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青山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241)



实验哲学的怀疑论背景

颜青山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241)

由于对经验调查方法的运用,新世纪兴起的实验哲学似乎可以很自然地被看作是哲学自然化思潮的响应。但实验哲学并不符合自然化的两个基本特征,至多,自然化为其提供了一个方法性氛围,而不可能是思想背景。实验哲学的思想背景更可能是20世纪流行于各个哲学部门的局域怀疑论,如形而上学怀疑论、知识论怀疑论和道德哲学怀疑论等。诉诸哲学直觉的思想实验之广泛运用所激起的怀疑、道德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中对哲学普遍结论的挑战则可能是实验哲学兴起的直接原因。

实验哲学;哲学自然化;怀疑论

一 引言:实验哲学的兴起

作为21世纪初突然兴起的一种哲学研究形态,“实验哲学”这个短语的出现最迟应该在2006年。这一年,美国哲学学会(APA)太平洋分会举办了以“实验哲学”为题的会议。到2007年至少有2篇论文的标题使用了“实验哲学”这个短语,亚历山大和温伯格的“分析知识论和实验哲学”[1]以及著名哲学家索萨的“实验哲学与哲学直觉”[2](该文实际上是在太平洋哲学分会上交流的论文);或许,更直接的来源是诺布(Joshua Knobe)2003年的一篇论文“大众心理学中的意图行动:一个实验性考察”[3]。

有两篇论文可以看作实验哲学的奠基之作,即2001年的“规范性与知识论直觉”[4]和2003年的“意图的行动与日常语言中的副效应”[5]。前者考察了不同人群(如东亚人和西方人、高的和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对知识论经典思想实验中关于知识归因的不同直觉,挑战了哲学家在思想实验分析中表现的那种普遍认同的知识辩护直觉。后者则挑战了人们只应当对意图的行动负责的伦理学直觉或教条:在一个思想实验中,伴随有意图的行动分别带来了好的副效应和坏的副效应,接受调查的大多数人认为,行动者应当对坏的副效应负责,而不对好的副效应负责。

如其先驱者们所言,实验哲学最初的几年如履薄冰,并且确实也受到了太多的批评和质疑,但它毕竟在短短几年内就引起了主流哲学期刊的关注。

除署名靠后的斯迪奇(Stephen Stich)已经在分析的知识论界较有影响之外,实验哲学的初创者几乎是清一色的哲学初涉者,有的研究者甚至还处于哲学共同体之外。一种由非著名哲学家开创的研究进路在如此短时间内引起主流关注,在哲学史上并不是多见的事情,例如,分析哲学在其德国初创(弗雷格)和英国最初呼应(罗素和摩尔)时期就曾经有几十年的晦暗期,那时,除了几个同道者,既没有来自权威的批评,也没有来自同行的赞同;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逻辑经验主义的“维也纳小组”形成,分析哲学才成为哲学主流;其早期影响显然不如同时期有明确师承脉络(从布伦塔诺到梅农和胡塞尔等)的现象学运动。

实验哲学一经出现就受到主流哲学关注的现象是值得思考的。一个合理的推测是,它必定具有主流哲学的背景,它可能得益于其他领域的研究,或者说,是搭了其他研究的便车,这些研究(或便车)可能是思想性的,也可能是方法性的。本文就是要根据实验哲学的特征找出这些背景并探讨什么样的背景是最重要的。

虽然质疑从来没有间断过,实验哲学的蓬勃发展却已经超出人们的预期。似乎这个领域完全获得一种新的风格,年轻的哲学家们带着他们的研究生,像科学家一样工作,提出各种新奇的想法并试图发现其对传统哲学直觉的修改和颠覆,而每当一个新的结果出现之后,接着便是争论和新的改进设计及新的实验结果,从而使得每一项有趣的研究都能够构成一个连续的话题。例如,经典的诺布实验就已经构造出多个改进版本;电车悖论则将其扶手椅时代的众多版本实验化,进一步扩展所谓的电车学(trolleyology)内容。

