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学苑，张亚君

（石河子大学 文学艺术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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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学】

从互文性视角看朱自清的《伦敦杂记》

牟学苑，张亚君

（石河子大学 文学艺术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3）

从互文性的视角看，朱自清的《伦敦杂记》面临着一种困境，一方面要利用大量的互文文本让作品更加丰满，另一方面又要与这些文本拉开距离，以凸显其个性。这种互文性困境是导致《伦敦杂记》创作延宕乃至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引入旅行指南、日记、书信、游记、文学知识等文本，与《伦敦杂记》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伦敦杂记》的创作心态及文本策略。

朱自清；《伦敦杂记》；互文性；游记

I206.6

A

1671-0304(2017)06-0111-05

2017-07-10

时间］2017-12-13 11:22

牟学苑，男，山东淄博人，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Analysis of Zhu Ziqing’s Sketches of Lond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textuality

MU Xue-yuan；ZHANG Ya-jan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Arts,Shihezi University,Shihezi 832003,Xinjiang，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textuality,the interpretation of Zhu Ziqing’s Sketches of Londonis in a dilemma.While the use of intertextual texts can enrich the works,the alienation of these intertextual texts from the works to highlight its distinctive features is necessary.Therefore,the dilemma is the major reason for the prolonged writing of this works.With the introducing of tour manual,diary,letters,travel notes and literature works into the comparison with Sketches of London,the readers can have a better interpretation of writer’s writing intentions and textual strategies.

Zhu Zi-qing；Sketches of London；intertextuality；travels

朱自清是善写游记的人，每到一处几乎都会有游记传世。《伦敦杂记》便是他在伦敦访学的成果。1931年8月22日，作为清华大学教授的朱自清受学校资助前往英国访学。他于1931年9月8日抵达伦敦。在伦敦居留至次年5月13日，赴欧洲游历。1932年7月8日由意大利经海路归国，7月31日抵达上海。至此，近一年的欧洲之旅圆满结束，其中在伦敦居留的时间，长达8个月。朱自清自己在《伦敦杂记·自序》中说：“其中在英国住了七个月”[1]377，这显然是误记了。但为什么会误记呢？因为《伦敦杂记》直到1943年才正式出版，距离伦敦之行已经相隔了十余年，这是《伦敦杂记》第一个特别的地方，也是朱自清的其他游记中未曾出现过的情况。

朱自清的游记创作一般说来是非常具有时效性的。他经西伯利亚赴欧的旅程见闻在火车上就已经开始动笔，抵达伦敦后不久即已成文，并于1932年初，以《西行通讯》的名义陆续发表在《中学生》杂志上。以欧洲之行为主题的《欧游杂记》出版于1934年，其中不少篇目在回国的船中就已写成。但记录更早生活的《伦敦杂记》的9篇文章，却是在1934至1937年间陆续写就并发表在报章杂志上。虽然迁延至20世纪40年代才由开明书店结集出版的主要原因是抗战爆发，但即便没有阻碍，《伦敦杂记》的创作、发表也被大大拖延了。笔者认为，基于互文性的考虑才是朱自清《伦敦杂记》创作艰涩的主要原因，而且，只有在引入互文性视角之后，才能够解释《伦敦杂记》在创作过程、创作风格上与朱自清其他类似作品之间的巨大差异。

