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双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100081）

蒙藏委员会对边疆民族地区调查研究（1928—1949）

李 双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100081）

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主司边疆民族事务的蒙藏委员会陆续向边疆地区派遣考察专员、调查组，展开大规模的实地调查，获得当时极为珍贵的一手资料，为国民政府制定或调整民族政策提供参考。调查员也积极参与当地建设，向民众宣传国民政府民族政策及鼓舞民族地区民众抗日，成为中央政府与边疆民族地区相互沟通的联络员。同时边疆地区的许多地方缺少文献记载，调查组的调查活动填补了这一地区的空白，为后世研究这一地区提供较为翔实的资料。

蒙藏委员会 边疆调查 民族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是以南方革命党为主所建立的政权，在与以北方人士为主控制的北洋军阀争夺全国政权时，由于缺少与少数民族直接联系的重要人物，因而无法及时有效地获取边疆民族地区的讯息，对国民政府推行民族政策产生不利的影响。成立之初的国民政府则严重缺乏边疆民族政经情报，难以应付瞬息万变的边疆局势。为直接掌握边疆民族地区最新动态，抵制帝国主义的渗透，加强对边疆掌控，便于推行国民政府的边疆民族政策，作为中央边政机关的蒙藏委员会渐渐加强了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实地调查。

一、设置调查机构与制定调查计划

蒙藏委员会调查室负责边疆地区信息情报收集与调查事务。1928年3月21日，国民政府公布的《蒙藏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一条规定“蒙藏委员会于必要时，得委派或聘任专门人才或精通蒙藏情形或语言文字者为专门委员、编译员或调查员。”[1]蒙藏委员会组织法[J].蒙藏委员会公报,1929,(1-2).为提高对边疆地区调查的重视度，1929年10月蒙藏委员会设立调查委员会，刘朴忱、吴鹤龄等二十三人为调查委员[2]蒙藏会调查委员会成立[N].申报,1929-10-31(2).。此后，刘赞廷、钱锡宝、高长柱、吴景敖、戴新三、刘桂南担任调查室主任。

蒙藏委员会为详实地掌握边疆民族地区的一切情形，采取直接和间接两种调查形式。直接调查又有短期与长期之分。派出考察团进行调查为蒙藏委员会实行的短期调查形式。1929年9月17日，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戴文拟定《蒙藏青新考察之计划》，计划从中央各部委选派六十名调查员，分为十组，每组六人：内蒙四组，青海一组，西康一组，新疆四组。考察事项有当地的民政、教育、外交、军事、交通、宗教、牲畜、司法、农业、林业、矿产、垦殖、财政、商业、工业等[1]蒙藏青新考察计划[N].申报,1929-9-23(4).。1932年，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拟定蒙藏考察计划，分三组：一组考察东三省、呼伦贝尔、热河；二组考察察哈尔、绥远；三组考察康藏[2]将分组派员到蒙藏调查[J].蒙藏旬报,1932,(2).。这些调查活动，“旋以时局不靖，因而中止”[3]蒙藏委员会拟派调查员分赴蒙藏实地调查[J].蒙古旬刊,1931,(13).。

派驻各地调查员展开的调查，为蒙藏委员会采取的长期调查形式，也是最成功的。1929年8月20日，蒙藏委员会公布了《蒙藏委员会调查员服务规则》，概括性规定了调查员出外工作时所需携带的文件，注意事项，工作态度及工作要求。1930年3月25日，蒙藏委员会公布了《蒙藏委员会派驻各处专员条例》，规定在海拉尔、祧南、赤峰等十七地派驻专员，这些专员肩负查报蒙藏情形事项的任务[4]蔡鸿源主编.民国法规集成(39)[M].黄山书社，1999.(P308)。

1934年2月10日，蒙藏委员会正式公布《蒙藏委员会派驻蒙藏各地办事处组织规则》，规定在归化、西宁、康定、拉萨四处设立办事处，承蒙藏委员会之指挥、监督，宣达中央政情事项，查报蒙藏情形事项，传递公文等事项。办事处设有处长一名，领导办事处工作，荐任；副处长一名，荐任；秘书一人，荐任；处员二人，委任，并得酌用雇员二人至四人。各办事处得设无线电台及其必须之电务人员[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下)[M].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P438)

