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 俊

(1.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2.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 人文学院，博洛尼亚 40126)



论翻译学中的“操纵式重写”

贾 俊1,2

(1.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2.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 人文学院，博洛尼亚 40126)

翻译应世界各地操持不同语言的民族进行文化交流而生。无论是阳春白雪的文学艺术作品,还是风靡大众的商业广告营销,翻译已经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西方操纵学派的翻译理论进入中国后,越来越多的翻译理论探讨与实践分析愈加重视翻译研究中的操纵式重写问题。然而,翻译活动中所谓的“操纵式重写”行为本身就是“审查”,即操纵式重写属于使用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翻译。换言之,翻译活动本质上是诠释,而操纵式重写乃是一种使用行为,二者有着严格区分。译者作为翻译活动中有别于作者、读者和出版商之外的谈判者,应当忠实于源文本的文本意图,才能实现翻译的题中应有之义。

翻译；诠释；操纵；使用；忠实；艾柯

一 引言

“翻译还是死亡(Translate or die)?!”

20世纪80年代中叶,著名的美国诗人、剧作家、文学批评家保罗·恩格尔(Paul Engle, 1908-1991)在其编辑的《来自世界的书写》(WritingsFromtheWorld)中提出这个问题,即使今人听来依然振聋发聩、掷地有声[1]。毋庸赘言,这一警句源于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的著名台词“生存还是毁灭(to be or not to be)”。如果我们将这两句对读,翻译之于我们的重大意义——对社会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政治具有紧迫的警示功能[2]7——将更加显明、有趣。翻译与生存、死亡与毁灭两组词的对应关系已将翻译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展现得淋漓尽致,而翻译与死亡、生存与毁灭之间的“或者(or)”看似给了人类社会选择的机会让我们做出一个“自由的”决断,实则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只有一种生存下去的可能——翻译。“或者”这个暧昧的不可决断警示我们:“翻译已成为当今所有民族的生存方式。没有翻译,意味着一个民族与世隔绝,从而使它的生存成为问题”[3] 323。在某种意义上,翻译成为对抗某种现代社会问题的有力武器[4] 168,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翻译即拯救”[3] 323。面对生存与毁灭的艰难拷问,我们不得不在严肃的语境中深刻反思眼下的翻译状况:究竟何为真正的翻译(translation proper)?当下火热的“翻译”重写理论与实践是否是真正的翻译呢?毕竟我们需要的是翻译,而非假翻译之名行操纵(manipulation)之实的重写(rewriting)。

20世纪是中西文化交流体量呈几何级增长的世纪,海量的东西方经典借着翻译的季风吹遍了世界的每个角落。譬如,中国近代翻译家、思想家严复将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名作《国富论》(严复译为《原富》)、《演化论与伦理学》(严复译为《赫胥黎天演论》)等译入中国;其后十余年,凭借象征主义独步欧美诗坛的美国诗人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又为西方文学界引介中国诗歌,翻译儒家经典《论语》《孟子》等,被现代主义诗人T. S. 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称为“我们这个时代中国诗歌的创造者”[5] 14。严复与庞德只是众多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的冰山一角,其丰硕的翻译成果对于当时启蒙国民、沟通世界颇有裨益,但是其翻译活动都不同程度地伴随着操纵式重写的阴影,对于今日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反倒成了某种程度上的障碍。并不贴合源文本(source text)的译文给读者以先入为主的“偏见”,使其更加难于接受真正的文本意图(intentio operis)所传达给读者的文化精髓。在21世纪的今天,每当阅读严复与庞德那相当程度偏离原文本的译文时,读者不禁掩卷沉思,如此“翻译”还算得上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吗?即使是披着启蒙国民的宏大叙事话语伪装,我们对其译文操纵就可以视而不见了吗?

操纵式重写并非翻译。自20世纪操纵学派(School of Manipulation)的翻译理论引入我国学界后,相关研究文献众多,国内翻译研究的研究范式亦渐渐变易,大有将传统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追求颠覆之势。然而,在已故意大利哲学家、作家、翻译家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 1932-2016)看来,重写与操纵近乎使用,而翻译则必属诠释[6] 68-70。使用和诠释有着严格的区分与界限,在这一意义上,重写与翻译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概念,完全不可混同,是故时人眼下青睐的重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重写如今已是一个翻译研究领域内近乎人尽皆知的概念、无人不晓的“常识”。但是作为研究者,我们也需要像哲学家一样不断地拷问与反思常识[7] 32。正因此,越是为人所熟知,我们越需要在这样寻常之处和其概念结构之中找到裂隙,才能向思想敞开一个空间,厘清“翻译”的真实含义。

二 何为操纵式重写?

