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华腾，范 珂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清末壬寅癸卯科陕晋合闱乡试探析

张华腾，范 珂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1902年和1903年,即农历壬寅年和癸卯年,由于受战乱、加开恩科等种种原因影响,清政府相继举行了两次乡试,山西省为《辛丑条约》内的禁考条款所限,全省有多地考生五年内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太原也不能举办山西乡试。最终山西省这两次乡试借用陕西贡院与陕西省进行合闱考试。这两次乡试既是清政府在庚子事变后的窘境的一个缩影,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新旧更迭之际的科场情形。

清末;乡试;陕晋合闱;科举停废

步入20世纪之后,中国受西方冲击越来越大,科举制度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即将走向末路,壬寅科和癸卯科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两科乡试,陕晋合闱就是这两科乡试中的一个特殊事件,其产生缘由较为复杂,牵动列强、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还有广大士子,又与科举改章有着必要联系,在当时是个影响很大的事件,但是学界对此事件却并无专门研究。*研究清末科举的著述要么是基于全国性的考察，如石焕霞《20世纪初士人心态研究——对1902年乡试为中心的考察》(《考试研究》2005年，第5卷第3期)和《1903年末科乡试透视》(《教育与考试》2010年第2期)，以及刘海峰《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科乡试》(《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要么重点研究会试，如范沛潍《清末癸卯甲辰科会试述论》 (《历史档案》1993年第3期)和王瑶《清末最后一次会试考述》(《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绝少有涉及陕晋合闱的研究。近年出版的关晓红教授的《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一书，是研究清末科举停废的一部力作，但此书对于最后两次乡试的研究多集中于顺天借闱河南乡试，未能系统地展现陕晋合闱乡试。本文根据掌握的有关史料,意图将其史实梳理清楚,分析其复杂的原因及其影响。

一 确定壬寅癸卯科乡试时间之过程

依清代定制:“乡试三年为一科,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万寿登极各庆典加科者曰恩科。”[1]49因此按照正常的科分顺序,正科乡试年份即是庚子年(1900)和癸卯年(1903),但是最终却在壬寅和癸卯这两个紧邻的年份举行,并且还混合了一次正科和两次恩科,这样的科考在整个清代历史上也极为罕见,又因为科考时间变动与陕晋合闱有着重要关系,所以有必要简单梳理一下清政府议定这几年科考安排的经过。

己亥年末,光绪帝发布上谕:“明年朕三旬寿辰,允宜特开庆榜,嘉惠士林。着以明年庚子科为恩科乡试,次年辛丑科为恩科会试,其正科乡会试着递推于辛丑、壬寅年举行,用示行庆作人,有加无已之意,钦此。”[2]406依此上谕的要求,则要在接下来的三年之内举行两次乡试和两次会试,一切科举事宜开始按照加开恩科的正常程序来部署:以正科为恩科,正科递推,接着从庚子年的四月到六月,清廷先后指派了本年各省乡试的正副考官。[3]1072-1073正当一切都要准备妥当,只等秋闱开始之际,八国联军侵华爆发,眼看形势一团糟糕,清廷决定展缓科考,以“中外开衅,各直省军务倥偬”的理由,“着即展缓至明年三月初八日乡试,八月初八日会试……庚子正科乡试及次年会试,并着按照年分,以次递推。”[4]187此时战端已开,各省均在备战,忙于军务,科举考试一时无法提上日程,清廷在考虑各种因素后将此次恩科乡会试延后半年,之前的秋闱变成春闱,春闱又变成秋闱,都在辛丑年举行,正科也一并延后。这是第一次日期安排上的变化。

在八国联军攻破北京之后,慈禧携光绪帝西遁,中央各部院的官员也四散溃逃,各衙门几无行政能力,在这样的乱局之下,留京办事大臣大学士昆冈考虑到“现各衙门未能照常办事,考官衔名一时尚难咨取”,因此请旨“拟俟合议就绪,再行遵旨举办。”清廷允从。[5]103可以看出清廷此时在一片纷乱中已经顾不上科举之事,认为签订合约稳定局势最为要紧,遂把此事暂时搁置了起来。庚子年十二月,事情又有了变化,清廷同意了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关于更改乡会试安排的奏议,并公示各省执行:“刘坤一等合词吁请将两江、两湖、四川庚子、辛丑恩正两科乡试,归并于二十七年八月举行,恩正两科会试归并于二十八年三月举行,业经照准,此外各省文武乡试,即着一律展缓归并。”[3]1074这次时间变更不仅将之前确定的时间又推迟了半年,而且还将恩正两科进行归并一起考试,以节省经费。这是第二次日期安排上的变化。

