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先

摘 要：在现代文学启蒙思潮下的城市文学文本中，“城俗”叙事并没有展现城市物质与精神生活风貌，相反，在启蒙精英的笔下，他们所极力摇旗呐喊的批判思想来源还是他们最为熟悉的乡土社会的生活秩序与文化传统，“城俗”叙事被置换成了恶俗叙事，也反映出他们对社会风俗自身的特性认识不足，无视社会习俗的传承性以及民俗自身演变规律，急于破旧立新以此凸显出“城俗”作为时代武器与政治利器的意义。

关键词：现代文学；启蒙视角；城俗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3-0032-04

启蒙思潮对于民俗的态度，从严复“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思想到梁启超“新民”一说，再到鲁迅等人提倡的“改造国民性”，延续的是对于传统文化习俗的批判态度。诚如精英知识分子所设计的，除旧布新的民俗批判作为一个思想启蒙的切入视角，在五四时期已大范围的渗透到了文学创作中。如果说我们承认启蒙者对于乡土社会的旧风俗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合法性的话，那么当启蒙者进入城市以及随之的城市书写出现后，农村的风土习俗随着人流的迁徙而来到城里形成了“城俗”，“城俗”的书写却并非展现城市所特有的物质生活与精神风貌，并没有表现出城市文明的风貌，相反，在“城俗”叙事语境下的现代文学城市文本中，通过大肆批判揭露陋习、恶俗阻碍现代城市文明进程，来符合革旧迎新、文学启蒙之目的。

纵观在启蒙视角下的城市文学文本，基本上可以将“城俗”启蒙叙事划分为3种类型，第一是与家族制度相关的批判，第二种是与妇女问题相关的揭露，第三种是与信仰习俗包括迷信等相关的抨击。每一种风俗原型在其开创初期，目的都是在于社会的整体和谐以及人们生活的秩序稳定，况且经过长期的整合已渗透到了民族民众的无意识心理，有其存在的合理和优长之处。但是随着价值取向的悖论性转变，各种相关风俗成为了不得不医治的沉疴痼疾。

对于“城俗”中与家族制度相关的批判，其实早已是新文化运动的重兵之地，有学者就明确提出“其中家族制度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锋芒所向的焦点之一”[1]。鲁迅就明确指出其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就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2]。对于植根于中国家族制度的种种凶残卑劣、野蛮蒙昧的行径，《狂人日记》以其独特的、富于穿透力的想象赋予了中国文化深刻的批判与反思。新文学作家以批判父权来反抗家庭专制传统，显得尤为符合主流社会的流行话语。如正面攻击家庭专制的典型作品有《幽兰女士》《骆驼祥子》《雷雨》《家》，而倡导追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作家作品就更多了，如郭沫若、郁达夫、卢隐、冰心等等。《幽兰女士》作为陈大悲在20年代创作的文明新戏，连同他同期的剧本《良心》《忠孝家庭》《父亲的儿子》《维持风化》《英雄美人》等等，以表现家庭题材参与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关于社会问题探讨与改造的潮流之中。这些剧本由于受欧美经典戏剧的影响，其主题大都聚焦于新兴文化思想以及封建家庭伦理的矛盾对立斗争，注重对深层伦理关系的发掘，特别是家庭中的父子关系、主仆关系、夫妻关系、妻妾关系等等，通过辛辣讽刺的笔调嘲讽了那些道貌岸然、虚伪无耻的家长、族长，以及封建礼教纲常的虚伪、腐朽和落后。如《幽兰女士》中幽兰的父亲丁葆元，是北京城里一有名的阔人，为了能巴结上身边的达官贵人，以唯一的女兒婚约作为筹码先后两次许给人家，女儿的婚约就是用来为自己官场前途进行利益交换砝码，而且是尽可能利益最大化的砝码，所以他明知女儿有意钟情于大学教授汪惠卿，却拼命反对，最终导致了这对“有情人”以悲剧收场。《骆驼祥子》中虎妞的父亲刘四爷，同样也是一个唯钱是命的父亲形象。他觉得“虎妞是这么有用”：善于管账和打理车厂，生活也很俭朴——“她总是布衣布裤”，所以对于视钱如命的刘四爷来说，“他实在不愿她出嫁”。尤其是要嫁给一个“臭拉车”的祥子，在刘四爷看来，祥子无非就是想倾吞家产，这比要他这条老命还可恨！