操纵学派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最先提出这一观念的乃是当代著名翻译研究者西奥·赫曼(Theo Hermans, 1948-),风靡一时的操纵学派大抵滥觞于此。在其代表作《文学操纵:文学翻译研究》(TheManipulationofLiterature:StudiesinLiteraryTranslation)中,赫曼完整地表述了这一观点:“单一系统的理论将文学翻译视为与占主导地位的诸多子系统作持续斗争的若干元素之一……翻译有时构成了一个子系统,或多或少完全独立于真实的文学系统……就目标文学而言,所有的翻译都暗示着为了某个目的进行的一定程度的操控。”[8] 7在赫曼看来,旧的文学传统非常强调“艺术天才”“原创性”“创造性”等概念,而与此相关的文本如与民族、国家等发生关联就更被当作民族中的经典文学。自然,任何翻译篡改(tamper)源文本(source text)的企图必将受到谴责。但在比较文学尤其是影响研究的大形势下,被视作“二手文本”(second hand text)的翻译即使是对原文的某种操纵亦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其变异与影响[8] 7-10。

随后美籍比利时裔文学理论家安德烈·勒弗菲尔(André Lefevere, 1945-1996)旗帜鲜明的操纵翻译论标志着操纵学派的正式形成[9] 3-22。不同于赫曼的描述性研究,勒弗菲尔将操纵的理论雏形进一步深化发展,并将其系统化为操纵翻译理论。起初,他与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 1945-)提倡翻译研究领域的“文化转向”,将翻译研究从较为边缘的位置引入比较文学的中心视野,“奠定了翻译研究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是翻译研究的一次全新的范式转换”[10]。勒弗菲尔认为,文学折射(refraction)即文学批评家、译者或演员等目标语言文化中的中介角色为了影响读者、观众的阅读方式而进行的改编(adaptation),并且“完全意识到折射的存在”,在文学的演进史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11] 203-205, 207。后来,“折射”这一概念被“重写”完全取代。1990年勒弗菲尔的代表性著作《翻译、重写和文学名誉的操纵》(Translation,Rewriting,andtheManipulationofLiteraryFame)把重写与三大因素——赞助人(patronage)、诗学观念(poetics)、意识形态(ideology)相结合,而将翻译列为重写的重要类型。勒弗菲尔深入考察译者、译文受到的诸多影响,并指出翻译遭到以上三者的支配,必然为目标语读者或观众服务,不可能也不需要忠实于源文本[9] 26,59,73。要之,在勒弗菲尔看来,翻译就是译者对源文本的操纵,而目标文本就是这一操纵/重写过程的产物。

重写作为翻译研究中的关键词,被收入两部重量级工具书,一部是马克·沙特尔沃思(Mark Shuttleworth, 1967-)编纂的《翻译研究辞典》(DictionaryofTranslationStudies)[12] 203,另一部为莫那·贝克(Mona Baker)等编纂的《劳特里奇翻译研究大百科全书》(RoutledgeEncyclopediaofTranslationStudies)[13] 241。中国对于操纵学派翻译理论的引入大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相关理论很快受到了翻译研究学者的重视”[14]。国内对于“rewriting”这一概念有“改写”与“重写”两种译法,其背后的理论诠释各有侧重。就rewriting这一概念在中文语境下可能出现的译法而言,“改写”重视译者对于原文改动之确凿事实,而“重写”则更加强调译文对于原文改动之剧烈程度。无论是改写还是重写,翻译活动中的操纵行为是显而易见的。本文采用“重写”这一译法乃是遵从国内研究者对于rewriting的最新研究成果[14]。同时,国内学者对操纵理论亦有一定程度的反思,如有研究者认为,操纵理论“夸大了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和诗学对译者的操纵作用”,即所谓的显性操纵,而忽视了“译者的主体性和反操纵能力”,即所谓译者对于目标语文化的隐性操纵[15]。