到了辛丑年三月,清廷传电至各省督抚,认为“现在和局将定,各士子观光至切”,各直省乡试“自应仍遵前旨,一律举行”,即在本年八月举行乡试,又令各省督抚“各就地方情形,详细体察,有无窒碍之处,迅即据实电奏”。[3]1075紧接着,刘坤一、张之洞、奎俊等督抚立即上奏请展缓各省乡试至次年秋间举行,清廷均一一照准。*关晓红教授认为“这道上谕，一方面表明政府对士子应试心切的理解和体恤，另一方面则将是否照前议开科的权力下放给督抚，让各地就实际情况自行决定是否举办。深谙官场之道的两江总督刘坤一，从清廷前后矛盾的几道谕旨窥破当道的心思，既不想当年举行科考，又不愿担当停科的罪名，以免失去人心”。因此，刘坤一等“为给清廷延迟科考找一个体面的台阶”，请旨展缓乡试，“清廷果然就坡下驴，准其所奏”。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3页。[3]1075清廷也分别在这年的四月和七月两次准升允奏展缓陕西乡试,在五月准岑春煊奏展缓山西乡试。[3]1075-1077本年十月,清廷又发谕将会试也推迟至癸卯年举行。[3]1079-1080至此,这一届的乡会试日期终于落定,分别定于壬寅年(1902)秋季和癸卯年(1903)春季举行。

依正常科分顺序,癸卯年和甲辰年(1904)分别还有一次乡试和会试,但是又因甲辰年正逢慈禧太后七十岁寿辰,清廷在癸卯年正月初一日宣布“着于本年举行癸卯恩科乡试,明年举行甲辰恩科会试,其癸卯、甲辰正科乡会试,即归并丙午、丁未科举行”。[6]1这样一来,恩科乡会试取代了原来的正科乡会试,正科分别后延,但是众所周知的是,在乙巳年(1905),科举制度被正式废除,之后再也未举行过科举考试,所以,癸卯年的恩科乡试和甲辰年的恩科会试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乡试和会试。*此外在1903年7月曾举办了一次经济特科考试，因与本文主旨无太大关系，此不赘述。关晓红教授对此有专文论述，见前引书《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一章第四节《议开经济特科》及第七节《一波三折的经济特科考试》。

综上可以看出,如果是正常年份,从庚子年到丁未年的七年中,所有的正科加上恩科,会举行五次乡试和五次会试,但是最终只举行了两次乡试和两次会试,虽然加开恩科也是科分变化的一个原因,但是毕竟有规制可循,安排起来并无掣肘之虑,相比较而言,庚子事变对这几年的科举安排几乎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战事正酣之际清廷忙于军事,无暇安排考试,战事结束之后,全国一片乱象,清廷和各省多有苦衷,已无力举行科举,因此才一拖再拖,形成了最终的结果。而山西省又是受战争影响尤大的省份,最终到了两次乡试都要借闱到陕西进行考试的地步,其缘由及议定经过如下。

二 从禁考条款出台到议定陕晋合闱

壬寅癸卯两年的乡试考试地点改变的省份除了山西与陕西合闱之外,还有顺天借河南贡院举行乡试,而这两件事情的发生都与庚子事变有着莫大干系。光绪二十六年(1900),毓贤出任山西巡抚,极端排外的他延续了之前在山东的政策,纵容义和团烧教堂、杀教士,将山西全境搞得血雨腥风,据后来接任毓贤为巡抚的岑春煊在清理教案时统计,“计全省外侨,为前抚毓贤杀害者,主教三人,教士男女共一百三十余人,吾国教民死者亦万有余人”,[7]20山西也成为各省中死人最多的一个省。毓贤在山西的所作所为激怒了各国,八国联军在进入北京后将毓贤列为“祸首”,要求清廷严惩,清廷在已经崩溃的战局下无奈求和,答应了列强的要求,后来,“臭名昭著的山西巡抚毓贤”*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语，由此语也可窥见传教士对毓贤的态度。[8]279被斩杀于甘肃兰州。