一、互文性困境

互文性理论认为：“文学的写就伴随着对它自己现今和以往的回忆。它摸索并表达这些记忆，通过一系列的复述、追忆和重写将它们记载在文本中，这种工作造就了互文。”[2]35所以，朱自清的《伦敦杂记》绝不仅仅是作者与伦敦的对话，也是与自我，与历时和共时状态下的他人创作之间的对话。从广义上说，“任何文本都是由引语的镶嵌品构成，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3]37。即便是从认为有相互指涉关系的文本才构成互文性的狭义定义来看，游记文学的互文性仍可说是一种必然。因为游记是记游的文学，其审美性以客观为基础，对同一景物的描述不可能有本质性的差异。所以“尽管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感悟，笔下所述都带有每个人、每个时代‘现实化’写作的痕迹，但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游记里，后人总是在不断重言、重写前人的描述”[4]。但游记互文性的特别之处在于，在不断重述之中，它又包含着对相异性的追求。在不断重述、改写、引证之外，它还必须提供带有个性印记的相异性描述，没有相异性的游记是没有传播价值的。所以，游记创作的时效性和相异性要求既相互矛盾又互为因果。距离游览时间越近，对景物的陌生感越强，作家的感受与自我文化经验对比的相异性越强，创作欲望越强烈；而一旦延宕下来，对景物变得熟悉，或者获得了更多的互文性材料，想要在表述内容、表述角度、表述方式上求新求变的相异性追求就越难实现，创作也就变得越发艰难。朱自清在《伦敦杂记·自序》里说：“当时自己觉得在英国住得久些，尤其是伦敦这地方，该可以写得详尽些……有一天，看见《华北日报》上有记载伦敦拉衣恩司公司的文字，著者的署名已经忘记。自己在《吃的》那一篇里也写了拉衣恩司食堂；但看了人家源源本本的叙述，惭愧自己知道的真太少。从此便有搁笔之意，写得就慢了。抗战后才真搁了笔。”[1]377这段话正是朱自清在《伦敦杂记》创作中的互文性困境的明证。

可以说，为了求新求变，避免落入互文窠臼，《伦敦杂记》的创作比起《欧游杂记》或其他游记，参考了更多的互文性文本，包括旅行指南、传记、文学经典，朱自清自己的日记、书信、游记，以及其他作家的域外游记等。甚至在体裁上，因为相异性的追求，《伦敦杂记》9篇之中只有《文人宅》《公园》《博物院》3篇算得上是通常意义上的游记，其他更像是写人记事的小品文，连书名也只叫做“杂记”，而不提“游”字，这是《伦敦杂记》又一个特别的地方。

二、背景知识

在写《欧游杂记》时，由于语言障碍和对景物的陌生，朱自清大量参考了旅行指南之类的书。《伦敦杂记》中，我们依然能看到这类书的痕迹。例如在《公园》中，他谈到动物园时，便提到：“各种动物喂食都有一定钟点，著名的裴歹克《伦敦指南》便有一节专记这个。”[1]407这里所说的《伦敦指南》，指的是德国裴歹克公司出版的《伦敦及其郊区——旅行者指南》一书。指南书为朱自清的游览提供了最初的指导，也提供了一些背景知识和细节信息。他记海德公园中的蛇水，说“这条水便是雪莱的情人西河女士自沉的地方，那是一百二十年前的事了。”[1]404这条信息便来自《伦敦指南》，原文是“诗人雪莱的第一任妻子哈丽特·西河就是于1816年在蛇水自沉的。”[5]263朱自清不但借用，还根据该文的发表时间①《公园》作于1935年12月，发表于1936年2月之《文学》，原题《伦敦的园子》。，将“1816年”改成了“一百二十年前”。《文人宅》中提及“汉姆司台德区”的历史，《刺塞拉斯》的写作地等信息，也都来自《伦敦指南》。但朱自清对伦敦相对熟悉，《伦敦杂记》又以写人记事为主，所以他对旅行指南的使用相当克制。正如他在《伦敦杂记·自序》中说的：“动手写的时候，虽然也参考裴歹克的《伦敦指南》，但大部分还是凭自己的经验和记忆。”[1]377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只有把经验理解为“阅读经验”，这句话才算符合实际。他在写作中，除《伦敦指南》外，还大量参考了文学作品、传记、报纸、导游介绍等诸多背景材料。《吃的》中谈饼，他引《泰晤士报》的报道和社论；《文人宅》中介绍约翰生宅，他直接从其《英语词典》中引述“女诗人”“燕麦”等条目以印证其幽默；介绍济慈宅时，则穿插讲述了济慈的生平，材料显然是从查尔斯·布朗的《济慈传》中借用而来，在介绍《夜莺歌》的创作过程时，他更是从原文中直接引用了一段话[6]53-54。下文又引了一段济慈对其女友的描述，则出自济慈的书信集[7]216。可见朱自清为写《文人宅》一文，做了不少案头工作。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以今日的标准来看，朱自清对引文的翻译，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再以对加莱尔宅的介绍为例，前半部分关于加莱尔的基本信息来自《伦敦指南》，而后半部分介绍了不少佚事：“这间房前面临街，后面是小园子；他让前后都砌上夹墙，为的怕那街上的嚣声，园中的鸡叫。他著书时坐的椅子还在；还有一件呢浴衣。据说他最爱穿浴衣，有不少件；苏格兰国家画院所藏他的画像，便穿着灰呢浴衣，坐在沙发上读书,自有一番宽舒的气象。画中读书用的架子还可看见。宅里存着他几封信，女司事愿意念给访问的人听，朗朗有味。二楼加莱尔夫人屋里放着架小屏，上面横的竖的斜的正的贴满了世界各处风景和人物的画片。”[1]392-393根据朱自清1932年3月15日日记的记录，其中夹墙、椅子、浴衣、屏风等信息都来自女司事的热情介绍，只有“苏格兰国家画院所藏画像”“女司事读信”等才算是真正“凭自己的经验和记忆”写就的东西。