20世纪中国的严复、美国的庞德均是操纵式重写的典范“作家”。严复为了启蒙当时愚昧的国民“翻译”西学著作,因其“深刻的用心、精湛的语言和百年不变的影响”而获得翻译学界的一致好评,被誉为“成功之作”[16]。但是这样成功的“翻译”仍然算不上忠实于原文的翻译,这并非价值高低的问题而是作为一个译者是否尊重源文本的问题。在世界的另一端,庞德做着与严复“反向”的工作,将儒家经典《论语》《大学》《中庸》等输出至西方世界。由于庞德并未熟练掌握汉语,大量的误译、漏译屡见不鲜。据粗略统计,庞德的《论语》译文至少有160章偏离了原文语意,约占《论语》全部章节数的三分之一强[17]。但由于庞德本人的诗歌才华为其背书,错误百出的《论语》翻译一度风靡欧美。其中有些错误是庞德不懂汉语造成的,另有一些则是有意识的改写。庞德译书的“功利性目的”很早就显露出来。在庞德的先贤汉学家费诺洛萨(Ernest Fenollosa, 1853-1908)看来,西方人需要将中国人最后的艺术、文学的伟大理念补充入西方世界之中[18]。庞德对此深表同意,因为西方社会已然腐朽生病,只有孔子才能像欧洲的医生一般诊治西方的病患[19] 89-94。“翻译”在严复和庞德那里俨然成为一种目的性极强的思想武器。

综上所述,目前翻译界盛行的操纵式翻译理论由“操纵”“反射”“重写”等概念演变发展而来,译者为了满足目标语读者或者影响其阅读方式,实现某种文学机制的自我合法性功能，而对源文本进行操纵、改动,最后生产出所谓的“译文”。之所以将这一文本生成过程的成果称为带引号的“译文”,是因为操纵意图下的译者生成的重写文本本质上是对源文本的使用而非翻译。因而,“译者”的名号也名不符实,不是将源文本翻译为目标语文本的翻译者,而是具有一定程度原创性的书写者。

三 翻译与重写的区分

为什么说操纵的“译文”并非真正的译文呢?因为操纵式的“译文”更多地体现“译者”对于源文本的使用,而不是对于源文本的翻译。就其本质而言,翻译属于诠释的范畴,而操纵的结果恰恰落在了诠释的范畴之外。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 1931-2007)一生倡导实用主义哲学,自然,阅读和翻译文本时亦可秉持着实用主义态度使用文本。罗蒂认为,“像任何其他事物一样,有多少种目的要实现,就会有多少种不同的面目呈现出来……其优劣与价值者是根据它们对于某种外在目的的满足程度,而不是根据它们对被描述物体的忠实程度来判断。”[20] 114严复、庞德一类的翻译者所进行的操纵式重写当然属于这一使用文本的范畴。严复为了启蒙当时中国民众翻译西学和庞德声言利用东方经典智慧拯救西方社会的功利性目的正是罗蒂所谓的“外在目的”,“将文本锤打成某一形状,以服务于他们的目的”[21] 152。国内翻译研究者谢天振则直接将其概括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22] 143。该类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忠实于源文本,而是为了实现某一社会目的进行创造性改写,翻译中“忠实”的价值观在现实的“实用”观念面前大打折扣。

这种所谓的“创造性叛逆”常常表现为超越归化(domestication)翻译范围的删节或增添。国人所熟知的美国小说《飘》(GonewiththeWind)在译者傅东华笔下实现了人名地名完全中国化,更有甚者,“还有一些冗长的描写和心理的分析,觉得它跟情节的发展没有多大关系,并且要使读者厌倦的……就整段删节了”[23] 2-3。艾柯将翻译活动中的任何删除(cut)行为称作审查(censorship),即使是译者经过原作者同意做出的删节也不能免去审查的“恶名”[24] 45-46。如果说译者傅东华将人名与地名中国化还可算作读者中心的归化译法的话,那么,整段删节“心理的分析”与“冗长的描写”则是为了影响读者的阅读方式,维护读者所熟悉的文学运行机制与系统,更是赤裸裸的艾柯意义上的审查。这样的翻译审查者自然是勒弗菲尔所言的操纵者、重写者。