尽管山西教案的主犯毓贤已经被杀,但是列强对山西的惩罚却不止于此,他们在《辛丑条约》中加入了这样的条款:“将诸国人民遇害被虐之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9]403无疑列强已经了解到科举乃是中国的一项关乎无数士子生计命运的大事,想用禁考条款来进一步来打击中国人的心气。经各国公使与李鸿章等谈判大臣议定,山西省停考的地方包括“太原府、忻州、太谷县、大同府、汾州府、孝义县、曲沃县、大宁县、河津县、岳阳县、朔平府、文水县、寿阳县、平阳府、长子县、高平县、泽州府、隰州、蒲县、绛州、归化城、绥远城”,[10]87为全国停考最多的区域,而停考区域又都为山西的“人文荟萃之区”,[5]119禁考五年的条款无异于宣布山西科举要瘫痪五年。

起初和议刚刚签订之时,李鸿章等谈判大臣还曾与各国公使围绕停考细节有所交涉,中方代表力求将损失尽可能减少,曾主张“一县所属内有一镇有虐害诸国人民之事,只应停此一镇之考,而不能将阖邑考生概予停试,至于一府所属总有数县,此县与彼县相去颇远,尤未便以一城内应行停考,遂并一府而均停之。”[11]285这一主张旨在避免未滋事地方的士子不被无辜牵扯进停考之中,但是这一意见却被领衔各国使臣的西班牙公使葛络干指斥为欺罔之术、谬论之词,中方不忍放弃,再次照会葛络干继续争取:“以停考五年系停止滋事地方之人五年内不准应考,非曾经滋事之地五年内不准开考。”[11]285这一意见完全是为了保全北京和太原举办乡会试的资格,保障两地乡会试的顺利举行,对于这一意见,葛络干仍然不依不饶,坚持条约原文中“五年内概不得举行文武各等考试”的真意为“滋事之地五年内不准开考”。[11]285

中方大臣看到谈判如此不易,但同时又明白乡试借闱并非容易之事,会试更没有在外省开科的前例,要想尽力减小停考的影响,就必须进行让步,遂决定“将各使等单开停考府县一律允其照办,仅与商酌会试及顺天山西乡试照常开考”。[11]285由此可见,中方谈判大臣此时对停考之事最看重的是能否坚持北京和山西的乡会试照常开考,其他都属可以退让的细枝末节问题。

李鸿章等人见在葛络干这里难有进展,遂派员与英国使臣萨道义面商通融,但是依旧碰了钉子,萨道义认为“北京与山西太原戕害陵虐诸国人民较各处为甚,若此两处仍照常开考,他处更可不必议停……既经明定条款滋事城镇不得举行考试,何得复以举行之说相商”,明确拒绝了中方的请求。[11]286这说明各国公使对条约原文字词的本意极为看重,不愿轻易在签约后有所变动,以背负违约之嫌,也避免在让步后让中方收益,使条款成为一纸空文。在一再经受挫折之后,中方谈判人员依然多方奔走,经由基督教士借力,直隶藩司周馥又与法俄美各国公使相商,请求帮忙,经过艰苦努力,最终葛络干在照会中也只是微微松口,称“北京会试尚须详细查核”,但是坚持“顺天太原乡试仍请停止”,至此,此事再无转圜余地,在太原举行山西乡试的愿望彻底破灭。[11]286

科举事宜被列强限制,这让山西士子心理上受到极大打击:“去年乡试移于今年,亦因省垣诛戮洋夷,不准考试。考试大典,官不能自主,一任洋夷之言为行止,士气不免沮丧矣。”[12]99而山西本地官员面对这种人心浮动的情况,也必须要有所作为才能稳住人心,以往各省府试均在府城开考,尽管这次有一部分府城在停考之列,但是山西地方面对这种情况还是能够应对,山西学政刘嘉琛奏请“参酌路程择邻棚就近调考,其距邻棚较远生童未易就试者,于属中择有大书院及考棚就近开考”,[5]123用这样的转圜解决了府试问题。但是,在与外国公使几次三番交涉后仍不能争取到在太原开考乡试,那么以往在省城贡院举行的山西乡试此时就要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

在听闻合约内有停考条款后,山西巡抚岑春煊也没了主意,他焦急地向李鸿章求救:“省城为通省乡试之地,所杀洋人最多,乡试应由何处举行?……此条关系合约大纲,直晋事同一律,办理未便两歧。拟请咨示直省停考章程查照妥办。”[9]197顺天贡院在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后被焚毁,又因顺天府也被禁止开考,所以直隶也面临着和山西一样的困境,即无处举办乡试,岑春煊想要了解到直隶的对策,以循同此例来解决山西乡试问题,这种企盼到了半年之后才有了眉目。