三、书信及日记

除了这些背景知识文本以外，《伦敦杂记》还有两种非常重要的并行文本，即朱自清的书信和日记。朱自清前往伦敦时已与陈竹隐订婚，两人正在热恋期，书信往来频繁。朱自清在伦敦的许多见闻，都在第一时间与陈竹隐分享。如他在游大英博物馆后，即在信中向陈竹隐介绍其中的一些关注点，如顾恺之的《女史箴图》等，信息完全一致；游完格雷墓后，第二日便向陈竹隐“汇报”，与《文人宅》中的说法亦可相互印证。此外，朱自清有记日记的习惯，他在伦敦期间的日记基本保存了下来。这对研究者和朱自清本人来说带来很大的便利。因为《伦敦杂记》中的文章是在朱自清回国几年后陆续写成的，此时作者对于伦敦的记忆、印象都已经开始变得模糊，相对更为准确的文字材料也就愈发可贵。所以朱自清的书信特别是日记，对于《伦敦杂记》的创作可能不仅是一种无意识的互文响应，还可能起到了创作底本的作用。不过，由于写作目的的差异，阅读对象的不同，时间、心理上的变化，在许多描述上，《伦敦杂记》与朱自清的日记、书信等文本又不尽相同。如，《圣诞节》主题是介绍英国的节庆习俗，主要谈了五点：圣诞贺卡、圣诞树等装饰物、火鸡大餐、饭后游戏、年历。这对于20世纪初的国人来说，还是非常新奇的，所以在当时朱自清就有写成文章发表的想法。1932年10月14日，作为刚刚访学归国的教师，朱自清在清华大学的迎新生讲话中，就给师生们介绍过“英国的过年风俗”[8]50，足见这个话题的“相异性”。大概是因为特别留心的缘故，对于1931年的圣诞节，朱自清在日记和致陈竹隐的信中都有较大篇幅的互文表述，五点信息都有涉及，但与《圣诞节》对照来看，又有诸多细节上的差异。首先，从背景上说，《圣诞节》中有一点问题：朱自清是在“朋友的房东太太”家而不是自己的寓所过的圣诞夜。这位朋友指的是他在清华大学教过的一个学生柳无忌（柳亚子的儿子），当时朱自清因厌恶自己的房东罗宾逊夫人已经决定年后搬往柳无忌处同住，所以这年的圣诞夜是在柳无忌处过的。而这位“朋友的房东太太”也就是后来《房东太太》中的主角歇卜士夫人。此外，《圣诞节》中描写的气氛是欢乐祥和的，但对作者来说，其感受却有些矛盾，一方面也体味到过节的欢快，另一方面也有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这一点在文章中便没有体现。