从《实验哲学》两卷论文集(2008年*Knobe J,Nichols S.(eds.),Experimental Philosophy (Ⅰ).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其中早期主题综述自本书。和2013年*Knobe J,Nichols S.(eds.).Experimental Philosophy (Ⅱ).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其中近期主题综述自本书。)看,实验哲学的研究范围正在急剧扩大,从早期主要关注知识论、道德哲学和语言哲学,已经扩大到哲学的全部领域,如心灵哲学、形而上学、政治哲学、法哲学和艺术哲学,其中也有许多研究复活了先前的可能不属于哲学研究的主题,例如,实验法哲学中关于大众对刑罚的报应论和威胁论的态度。

实验哲学早期研究的几个话题包括:知识归因或辩护问题、意图行动副效应的道德责任问题、语义学中关于指称问题(描述理论与历史因果理论)、道德责任与决定论的兼容性问题或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问题、道德思考与道德行为的关系问题。

实验哲学的近期问题明显得到大的扩张:(1)直觉问题。如顺序效应对直觉的影响,Kauppinen揭示,顺序效应对直觉影响并不总是有效。(2)大众意识概念。其中主要涉及经验性(experience)与能动性(agency)的关系,例如,人们以高比率倾向于从经验性维度看待一只青蛙的意识性,而同时以高比率从能动性维度看待上帝的意识性,这似乎表明理性意识更多地与能动性相联系(Gray, Gray & Wegner);大众和哲学家以相同的比率否认机器人有痛感,但大众倾向于视觉上的观感效应,这似乎不支持意识问题所谓的“难”难题(Sytsma & Machery);尼科尔斯等认为能动性和经验性是相互关联的,把意识状态归因于一个东西是把该东西认定为能动者(agent)的一个自动的结果,这种认定是视觉形象和行为互动一道触发的。反应时实验中,受试者在否认单凭视觉形象归因意识状态方面会更慢一些,似乎表明,人们压抑着归因意识状态的瞬时倾向(Nichols)。(3)元伦理学话题。在大众关于伦理判断的客观性和相对性研究中,结果表明,大众接受伦理判断的客观性,而不是口味偏好或习俗,几乎跟科学事实一样客观(Goodwin & Darley);但是另一组实验则表明了大众对道德理解的相对主义因素,只有单一文化中,参与者才表现出客观主义的答案,而在不同文化中则呈现出相对主义的答案(Knobe等)。在判断的道德性蕴含研究中,传统哲学总是将判断区分为道德判断和纯粹描述判断,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大众哲学并没有如此明晰,价值判断会明显影响参与者对行动者所导致的结果的描述性判断。

实验哲学的可能范围还有待后继者去开拓,就笔者目前的思考看,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大众的哲学家直觉,即在对大众就某一问题进行调查时,可以获得被调查者对哲学家就同一问题会如何看待的意见。第二,方法上可以以场景调查取代问卷调查,尤其是虚拟现实的场景调查,事实上,近年来已经在虚拟现实场景中获得了几项不错的结果。

就学科范围而言,实验哲学并不是孤立的,涉及了好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如心理学(其中尤以道德心理学为甚)、认知科学、人类学、语言学等。

二 实验哲学是自然化的哲学吗?

实验哲学的一个明确的方法论特征是,利用经验研究方式考察哲学命题或判断在大众层面的表现,这些经验研究方法包括问卷调查、心理学调查和认知科学实验。实验哲学把这些命题称之为“哲学直觉”,其最初的宗旨就是要发现大众哲学直觉对哲学家直觉的颠覆性价值。这种印象很自然地使我们想到蒯因的著名口号“让认识论成为自然科学尤其是心理学的一章”*在该文集中,蒯因第一次公开发表其1965年的讲演文稿“自然化的认识论”,论证了传统认识论的困难和自然化认识论的可能性。[6]。因此,我们也就很自然地认为,实验哲学的思想来源或背景是哲学的自然化。

自然化常常与自然主义相联系,而后者却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包括伦理学、心灵哲学,甚至涉及文学(笔者多年前对此有一个大致的考察[7])。哲学自然化在当代哲学中的最初表现是认识论自然化,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在哲学研究中并不存在先验的认识论规范,认识论规范的地位与科学理论的地位是一样的,原则上可以还原为理论;第二,在蒯因的意义上,认识论应该是对认知过程的研究,而这种研究本身就构成了心理学的一部分,因此,认识论可以还原为心理学。

