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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文学的范本到新国学的建构
——论歌谣运动的转折轨迹(1918-1926)

2017-04-11张敏

社会科学家 2017年11期

张 敏

(1.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2.河南科技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

一百年前,蔡元培在1918年2月1日的《北大日刊》头版上发布特殊而醒目的《校长启事》,[1]以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向全体师生乃至内地各处的报馆、学会及杂志社征集全国的近世歌谣。这般大张旗鼓、兴师动众,把歌谣视为珍宝广泛征集是前所未有的现象,由此拉开了歌谣运动的序幕,并以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为中心向四处蔓延开来。新知识分子搜集研究歌谣、借鉴利用歌谣、挖掘歌谣价值……在“到民间去”的思潮下,歌谣运动持续多年,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中的大将——刘半农、周作人、顾颉刚等站在歌谣运动的最前沿,成为新文化运动中非常重要的风气现象。

以往学界通常把歌谣运动看做是一个持续发展的整体,但是在仔细考察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歌谣运动产生、发展的来龙去脉之后,发现它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那样不断连续地向前推进,而是历经了高调兴起——波折低潮——路径转化——再度兴起的过程。我们归纳出一条主线:1918到1926年的歌谣运动经历了从新文学的范本到新国学的建构的内在转折。透过这一发展轨迹,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知识分子的“民”的立场与文化人固有的“精英意识”的碰撞交流,民众与精英这对矛盾的张力交叠从新文学伊始就挥之不去,在语言文字、审美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犬牙交错。从这个意义上说,歌谣运动是新文学发展过程中一个极富包孕性的鲜活而复杂的文化缩影,它呈现出中国新文学在现代转型中错综复杂的语言文字观念、审美判断和文化身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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