《圣诞节》开篇写到，作者在伦敦一家大书纸店见过足有三千种的圣诞贺卡样本，可谓“五光十色”，颇有异国风情。但据朱自清12月24日的日记来看，这过程却并不愉快。这家大书纸店即拉普霍尔·塔克父子公司。因朱自清挑选时间过久，又听不太懂英语，颇受了营业员一番嘲弄。下文在谈到圣诞装饰物时，介绍了英国人使用冬青和槲寄生（mistletoe）的风俗。他在圣诞前的日记中写道：“我对槲树和冬青树很感兴趣，这两种树在英国是作为圣诞节的节日装饰物的。”[10]91但奇怪的是，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朱自清在文章中将“mistletoe”最终翻译为“苹果寄生”，这比日记中所谓“槲树”还要离谱。然后是圣诞夜的火鸡大餐和饭后游戏。这部分内容在三种文本中都有出现，但侧重不同，在日记中，他夸赞吃得痛快，食物也好，意在与自己的寓所比较。也提及圣诞树和游戏节目的种类。还提到“歇卜士小姐教我跳舞，鲁一经指点就会，但我不行。”[10]91-92而致陈竹隐的信中，却认为火鸡宴也不过如此，饭后游戏，则甚有意思。只是跳舞事件，大概是怕女友吃醋，却变成了“房东太太也拉我跳舞”[9]71。因为此时已过了元旦，朱自清将两节含混着一起说，倒也不能算是撒谎，但房东太太是哪位夫人就分不清了。《圣诞节》中则交代“那位房东太太手头颇窘，却还卖了几件旧家具，买了一只二十二磅重的大火鸡来过节。”[1]423强调了房东太太的慷慨和对节日的重视，至于游戏，只说大家居然一团孩子气，跳舞则一带而过了。

四、域外游记及文学经典

《伦敦杂记》是20世纪30年代的产物，这个时期正是域外游记创作的一个高峰期。刘思慕在其1935年出版的《欧游漫忆》的“自序”中说：“近来游记一类的货色在文学市场售出不少，单是欧洲游记，也有好几种，恐怕快可以上‘游记年’的封号了。”[11]3这批集中出现的域外游记为后来者确立了范本，同时也培养了读者的阅读期待。在这些作品中，徐志摩的《巴黎的鳞爪》，郑振铎的《欧行日记》都有可能影响过《伦敦杂记》的创作。朱自清与徐志摩、郑振铎相熟，有很大概率读过这两部作品。《巴黎的鳞爪》以写人为主，《欧行日记》则以巴黎为主要场景，看似与《伦敦杂记》差异较大，但《巴黎的鳞爪》中热衷对英国文人的速写，《欧行日记》中对博物馆的关注可能启发了朱自清对《文人宅》《博物院》的创作。在《巴黎的鳞爪》中，徐志摩专门写过《济慈的夜莺歌》，甚至连《夜莺歌》写作的过程，他们都引了同一段材料①从文字上的细微差别可以判断，徐志摩的引文转引自霍顿勋爵的书，而且他误认为该段文字即出自霍顿本人，朱自清则直接使用了查尔斯·布朗的原文。如果朱自清确实参考了徐志摩的《济慈的夜莺歌》，应该是有特意校正的意味。，朱自清在写作时，很可能参考过徐志摩的创作。《伦敦杂记》还有一个可能的影响来源是老舍。老舍的《二马》当然是小说而非游记，但对于老舍这部仅有的以伦敦为背景的小说，朱自清是非常熟悉的，他在清华大学等校开设的“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上就讲授《二马》。这对于朱自清在伦敦的生活以及《伦敦杂记》的创作不可能没有影响。《二马》一开篇就是海德公园的讲演，朱自清在伦敦也多次专门去看，在《公园》中开篇也是先讲海德公园的讲演；《二马》里细致描述过圣诞节的场景，朱自清也对圣诞节大感兴趣；1936年底老舍发表了《我的几个房东》，文章只写人，风格平实，但他在英国遇过的几个房东却形象丰满。次年四月朱自清就写了《房东太太》，风格与另外8篇迥然不同，不写景不介绍，专写人，白描出一位“带着老味儿”的英国太太。这种巧合，也许不为无因吧。

