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春光

肖华将军在乐陵

文／李春光

1937年平型关战斗后，115师343旅部分领导干部合影，左起：萧华、周建屏、陈士榘、杨得志

1938年夏，为壮大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力量，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决定，以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司令部、政治部、教导队、警卫营各一部，组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由肖华任司令员兼政委、邓克明任参谋长、符竹庭任政治部主任，开赴津浦路以东的冀鲁边区。

冀鲁边区亦称“鲁北、津南地区”，是天津、济南两大重镇南北相夹的战略要地，是抗日战争初期形成的一个战略区。主要包括当时隶属山东的陵县、德平、乐陵、惠民、商河、阳信、平原、临邑、济阳等十几个县，以及隶属于河北的沧县、南皮、东光、吴桥、盐山、庆云等近十个县，人口600余万。长期以来，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9月27日，22岁的肖华率部从山西孝义出发，经过一个多月的风雨兼程，来到冀鲁边区的中心乐陵县。当地军民获悉此情，都热情地夹道欢迎，并在乐陵西关召开欢迎大会。一位老地下党员曾在回忆文章中说：在欢迎大会上，肖华“身着半旧的粗布军装，英姿勃勃地登上讲台，向大家讲了冀鲁边区的战略位置和抗战必胜的道理。肖华讲话很有说服力，极富鼓动性。会后，连久读诗书的老先生也议论说：“将来得天下的，一定是共产党！”

一、结交牟宜之

肖华初到乐陵时，当地敌后抗日力量还处在日、伪、匪、顽打压的复杂局势下，我军各部队和地方武装比较分散。为尽快将他们集中、统一起来，不但要依靠当地党组织，还需要借助一些比较有利的客观条件。为此，肖华按照党的统战政策，首先与乐陵县县长牟宜之建立了特殊关系。

牟宜之是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外甥，早年曾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极具爱国心和正义感。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曾给他写信，让他尽最大可能地限制、刁难八路军，“尤其在军饷、粮食、服装上不予供给”，他却不为所动。肖华获悉此情，便派人主动接近牟宜之，并积极配合其政府的工作。肖华本人也多次与牟会晤，互诉真情，求得互相理解和信任。9月的一天晚上，肖华还与朱集镇大常村村长常浩天邀牟宜之一起来到一片枣林深处，对着枣树盟结同心，共商抗战大计。当时，肖华笑着说：“三国时有个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现在我们岂不是枣园三结义吗?”牟宜之激动地举手表示：“我们誓像一棵棵老枣树一样，不怕狂风暴雨，不怕刀山火海，无论环境多恶劣，也要抗战到底，为民造福！”

此后，在肖华的谆谆教导下，牟宜之不仅热心抗日事业，还给“挺纵”开展抗日活动提供各种便利。后来，牟宜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还得到了朱德总司令的亲切接见。

在当地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肖华利用牟宜之等人提供的有利条件，很快集中、统一起原本分散的我军各部队，并根据上级指示进行了整编。接着，为加强边区党、政、军统一领导，又调整了边区军政委员会。肖华任书记，符竹庭、马国瑞、李启华、杨靖远为委员。在军政委员会上，肖华还传达了北方局和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的指示：冀鲁边区是个重要战略区，将来要划归山东统一领导，军区建制隶属一一五师;在一一五师开进山东之前，暂归一二九师管辖;地方党组织归北方局领导，暂由冀南区党委代为指导;当前的工作方计，是巩固津南，发展鲁北。随后，他根据当时的形势，迅速建立健全了广泛的爱国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如冀鲁边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委会），由刘贤权任主任；冀鲁边区文化教育界抗日救国总会（文救会），由吕器任主任；冀鲁边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队），由张维明任队长；冀鲁边区妇女抗日救国总会（妇救会），由崔兰仙任主任。

在统战组织建立的同时，军政委员会还对地方武装进行改造和统编，将原李文成的津南抗日自卫军第2旅改编为八路军挺纵运河支队，将原孙继先的津浦支队改编为挺纵第4支队，将原潘国华的永兴支队改为第5支队，将原邢仁甫的平津支队改为第6支队。通过收编和改造，“挺纵”还新组建了泰山支队和洛阳支队，使边区武装部队很快达到17000人。在整编部队的过程中，军政委员会还积极支持和扶植地方建政工作，部队打到哪里，就把抗日政权建到哪里。这些政权的内部组成，实行“三三制”原则：即有三分之一的劳苦大众代表，有三分之一的社会知名人士代表，有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八路军代表。对原有的旧政权，肖华也积极争取，使之改造成为抗日民主的新政权。于是，乐陵一带很快便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二、智斗沈鸿烈