为将边疆地区调查常规化、制度化，1938年11月23日，蒙藏委员会公布《蒙藏委员会派员分驻边疆各地调查规则》《蒙藏委员会分驻边疆各地调查人员服务细则》及《蒙藏委员会蒙藏政治训练班毕业学生分发见习规则》，将调查组增设至八个：归绥组、宁夏组、酒泉组、西宁组、西康组、新疆组、西藏组、滇西组。每组设有组长一名，两名调查员，见习员若干。同时，详细规定了调查组、调查工作人员的职责、权限、工作范围、考核机制。为便于各调查组能够顺利与当地人交流、工作，蒙藏委员会在其下属的蒙藏政治训练班中选派通晓蒙藏语的优秀学生，作为见习员，送往边疆服务。1940年，吴景敖出任蒙藏委员会调查室主任，对派驻各地的调查组进行大规模调整。至1949年，蒙藏委员会仅保留西蒙（原归绥）、青海海南（原积石）、金川、喀木、滇西五个调查组[6]蒙藏委员会调查人员保留人员名册.1949年,重庆市档案馆藏,民国蒙藏委员会档案：0015-0001-00087.。

间接调查，则是蒙藏委员会与内政部为统计边疆民族地区情况，咨请地方政府代为调查。1934年11月，内政部为获取边疆地区情形以便于编纂内政年鉴，蒙藏委员会特咨请察哈尔、绥远、宁夏、青海、新疆省政府“将有关上开三项各种材料，或统计报告等刊物，尽量收集检赐，以凭汇编，至级公谊。”[7]咨察、绥、宁、青、新省政府：蒙字第六六八号[J].蒙藏月报,1934,(2).1934年西南苗夷民族调查和1939年第二次全国土司调查，蒙藏委员会均咨请边区各省政府，代为调查。值得指出的是，间接调查的结果并不理想。如1934年的西南苗夷民族调查中，发往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福建、广东、贵州等七省，“收到填表，仅湘省一部分耳！”[8]胡纯仁、汪桂馨、赵章黼.蒙藏委员会二十五年度的工作报告[J].统计月报,1937,(30).

二、边疆民族地区的调查报告

1929年至1949年，蒙藏委员会分派调查员，赴边疆地区实地调查，以调查报告形式上报于蒙藏委员会，为国民政府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依据，也是我们了解民国边情的一个窗口。对此，本文选取已经公开出版或发表的蒙藏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对其进行介绍。

（一）蒙古地区调查报告

蒙古地区调查机构有归绥调查组（后改为绥蒙、西蒙调查组）、宁夏调查组、察哈尔蒙旗特派员公署、驻额济纳旗调查员等。从1935年至1949年间，蒙藏委员会对蒙古地区的调查，经历了抗战前、抗战时期及抗战后三个阶段。

抗战前，归绥调查组将工作的重心放在收集蒙旗基本概况，从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教育等方面开展调查，充分利用各旗档案和各旗仕官的口述，为国民政府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蒙古。《乌兰察布盟调查概况》，归绥调查组调查，成书1935年，由调查员刘佑成、蔡儒祖撰写。全书十万字左右。由于该报告所述内容主要依据各旗档案、各旗佐官的说明及个人的亲身调查，史料价值较高。全书分为概况、内政、外交、教育、工业、商业、财政、矿业与盐业[1]忒莫勒.建国前内蒙古方志考述[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P151)。

《伊盟左翼三旗调查报告书》，归绥调查组调查，成书1936年，1941年铅印出版。该报告书共分地理、政治现状、实业与交通、社会生活、对外关系五章[2]蒙藏委员会调查室编印.伊盟左翼三旗调查报告书[M].1941.。在人口记载上，较为科学，有旗府档案，也有旗内仕官所述，同时参考了绥远省政府的调查资料，经过分析，做出合理判断。

《伊盟右翼四旗调查报告书》，归绥调查组调查，成书1936年，1939年由蒙藏委员会调查室铅印出版。该报告书共分地理、行政、军事、宗教、社会礼俗五章。最后附沃野设治局。该书因系初步调查之结果，整理时未予很好加工，结构安排较粗糙，不及《伊盟左翼三旗调查报告书》周密合理。但其资料价值非常高，书中突出军事内容，对当时的绥西抗战更是具有特殊的意义。

《安北设治局调查记》，归绥调查员陈佑诚撰写，曾在《蒙藏月报》1936年第5卷第1期至1937年第7卷第2期连载。安北为今乌拉特前旗。全书分为十六章：总论、民政、财政、司法、军事、教育、交通、商业、工业、矿业、垦殖、农业、牲畜、水利、林业、社会。撰写资料来源较为客观，“爰于工作之暇，就所得现实材料加以整理，并参考绥远省政府各种公报及报纸之记载”[3]安北设治局调查记[J].蒙藏月报,1936,(1).。

