但反过来员工则不可以对领导发火。同样，情感管理是现代社会主流的情感文化，根据场合的需要人们迫使自己来管理自己的情感，制造出浮于面容表层的喜怒哀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情感不单纯是人的感情变化，它具有一定是社会属性且因社会文化而异。受此启发，多种与社会运动相关的情感研究被学者们开始研究，如Jasper认为情感对于运动参与的影响至关重要，提出社会运动组织者必须懂得爱、恨、尊敬、信任、忠诚、愤怒、悲伤等。⑧

与将情感认同为资源不同，本文认为集体行动中的情感是一种斗争力量。在这个意义上，网络集体行动遵循社会冲突的道德原则。在平常人们开始奋起反抗的原因多数正是人们的感情受到了伤害。同样在当人们参加网络集体行动，他们的抗争是争取承认与认同的斗争，是因感情受到刺激后道德原则失衡迫使他们采取行动的斗争。所以在这次帝吧出征事件中，大陆和台湾两岸之间社会秩序的维持应该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当这些原则受到侵犯时，当事人的价值观受到损害，进而导致感情受到伤害。所以大陆网民才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大陆人民的感情都被台湾给伤透了。于是新一代青年爱国群体的“出征”获得了来自各方的舆论关注、集中阐释和解读，其思想动向和政治动员机制成为了中国社会各界观察的集中个案。⑨

（二）网络运动中的悲情、愤怒与戏虐动员

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认为在社会运动的情感因素研究中，各种不同情感的不同作用是很有必要区分的。如国家机器自古以来让人民敬畏有加，任何情感都使人不敢与之对抗，但能促使民众参与集体行动的情感仍有同情、爱、愤怒、忠诚、喜悦等等。纵观集体事件在大陆社交媒体下的情感表达，悲情、愤怒和戏虐是最能激发网民参与抗争的情感。

帝吧出征事件中的情感动员因素更多的应该是愤怒与戏虐的交织，作为想象的共同体，台湾和大陆人民应是凝聚了群体共同的情感、记忆和价值诉求，当这一原则得以实现，带来的情绪是满足。反之这一原则被破坏时所带来的民族主义的愤怒感自然会造就强烈的情感动员，台湾在宣示要台湾独立时大陆网民的愤怒情绪是可以想见的。

具体到事件中的话语表达，有些跟帖愤怒情绪较为显露，如“今天的你对我爱答不理，明天的我让你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起”，以及“你可以瞧不起我，但不能瞧不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但与过去暴力色彩浓厚的民族主义议题网络事件相比，此次事件中又不完全都是事态初期的愤怒情感，在“出征”前，号召者就明确提出“文明用语，不发黄图，反台独，不反台湾人民”。组织者的初期目标除了征伐、教训，更强调是两岸的文化认同和情感交流。这种背景下，大陆网民夹杂着愤怒的情感在大部队群体规范的规训之下要保持理性则开始了戏虐调侃。恶搞的表情包、大陆各地的风光美食照，都在极力戏虐调侃台湾人民不懂事没见过世面，同时回应台湾个别媒体对于大陆的丑化，试图改变大陆政治制度和年轻一代政治倾向在台湾媒体中的刻板印象。而相比试下，台湾网友的表情包和风光美食照就较为匮乏，且“吵架”话语也比较单一，甚至盗用大陆网友表情包 PS后进行回应，闹出不少笑话。就这样，最后严肃的政治问题在网络社交媒体上以生活化的交流被娱乐化。

当网络论坛和社交媒体正常运作时，社交媒体中集体行动的发生在不依赖资源动员也不依赖政治机会的情况下，网络集体事件的关键因素在于事件本身的描述方式，能否给人道德原则的震撼，能否刺激网民的感情，动员他们的力量，从而刺激网络的互动促成网络集体事件，从这点上来看帝吧事件经过符合此特性。但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网络集体运动中的情感动因，需要明白尽管情绪化表达如人身攻击或侵犯隐私有时候违背伦理道德，但这些促成网民行动的情感因素并不绝对是病态的、非理智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的冲突恰恰是这些事件的典型反应。帝吧事件仅仅是当代中国公民运动的一部分，网上还有许多其他的网络公民运动，而线下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也时常发生着大大小小的群体事件，它们说明了中国普通民众普遍存在着对公理和正义的追求，对弱小和悲惨的同情，对贪官和强权的痛恶，当代中国的情感结构便由此构成。

总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社交媒体下的情感动员集体行动，是一种特殊的网络集体动员、抗议和表达，它展现了新时代社会抗争下网络公民的一种体制外的参与形式，也表现了他们独有的政治参与和集体行动逻辑。同时扮演着重要角色的社交媒体，作为网络社会抗争的主要媒介，它不单单是一个信息平台，也是一个具有社群凝聚力和议题设置力的抗争场域。

注释：

①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②Olzak,S.Analysis of events in the study of collective action[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89)15:119-141.

③Papacharissi,Z.The virtual geographies of social network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acebook,LinkedIn and AsmallWorld[J].New Media & Society,(2009)11(1-2)：199-220.

④Pempek,T.A.,Yermolayeva,Y.A.,&Calvert,S.L.College students’social networking experiences on Facebook[J].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009)30(3)：227-238.

⑤王喆.“今晚我们都是帝吧人”：作为情感化游戏的网络民族主义[J].国际新闻界，2016（11）:80.

⑥Wilson,R.E.,Gosling,S.D.,&Graham,L.T.A review of Facebook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J].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2012)7(3):203-220.

⑦Bandura,A..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M].New York:W.H.Freeman, (1997).

⑧Jasper,J.The emotions of protest: reactive and affective emotions in and around social movements[J].Sociological Forum,(1998)13:397-424.

⑨王洪喆,李思闽,吴靖.从“迷妹”到“小粉红”：新媒介商业文化环境下的国族身份生产和动员机制研究[J].国际新闻界,2016（11）:34.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