再比如,艾柯本人在中国最为知名的小说当属20世纪80年代初面世的《玫瑰之名》(Ilnomedellarosa)。然而,80年代推出的几个中文译本都未能“躲过”译者的审查。译者将关系全书重大意义的结构性部分——序言性文字与位于序言性文字之前的“自然,一部手稿”(“Naturalmente, un manoscritto”)删去,仅保留了前言(“Prologo”),殊为憾事[25] 9-10。这一删节不仅破坏了作者原著叙述中亦真亦幻的行文风格,亦夺取了读者对“自然,一部手稿”的互文阅读乐趣,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玫瑰之名》真正意义的理解。

无数的翻译实践表明,操纵式重写往往与忠实于源文本的翻译伴生,事实上也不存在纯粹的操纵式重写。否则,操纵式重写就成了完全原创性的书写,而非翻译的伴生物。翻译与重写、诠释与使用,其区分何在?进行这一艰难区分的意义又在哪里?为此我们必须重新回溯翻译这一概念的定义。

20世纪最著名的美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 1896-1982)对翻译的概念进行了清晰的梳理和说明:第一类为语内翻译(intralingual),亦可称为重述(rewording),指的是同一语言内换用他种描述形式来表达同样的内容,譬如：“我在喝水”可表述为“我正在摄入可日常饮用的无味液体”;第二类为语际翻译(interlingual),艾柯将其称为真正的翻译(translation proper),即语际间一种语言文本转换为另外一种语言文本,也是我们最通常意义上的翻译;第三类为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即不同符号系统之间的转变(transmutation)[26]。第三类转变已经不局限于语言和语言之间的翻译转变,而是符号系统与符号系统之间的“翻译”,如将《一千零一夜》收录的诸多童话故事搬上银幕,将某件著名美术作品谱为美妙的音乐。雅各布森的翻译概念不可谓不宽泛,几乎囊括了一切人类的文化转换和文本流通活动。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在写作《什么是“相关”的翻译》(Whatisa“relevant”translation)时亦在使用雅各布森的翻译概念[27]371,足见其定义影响之深远之广大。不难看出,这一定义深受美国哲学家、符号学家皮尔斯(C. S. Peirce, 1839-1914)“意义即一个符号翻译为另一系统的符号”(meaning is a translation of a sign into another system of signs)的影响[28] 69。雅各布森将上述三类翻译全部称为一符号(系统)对另一符号(系统)的诠释,可见翻译的本质即诠释。翻译的本意也正在于此:同为语词构成物的译本成为原本的完满替身,使作为“这一个”语词构成物的源文本所传达的意义转化为作为“那一个”的充分在场[3] 20。

不难看出,操纵式重写与翻译的核心区别就在于使用与诠释的差异。对此,艾柯在《诠释的界限》(LimitsofInterpretation)中对这一问题有着极为精辟的论述:“诠释文本意味着阅读文本是在我们对文本有所反馈之时发现文本的本质,而使用文本则意味着自文本开始就为了获得其他事物,甚至接受语义上的错误诠释也在所不惜。”[29] 57翻译是为了沟通源语言、源文本与目标语、目标文本,旨在传达文本本身,尊重源文本的文本意图;相比之下,操纵式重写并没有将整个重点放置于文本本身,反而将寻找文本意义的焦点自始至终置于文本之外。将翻译与重写的复杂概念还原到其策略本身,其区分显而易见:翻译始终在坚定的以文本为意义来源的理论框架内,无论是倾向于读者、目标语文化的归化翻译还是倾向于作者、源头语文化的异化翻译,翻译保持着文本这一语词构成物的完美替换与异形在场,坚持着文本本身的价值;操纵式重写则将文本视为一种可变更策略,无视文本自身的完整性和纯粹性,因为其价值诉求必然在于文本之外的增减部分。套用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的名言,操纵式重写的核心可以表述为:重写形成的文本意义在于文本之外。