如果认识论的自然化确实可以扩展到哲学的所有方面,如果哲学的其他方面也曾经存在所谓的先验规范或先验观念的话(例如,对时间和空间的观念、外部世界的观念等),那么,哲学的其他方面也可以自然化,如笔者早就指出的,20世纪皮亚杰对儿童守恒观、时空观之形成的心理学研究就是一种哲学自然化的典范[7]。于是,我们相应地可以有两种相互关联的哲学自然化理解:第一,哲学观念可以还原为经验科学的理论;第二,哲学观念的形成过程是心理学的。

然而,这两种哲学自然化理解都很难说能够适应于实验哲学。

第一种理解明显不符合实验哲学的立场。如果哲学观念像经验理论,那么其来源就不是先验或演绎的,而应当是归纳的,是一个逐渐形成的归纳推理过程,但这样一来,这种概念就不可能再称为哲学直觉了,即使在大众层面也如此。我们不否认大众的某些哲学观念的形成有一个心理学(人类学或文化心理学)的过程,但是,对大众而言,这个过程可能并不是自觉的,更多的是自发的。哲学规范或观念的这类自然化要求大众从经验直觉(如“这是红色的”)出发,明确自觉地归纳出其所持有的“哲学信念”,从而作为哲学自然化所强调的“经验理论”。很显然,实验哲学并不关注这一过程,也不可能关注这一过程。实验哲学家只关注大众中持有的哲学信念或自发性的哲学直觉,并且,实验哲学承认它们是哲学的,而不是科学的(或作为经验理论)。

哲学自然化的第一种理解不可能在实验哲学中成立,第二种理解是否有希望呢?

由于实验哲学采取经验方法研究大众哲学直觉,如果这种研究是就大众形成哲学直觉的心理学或认知科学过程,看上去似乎是有希望的。不过,下面的论证将表明这种理解也很难成立。

逻辑上,哲学的第二类自然化至少可以有两种表述:

第一,逻辑上存在先验规范、观念或结构,它们的发生有一个自然的过程,如心理学的、人类学的或进化论的过程(弱表述);

第二,不存在先验的规范、观念或结构,一切观念的东西都是在自然过程中发生的,甚至包括逻辑规范或观念本身(强表述)。

第一种表述显然要弱于第二种表述,一个非自然主义或反对哲学自然化的人完全可以接受第一种表述,即认为先验结构和规范是一种逻辑的必要性,对人类这种生物学存在而言,可以有一个自然的发生过程,但这种过程对这种结构或规范的存在性并不是必要的。由于第一种理解没有排除非自然化的哲学,无法区分自然化和反自然化立场,因此,第一种理解中的自然化不是真正的自然化。而且,如果我们承认这种理解为真正的哲学自然化,那么,论证的结论将会是含混和不得要领的,两种相反的立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同样好或同样坏的理由。

为了使得问题更加突出和明晰,我们这里只能采取自然化的第二种理解方式。事实上,当蒯因把逻辑规范看作是也可以修改的某种约定论结构的时候,他显然并不认同所谓的先验的逻辑必要性,而是一种他所谓的“彻底的经验主义”(自然主义)立场。

逻辑上,自然化的弱标准不要求哲学判断与经验事实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而强标准则需要这种联系,即,是一个自然过程导致了某种哲学观念的产生。因此,后者必然地要求一个从经验事实(特别是认知的)到观念的明晰的因果过程。

那么,实验哲学是否体现了哲学自然化的强要求呢?

从实验哲学前述主要内容及其先驱者的立场看,目前实验哲学区别于“扶手椅”(对仅仅基于概念分析和逻辑论证的哲学传统的别称)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实验哲学强调大众的哲学直觉,或者说,哲学家的哲学直觉未必适应于大众哲学直觉;第二,为了收集大众哲学直觉,实验哲学需要经验调查方法[8]。

第一点是实验哲学的立场和主旨,因此,这也是其思想基础,而第二点是研究的方法论基础。逻辑上我们可以论证,这种方法论基础并不是必然的。让我们理想地设定,一位哲学家和一位公众在一起讨论他们关于“意识”的概念,哲学家主张意识概念中应该包含能动性,而公众则认为这是不必要的。很显然,在这种极简情形下,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并不是必要的,只有公众人数超过1人的情况下,问卷和统计分析才是必要的。基于这种考虑,实验哲学家的调查方法只是替未在哲学中出场的大众表达立场而已,即获得大众的相关看法。因此,实验哲学最重要的观点是第一点。