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1901年12月4日),清廷在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借闱考试一节,河南地居适中,毗连直隶,所有顺天乡试着于明年八月间暂借河南贡院举行,河南本省乡试着于十月间举行”。[10]220-221河南开封因其地理位置与贡院条件而成了顺天壬寅乡试的暂借地,至此,顺天乡试的借闱计划已经出台,山西壬寅乡试如何举行自然要摆上日程。

岑春煊在知道这个消息后上奏朝廷请求循例办理:“自上年和款定后,顺天、太原俱在议约之列,今顺天既借闱豫省,山西事同一律,自应一体举行,以免向隅。查晋省毗连陕豫,惟陕省距晋北道途险远,寒士跋涉诸多不便,河南则壤地处处相接,不独潞、泽、解、绛程途就近,即北路宁、朔等处赴豫亦较陕为近,若将晋省辛丑壬寅于本年恩正并行仿照顺天办法借闱豫省较为便捷,第顺天乡试既奉旨于八月举行,河南又改至十月,若待直豫考峻,然后举办,则天气严寒、日晷正短,于试事未免局促,殊非慎重抡才之道,……吁请天恩饬部定议将顺天河南乡试均准挪前一月,腾出十月一个月以便举行山西乡试,似此三省分期当无严脞拥挤之虑。”[5]137

这道奏折说明,在清廷决定顺天壬寅乡试借闱河南之后,山西巡抚岑春煊也将山西壬寅乡试的借闱地点考虑在了河南,在山西的周边省份中,直隶同在禁考之列,陕西对晋北士子来说又路途遥远,借闱多有不易,那么除去这两省,与山西毗邻的考试地点就只剩河南一省了,这样,河南在地理位置上属最优之选,岑春煊又认为河南即将举行顺天乡试,对山西借闱之事就可依例举行,滞碍不多,对于时间上的冲突岑也想出了转圜之法,真是用心良苦。可是清廷却没有同意这一请求,这种决定也可以理解:首先顺天乡试借闱河南已经牵动各方,从简派人员、布置考场到分理试卷,都需要地方和中央的联动安排,丝毫马虎不得,此次顺天借闱已经让河南地方官员忙得不可开交,时任河南巡抚锡良抱怨自己以巡抚职兼管河工事务,同时在汛期还要监临顺天和河南两次乡试,难以分身,奏请清廷让河南学政代替他监临考试,使自己可以时时注意汛情。[5]142试想若将山西乡试也借闱于河南,那河南地方官员将在这半年之内面临三次乡试,在一片忙乱之中又怎能保证一切顺利?再加上乡试日期于年前早已公布,若此时加以更改,将顺天河南乡试提前一月,那参加这两次乡试的士子无疑又少了一个月准备时间,赴考计划也会被打乱,难免会产生舆论风波,综合考虑一下当时的局势,清廷没有批准岑春煊的奏请也是在情理之中。

借闱河南的希望落空之后,留给岑春煊和山西士子的退路只剩下一条:借闱陕西。这时各方意见已经相当统一:岑春煊已无路可走,借闱陕西是他必须争取到的结果,否则无法对山西士子交代;中央部院要基于现实考虑,在河南被排除后,陕西也是唯一可以承办山西乡试的地方;而此时的陕西巡抚升允同时面对山西方面的恳求和中央的压力,不得已也只能担起了这副重担。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二日,岑春煊和升允联衔,向清廷发出了《奏为秦晋两省乡试拟恳合闱办理折》的奏折,奏折内有语:“本部(指政务处)会同礼部议复山西借闱乡试一折于三月初五日具奏,奉朱批依议钦此,恭录咨行到陕,臣升允遵查原折内开本年八月举行陕西本省乡试,十月举行山西借闱乡试。”[5]147由此可知,岑春煊在未能实现借闱河南的计划后,又与礼部和政务处会商,决定借闱陕西,而且此计划得到了光绪帝的朱批同意,并送达到了升允手中,也就是说升允接到的已经是朱批后的奏折,无异于皇帝亲下命令,这样的话陕西要承办山西壬寅乡试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借闱陕西已成定局,而岑春煊和升允这道奏折并不是奏请将山西乡试借闱陕西举办,而是请求更改乡试时间并改动部分乡试细节,原先中央政府和岑春煊的想法是在陕西八月举行陕西乡试,继之十月举行山西乡试,这是援照本年顺天河南乡试章程来安排的,而升允认为从简易可行的原则出发,这个时间安排也是可以更求省并的,那就是改两次考试为合并一次举行,即为“合闱”。[5]147为了增强说服力,升允在奏折中就秦晋合闱的有利之处作了一番解释,认为两省合闱其利有四。