即使是30年代的曹禺、巴金、老舍等作家，他们仍继续沿着五四时期的这种思想路径，对封建家庭专制展开了持续而猛烈的抨击。在巴金的《家》中，高老太爷作为统驭高家一切的大家长，他毫不掩饰地说：“我说是对的，哪个敢说不对？我说要怎样，就要怎样做。”所以，他在其专制王国中有着绝对的权威，他的意志代表的是最高权威与法律。他不仅造成了鸣凤和梅的爱情和人生悲剧，其亡灵还造成了善良贤淑的瑞珏之死。曹禺的《雷雨》中，也诉说着家庭专制带来的悲剧。周朴园本质上是“地狱般”的周公馆里另一个“高老太爷”，曹禺说周朴园的话，向来是不能改的，他的意见就是法律。他为了维护自己在家庭中的绝对权威，不惜摧残他人的个性和幸福。纵观新文学中反抗家长专制的启蒙话语，我们发现新文学作家们借助于思想启蒙的权威去构建其自我言说的体系，无所顾忌地去反传统与反父辈，不得不说叛逆的青春期躁动与投机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参与策划了五四启蒙运动。正如反封建家庭秩序最为猛烈的巴金，他的一席话让人猛然惊醒：“我的憎恨是盲目的，强烈的，普遍的。我常常把我所憎恨的对象描画成一个可憎的面目。我常常把我所憎恨的制度加以人格化，使它变成了一个极其可恨的人！”[3]同样，鲁迅其实也并不是如陈独秀、吴虞等人那般诉说着家庭的罪恶，而是他因为“听将令”而被动拉入了新文化运动的阵营中。对于家庭专制的反抗，只能说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一部分家庭恶俗，而并不能作为全盘否定的对象将之划为到整体的移风易俗之中，作为社会转型期的文化现象，我们应该加以深思。

启蒙视域下与妇女问题相关的“城俗”批判，实际上就是批判桎梏女性的“贞、节、烈”观念，源于女性解放思想的倡导。在几千年的传统生活中形成的整套婚姻观念、婚姻礼仪与婚姻行为的婚姻民俗中，男尊女卑是天经地义的，女子生来就被三从四德如紧箍咒一般的婚姻习俗牢牢地束缚。对于这种桎梏女性的习俗，自晚清起就有启蒙知识分子开始了批判男尊女卑、三从四德思想，提出废除纳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口号。尤其在梁启超的“新民”思想的影响下，1898年5月31日，上海成立了全国第一所中国人自己举办的女学堂，自此，女子的解放与教育呼声一路高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妇女解放问题更是凸显出移风易俗重要性。不仅陈独秀之《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胡适之《贞操问题》、李平的《新青年之家庭》、梁华兰的《女子教育》、高素素的《女子问题之大解决》、鲁迅之《我之节烈观》等等一大批作家作品相继涌现出来，许多影响力广泛的报刊杂志如《新青年》《晨报副刊》也开辟专栏探讨妇女解放问题。随着对女性身体解放与思想解放的倡导，文学作品中也开始大量出现与女性相关的主题书写与表达。

1919年3月的《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的《终身大事》，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个白话剧本。从剧情以及表层的社会意义看来，《终身大事》其实是为了配合当时的思想文化界提出女性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问题而创作的。戏剧塑造了一个真实可信的中国式的“娜拉”形象，表现了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新女性反对封建迷信与传统礼教习俗的勇敢姿态。在新文学作家笔下，反对封建迷信与传统习俗对女性的戕害或追求女性自由或表达对女性的尊重与欣赏成为了表现中心，如鲁迅的《祝福》《伤逝》、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茑萝行》《沉沦》《银灰色的死》、冰心的《斯人独憔悴》《两个家庭》、庐隐的《海滨故人》《或人的悲哀》、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韦护》《一九三0年春上海》、冯沅君的《春痕》、孙俍工的《家风》等等。在萧红笔下的呼兰河小县城里，也生活着一大批渴望自由爱情却被旧陋风习俗残害的女人们，如《小城三月》里在被包办婚姻的悲哀中孤独地死去的翠姨，《生死场》里的月英、金枝，《呼兰河传》里十四五岁的时候就被卖的小团圆媳妇、不得与一个磨坊的磨倌谈情说爱甚至结婚生子王大姐，她们要么是在包办婚姻里葬送了自己一生的幸福，要么是被野蛮的风俗习惯折磨得失去做人的权利，甚至麻木致死，正如有学者对这些女性所评价的：“她们永远没有主动性，不可能提出自己的任何要求，在性上不断地受到蹂躏摧残，她们的生存就是以弱势的身体面对男性的强暴……在死亡线上挣扎，没有希望也没有光明。”[4]