那么,大众直觉是否就意味着不承认先验的哲学判断呢?对此问题,逻辑上并不能给出肯定的答案,大众的哲学直觉完全可以是先验的。事实上,虽然实验哲学的结果分析了大众哲学直觉的内容和统计分布,但并没有给出这些直觉更深入的认知过程和因果机制。

诚然,反驳者可以说,实验哲学对文化背景影响哲学判断的调查(如早期的大众知识论直觉调查[4]),就可以看作一种认知因果机制的分析。但这种反驳是脆弱的。实验哲学的这种呈现完全可以是理解性条件,而不必然是因果机制,例如,当我们阅读2篇文字内容相似度较高的短文时,如果两者在一些关键表述上存在差别,那么,我们的理解可能会存在严重分歧。也就是说,实验哲学并没有明确拒斥哲学判断的先验性,其结果完全可以解释为,不同文本内容影响了大众哲学判断之先验性的表达。扶手椅哲学不必坚持哲学先验判断是唯一的,即使是唯一的,也不必坚持它是普遍的(即不应该受到语境的影响)。

不过,从实验哲学最初的发展和影响力的形成看,我们不得不承认,认知科学的背景极大地促进了实验哲学的影响力。从实验哲学的2篇经典论文看,第一篇发表的期刊(Philosophical Topics)并不特别主流,而第二篇论文则发表于十分主流的杂志(Analysis)。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件呢?那就是格林2001年发表于《科学》杂志的论文“情感参与道德判断的fMRI研究”[9]。该研究利用功能磁共振脑成像技术试图表明,道德判断的脑部活动存在一个“双处理”过程:基于义务论的道德判断显著受到情感影响,而后果论判断才是理性自觉的。出于《科学》杂志的权威性和宣传策略(在科学家及大众中的影响),实验哲学无疑搭上这种便车,我们也可以说,第二篇能够得以在主流杂志发表是受益于格林的研究。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格林研究其实包含了两个主题,第一主题是认知科学的,即道德判断与情感、理性思考的脑功能关联。这个主题在认知科学中已经有主流基础,如果将其归类于哲学,也应该是已经成为主流的“神经哲学”(稍后分支名称是“神经伦理学”)。该文的第二个主题才是实验哲学的,即该研究同时挑战了康德主义和休谟主义:哲学家普遍认为,康德式的义务论伦理学是理性主义,要求道德判断应当基于理性规则;而功利主义(基于幸福或快乐)或后果论最终诉诸情感和欲望,是休谟式的。但格林的实验结果是相反的,义务论判断受到情感影响,而功利主义判断则基于理性的算计和权衡。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方式已经成为实验哲学的重要方式,但实验哲学的先驱者似乎有意回避这种衬托。在《实验哲学》的两卷论文集中,诉诸心理学分析和认知科学实验论文并没有受到重视,大部分只是简单的问卷调查结果和统计分析。他们似乎着意突出实验哲学中的哲学性(哲学直觉),而不是哲学直觉的认知过程。我们有理由认为,实验哲学的认知科学背景并不是必要性因素,只有相关的情况下,认知科学的方法才会得到运用。甚至心理学方法也不是必要,其中的问卷调查不只是心理学方法,而是社会科学共同的方法;事实上,实验哲学的问卷调查通常是简单的,选择项目非常有限,不像心理学问卷设计得那么复杂。

诚然,道德心理学、神经伦理学和认知科学等领域的结果在实验哲学的著作中也经常被引用和讨论。一种新的研究领域,扩大和模糊自己的研究领域,对于寻求同盟和扩大影响力无疑是有帮助的,但如果长期如此,则可能不利于研究领域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从历史的角度看,哲学自然化的倾向已经流行半个多世纪,而实验哲学的方法也并不复杂,如果自然化真的从思想资源方面促成了实验哲学,那么其产生为什么没有在更早的时刻呢?笔者认为,自然化倾向要求的并不是一种实验哲学,而只是普林茨所说的经验哲学[10],即哲学家应该在经验科学的基础上讨论哲学问题:哲学家不必亲自去做实验、介入科学研究,依然可以坐在扶手椅里等待科学家结果的出现之后才开始讨论哲学问题。

