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连生

（凯里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凯里556011）

21世纪以来中共上海发起组研究述略

范连生

（凯里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凯里556011）

中共上海发起组，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在中共创建历史上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尤为关注，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本文拟从中共上海发起组名称、成立时间、参加者、成立背景与历史条件、历史地位与作用、与共产国际关系等几个方面对近年的研究作一略述，以推动这一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中国共产党 上海发起组

中共上海发起组，亦即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2002年前党史书刊上一般称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在中共创建历史上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有关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史料保存下来的极少，加上当事人的回忆出入很大，导致许多史实以讹传讹。自1980年代以来有关它成立的时间、主要成员、性质和地位等问题，学术界就存在着一些争议。近十年来，学界对中共上海发起组研究尤为关注，在2000年举办了“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建立学术研讨会”，为纪念“中共上海发起组”创建九十周年，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中共党史研究会和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于2010年6月在上海联合举办“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成立90周年学术研讨会”，这些都推动了该专题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本文拟从中共上海发起组名称、成立时间、参加者、成立背景与历史条件、历史地位与作用、与共产国际关系等几个方面对近年的研究作一略述，并指出不足与缺憾，这对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必将是很有裨益的。

一、关于名称

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党史学界在1980—1990年代仍然采用“共产主义小组”的提法，如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虽然指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并不统一，如上海小组一开始就叫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则称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它们都是不久后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但仍然采用习惯说法，一律称为“共产主义小组”[1]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P19-20)。21世纪之初，权威党史著作开始对党的早期组织“正名”，2002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重新修订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对中共“一大”前的各地党组织没有再沿用“共产主义小组”名称，而是使用了“党的早期组织”的提法，并把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主持成立的党组织，称为“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并明确地指出：“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P75)

2002年，还有不少研究者撰文探讨这一问题。曾长秋就学术界对中共创建之初尚有争论的几个问题作出比较系统的考证后，认为：“人们一般称上海党组织为共产主义小组，或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发起组。其实，当时的正式名称就叫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小组这个词是后人按苏联的称谓加上去的。”[2]曾长秋.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及各地早期组织的考证.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沈建中也著文强调了三个问题：历史上根本不存在所谓“共产主义小组”，“共产主义小组”是共产国际强加给中国共产党的，采用“共产主义小组”一说在群众中引起了一些混乱。并指出上海的共产党组织与各地的共产党组织，不是平行的关系，而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3]沈建中.“共产主义小组”存在与否的考辩.上海党史与党建,2002年2月号.。此后，鉴于“共产主义小组”这个称谓并不能反映当时的历史原貌，学术界就不再使用“共产主义小组”的提法，而使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早期地方组织”等名称。

二、关于成立时间、人物

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的时间，学术界见仁见智，观点不一，目前主要两种观点是1920年8月成立说和1920年6月成立说。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党史书刊大多坚持前一观点。2002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最新版本仍然认为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1](P75)。

一些学者根据考证，认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的时间应是1920年6月。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约一年之前的1920年6月中旬——而非通常所认为的1920年7、8月，以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等为中心，在上海成立了后来被认为是党组织雏形的‘社会共产党’，这个‘社会共产党’就是党史上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当然这时的‘社会共产党’，还是仅具有简单的纲领、章程的初步组织。”[4]石川祯浩.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P165)2010年，金立人依据俞秀松的自传、日记及施存统的自述，推论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于1920年6月的20日之前，从而得出中共上海发起组由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于1920年6月成立的结论[5]金立人.创建中国共产党：维经斯基的误导与陈独秀的正确.上海党史与党建,2010年9月号.。

由于时间上的不统一，对中共上海发起组最初成员的认定也必然产生分歧，关于当时的成员人数有5人、6人、7人、8人和10余人等说法。2002年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则笼统地说：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先后参加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等人。石川祯浩认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最初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等4人，同时补充说：“后来在最初成员以外，又有陈望道、邵力子、沈玄庐等陈独秀的友人，以及李达（8月由日本回到上海）、周佛海（1920年夏从日本暂时回国）、沈雁冰、袁振英等新成员加入。”[4](P166)如上所述，2010年，金立人在论文中明确提出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最初成员有5人，他们是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

还有研究者对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的群体特点进行了研究，曾林平认为：以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沈玄庐、邵力子、沈雁冰、沈泽民等人为代表的浙江籍先进分子，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中，起了骨干作用[1]曾林平.浙江籍先进分子对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特殊贡献.中共党史研究,2000,(6).。有研究者分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群体特点：学历高，15人中绝大多数是大学本科和专科毕业，只有杨明斋在俄国半工半读过，高中学历的只有李启汉1人；大多数是年轻人，30岁左右的占多数，年龄最大的是陈独秀41岁，最小的是沈泽民19岁；有一半曾经在日本留学，其中陈独秀、李达、林伯渠、邵力子、陈望道、李汉俊、沈泽民曾经在日本的大学里学习，并在日本开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多数成员当时收入较低，主要职业是教师、编辑、编译等；多数参加过反清、反袁的斗争，后又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2]苗体君,窦春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的历史作用.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三、关于成立背景和历史条件