首先,“贡院不烦重修,供给只办一次”,陕西贡院号舍众多,清代前期一直是陕甘合闱,甘肃乃至新疆等地的考生都需要长途跋涉到陕西来参加乡试,后来同治年间,左宗棠奏请陕甘分闱后在兰州设闱,免去了远地士子奔波之苦,所以陕西贡院的一万余间号舍自“同治癸酉科以后秦陇分闱,每届乡试号舍虚其大半”,而从士子应试人数上来说,“山西士子不多于甘,而荒燹之余越境应试,改章之后舍旧迎新,其来者必较往年锐减,陕西向来乡试不过五千人,山西即满此数亦不过万人,秦东晋西足敷分坐。”[5]147升允认为在兵灾、跨省、科举改章等因素影响下,本年乡试山西士子来陕人数必会大减,因此陕西贡院的号舍数量足以承办两省合闱考试。

第二,升允认为,如果可以合闱考试,那么“山西士子早得题名应试,无天寒晷短之虞,榜后有从容休暇之乐”,[5]147按照之前礼部的安排,山西乡试将会在十月份举行,此时天气已经转冷,白昼时间也会变短,山西士子来回跋涉,肯定多有不便,从体恤士子的角度来看,将山西乡试一并放在八月,这些问题就可以规避,山西士子也会多一些闲暇时间来休息。

第三,升允认为在八月一同举行两省合闱考试可以提高行政效率,避免贻误地方政事,如果按之前的计划在“秋冬两次监临,地方公事或虞废阁”,但是“若一月而毕两闱,则办事之日长,回避之期短”,可以节省不少时间,两省地方官员也能及早结束科考工作,忙于其他政事。[5]147

最后,从保密的角度来讲,升允认为,如果分两次考试,两次阅卷工作要想使用完全不同的官员,难以挑选足额,若要以八月考毕的阅卷官员再去改阅十月的考试试卷,“出闱入闱为时过久,关防难密,弊窦易生”,[5]147若是可以合闱考试,则能毕事功于一役,不用忧虑这些问题。

升允在阐明了合闱之四利后正式请求将“秦晋合闱统于八月内举行,以期便利而省繁费”,升允的此番表述合情合理,合闱既省时省力又能减少花销,又无甚滞碍,经政务处与礼部合议之后认为“所拟合闱办法,尚属周妥,应准如所请”,[5]147这样,壬寅科乡试陕晋合闱就正式确定下来了。

壬寅科陕晋合闱乡试虽已敲定,来年癸卯恩科乡试又近在眼前了,五年之期未过,太原依旧不能开考,在这一时期短暂担任山西巡抚的赵尔巽曾动议将山西癸卯科乡试归并到下届丙午科,用空出来的这几年推广学堂,培养人才,清廷未同意此提议。[5]192笔者倾向于认为清廷仍然是担心人心浮动,毕竟这几年废除科举的呼声高涨,在这样的忧虑之下,士子们都很看重乡会试的机会以争取步入仕途,如果猝然取消一科乡试,士子们必然非议甚多,清廷从争取士心的角度做此决定也在情理之中。在这一提议未果之后,癸卯科乡试走上壬寅科陕晋合闱的老路就可以想见了,接下来的事情几乎是壬寅年的翻版:两省巡抚联衔奏请合闱,清廷照准,[5]211这一切既是顺水推舟的最优之举,又是别无上策的无奈之举。

三 陕晋合闱与科举改章

壬寅科陕晋合闱乡试虽然已经是当时条件下最可行的办法,但是真正实施起来仍然难度颇大,山西向无借闱到别省之先例,陕西亦有多年未举行合闱考试,面对这样的特殊情况,在考试安排上就需要两省沟通联络,做好预案。在考官和阅卷方面,以往陕西共有十房考官入闱阅卷,但是此次加上山西士子的试卷,阅卷工作量加大,必定会延误出榜时间,清廷在同意升允改分考为合考的建议后,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并给出了解决办法,下令“简放山西、陕西正副各二员分省校阅,以昭慎重。……应请添派四房,共十四房,每省七房,分校试卷,以期精密。”[3]1084可见清廷在这次合闱事件上还是充分尊重了各省乡试的独立性,虽然山西士子远程奔波借地到陕西来考试,但在出题及阅卷上都是自成一体的,陕西方面并不能干涉,只是在后勤服务上,出于简易可行的原则,为避免花费太多,才决定“其余执事人员均由陕西酌派,毋庸由山西调取。”[3]1084继之在壬寅年六月,清廷简放了两省乡试的正副考官,任命翰林院编修朱延熙为陕西乡试正考官,段友兰为副考官;编修曹福元为山西乡试正考官,掌江西道监察御史杨士燮为副考官。[3]1085壬寅年陕晋合闱乡试安排逐步走上正轨。癸卯科陕晋合闱乡试考场安排多是遵循上年成例,此不赘述,在考官方面,癸卯年六月,清廷任命翰林院试读管廷鹗为陕西乡试正考官,编修杨家骥为副考官;编修郑沅为山西乡试正考官,江西道监察御史周树摸为副考官。[3]1096