如上论述已经表明,否定自然化作为实验哲学的思想背景和逻辑前提,并不意味着否定其为实验哲学提供了一个方法性氛围,以及自然化对实验哲学影响力的促进,只是这种背景并不是实验哲学发生所必需的条件。

三 怀疑论作为实验哲学的思想背景

反驳实验哲学必定是自然化哲学的另一个有力的逻辑是,对实验哲学家来说,即使是自然化的哲学命题,也可以作为实验哲学的研究对象,而实验结果则未必支持该命题。假如一位哲学家持有彻底的自然主义立场,例如,他认为我们的意识规律完全可以还原为物理学或生理学规律,而这个判断显然是一个哲学判断;对于实验哲学家来说,这个判断也可以做成问卷向大众进行调查,而调查结果很可能是大众并不认同这个观点。如果实验哲学是自然化的,那么实验哲学就不应当、并且逻辑上也不能够就此判断作出实验哲学的调查,即使勉强作出这样的调查,其结果也应当支持这种自然化的或自然主义的主张。

诚然,上述论证会导致一个反驳。实验哲学家关于实验哲学之主旨或立场的判断显然是一个哲学判断,而根据实验哲学的做法,这个判断显然也可以作为实验哲学研究内容,并且,大众的哲学判断也可能是不支持该判断的。

上述反驳是合理的,对于哲学而言,只有一个部门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那就是怀疑论。

怀疑论可以有两个表述形态:逻辑的和历史的。逻辑的表述是,任何论断都是可以被怀疑的,即使怀疑论本身的论断。历史的形态是,任何此前的哲学都是可疑的,必须重新奠基。历史形态怀疑论有的最终走向是确定论的,常常见于理性主义传统,如笛卡尔,而有的则是消极的,多见于经验论传统,如休谟。

人们可能援引笛卡尔的论证来回应怀疑论的逻辑形态,即怀疑论论断本身如果能够被怀疑,那么怀疑论本身不成立。但是,值得指出的是,笛卡尔的哲学虽然始于怀疑论,但其哲学体系并不是怀疑论的,相反,他是由此去寻找一个不容怀疑的前提,重新确立一种很强的基础主义哲学。当一个怀疑论者放弃这种确定性追求的时候,其本身的确定性也就是可以怀疑的——怀疑并不意味着否定,只是不做肯定,休谟采取的就是这样的策略,如其对待因果/归纳问题、是/应该问题和道德动机问题的态度就是这样。

诚然,一个彻底的怀疑论确实是无法作出任何确定积极结论的。因此,实验哲学虽然可以得到怀疑论逻辑表述的辩护,但它本身不可能是彻底的怀疑论,而应当更符合怀疑论的历史表述并有一个积极的支点。实验哲学的积极支点就是大众的哲学直觉,站在这个支点上,它可以怀疑所有此前的哲学家的哲学直觉。

哲学史上,一个哲学家的思想背景常常与其师承有关,虽然这种背景对哲学思想背景的理解未必是必然的,却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实验哲学的先驱者和精神领袖斯迪奇和新锐人物诺布都是怀疑论倾向十分严重(尤其是在道德哲学方面)的哲学家哈曼(Gilbert Harman)不同时期的学生——哈曼专门出版过知识论怀疑论的著作,并以情景心理学的论据在支持德性品质的怀疑论观点。事实上,斯迪奇及其合作者的经典论文主要考察知识论中“规范论”和“描述论”的关系,并对普遍认为它们之间存在关联的观点持有怀疑论的立场:“就将出现的理由而言,我们对描述与规范方案之间的所谓关联更多一点的是怀疑论的。”[4]

怀疑论是哲学史上的一个悠久传统,可以说,每一次的哲学变革都与某种形式的怀疑论有关。彻底的怀疑论在哲学史并不存在,因为一种哲学怀疑论者最终总是包含一些积极的结论,即使是皮浪式的怀疑论,最终也号召人们持有一种应有的生活态度。皮浪、笛卡尔和休谟的怀疑论是全域性的,即对任何基础性的哲学信念都持有怀疑论态度,20世纪的怀疑论大多是局域性的,只对特定哲学信念及其论证方式持有怀疑论态度,而其中又包含外部的和内部的两种形式。外部怀疑论倾向于将某个传统哲学部门排除于哲学论证之外,例如,20世纪早期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内部怀疑论则对某领域的传统观念持怀疑态度,并最终认定其中的确定论观点是不必要的。20世纪的局域怀疑论中虽然大量存在怀疑论式的论证,但通常少有哲学家标榜自己是怀疑论的,或许是因为怀疑论论证已经成为哲学的标准论证程序。