《乌兰察布盟达尔罕旗之概况》，归绥调查组撰写。曾在《蒙藏月报》1937年第7卷第1至3期连载。分为：旗政、财政、司法、教育、宗教、风尚、交通、牲畜、垦务、农业、工业、商业、矿业、林业。该报告在调查基础上，分析蒙旗教育落后的原因，“当局不注意教育、知识分子不加提倡、招生不易、喇嘛发生反感及缺少经费与师资”[4]乌兰察布盟达尔罕旗之概况[J].蒙藏月报,1937,(2).。

《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之概况》，署名蒙藏委员会调查室，曾在《蒙藏月报》1937年第7卷第4期至5期连载。全书分为：一 概述，二 旗政，三 财政，四 司法，五 教育，六 宗教，七 风俗，八 交通等[5]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之概况[J].蒙藏月报,1937,(4—5).。

抗战期间，蒙藏委员会调整调查组工作职能，加大对少数民族的抗日宣传。这一时期所处的调查报告成果不多，仅有《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调查报告书》（1939年）、《伊克昭盟概况》（1942年）和《察哈尔蒙旗暨各县概况》（1944年）。

《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调查报告书》，宁夏调查组王德淦、杨昌炎撰写，成书于1939年。全书十章，分为历史、地理、行政、军事、司法、宗教、社会、古迹、其他、额旗整理纲要：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军事。《察哈尔蒙旗暨各县概况》为蒙藏委员会察哈尔蒙旗特派员公署编撰，成书于1943年，曾在《中国边疆》1944年第3卷第1期至第4期连载。全书共八章，分为总论、政制、教育、交通、牧畜、农垦、矿产、工商。全书8400余字。

抗战结束后，在苏联胁迫下，外蒙古宣布脱离中华民国，进而，内蒙部分王公再次掀起了要求高度自治运动。鉴于险恶的政治形势，蒙藏委员会督促西蒙调查组加大对内蒙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调查，先后提交了《土默特特别旗调查报告》（1947年）、《乌兰察布盟四子部落旗调查报告》（1947年）、《乌兰察布盟喀尔喀右翼旗调查报告》（1947年）、《乌兰察布盟茂明安旗调查报告》（1947年）等。

以上调查报告，多有蒙藏委员会派驻蒙地调查员针对现今蒙旗的问题所拟具的改革意见，虽是个人见解，但也反映了调查员在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在缺少信息渠道的前提下，这些报告与意见影响着国民政府的边疆政策。

（二）西北地区的调查

西北地区调查组织有：蒙藏委员会特派专员，酒泉调查组（河西调查组）、西宁调查组（积石调查组），玉树调查员，拉卜楞寺调查员等。

1.青海地区的调查。

《奉派赴青海监视祭海慰问蒙藏人民经过报告》，蒙藏委员会祭海专员陈敬修撰写，于1933年1月20日发表在《蒙藏旬报》第9卷第1、2期。全文分旅程及经过情形、因关秘密未付印、民族及其分布情形、青海政治及经济、青海宗教及教育、结论六章。在结论中，陈敬修提出开发青海蒙藏地区的九项建议[1]奉派赴青海监视祭海慰问蒙藏人民经过报告[J].蒙藏旬报,1933,(1—2).。

玉树地区的调查情形大多反映在《玉树二十五族调查报告》和《青海玉树囊谦称多三县调查报告书》这两个调查报告中。《青海玉树囊谦称多三县调查报告书》，署名蒙藏委员会调查室，1942年出版。全书共5章23节。全书分地理概况、行政概况、实业与交通、宗教、礼俗及生活状况五章。《玉树二十五族调查报告》，玉树调查员倪锴撰写。1944年，分为四节：第一节为苏尔莽族；第二节为囊谦族；第三节为下中壩族；第四节为格吉三族；第五节为各族间程站暨乌拉供应情形。

《果洛调查报告》，1942年出版。全书分八节：第一节 果洛之历史沿革，第二节 果洛之分布及其组织，第三节 果洛之宗教，第四节 果洛官之家庭，第五节 果洛人民之生活，第六节 果洛之教育现状，第七节 果洛之物产及商业，第八节 附录（拉卜楞至玉树之里程，康色尔仓康干至阿坝之里程及沿途情形）。倪锴曾在《边疆通讯》（1943年第1卷1期）发表了《果洛之现况》一文。

2.甘肃地区的调查。

《马鬃山调查报告》，酒泉调查组撰写，1938年出版。全书分为5章17节：一 地势及沿革：地势、沿革、山中蒙民与外蒙之纠纷、张玉麟入山后之情形；二 物产及贸易：牲畜概况、物产概况、山中贸易情形、来往商人与商品；三 交通情况：交通地位及交通工具、交通中心及主要干道；四 税收：税卡税率、草头税驼捐、新绥商人沿途所纳捐税；五 人民生活状况：服食、礼俗、宗教、民团。