乐陵一带的大好形势，引起了顽固派的惶惶不安。尤其是处于反动立场的蒋介石，宁肯把大片国土拱手让给日军，也不许八路军建立抗日根据地。于是，他亲自为河北、山东两省国民政府制定了一个“冀鲁联防”计划，责令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采取“南北夹击”行动，妄图将“挺纵”部队赶出冀鲁边。蒋介石还派石友三的十军团暂编第一军军长高树勋率部驻防冀鲁边，故意制造矛盾，挑起事端，想方设法把“挺纵”挤走。

为瓦解“冀鲁联防”，做好统战工作，肖华决定采取“和沈打鹿”的策略，对沈鸿烈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出于诚意，他还于1938年秋轻骑从简，赴惠民县城与沈鸿烈谈判。当时，肖华本打算“单刀赴会”，但大家不放心，又都劝阻不了他，牟宜之见此情势，遂决定随同前往。后来，曾任肖华保卫的王定烈在一篇怀念文章中记叙了当时的情形：“在去惠民的路上，担任保卫的我很紧张，手枪里的子弹早早顶上膛，汗水把手中的缰绳都浸透了。肖华同志却信马由缰，兴致勃勃……”

沈鸿烈曾当过张作霖的舰队司令、青岛市市长，素以工于心计、擅长辞令而出名。为应对前来谈判的八路军司令，他开始还显得挺严肃、郑重，但得知那司令只有22岁，顿时流露出不屑：“娃娃司令，也来和我谈判?”于是，马上摆出一副十足的省主席架子，让属下将肖华等人安置在旅馆，静候他“接见”。

对此，王定烈等人非常气愤，都劝肖华回去。可是，肖华却笑吟吟地说出了自己的主意。随之而来的是，在等候“接见”的时间里,他和负责宣传的同志把《给惠民各界的慰问信》花钱油印出来，亲自上街头散发。其中的“断头流血乃革命者家常便饭，牺牲奋斗是抗日的应有精神!”等等，彰显了肖华的激情和文采，也把我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爱国主义情感阐发得淋漓尽致。一时间惠民纸贵，城里纷纷传颂八路军的“娃娃司令”如何年轻有为，如何深明大义。沈鸿烈先失一招，吃了“哑巴亏”！

随后，沈鸿烈把谈判地点设在县衙门后院。大堂、二堂、三堂的台阶上下，全都站了荷枪实弹、横眉竖眼的卫兵。50岁左右的沈鸿烈，身着笔挺的将校戎装；22岁的肖华，衣着俭朴，却神采超凡——二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谈判开始后，沈傲慢无理，借口“军令统一”让“挺纵”撤出边区；肖华据理力争，陈述大敌当前同室操戈的危害，告诫沈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牟宜之则从一旁列举八路军得民心顺民意的举动，只说得沈鸿烈哑口无言……3小时的谈判达成协议，沈鸿烈送出肖华，竟掩饰不住惊讶、钦佩之情，还要请肖华吃饭。不过，饭桌上都无心用酒，1个小时就散席了。沈鸿烈又单独同牟宜之谈了一阵子。