实验哲学的怀疑论表述是,大众哲学直觉的多样性表明,哲学家们关于其研究领域的确定的结论或哲学直觉是可疑的,但是这也不意味着大众哲学直觉是充分可靠的,它们只是以某种统计学的优势描述地支持某一哲学直觉,并且它们对外部影响是高度敏感的。

20世纪的怀疑论在哲学的各个领域都有所表现,下面简单地勾勒其发展路线,以期在此背景下确定对实验哲学具有直接作用的怀疑论论据。

第一,形而上学的怀疑论。20世纪分析哲学中的“语言性转向”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克服传统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争论(如心身或心物关系、外部世界问题等)由于语言歧义造成的无意义纷争。或许最初的罗素和摩尔等人并不完全拒斥形而上学(例如摩尔本人就讨论过外部世界问题),只是强调对问题做语义澄清的重要性,但由于早期维特根斯坦对维也纳学派的决定性影响,一度形成拒斥形而上学的风潮(规范伦理学、美学、宗教一并归入此类)。这大概是一种关于形而上学的外部怀疑论。

蒯因在对逻辑经验主义做出决定性一击的同时,也提出了“本体论承诺”问题,形而上学问题重新进入分析哲学,但蒯因的思想其实是二阶的,他并不关心世界本体应该如何,只是承认其中应该有一个承诺。这种论调与怀疑论至少是可以兼容的。之后,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关注外部世界的论证成为主流,主要是基于克里普克的因果指称论(这不是说与之对立描述论就必定是语义内部论),著名的论证是普特南的“缸中之脑”和“孪生地球”的思想实验;更早地,后期维特根斯坦以“甲虫论证”反驳私人语言的论证也可以看作支持这样的立场。但必须指出的是,后者只是较弱地要求主体间规则,而前者却较强地要求外部指称的实存。在笔者看来,“缸中之脑”的自我反驳其实是因果指称论导致的,如果放弃这一点,返回笛卡尔的原始描述,我们可以将恶魔看作是我们的自由意志(意识)或其中一部分(如果我们所有行动是在“不知情”时由恶魔驱使,那么,原则上我们无法区分我们的意志作用和恶魔的作用[10]);并且,如果主体间规则可以还原为主体内规则(例如听觉信息与视觉信息之间的对应规则),语义内部论并不是不可挽救的。

与指称问题可以逻辑地关联起来的形而上学问题是同一性难题(它们之间可能并没有直接的历史关联)。因果指称论承诺,专名在所有可能世界中指称同一对象,但刘易斯的可能世界理论否认个体具有跨可能世界的能力——如果指称个体由因果关系决定,我们无法在不同可能世界中共享相同的因果规律。由齐硕姆重新挑起的“提修斯号难题”可以看作是对因果指称论的挑战,如果不同时间点构成了不同的可能世界的话(时间作为一个逻辑算子,可以与模态关联起来)。齐硕姆给出了一个基于整合学(mereology)的本质主义立场,从基于语义学的形而上学角度看,这一立场更倾向于内部论和描述主义;但随后的讨论则更倾向于外部论,关注同一性中的因果连续性。

当同一性问题转移到人格问题上,怀疑论的结论便出现了,帕菲特在《理与人》一书中以大量的思想实验为论据,最终却是怀疑论的,人格同一性对伦理学并不是重要的[10]。

第二,知识论的怀疑论。在当代哲学的“语言性转向”的早期,认识论或知识论问题并不是一个独立领域,通常是在更为主流的科学哲学加以讨论。艾耶尔的知识定义也并不特别为此时期的哲学家所关注,直到更具古典哲学气质的齐硕姆关注知识问题,但这两个定义都在葛梯尔的经典论文中作为柏拉图关于知识的三元定义知识的派生形式,并受到了强烈的质疑。葛梯尔问题开启了在分析时代中知识论的新怀疑论模式,齐硕姆给出了一个几经修改的基础主义内部论回应,而其他内部论者则反对基础主义,给出了基于反思平衡的融贯论理论。但后来的争论表明,内部论已经失去势头,从可靠论开始的外部论逐渐占据上风,最近的较为有影响的是所谓德性知识论,看上去照顾了内部论的考虑。