在中共早期组织成立背景与历史条件研究问题上，2000年有论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提供了理论基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者进行革命的榜样；共产国际的直接支持与帮助，推动了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这些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那个时代兴起的有利条件，否则在当时不可能出现这一特定意义上的革命运动。上述外部历史条件是研究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所必须涉及的重要问题[3]赵晋.外部条件与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北京党史,2000,(5).。

2007年以来，一些研究者在这一问题认识上，视角独特，颇有新意。有论者认为中国千百年所形成的民族传统在近代的发展和演化，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内在思想逻辑。经世思想的凸显、思想汇通的趋势、启蒙哲学的形成以及中国本土的政治理想主义在近代的滥觞，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积淀了文化基础。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嬗蜕与传统学社向共产主义小组的演化，使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带有较浓厚的传统色彩。近代传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具有儒家文化浓厚的泛道德主义色彩和张扬主观能动性等初始特点[4]李方祥.近代文化的演变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传统渊源.理论与现代化,2007,(1).。2009年有研究者认为：近代中国，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高校知识分子积极响应新文化运动，接受和研究马克思主义，高校成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和辐射源。不仅高校的师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锋，而且高校还孕育了一批早期共产党员和领导骨干。近代高校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5]赵朝峰.近代高校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6).。2010年有论者强调：1920年6月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前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通都大邑有效掌控了部分都市社会舆论空间与文化传媒机关，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广造革命舆论，为中共建立打下了牢固的思想理论基础与组织基础[6]邵雍.都市文化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上海党史与党建,2010年9月号.。

四、关于历史地位

关于上海发起组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早在1990年代，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近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上海发起组。从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的过程和特点看，第三国际帮助指导成立组织，上海发起组制定了党纲和发布《中国共产党宣言》，建立了中央组织机构，创办了刊物，指导和领导了工人运动，已经初具无产阶级政党的雏形，因此可以说——上海发起组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华强.对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历史地位的再认识.空军政治学院学报,1996,(1).。

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仍关注这一问题，有论者认为：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展的教育活动，加速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些活动对党的诞生和中国革命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主导地位，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第二，孕育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准备了骨干力量。第三，组织起工人阶级，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阶级基础。第四，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自身得到锻炼和提高，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和导师[2]王铁.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教育活动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郑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1).。

有研究者撰文指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帷幕。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建党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成为发起组[3]苗体君,窦春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的历史作用.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还有研究者认为：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就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4]李维民.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年份及早期组织.炎黄春秋,2009,(2).。上海早期组织诞生90周年之际，有学者发表文章，研讨该问题，指出：共产国际代表在上海指导帮助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发起组的各项工作，事实上充当了核心领导的角色，承载筹备召集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主要任务[5]肖甡.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核心领导作用.上海党史与党建,2010年8月号.。

五、与共产国际关系研究

对“革命局”与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关系，2000年，有论者通过认真分析史料，认为各地的“革命局”并不等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革命局”隶属于俄共（布）的组织系统，共产主义小组则是由中国先进分子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主要区别表现在：“革命局”主要由俄共（布）党员组成和领导；“革命局”成立的时间早于中国共产主义小组[6]谢荫明.俄共(布)在华革命局与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北京党史,2000,(5).。接着田子渝也撰文认为中共上海发起组与上海“革命局”是两件事，不能互相代替，它们各有各的性质[7]田子渝.也谈中共上海发起组与上海“革命局”.近代史研究,2001,(2).。2003年，有论者依据俄方解密档案及其他材料，提出上海“革命局”就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观点[8]周利生.上海“革命局”就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2004年，又有研究者指出：从苏俄、共产国际的有关档案原文和“革命局”的名称、组织系统、自身结构与功能任务等方面来看，1920年夏成立于上海的“革命局”实际上是直属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具体负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而在其他城市的“革命局”则是设于上海的“中央局”的分支机构。随其主要使命的基本完成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革命局”也归于消失[9]李丹阳,刘建一.“革命局”辨析.史学集刊,2004,(3).。

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向中国派出了第一位代表维经斯基，由此开启了俄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组织建立直接联系的大门。对维经斯基在建党过程中的贡献，学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周利生指出：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同意派出的首位使者来到中国，他的活动对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生、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1]周利生.维经斯基：成功的首位赴华使者.江西社会科学,2001,(7).。接着，他又撰文进一步指出：维经斯基来华的真正任务有3个：（1）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2）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3）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俄国游历。维经斯基虽然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历史性会议，但是在中国大地上逐步展开的伟大革命，与作为首位赴华使者的维经斯基的努力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2]周利生.维经斯基的第一次中国之行.上海党史与党建,2002年9月号.。有论者认为：1920年4月至1921年1月，魏金斯基（与上文维经斯基为同一人，系因引用文献所采用的翻译版本不同所致）在华期间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两大贡献：一是带来了大量与共产主义、俄国革命相关的文献资料，使俄国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理论取代了来自于日本、美国文献的温和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并逐步影响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二是先后创建上海“革命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到了直接促进作用[3]窦春芳,苗体君.魏金斯基第一次来华及其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贡献.广西社会科学,2007,(6).。2010年有学者对维经斯基在建党过程中的作用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1920年，在上海有两股力量为创建中国共产党活动。一是俄共（布）派遣来华的魏金斯基，另一是五四运动的发起者、领导者陈独秀。辨析可知，维金斯基在中国建立的革命局其实是依靠无政府主义者的联盟，不是共产党；而陈独秀是真正在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而努力。维经斯基来上海与陈独秀交谈所表现出来的实际，并非陈独秀原来想象中的俄共代表。陈独秀的思想与这位远方来客的指导思想已经是南辕北辙[4]金立人.创建中国共产党：维经斯基的误导与陈独秀的正确.上海党史与党建,2010年9月号.。

