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物质资本积累以及金融创新活动被看作是落后国家经济“起飞”的前提条件。有效地积累起物质资本，意味着一个农业国家能够增加对机器设备的利用，顺利实现工业化。然而，人们获取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能力，在一定意义上要取决于不同文化对财富的态度。

事实上，在各大宗教的教义中，充满了对财富的多样化的论述，这些财富观有所差异甚至相互矛盾，从而为不同的解释预留了空间。例如，《圣经》中约瑟、约伯、亚伯拉罕等，都有殷实的家产，但都是敬畏上帝的义人，上帝赐福给他们。在伊斯兰的财富观中，金钱不是人的主宰，人也不是金钱的主宰，而真正的主宰是清高的安拉，人类要作为代理者按伊斯兰的方法处理金钱和物质。佛教奉行简朴生活的原则，强调了财富来源的正当，但似乎并不严厉排斥财富，在《阿弥陀經》中，西方极乐世界为“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皆是四宝周匝围绕，是故彼国名为极乐……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纯以金沙布地，四边阶道，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而严饰之。”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富丽堂皇的佛教乐土。

但总体而言，在中世纪，禁欲主义的倾向在各大宗教中占主导地位，宗教对于财富的态度是限制的，甚至是敌视的。在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学者强调财富为人服务，而非人为财富服务。为了不让经济利益妨碍宗教的事情，处处都有限定、制约和警告。追求更多的财富不是进取，而是贪婪，而贪婪是一种弥天大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