第三,道德哲学的怀疑论。当代分析传统的早期伦理学家显然对传统规范伦理学争论陷于语词歧义的状态不满:对同一行动,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功利论与义务论似乎都可以给出合理的说明。元伦理学的开创者摩尔希图通过对伦理学基本术语(例如“好”)作出语言学分析来为进一步的规范伦理学(其后来的所谓“理想功利主义”)奠定基础;这种做法也为罗斯等人继承。但是,摩尔之后不久,维特根斯坦便从根本上否定了伦理学命题的认知意义和理性价值。维特根斯坦的做法或许解决了其个人的人生困惑,但却开启了一个对伦理学很坏的外部怀疑论传统,即元伦理学的情感主义,这一流派至今以表达主义的形态占据着元伦理学的主流,像黑尔这样理性主义者(也同时捍卫规范伦理学)在当今重要的元伦理学教科书中几乎没有位置。德性伦理学的兴起是伦理学内部的另一波怀疑论,它强烈地质疑基于规则的伦理学(功利主义和义务论),并已经同反理论倾向结合(以威廉姆斯最为著名)。

上述怀疑论氛围缺乏一个统一的思想背景,因此它们可以被称为局域怀疑论,它们也还没有构成实验哲学产生的直接原因。但是,这种局域背景却有着方法论上的全域性,那就是思想实验的运用,而思想实验对哲学家直觉的强调则直接激起了实验哲学的怀疑态度。

思想实验在哲学中运用历史悠久,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但是当代哲学中,思想实验已经成为一种自觉的方法论。稍加留意就可以发现,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当代著名哲学家,几乎都拥有一个与之相关的著名的思想实验(如普特南的“孪生地球”和“缸中之脑”、塞尔的“汉字屋”、富特的电车难题、罗尔斯的“无知之幕”、道德责任的法兰克福反例、葛梯尔反例等)。

思想实验的突出特征是诉诸直觉,特定背景的哲学直觉,但这些直觉在稍加改进的文本中,常常会导致不同的判断,于是,直觉的可靠性和对语境的敏感性就成为怀疑论的绝好目标。事实上,在目前的实验哲学中,大部分大众直觉的调查都是基于哲学家已经给出的思想实验(或想象的例子)而展开的。

实验哲学之兴起另一个直接原因是经验科学结果对哲学论题的否定性结论。这里有两个著名的来自伦理学的个案:第一个是情景心理学对德性品质的否定,而另一个则是里贝特最初实验对自由意志的否定。

前面提到的哈曼就特别支持德性怀疑论。情景主义心理学家发现,那些被伦理学家称为德性的东西并不可靠。一个人如果具备诚实的德性品质,那么他就不会偷窃、不会欺骗和不会舞弊。心理学分别构造了有机会偷窃、欺骗和舞弊的情景,同一批学生在三组情景中的行为表现并没有相关性,结果表明,学生的行为只具有单个情景的稳定性,而不具备交叉情景的稳定性,这说明诚实的德性并不是一种稳定的心理品质(更详细的描述和评价参见笔者以前的文章[11])。

里贝特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关于自由意志的神经生物学实验表明,当我们意图作出一个行动时,该行动的准备电位在我们有意做出这个决定之前就已经在大脑中发生,而其在大脑中发生的时间与居然与我们无意识作出的一个动作(自发的)的准备电位的一样早。这个结果表明,我们的行动并不是由我们的意志(行动意图)导致的,而是相反,我们的意志是对动作准备电位的一个觉知性“解释”[12]。尽管否决行动的意图可以发生在行动中止之前,即说明我们有否决的自由意志,但哲学家一般而言关于行动意图导致积极行动的直觉却肯定是错误的。

如果来自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实验结果可以质疑哲学家的普遍直觉,那么,哲学家通过问卷调查也可以得到广泛得多的类似的结果。因此,很显然,这两个结果是实验哲学之兴起的更为直接原因。