严格区分翻译与操纵式重写是对翻译概念本身的深刻反思。一方面,操纵式重写深刻影响、塑造着文本阅读者对世界总体文学的认知,甚至有着意识形态与诗学层面的教化功能。这一教化功能与赞助者、出版商的支持互为因果,教化功能凭借资本赞助得以实现,资本对于大众文化内容生产又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被操纵式重写所维护的文学运行机制和系统日渐封闭,无力面对日益开放的世界文学和全球文化,反过来又助长了文本阅读者的认知系统对于异质文本的同化需求,成为操纵式重写的强劲驱力。处于某一特定文学系统内的阅读者逐渐被重写者施以影响,进而达成其目的,进而无法与源语言以及源文本为代表的文化系统形成真正有效的跨语际交流,也就违背了在本文开篇所提出的翻译的真正功能与含义。翻译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此失却。显然,问题就出在操纵活动的实践者——“译者”身上。

四 译者的任务

英国翻译大家J·P·波斯特盖特(J. P. Postgate, 1853-1926)对于翻译者的身份认知显然不同于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的神秘主义倾向。他提出了“后瞻式翻译”(retrospective translation)的概念,强调“翻译的目的是传授原文知识,而不是向前观看,考虑译作的读者”[29] 81。这就是说,译者的首要任务是“把重心转向原作,帮助读者了解原作的伟大”,故而忠实性才“是衡量翻译成败的最高标准”,“忠于原作精神是译者的神圣职责。”[29] 181-182波斯特盖特对于翻译与翻译者的认知不可谓不传统,也不可谓不精妙。与他的前辈学人相比,波斯特盖特有着长足的进步:他强调译者须忠实于原作而非原作者,一字之差体现了波斯特盖特对于文本中心论的偏爱与信任。

译者,首先是一个读者,是所有读者之前的读者。在结构主义的语境中,译者这位身份特殊的“读者”要忠实于文本而非根据后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等等形形色色的先锋理论赋予的诠释自由(libertàdell′interpretazione)进行演绎,确实显得相当保守[30] 59。但是,在艾柯看来,翻译活动中译者诠释文本的过程意味着,诠释的正是“那一”源文本,而非某人的个人冲动。此处谈及的事实上正是传统译论大力强调而最新理论又极力避开的忠实问题。真正的翻译者与操纵式重写者的区别在于对待源文本的态度,而非对待书写源文本的作者的问题。艾柯将读者分为模范读者(model reader)与经验读者(empirical reader),而承担翻译源文本这一“神圣职责”的译者首先必须是源文本的模范读者。源文本内嵌和预设了模范读者,又力图生成模范读者;读者被严格地限制在文本的词汇、语法组成物之中,与此同时,文本也正是其模范读者的“语义-语用”生成物[30] 10。翻译活动是艾柯这一文本-读者互动理论的最佳范例,一方面译者受到源文本的文本意图的限制,忠实地诠释源文本;另一方面,作为源文本模范读者的译者又将这一语词构成物以相同或尽可能相近的“语义-语用”生成物表现出来,是为目标文本。任何偏离源文本之文本意图的翻译活动都有可能成为不忠实的翻译,甚或操纵式重写。

艾柯将处于这种关系中的译者角色称为谈判者(negotiator)。一边是源语言、源文本和为其作品主张权力的作者,另一边是目标文本、目标文化,甚或还有出版社、学术圈或大众的特殊癖好,都有可能成为译者肩上的有形或无形压迫性权力,迫使译者就范。然而,作为谈判者的译者不能对其中的任何一方屈服,否则将无法忠实于源文本的文本意图,只能迫于某种目的而将重写文本作为一种手段。换言之,翻译应当是“为了翻译的翻译”,而非其他目的;只有居于其中不偏不倚,才能尽可能地做好翻译工作[25] 6。何谓文本意图?在艾柯看来,文本作为线性表达物,其中必然包含着经验作者想要表达的事物,但更为重要的是在文本中独立表达出来的、与经验作者并无关联的东西。文本意图的标准就是根据文本的连贯性、简洁经济标准与其源初意义生成系统来甄别诸多可能的诠释,进而选择其中“更为平等的诠释”[31] 64。是故,译者是面对源文本的诠释者,同样需要遵循文本意图,才能成为合格的翻译者。

操纵式重写者将个人对于文本的期待强加于诸多阅读者身上,也把翻译当成了纯粹的源文本到目标文本之间单向的不可逆的符码转换活动。与之相比,真正的译者则恰恰处于这样一种关系之中:译者与文本、作者、读者之间并非呆板固定、一成不变的静止状态,而是处在一个敞开的关系之中。译者作为谈判者与翻译活动中的诸要素进行互动,将个人对于文本的功利性目的悬置,以谈判者的姿态进行翻译活动。