中国现代文学中批判陋风习俗以呼吁同情女性解放女性，实际上体现出的是对“君权、族权、神权、夫权”所构成的文化体系的猛烈攻击，似乎这才是压迫妇女、制造悲剧的万恶之源。因此，从鲁迅的《祝福》开始，至萧红的《呼兰河传》的诸多作品，对于新文学作家来说，无不就是将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当成为了一种自古至今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甚至将其全部打包成为了压迫妇女的精神枷锁，不得不说，这其实就是几千年来中国小农思想中最擅长的功利主义态度，可以为了取“糟粕”而弃“精华”的实用选择。正如有学者这样总结：“从五四开始，启蒙精英诚如‘学衡派所说的那样，是在以‘礼教文化的思想精华，去反对‘民俗文化的思想糟粕；而这种以传统去反传统的‘现代意识，恰恰正是他们‘诋毁传统的运作策略，虽然它已被人为地打上了‘西化标签，但却终究遮掩不住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底蕴！”[5]诚如其所言，启蒙文学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它以女性解放问题为创作主题去为移风易俗主张打下坚实的话题基础，并对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与民风习俗给予了颠覆性的彻底否定，这只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制造的噱头。我们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知道，他们把民族文化描绘成杀人不见血的魔头，并将女性的悲剧全部归结为传统风俗习惯，以此来重新建立他们认可的新风俗新风尚。

将信仰习俗（包括封建迷信）的批判纳入“城俗”启蒙话语中，其目的就是要揭露封建迷信风俗行为对于人们的毒害，由此改造民众的信仰、变革其思维方式显得尤为重要。例如鲁迅的《祝福》中，由于祥林嫂听信了鬼魂迷信思想而对自己产生了虚妄的否定，特别是鲁四老爷家过年的祭祖仪式以及寡妇的禁忌迷信，揭示出了封建迷信对贫民百姓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戕害。在小说《药》中，华老栓为了给自己的儿子小栓治肺痨，也听信了人血馒头可以治病的迷信偏方，既反映出了国民的冷酷也无不显示出看客般的冷血。潘漠华的小说《冷泉岩》，文章一开头介绍了M县同伴的鬼神迷信一说，并由此展开讲述“我”所见的故事：“民间见了精神虚弱的病，或病态是反复无常的，雅人说的‘虚病，粗人便说的‘犯妖病，认定鬼怪是这病的原因。住到神庙里去，在神的护翼下，鬼怪不能再来做嵩了。”[6]文章一开始借用鬼神一说似乎有意在为小说奠定了一个基调，暗示了故事中的人物愚昧与落后。

在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中，呼兰河县城里的人们也同广大的乡土农民一样，这里迷信之风盛行，无不是展示国民愚昧、落后的地方。如小团圆媳妇得了重病，她婆婆认为是有鬼附身了，于是邻居们纷纷给出主意，有的主张扎一个谷草人，到南大坑烧；有的主张到扎彩铺去扎一个纸人，叫做替身，把这个东西给烧了；有的主张把小团圆媳妇的脸画上花脸，把大神请到家里，让大神看看，嫌她丑，就不会要她了；更有的还主张让小团圆媳妇吃一个全毛的鸡，还不单单只是这样并且还要选择一个星星全出的夜晚，吃完后用被子将人蒙起来，让出一身的汗……各种各样的偏方是应有尽有。她的婆婆也是各种偏方都信来，把死马当作活马医，最终也还是没有救活小团圆媳妇。萧红在小说中“写出了为死而生、生不如死，人的生命活动让位于‘鬼的礼仪、祭俗及其阴森统治的种种病态人生相，从而发展了‘国民性思考的历史主题”[7]。萧红通过“人”与“鬼”书写展示的是对“生”与“死”的悲天悯人的智慧，她发现了中国乡土农耕文明里国民的奴性与惰性，可以说她通过小说《呼兰河传》和《生死场》的书写，继承了鲁迅的对“国民劣根性”的精神批判与文化批判。同样，在巴金的《家》里，这个浸淫着封建迷信与秩序的大家庭，彷如一个牢笼般桎梏着每一个人。高老太爷生病了，高公馆里便上演了一场巫师捉鬼的丑剧。高老太爷死了，一群愚昧无知的女人一个提议致使善良贤惠、逆来顺受的瑞珏为了给死人让路而白白断送了生命。