四 余论

本文只是大略地论证了实验哲学兴起的方法性氛围和思想背景,这种论证并不等于笔者已经认同实验哲学的某些主张,尤其是强纲领的主张,即实验哲学应当替代哲学家的“扶手椅”思考。相反,笔者认为,实验哲学必须借助扶手椅哲学。

扶手椅哲学对实验哲学的意义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为实验哲学确立研究内容和目标。实验哲学本质上是关于扶手椅哲学的二阶研究,这是由其怀疑论特征决定的。如果没有扶手椅哲学的直觉,它就无法设计出调查的内容,实验哲学的研究内容是根据扶手椅哲学中的哲学直觉来确定的。也就是说,哲学家的直觉是实验哲学必要的研究对象。

第二,保证实验哲学的学科独立性。没有哲学家的直觉,我们就无法区分大众的直觉应当归属于何种类型,实验哲学中的大众哲学直觉必须参照扶手椅哲学来确定,例如,诺布实验中“人们应当只对其意图的行动负责”的哲学直觉就来自扶手椅哲学。一般的大众虽然会诉诸直觉判断,但无法区分自己的直觉是哲学直觉、经验直觉还是其他直觉(例如专业直觉),那样,实验哲学就无法将自己与心理学或其他学科区分开来。没有扶手椅哲学,实验哲学将面临其独立性困境。

第三,对实验结果的解释和实验的改进需要扶手椅思考。如果实验哲学仅仅是收集结果,那么它将是类似于博物学的研究,不可能走得太远。我称这个困难为实验哲学的“博物学困境”。要摆脱这一困境,基于调查事实的结果分析和逻辑论证就是必要的,而这是扶手椅哲学的传统。

实验哲学的结果也完全可以支持扶手椅哲学,例如,如果它将研究扩展到扶手椅的训练中,就可能发现,经过哲学训练而得到的直觉比一般大众的哲学直觉更稳定,更具有抗敏感性的能力。这恰好证明哲学训练更有利于稳定人格的形成。

诚然,实验哲学还必须应对目前的方法性批评,并由此拓展自己的研究范围。例如,以思想实验等文字材料作为问卷调查的内容,有可能无法区分直觉和推论性思考,因为受试者在理解材料时必然会带入推理性思考。场景实验更具有可靠性,可以克服这一困难,但现实场景又将面临非现实性(许多思想实验无法实景化)、可控性和伦理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基于虚拟现实的实验可能就是必要的。

[1]Alexander J,Weinberg J.Analytic Epistemology and Experimental Philosophy[J].Philosophy Compass,2007(2):56-80.该刊后接此文的是诺布的论文:Knobe J.Experimental Philosophy[J].Philosophy Compass,2007(2):81-92.

[2]Sosa S.Experimental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ical Intuition[J].Philosophical Studies,2007(132):99-107.

[3]Knobe J.Intentional Action in Folk Psychology: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J].Philosophical Psychology,2003(16):309-323.

[4]Weinberg J,Nichols S,Stich S.Normativity and Epistemic Intuitions[J].Philosophical Topics,2001(29):429-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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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雪枫)

The Skepticism Backgrounds of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YAN Qing-shan

(TheDepartmentofPhilosophy,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41，China)

Because of the application of experiential methods,experimental philosophy,which emerged in the new century, is naturally regarded as a response to the movement of naturalization of philosophy. But it doesn’t conform with the two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naturalization,at most,the naturalization has provioded it with an atmosphere of methodology rather than a background of thoughts.The background of thonghts in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is more likely to be local skepticism which prevailed in various philosophical departments in 20th century,like skepticism in metaphysics, theory of knowledge and moral philosophy. The direct causes of the emergence of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should be the the skepticism motivated by the broad uses of thought experiments which appeal to philosophical intuitions and the challenges to the philosophers’ general conclusions in moral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experimental philosophy;naturalization of philosophy;skepticism

2017-03-16

国家重大项目“基于虚拟现实的实验研究对实验哲学的超越”(2015ZDB016)

颜青山(1967-),男,湖南衡南人，遗传学硕士,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学哲学、道德哲学和实验哲学研究。

10.13451/j.cnki.shanxi.univ(phil.soc.).2017.04.003

B152

A

1000-5935(2017)04-002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