《祁连山北麓调查报告》，蒙藏委员会河西调查组撰写，1942年出版。一 黄番概况：族分、行政与疆域、名胜与史迹、户口与物产、宗教现况、生活习俗；二 马蹄寺东南十四族概况：沿革与族分、地形物产与名胜、人口与赋役、行政现状、宗教现状、生活习俗；三 外蒙难民：移甘经过、游牧现情、调查杂记；四 东乐克族概况：名称与沿革、地区与交通、人口与农牧、工商与矿产、生物与药材、宗教与教育、生活习尚；五 祁连四小创设经过与现况：创设经过、莲花寺小学概况、慈云寺小学概况、红湾寺小学概况、西藏寺小学概况。

蒙藏委员会调查员发表在报刊上的调查。倪锴、王文汉的《卓尼车巴沟的社会一瞥》，倪锴的《甘肃四固之藏民》《卓尼大峪沟之概况》《临潭旧城——商业中心》《甘肃西固、武都、岷县边民之分布及其文化》。阴景元的《拉卜楞寺夏季辩经大会》，马宁帮的《顾嘉堪布传——祁连山藏民教育之创办者》。

《拉卜楞之宗教》，蒙藏委员会调查室主任高长柱著，发表于1940年《蒙藏月报》第11卷第4—6期。分为九节：一 历辈嘉木样史略；二 拉章之组织；三 拉卜楞寺院之分科；四 拉卜楞寺之组织；五 拉卜楞寺活佛；六 拉卜楞寺之经济；七 拉卜楞寺建筑；八 喇嘛之生活；九 拉卜楞寺之藏经。

（三）西南地区的调查报告

西南地区调查组织：西藏调查组（喀木调查组），康定调查组（金川调查组），昌都联络站调查员、专员等。

《西南夷族考察记》，曲木藏尧著，1933年南京拔提书店出版。该书主要介绍凉山彝族。分为：一 历史；二 生活：衣饰、饮食、居住、职业、养育、卫生、娱乐、货币；三 风俗：婚姻、丧葬、刑法、集会、迷信、年节；四 社会组织；五 文化及出产。

《西康交通概要》，蒙藏委员会政治训练班学员撰写，1935年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学校出版。全书分两篇，上篇为南京至康定交通，下篇为西康交通概要，记载了成都至康定形势图、站程表、日程表，西康陆路交通工具、费用、交通形势图，西康南北路线系统及电信交通，有12幅照片。

《昌都调查报告》，蒙藏委员会调查室，1942年出版。全书共8章23节。一 地理：疆域、山川、气候；二政治：沿革、康西政局之演变、昌都噶厦之组织、噶厦统辖之区域、噶厦统治下之人民；三 军事：编练情形、戍康军队之现况；四 财政与司法；五 经济：农牧概况、工业概况、商业概况、物产；六 交通：乌拉、道路；七 宗教与教育；八 风俗习惯：演戏、更衣节、诅咒。同时附有一幅昌都形势略图，还附有《杂瑜调查报告》：分为沿革、疆域及地势、政治、经济四章。

《丽德大道调查报告》，1944年出版。丽德（丽江一德钦）大道为滇印驿路的一段。全书分大道经过、河流、桥梁、山川地形、经济情形、政治区分与人文、治安与卫生、意见等八节，书后附：丽德大道来往运输队。

《宁属洛苏概况》，先于1940年发表于《蒙藏月报》第12卷第2—5期，1942年出版，为介绍四川大凉山彝族不可多得的调查报告。全书分为三章：一 宁属与洛苏：宁属之地势、洛苏之沿革、洛苏之分布；二洛苏的社会：组织与制度、文字与教育、生活与风尚、司法情形、武力与治安；三 洛苏的经济：垦牧、林矿、工商。

三、蒙藏委员会对边疆民族地区调查的成效

蒙藏委员会对边疆民族地区进行长达近20年的调查，虽然存在少数民族称谓不统一、未能对少数民族进行科学的分类和识别、调查工作效率不高等缺点[1]马玉华.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1929—1948)[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P165-168)，但在当时复杂的局势下，笔者认为蒙藏委员会依然取得一些值得肯定的成效。