这两年的乡试特殊之处不仅在于几个省份考试地点的变化,更为全国所瞩目的是清廷决定要采用新的考试方法,也就是要改变考题。辛丑年七月,在经历了庚子事变的灾难性打击,又经各大臣奏议,清廷终于决定更改科举制度,废除八股,以鼓励士子学习西学,在此次上谕中,有如下诸语:“以八股文取士……行之二百余年,流弊日深,士子但视为弋取科名之具,剿袭庸滥,于经史大义无所发明,急宜讲求实学,挽回积习。”[3]1077这段话句句为实,清廷并非不知八股积弊日久,只因一直没有勇气变革,又盲目自大,不屑西学,才使科举积重难返,此番又受列强打击,再次证明了传统教育必须改变,八股取士方法已经落伍,因此,清廷决定“着自明年开始,嗣后,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考官阅卷,合校三场以定去留,不得偏重一场。”[3]1077除了场次上的变化,在答题形式及内容上,“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仍前空衍剽窃。”[3]1077此番改革,范围不可谓不大,文意不可谓不诚,将实学提到头两场考试而将《四书》《五经》放在第三场,这样的改动足以震动全国士子,既而改变整个科举生态,士子从平时读书到准备应考都有了全新的目标,壬寅癸卯科的乡试就是此次新政策的试验之举。

陕晋合闱牵动两省,官方的工作虽然有所滞碍,但毕竟都可以转圜解决,合闱乡试影响最大的还是要属广大士子,尤其是跨省应考的山西士子。首先,停考的二十二个府州县的士子被禁止参加乡试,山西应考士子在人数上相比往年必然锐减,再者,此去西安路远日久,来回几月必然花销巨大,许多山西士子囿于财力更是无力前行:“晋省因戕洋夷,停考五年,遂将乡试试移于秦省,晋士苦于资斧缺乏,皆裹足而不前,未闻晋省官吏筹划士子资斧,即有志观光之士,亦徒坐而自叹,无可如何也。”[12]112山西本就属穷困之地,民不富裕,又加上庚子赔款的巨额摊派,“现在税敛重重,有加无已,各州县官吏催科急迫,公堂上敲扑之声日不绝耳,民皆苦之,无所控告,若如此旱再加岁凶,是困上加困也,民将何以为生乎?”[12]111晋省已经如此穷困,士子们还要踏上遥远的路程去应考,乘车住店均需不菲花销,再加上科举改章提倡新学,士子们又不得不购买新书以学习新知,花销又有增加,因而可以说财力的不足限制了很大一部分山西士子的应考步伐。山西举人刘大鹏在日记中记载了其子壬寅年赴秦应考的账目:“今岁玠儿赴秦乡试,费七十金中举,一切浮费又须八、九十金……现在外债尚多,无起兑处,纵家中平素简约,不敢稍涉奢侈,无奈有分外之费耳,家中紧逼,职此之故。”[12]118刘大鹏家尚属书香门第、小康之家,亦已如此窘迫,更多的寒门士子恐怕就得举债赴秦应考,可见,跨省考试更是加重了晋省乡民的负担。

快到乡试之期,两省士子云集西安,一时物价飞涨,刘大鹏记其子“七月十九日至秦长安,寓于贡院门口李家院,用吾邑门斗造饭,百物腾贵,每觔大炭大钱二十文,麦秸每觔大钱七、八文。”[12]115物价的变动影响的不仅是远道而来的山西士子,纵是陕西本省人,亦不能不受牵连,陕北陕南士子前往西安应考也是路途遥远,来回数月,钱财不足大概也是陕西士子担心的一个问题。