城市文本中的封建迷信“城俗”批判，其实这些所谓的封建迷信只不过是作为了顺承启蒙精英们的批判意识。强调迷信信仰在人们生活中产生的来源以及它产生的影响，以及现代文学作品中不乏出现的以“召唤鬼神归来”作为精神安慰的书写，以此来作为批判传统文化和启蒙大众这一策略是避免不了要遭受质疑与拷问的。我们知道，民间信仰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民众中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是流传在民众中的信仰心理和行为”[8]。当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状况还不足以满足人们对于现实的需求时，这种非理性的鬼神崇拜确实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中国人对神灵的祈求仅仅是为了满足现实功利的需求，并没有造出一个虚幻的彼岸世界使人们向往和追求。所以中國民俗文化中的信仰或者说崇拜是一种浅层的、实用的、具有强大同化力的入世因素，它既是中国人注重现实的观念反映，又是中国人世俗生活的精神依赖。”[9]于是，在一些原始的民俗信仰中暴露出了民众的保守、愚昧、落后与无知。而当西方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孔德和斯宾塞等等以实证思想为主的科学话语传入中国后，以其巨大的冲击力撞击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以鬼神观念为内核的民俗信仰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一时科学、理性迅速成为了启蒙解放和改革社会文化的客观依据，自然，以鬼神崇拜为内核的民间信仰被称之为封建迷信而列入了重点批判的目标之中。很显然，近代以来的科学主义必然排斥非理性的民间信仰，先进知识分子们必然要将“国民性问题”找到一个合理合法的批判缘由，因此，反对封建迷信、改造国民的精神信仰，树立民主、科学的观念以此彻底变革国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以恶俗取代民俗便成为了启蒙主义的运作策略。

诚然，要全面分析“城俗”的发展变化，不仅要从启蒙知识分子的主张中去洞见其由“自然精神力量”到“以‘权利为基础的精神力量”的转变，还应该以发展的眼光看到民俗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也有其内在自身的发展规律与变化轨迹。所以，纵观整个民国时期的风俗变迁，可以肯定的是在衣、食、住、行方面以及娱乐、社交、节庆、婚姻、生育、丧葬等领域都有随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毕竟，社会组织较之以前发达，商品经济也在飞速发展，尤其在城市里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代表着先进的西洋风气也影响日盛，这些都是我们研究风俗变化不可忽略的内容。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全盘否定传统的理由，事实上风俗的变革只是一种自我调整与适应，是一种在随着经济发展而在某些方面进行了自我调整而已，其根本是不可能动的。因为“文艺创作中艺术思维虽然如潮水般流动，但思维的民俗心理结构，却是潜藏着的看不见的河床，规范着它的流向”[10]，这句话正好说明了文学艺术等创作活动无不是受制于自身深处民俗心理结构，同样，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同一个道理。所以，胡适强调，尽管民国时期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的风俗习惯有所改变，但是“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处处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历史习惯的影响，这就是我从前说过的文化惰性。你尽管相信‘西菜较合卫生，但事实上绝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况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绝不会全盘采取”[11]。

因此，风俗作为一种文化生活，既有其自身的发展变化轨迹，也伴随着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的参与建构。尤其是“城俗”的书写，更加清晰地显示出了启蒙者们的运作策略。城市文本里并没有形成城市新风尚，不仅是因为现代城市社会的刚刚起步而未成城市文明风气，更是在于知识分子们头脑中深入骨髓的传统思想观念。应该说，五四作家们在东西文化的强烈碰撞以及古今思想的觥筹交错中，他们的思想原本就是在急于求成中形成的，是存在矛盾与混乱的，他们在短暂的时间内无法做到从理论主张到具体实践都能结合中国的实际做出规划，不论是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甚至鲁迅，文学革命的发动还是基于传统救国立人因素。自然，作为城市里的民风民俗，在书写城市的文本中，它既参与了启蒙话语的建构，又成为启蒙者痛苦、艰难追求的心灵历程的多重镜像，还成为现代作家借以思考人生和人性等形而上的价值和意义、寻求超脱和自由的一个突破口，甚至成为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革命对象，在科学与迷信、启蒙与愚昧、革命与退却、压抑与自由、政治与民间等等多重冲突中，反映出中国现代文人知识分子两难精神和心灵历程。

——————————

参考文献：

〔1〕严家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的家庭制度.鲁迅研究月刊，1999，（10）.

〔2〕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47.

〔3〕巴金.爱情三部曲·附录.巴金选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45.

〔4〕宫东红.她们的言说——二十世纪女性作家创作述评.华龄出版社，1996.41.

〔5〕宋剑华.诋毁“传统”：中国现代文学女性叙事的运作策略.江汉论坛，2012，（1）：128.

〔6〕潘漠华.冷泉岩.李葆琰.文学研究会小说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198.

〔7〕皇甫晓涛.萧红现象——兼谈中國现代文化思想的几个困惑点.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12.

〔8〕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24.

〔9〕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450.

〔10〕陈勤建.文艺民俗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269.

〔11〕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200-201.

（责任编辑 姜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