在返回乐陵的路上,牟宜之告诉肖华：沈鸿烈私下以高官相许，要将自己调离乐陵，去另外一个地方当专员，被自己婉言谢绝了。

此后，肖华又赴国民党二十八旅旅长吴化文、国民党一一八师师长米永和处谈判，也都取得了良好效果。

当年10月，沈鸿烈致信肖华，说要亲自来乐陵，和肖华“洽商政事”。肖华看信后，已猜出沈的来意，从教育团结的愿望出发，爽快地答应了沈鸿烈，同时作了各方面的防备。

在这次“肖沈会”中，沈鸿烈摇头晃脑，对八路军冷嘲热讽，横加指责。肖华则用八路军坚持抗日、重挫日军的事实，“回敬”沈鸿烈。在“挺纵”去留边区的问题上，肖华更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沈鸿烈理屈词穷，决定“打道回府”。临行前，硬要牟宜之同他一起去惠民。实际上，是令他的卫队劫持牟宜之，另派乐陵县长人选，以便继续与“挺纵”搞摩擦。眼看着牟宜之被推上汽车被带走，“挺纵”的同志鉴于这属人家的内部事务，虽着急却不好插手。没想到肖华早有安排：在“肖沈会”开始之前，他已令“挺纵”司令部和边区特委部署各群众团体发动群众，拦阻沈鸿烈的汽车，挽留抗日县长牟宜之。所以，当沈鸿烈一行才到乐陵城南关，便有上万名群众在此迎候。黑压压的人群将汽车团团围住，高呼“支持抗战，挽留牟县长主乐！”“谁破坏抗日，我们绝不答应！”等口号。震天动地的高呼声，吓得沈鸿烈胆战心惊。众怨难违，沈鸿烈只得留下牟宜之。

自那之后，沈鸿烈再也不敢提赶走“挺纵”的事了，肖华也随之在鲁北扎下了根。

在此后的多次反“扫荡”期间，肖华每到一个村庄，都要到处走走，在村头巷尾和老乡拉家常。村里开大会，他常去讲讲话，宣传抗日救国。他讲话的姿势和口语，连一些村里的小孩子们也都学会了，做游戏时常模仿……正因为他和老百姓零距离接触，说的都是实在话，干的都是实在事，老百姓都把他当亲人、贴心人，纷纷送子参军。到1939年年初，肖华部队已发展到2万多人！

为提高指战员综合素质，肖华还在原军政大队的基础上正式举办八路军冀鲁边区抗日军政学校。学校分军事、政治、民运3个队，分别培养军事、政治和群众工作干部。每期学员多达三四百人,学制3个月。校址设在旧县衙大堂后面的乐陵县中学内，以中学东北角的操场为操练场地，每天早晨和下午都进行军事训练。学员练射击时，由于枪支不够，便以木枪代替。肖华经常挤时间给学员上课，作形势报告。

冀鲁边区抗日军政学校共举办了5期，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革命干部，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很大作用。

三、痛击鹿钟麟

在沈鸿烈相对“老实”的那阵子，行伍出身、被毛泽东称为“摩擦专家”的鹿钟麟又跳了出来。他与沈鸿烈的不同之处，是想用武力征服“挺纵”，尽快把肖华赶出河北。为此，他按照蒋介石《限制异党活动之办法》的密令，亲自召见盐山四区反动民团头子孙仲文，委任以国民政府军第53游击支队司令，并为孙仲文拨钱、配枪、专门成立一个“官团”大队，以对付冀南“挺纵”部队。

孙仲文当上司令后，自以为有钱有枪有靠山，从此更加骄横。1938年10月，他派手下包围了盐山五区抗日政府，并将机枪架到区政府门口，要区政府制册交印，并声称一切都要听从孙司令的指挥。同时他们还在苏基、大赵村、丁村一带，挖沟垒墙，扣押“挺纵”过往人员，活埋抗日干部，屡屡向我挑衅。肖华派驻防在盐山旧县一带的我冀南第六督察公署专员、第六军分区司令员杨靖远，到大赵村找孙仲文交涉，劝其停止破坏活动。杨靖远只带一名警卫员轻装简从，完全出以诚意来和孙仲文谈判。然而，孙仲文竟当场扣押杨靖远。幸亏杨靖远眼疾手快，用力反拧住孙仲文的手，用枪口对准他的头。在警卫员的掩护下，冲出魔爪，脱离险境。

对孙仲文的怙恶不悛，肖华决定予以有力回击。11月，他命杨靖远率部队包围大赵村孙仲文的老巢，迫使他放弃对我军的挑衅。不料，孙仲文早有埋伏，喊话中，孙仲文命人向杨靖远首先开枪，致使杨靖远身负重伤。得意忘形的孙仲文竟将杨靖远残忍地杀害，并割下头颅挂在寨门上，向八路军示威。 恶噩传来，肖华悲痛万分。11月14日，他派符竹庭、周贯伍部队，从苏基出发，一举攻破大赵村，将孙仲文一群乌合之众全部拿下，并建立了第四区抗日民主政府。