在某种意义上,艾柯关于文本与译者的互动关系既不像传统译论所强调的“译文须忠于作者意图”,亦不同于操纵式重写过分突出的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而是一种对译者与文本的关系的重新界定与言说。译者是三方的谈判者,且独立于文本,但他并非可以“为所欲为”,仍然受到文本意图的束缚;译者拥有诠释文本的自由,但须在文本意图之内。在某种意义上,译者内嵌于文本,而文本选择了译者。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经在其发人深省的名作《哲学研究》(PhilosophicheUntercuchungen)中提出了一个颇有启示性的问题:“当哲学家使用如下词语时,如‘知识’、‘存在’、‘客体’、‘我’、‘命题’、‘命名’,并且试图把握住物的本质,他们必须总是自问:这个词语是在其原乡(original home)的语言游戏中使用的吗?”[32] 48e译者在翻译的诠释活动中亦需不断地提醒自己,其任务十分艰巨。在文本的“复制”游戏中,一切都要遵守译文“原乡”的“游戏规则”,方可保持翻译文本的精确性不致流失,方可以目标文本实现源文本的文本意图。

译者在源文本的文本意图面前既受束缚又有自由,于是就有了翻译与操纵式重写之间的灰色地带:为了实现源文本的文本意图,翻译实践中并不能完全做到百分之百的语词对应,那么那些为了实现文本意图而略作改写的翻译究竟还是合法的翻译吗?显然,答案是肯定的。在艾柯看来,翻译中并非所有的改动都被禁止。那么,何种重写是被允许的?以操纵文本实现其他目的的重写已被排除在合法的翻译范畴之外，而为了实现译文重现源文本的深层故事(deep story)而进行的重写则是被允许的。在艾柯看来，虽然第二种重写的本质依然是审查，但是这种重写并非为了实现所谓的诗学或者意识形态的目的而进行,而是为了实现源头语的文本功能和审美功能的等价性。换言之,这种重写正是更深层意义上的“忠实”,而非字面词汇的一一对应。不妨借用丹麦哥本哈根学派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 1899-1965)的符号学理论[33] 47,实现文本意图的重写乃是合法的翻译，在内容(content)层面的意义(purport或continuum)与实质(substance)都实现了两种语言、文本的一致,表达层面(expression)的形式(form)、实质都不同。而操纵式重写不仅表达层面完全不同,在内容层面的意义与实质亦发生了本可避免的“耗损”(loss),即内容本身发生了变化,所以无法归入翻译的范畴。

五 结语

勒弗菲尔在其《翻译、重写及其对文学名誉的操纵》中开篇第一句就主张:“翻译天然是源文本的重写”[9] 1。可以说,操纵学派已然笃定地将翻译纳入重写的范畴之内。然而,根据前述概念的严格区分,操纵式重写并不是翻译。操纵式重写对于文本进行了文本之外某种目的的使用,而非对于文本本身的诠释,故而并非真正的翻译。显而易见的是,操纵式重写是读者阅读批评和接受美学时代的思想产物。操纵理论下的译者完全成了意识形态与诗学观念无意识的奴隶,为了改变和控制读者感受文本与周遭世界的方式,为了维护某一既有的文学运作机制,从而将源文本进行改写,以实现其目标。顺着操纵学派的逻辑进行推导,文学“操纵”的功能必然被限制为特定社会中实现特定目的的特定方式,而真正忠实的翻译反倒无法存在,因为总是面临着重写。勒弗菲尔以“重写”取消了所有的翻译,更否定了所有翻译的可能性。

“翻译天然是重写”这一命题得以成立的隐秘逻辑正是翻译的不可能性。翻译变为重写实质上就是权力的运作与暴力的强加,绝非对源文本意图的尊敬,而是一种为了某一功利性目的纯粹之使用。正如勒弗菲尔自己也曾意识到“重写会压抑和扭曲创新”[9] 1,重写的伪文学“翻译”永远只能向读者介绍其已然知晓的事物,维护某一既成的(通常以语言和国别加以划分的)文学运行系统,操纵所谓文学声誉。这样一来,读者只会活在自己周遭的文学世界,而无法在世界文学中得到滋养。显然,这一推论是荒谬的,因为操纵论仍是民族文学时代的翻译思想,妄图割裂世界文学的疆域,对于兴盛的世界文学日渐成为整体的大趋势视而不见。要之,重写实质上是对语言、知识的垄断与使用,是对某一既有知识、权力的维护与创生。与翻译(诠释)相比,重写(使用)永远将阅读者“囚禁”在自我的认识系统内,而漠视自我认识系统之外的他性(alterity);他性通过重写得以进入“自我”认知系统,此时的“他性”已被同化为自我的一部分,而失却他性所最可宝贵的异质性。这与翻译本身对我们的价值与意义相悖。