对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的作用，有论者主要根据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俄文馆藏档案、最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以及其他相关材料，详细解析了共产国际、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的作用。维经斯基同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保持经常性联系，而东方民族处从其成立时起就定期向共产国际提供详细的工作报告。这样，共产国际就通过东方民族处和维经斯基这个渠道，同中国革命组织取得了间接的联系[5]李颖.共产国际、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安徽史学,2005,(2).。还有研究者认为：1920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系列纲领性文件，规定和确立了共产国际的组织制度、组织形式和组织路线，对中共早期组织建党思想的形成、政党名称的确定以及宣传工作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源头上为中国共产党成为列宁主义式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奠定了基础[6]方宁.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与共产国际二大.上海党史与党建,2010年7月号.。

六、其他问题研究

《共产党》月刊和《劳动界》周刊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创办的刊物。有研究者撰文认为：《共产党》月刊创刊后就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批驳了社会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广泛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编译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建立情况。刊物在革命群众中影响很大，被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列为必读的材料之一，在建党过程中作了广泛宣传，发挥了重要作用[7]张明,张扣林.《共产党月刊》在建党时期所作的宣传.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还有论者从《共产党》月刊创办、艰难而危险的编辑环境、发表的短言（发刊词）、月刊的文章等四个方面，说明了李达与《共产党》月刊的关系，进而说明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贡献[8]仇桂且.李达1920—1921年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以《共产党》月刊为例.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6).。对《劳动界》的研究，有论者认为：1920年8月创刊的《劳动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初尝试。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载体上高度重视利用大众传媒，内容上对无产阶级进行有选择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灌输，方法上结合无产阶级的实际情况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1]杨荣,田子渝.《劳动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端.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0,(1).。

就中共创建史研究而言，学界都着力于基本事实的叙述、重大史实的考证，却没有对党在创建时期的活动经费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近两年，这一局面有所改观。有研究者开始关注此问题。2009年有论者指出：任何政治组织，包括政党都要开展一定的政治活动，也就必定需要活动经费。因此活动经费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党在筹措经费方面的能力有限，导致苏俄（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几乎成为党的活动经费的唯一来源，这一状况使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必然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2]何益忠.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活动经费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7).。2010年，孙会岩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活动经费为考察对象，把那些散布于各种文献之中相关的史料，整合贯穿起来，阐述上海发起组的活动经费状况及其来源。其结论是：上海发起组的活动经费并非都来源于共产国际，也有部分自筹的经费[3]孙会岩.中共上海发起组活动经费的部分考证.上海党史与党建,2010年8月号.。

结语

进入21世纪以来，一方面，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专题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纠正了一些认识上的偏颇。以上述略，虽然难免挂一漏万，但基本能反映出最近二十年学术界对中共上海发起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毋庸讳言，由于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当前这一专题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憾，主要表现为：该专题研究基础较薄弱，研究任重道远。对中共上海发起组的研究，迄今没有专著，只是在一些党史、通史著作中略有涉及，或语焉不详，并且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也没有关涉到这一问题的；该专题研究有畸轻畸重现象，点面不平衡，2000年以来，学界对中共上海发起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共上海发起组名称、成立时间、参加者、性质、历史地位、与共产国际关系等方面，而对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刊物如《新青年》杂志、《共产党》月刊、《劳动界》周刊及相关人物如李达、李汉俊、袁振英、俞秀松、沈定一、邵力子、杨明斋等人在上海发起组成立前后活动的研究着力不多、关注不够；研究方法陈旧、单一，视角不新颖，缺乏多学科的角度和视野；由于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保存下来的史料极少，在资料建设上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这就限制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诸如此类问题，亟待史界同仁继续努力。

（责编：沈乔）

A Brief Comment and Study 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hanghai)Launching Group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Fan lianshe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hanghai）launching group,was the first Communist Organization in China,played a major historical role in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ince the beginning of 21st century,academia has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it and made great progress in its research.From the Shanghai launch group name,time of establishment,participants,established background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the historical status and role,an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other aspects,this paper are outlined in a recent study,to further promote the research on this problem.

SincetheBeginningofthe21stCentury theCommunistPartyofChina ShanghaiLaunchingGroup

范连生（1970—），男，山东临沂人，历史学博士，凯里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凯里学院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