为打击鹿钟麟的反动气焰，我军继续向北推进。收回新海县（现黄骅市），建立新海县抗日民主政府。鹿钟麟穷兵黩武，结果以失败告终；而肖华却在冀南又牢牢扎下了根。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系列事件使鹿钟麟认识到共产党八路军是不可战胜的。不久，他便向蒋介石辞去所有任职，定居天津。新中国成立后，他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以普通公民的身份，积极参与街道活动，再次被毛泽东称为“街道工作专家”。肖华也曾面见鹿钟麟，风趣地对他说：“我们是不打不相识。”

四、解救高树勋

高树勋原籍是山东省盐山县高金庄。他曾是刘伯承的部下，蒋介石派他来，是想利用他的乡土情谊笼络人心，配合鹿、沈进一步制造摩擦。不过，他本人比较倾向抗日，只是受石友三排挤，身边又有CC分子政训处长马皋如的监视，处境相当尴尬。基于此，肖华认为只要晓以民族大义、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教育、感召，就能把他争取为抗战中的朋友。鉴此，肖华主持边区大会时，邀请高树勋参加。高树勋深为感动，在会上作了诚挚的讲话。会后，肖华把刘伯承师长的亲笔信转交给高树勋，劝高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要像石友三、张荫梧等人那样，成为历史的罪人。肖华还派高树勋的盐山老乡、我6支队司令员邢仁甫同高树勋保持经常联系。肖华本人也多次到高树勋驻地或邀高树勋来“挺纵”，一起谈身世，论时局，坦诚相待，增进了解。肖华和“挺纵”其他领导还经常到高军部队发表抗日演说，情真意切，深入浅出，倍受官兵的拥护，促使高树勋与我军订立了“互通情报，互保伤兵，配合作战”的协定。 然而，CC分子马皋如却千方百计地从中破坏。马皋如还网罗一帮惯匪成立河北省保安第二支队，勾结叛徒袭击抗日县政府，打死干部战士多人。1939年3月1日，河北省保安第二支队在马皋如的唆使下，公然到我五区政府“借枪”，再次发生摩擦。肖华敏锐地感到马皋如等人用心险恶，企图挑起“挺纵”与高部发生大规模冲突，借以消耗非嫡系部队实力，中伤八路军。于是，肖华派部队消灭了保安第二支队。马皋如不思反悔，继续与八路军搞摩擦。他趁边区闹春荒，又组织操纵属下四处催粮逼款，挑动高军内部人员当众撕毁我军发布的抗日公告，扣押打伤抗日军民。对此，肖华严肃地表示：要以斗争求生存，忍让是有限度的！随后，他亲自出面找高树勋交涉，陈述利害，指出马皋如这样做的险恶目的，是想让“挺纵”和高部两败俱伤，以便坐收渔利。一席话提醒了高树勋，使他当即答应加强军纪，减少冲突，和地方抗日政府协商解决军粮问题。同时，肖华向各地发出指示，对顽固派策划的限共政策坚决抵制。如此一来，粉碎了马皋如的阴谋。

1939年7月11日夜，高树勋和所部2000多人在乐陵宁寨被日军团团包围。高树勋向驻扎在近处的国民党将领张国基和曹振东求援，张、曹均见死不救。无奈，他只好求助于肖华。肖华接到电报，立即率部急行军50多华里，赶到宁寨，击溃日军，营救出了高树勋。

事后，高树勋非常感激，特意来到“挺纵”司令部拜访肖华，还扯住他的手感慨地说：贵军所为，实在令人钦佩！交朋友，就要交共产党这样的朋友。这一次，对鄙人教益不浅啊！还表示：在中国的土地上，只有共产党是有希望的，搞摩擦是没有出路的。

高树勋在和肖华交谈时，得知一直陪伴在肖华身边的秘书杨鸿耀是自己的盐山同乡，又见八路军的生活条件那么简陋，便将一件从日军将领那里缴获来的黄呢子大衣送给了杨鸿耀。

没过多久，高树勋毅然率部撤离冀鲁边。

后来，高树勋于1945年率部在邯郸前线起义，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共中央曾号召国民党军队以高树勋部队为榜样，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在内战战场上举行起义，加速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对此，毛泽东在他的雄文四卷里欣慰地称之为“高树勋运动”。

1939年9月，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调肖华任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临行前，肖华在和同志们举行的“同乐会”上，总结了冀鲁边区这一年多的战斗情况，其中有以下数字：击毙日寇1923名；击毙伪军3845名；俘获伪军1368名；破敌铁轨18次；抬回铁轨61条；伏击火车头及列车12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