第一，提供了边疆民族地区最新动态，为蒙藏委员会制定或调整边疆民族政策提供依据。蒙藏委员会对边疆民族地区的调查属于行政调查，是为其政治统治服务，有很强的针对性、目的性。成立之初的蒙藏委员会主管蒙藏地区的民族事务，没有顾及我国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1934年，我国西南边疆危机严重，蒙藏委员会“为团结国内各种民族，为防止帝国主义者之利用，对于苗夷民族各项情况”，遂对西南各省展开苗夷调查，“有深切明了之必要”。依据调查的资料，蒙藏委员会开始重视西南民族，增加西南苗夷的教育投入。1935年，内蒙王公发动自治运动，与绥远省政府发生了矛盾，引发全国关注。为此，蒙藏委员会向归绥、宁夏派驻调查组，一方面调查当地蒙旗的动态，一方面调解省、旗纠纷。调查员多为通晓蒙古语的年轻人，充分利用国民政府调查员这一特殊身份，利用各旗档案及实地考察的便利，以“调查报告”的形式，上呈蒙藏委员会。

第二，参与边疆民族地区的建设。派驻各地的调查员，工作期间，深感边疆民族地区的落后，积极投入当地文教卫生建设。在教育上，河湟调查组在定远营开设识字班和图书馆等业务。西宁调查组曾在西宁城内办过民众学校和图书馆阅览室。1942—1944年，积石调查组阴景元出任夏河藏民学校代校长。

河西调查组在祁连山兴办小学最为成功。祁连山上层人士在与河西调查组接触之后，“得闻教育重要之意，对兴办祁连藏民学校，渐具热心”。于是，在河西调查组的努力下，祁连山相继成立了莲花寺小学、慈云寺小学、红湾寺小学、西藏寺小学四个小学。此后河西调查组的成员，按照规定，每人每年轮流进山两个月，一方面进行民族史地调查，一方面在这些小学内兼任藏语等课程。在河西调查组争取下，祁连山四小被纳入蒙藏委员会补助范围，1940年，就补助4900元。从1936年起，河西调查组先后保送几批少数民族青少年进入中央政治学校甘肃分校附设的边疆学校附属小学[2]蒙藏委员会调查室编.祁连山北麓调查报告[M].1942.(P48)。

第三，宣传国民政府政策，投入抗日大潮中。宣传为蒙藏委员会调查员的一项任务，“宣达中央政情事项”“或是宣传中央的意旨”。抗战前，蒙藏委员会派驻各地的调查员在宣传上，注重介绍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三民主义”“民族平等”。1938年调查组将工作的重心转到抗战宣传。西宁调查组在西宁市区及塔尔寺庙会上进行抗日宣传。宁夏调查组派调查员王德淦分驻额济纳旗二里子河，孤身一人对抗日本特务机关。范长江称赞王为“近代班超”[3]范长江著.塞上行[M].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P50-53)。

第四，突破了学术团体和个人调查的局限性，填补了部分民族地区研究的空白。蒙藏委员会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为一种官方调查，是长期的、大规模的实地调查。蒙藏委员会派驻各地的调查员多从蒙藏委员会政治训练班毕业，经过系统的边政训练，通晓一两门少数民族语言，在民族政策调查方面，要高于一般的学术团体和个人调查。调查员常驻边疆地区，可以利用国民政府调查员这一特殊身份，充分利用各旗府档案，有较多机会接触当地各阶层人士，多方实地调查采访，并且自身为边疆地区建设参与者，可以获得较为全面的当地社会资料。对此，调查员的调查报告可信度远高于仅停留几天的学术团体和个人。

之前，边疆地区许多地方的文献记载几乎为零，调查组的调查活动填补了这一地区的空白。安北设治局、乌兰察布盟乌拉特中公旗、玉树、果洛、祁连山北麓、马鬃山等地向来无史志，而调查组的《安北设治局调查记》《乌兰察布盟乌拉特中公旗调查报告》《玉树二十五族调查报告》《果洛调查报告》《祁连山北麓调查报告》《马鬃山调查报告》等，填补了这一地区史志的空白，为后世研究这一地区提供了相对全面的资料。

（责编：高生记）

Mongolian and Tibetan Affairs Committee on the Border Areas of Ethnic Research(1928-1949)

Li Shua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the Mongolian and Tibetan clan of the frontier's national affairs of the main government sent the inspectors and investigation teams to the border areas,launched a large-scale field investigation,obtained the valuable information at that time,and formulated or adjusted the national policy for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reference.Investigators are also actively involved in local construction,to publicize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national policy and encourage people in the ethnic areas of anti-Japanese,a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border ethnic areas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liaison.At the same time,there is a lack of documentation in many parts of the border areas,and the investigation team's investigation has filled the gaps in the area and provided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Mongolian and Tibetan Affairs Commission Border Investigation National Policy

李双（1988—），男，湖北随州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近代边疆民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