二十二府州县停考,其余士子又要远赴陕西考试,多重因素影响之下,山西应考士子人数锐减显而易见。据官方统计,壬寅年陕西省应试士子四千零三十六名,山西省应试士子二千四百三十一名,[5]171癸卯年陕西省应试士子四千一百零三名,山西省应试士子二千三百十五名。[5]231山西省应考士子不及往年一半,令人唏嘘,但是人数的减少并非意味着士子热情不足,改章的变化也没有成为士子参加科举的阻力,连较为抵触新学的刘大鹏在壬寅科和癸卯科都分别让自己的两个儿子赴陕参加乡试,他自己更是参加了在河南举行的会试,甚至更有一些八九十岁的老者也长途跋涉去参加考试,令人惊叹。[5]191,202这种情况也表明了相对于科举考试的内容变化,其作为铨选制度的性质对士子的吸引力更为深远,对部分士子来说,稍稍忍受一下学习西学的委屈和痛苦,比一下子放弃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致仕理想来说还是要容易得多。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不仅传统士子赴陕赶考趋之若鹜,甚至在山西大学堂学习新学的学生也有许多人请假赴考,在壬寅科乡试之时,“今岁学生应试,往往假逾三月,场前以恐迟而急赴,场后以归省而误时,且有迄今未归者”。[5]193出现如此现象,可见科举考试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

壬寅癸卯科的乡试虽然更改了考试场次及内容,但其趋新程度仍然值得怀疑。首先清廷中央的态度也是模糊不定的,尽管当初发布改章命令时字义明确,但是除却具体的更改规定,依然有“务以《四书》《五经》为根柢”[3]1077这样的语句,清廷的踌躇不决体现无疑。从具体落实上来看,两次陕晋合闱的试题大体上遵循了改章的规定,在首场的中国政治史事论命题上,如壬寅年陕西省有“励农桑慎选举论”、山西省有“种谷者必杂五种以备灾害论”这样的命题,均较为贴近实用。[13]在二场的各国政治艺学策命题中,不乏趋新之题,如癸卯年陕西省有“西人轮电愈推愈广,极其功力将来能至何等地步,试言其理”这样的命题,考察士子对西方科技的了解,甚至还有如何限制在华洋商、如何整顿币制这样切中时弊的命题,[14]与往年相比题风大变,且均落在实处,不得不说在表面的命题上,这两次陕晋合闱乡试还是基本贯彻了清廷的改制规定。

但是命题上的趋新并不能反映士子们在答题上的亦步亦趋,山西和陕西地属内陆,向来接触新学较少,赵尔巽也承认了这一不足,他在奏折中写道“父兄之授受、师友之渊源向多以攻举业为先,讲时务者原称罕,观本科改试策论兼校中西各学,多非晋士所素习”。[5]192陕晋两省士子的新学基础薄弱与试题的趋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壬寅科是补行的庚子辛丑两科的乡试,录取名额翻倍,报名人少而录取人多,致使出现了考官选才困难的情形,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士子的答题情况并不尽如人意,赵尔巽甚至还表达了壬寅科已将优才选尽会使癸卯科滥竽充数的忧虑。[5]193

除了学生自身新学基础薄弱,考官的选材标准也未能紧跟时势。壬寅科山西乡试正考官曹福元在本年山西乡试录的序言中有“伦理不明,虽才无用;且不仅无用,而有大害”。[15]3-4这样的表述,可见曹本人对中西体用之分仍然坚持,中学“体”的地位在其心中亦不可动摇。癸卯科乡试陕西乡试正考官管廷鹗在本年陕西乡试录的序言中也曾如此说:“论综古今之史而居其正,策括中外之法而酌其宜,仍复归本于《五经》,折中于四子,将以经济为文章,以忠孝为经济。其本立,则无空谈寡用之羞;其源清,则无邪说诬民之患。”[15]其对《四书》《五经》重要性的强调显而易见,与清廷所讲“务以《四书》《五经》为根柢”也似有上下呼应之感。这两位考官的言论虽不能覆盖所有考官,但也有一定代表性,并且曹、管二人均为两省正考官,他二人的价值取向既如此,那么在改卷选材方面恐怕也不会太看重士子的新学水平了。从以上几个现象来看,这两次陕晋合闱乡试似乎给人留下一种“外新内旧”的观感。