操纵式重写与翻译中的实践与理想是不相符合的。真正的翻译不但存在而且随处可见,所谓翻译的不可能性只是一种逻辑推论的幻象。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4)在《论翻译的不同方法》时一开篇就为翻译定调:“翻译是一种事实(Die Thatsache)”[34]59。这表明人类社会的思维不但是相通的,而且不同民族有着共同的可以沟通的概念工具和思想系统,而非不可穿透的语言与思想的铜墙铁壁。翻译对源文本文本意图的忠实,正是为了避免抹杀掉那些真正的异质性和他性。他性的新概念在我们的认知系统外得以逗留,既内在于我们的认知世界,又不致完全被我们的认识系统同化。翻译的最可宝贵之处莫过于此。勒弗菲尔的操纵论翻译观显然忽视了这一点。他在论述文学翻译时下意识地将其分为西方与非西方[9] 2,体现的正是十足的西方中心主义。我们仿佛又在勒弗菲尔身上看到了庞德译汉诗译儒经的影子——一切须为西方所用,一切概念须进入西方思想系统经过“重写”后再行考量。庞德更多的是翻译实践而少系统的翻译理论,而勒弗菲尔的最大“功绩”莫过于将之系统化,将文本篡改和话语运转合法化,如是而已。

与操纵式重写不同,艾柯的翻译观念则更为尊重异民族异文化的他性。在艾柯看来,翻译活动中有一条潜规则(implicit law),即尊敬作者所写的伦理义务[25] 3。尊敬作者所写就是尊敬经验作者生成的文本,翻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时,作品将

迫使我们在诠释自由的范围内进行忠实(fedeltà)与尊敬(respetto)的练习。有一种危险的异端评论,也是我们时代的典型说辞,据说人们能够对文学作品做想做的任何事情,听从我们最不可控制的冲动去阅读。这是不对的。……我们必须被我在别处称作文本意图的东西所深深感动。[35] 4

译者的任务不是屈从于读者与目的语的压力将源文本“重写”,而是应当真正地尊重源文本,尊重其文本意图,竭力实现其文本效果,讲述深层故事,保证两种语言、文本内容层面的意义与实质的一致性。这样,作为谈判者的译者保证了一定的独立性,既不完全受作者和源头语文化的挟持,也不受读者和目标语文化的道德绑架。这不是对文本中心说和结构主义理论的复活,而是对读者中心说所倡导的操纵式重写的批判性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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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郭庆华)

On “Rewriting or Manipulating” in Translation Studies

JIA Jun1,2

(1.SchoolofLiberalArts,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2.SchoolofHumanity,UniversityofBologna,Bologna40126,Italy)

The translation is produced on the ground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among different nations and peoples who hold various language all across the world. Generally speaking, translations have already been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human life, no matter whether it is involved in the fine art and noble literature or the quite popular advertisement and promotion. The issue of manipulating or rewriting has been increasingly focused on in the more and more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and practical case studies of translations since the Manipulation School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However, Umberto Eco, the famous Italian philosopher and writer, firmly believes that the manipulating or rewriting is a type of censorship per se, rather than translating any more. In other words, translating in its essence is interpretation while manipulating or rewriting is a kind of “use”, which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interpret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Eco’s theory. Therefore, manipulating is not translating.

translation;interpretation;manipulation;use;faithfulness;Umberto Eco

2017-03-22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经典英译本汇释汇校”(10zd&108)

贾 俊(1990-)，男，山西忻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研究生，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主要从事翻译学、意大利哲学家翁贝托·艾柯思想研究。

10.13451/j.cnki.shanxi.univ(phil.soc.).2017.04.005

H059

A

1000-5935(2017)04-004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