抛却以上不提,两次陕晋合闱乡试作为国家的抡才大典,依然改变了不少人的命运。山西士子景耀月,参加癸卯科乡试考中副榜,次年,被选送日本留学,进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成为一个新式人才;[16]206山西士子狄楼海,参加壬寅科乡试中榜后又考中进士,任刑部主事,后来也东渡日本留学;[17]168山西士子刘懋赏,参加壬寅科乡试,举孝廉,后被保送到日本留学;[18]153陕西士子陈同熙,壬寅科乡试中举,与于右任、井勿幕等陕西革命党人过从甚密,并加入同盟会,民国成立后被选为临时参议院议员;[19]785陕西士子王林生,癸卯科乡试中副贡,后追随于右任至沪,任《民立报》编辑,鼓吹革命思潮。[20]1037这样的例子众多,不一而足,但是这些人在科考之后接触新思想新知识,后来大都加入了同盟会,由科举出身而最终却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再联想到武昌首义之后陕晋两省响应之速,这也算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吧。

四 结语

综上所述,清末壬寅癸卯科陕晋合闱乡试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个特殊事件,在庚子事变的冲击之下,各省对举行科举考试多已力不从心,清廷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一再推迟乡会试,甚至进行归并,在经过几次三番的改变之后,终于将乡试时间定在了壬寅年和癸卯年。山西省在庚子年间虐害洋人程度最深,在签订《辛丑条约》时列强有意要惩罚山西,将山西省属二十二个府州县禁考五年,禁考条款的出台致使山西士子必须要借闱调考,在借闱河南的计划不被清廷同意后,陕西成了最优的去处也是唯一的去处,这其中饱含无奈与辛酸,使得士心大挫。在此事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列强与清政府、山西地方与中央政府的谈判博弈经过了许多回合,过程复杂而多变。也能看出在庚子事变后,清廷的确在西方国家面前已经没有了话语权,几乎事事听人摆布而不能争取到自身的利益。国家的落后挨打导致作为国家抡才大典的科举考试完全紊乱,在各省地方官员与清廷中央的来函商议中,又可见各级官员对这样的窘境的无奈与悲愤,更可感叹广大士子在其中的尴尬地位。

面对如此多的困难,在壬寅科和癸卯科陕晋合闱乡试开考之时,山西士子应考人数比往年大减,尽管如此,许多人仍对这样的入仕机会格外珍惜,部分新式学堂的学生甚至不惜离校数月去赴考,这体现了传承上千年的科举考试在没落之际对士子仍然具有极大吸引力。同时,陕晋合闱乡试又与科举改章交织在一起,考试场次和试卷内容的变动成为这两科乡试的一大看点,虽说考题已经较好贯彻了改章规定,但是士子的答题情况却不尽如人意,这也是陕晋两省地处内陆,士子不尚西学的现实体现,又因考官的旧学背景,使得在改卷方面更加看中士子的旧学根基,总体上来说,这两科陕晋合闱乡试呈现出一个“趋新不新,弃旧仍旧”的特点。

仅从陕晋两省的情况来看,虽说新式学堂在全国布局已有数年,科举考试也开始试行改章,但是浓厚的传统旧学氛围和薄弱的新学基础仍然限制着教育和铨选制度的转型。清朝最后十几年风云变幻,新式教育与旧式科举的碰撞与融合是学术界长期讨论的话题,历久不衰,其中还有许多亟待发掘的现象与问题,以往的部分研究还有可以商榷的余地,这些都需要学术界在以后的研究中不断关注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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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顾廷龙,戴 逸.李鸿章全集16:奏议[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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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梁思法.三原县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贾发义)

A Survey of the Ren-yin and Gui-mao Provincial Examination of Shaanxi and Shanxi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ZHANG Hua-teng,FAN Ke

(SchoolofHistoryandCivilization,ShaanxiNormalUniversity,Xi’an710119,China)

In 1902 and 1903,for the various reasons,such as the war,the extra examinations added by the emperor and so on,the Qing government successively held two provincial examinations.Limited by the provision for examination ban in the Treaty of 1901,quite a lot examinees in Shanxi province were not allowed to take part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within 5 years,and Taiyuan was also banned from holding provincial examination.As a result,the two provincial examinations were held in Shaanxi.These two examinations were not only a dilemma microcosm after Geng-zi incident,but also a reflec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Qing dynasty;provincial examination;the combined imperial examination;the end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2017-03-16

张华腾(1955-)，男，河南滑县人，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晚清史、中华民国史、袁世凯与北洋集团研究。

10.13451/j.cnki.shanxi.univ(phil.soc.).2017.04.010

K252

A

1000-5935(2017)04-007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