除此之外，《伦敦杂记》中还有一种无处不在的互文文本，就是普泛意义上的文学经典。以《文人宅》为例，开篇是这样引入的：“杜甫《最能行》云，‘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水经注》，秭归‘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屋基’。看来只是一堆烂石头，杜甫不过说得嘴响罢了。但代远年湮，渺茫也是当然。往近里说，《孽海花》上的‘李纯客’就是李慈铭，书里记着他自撰的楹联，上句云，‘保安寺街藏书一万卷’；但现在走过北平保安寺街的人，谁知道哪一所屋子是他住过的？”[1]389文章要讲英国，却以中国文学经典开首，在兴废感叹中引入西人对文人宅保存完好的范例。在格雷墓地朱自清看到老人汲水灌园，就想起“灌园叟”来；介绍英国的插画展，就用赵元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作引子。这种文学经典的互文运用，一者可以减少读者的陌生感，在中西对比中凸显文章主题，二者又塑造了一个博学多闻的叙事主体形象。

在《欧游杂记·自序》中，朱自清说自己“用意是在写些游记给中学生看”[1]290，《伦敦杂记》中的多数文章都曾登载在《中学生》杂志上，所以其用意也与《欧游杂记》相差无几。既是写给中学生看的文章，“身边琐事”是不便写的，个人的感受也该尽量避免。所以朱自清说：“我还是抱着写《欧游杂记》的态度，就是避免‘我’的出现。”[1]378另一方面，就不免要有些为人师的气象：内容要新鲜，言人所未尝言；行文要严谨，有作文的章法；知识要丰富，要引经据典，言而有据。正因为抱着这样的创作目的，朱自清在《伦敦杂记》中塑造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叙事者形象：他通晓英语，熟悉伦敦，见识广博，对中西文学经典烂熟于胸，文坛掌故信手拈来。更重要的是，这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又是极为谦和的，他尽量为国内的中学生考虑，以翔实而浅显的文字向他们介绍伦敦的风土人情。然而，现实中的朱自清跟这个理想的叙事者并不相像。

朱自清是在1931年前往英国的，抵达伦敦不久国内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身在异国的朱自清一方面为国事家事忧心，另一方面也常常感受到英国人对弱国子民的歧视。在经济上朱自清虽有清华大学供给的官费，但也只是刚刚够用而已，他在日记中不止一次地反省自己的“奢侈”，其实也不过是多买了几本书、几张唱片，多看了几场戏而已。朱自清的英文程度要应付英国的学习和生活远远不够，他对英国的礼仪、文化也不太了解，又常遭到或明或暗的歧视，所以在他的日记里，“ 扫 兴 ”“ 烦 恼 ”“ 不 安 ”“ 失 望 ”“ 憎 恶 ”“ 讨 厌 ”“ 尴 尬 ”“丢脸”等词是屡见不鲜的，跟《伦敦杂记》中那位悠游闲适的叙事者形成了鲜明对比。

朱自清在伦敦的时间大多花在上课、访友、学语言、听讲演上，娱乐则以看戏为主，目的在于了解文化和增长见识。他在伦敦的生活平淡而充实，直到离开英国前一个月才集中外出游览了一下。在英国八个月，当然有不少值得一写的事，所以他说：“这些我本打算都写在我的杂记里。我的拟目比写出的要多一半。”[1]378但问题在于，朱自清为了迎合已习惯于其他域外游记互文文本的隐含读者，彰显其相异性，希望将《伦敦杂记》的水准拔高一点。但以他对伦敦和英国文化的了解，又很难达到这个目标。所以《伦敦杂记》的写作对于朱自清来说，其实是不太成功的。为了塑造那个戴着完美面具的叙事者，朱自清在选题、写作上都做了很多牺牲。莎士比亚故乡的游览、高尔斯华绥的读诗会等，都是他想要写的题目，“但是我知道的究竟太少，也许还是藏拙为佳。”[1]378而写成的9篇中，大概只有《三家书店》是朱自清真正喜欢而又熟悉的题材，也是他最早完成发表的，其他多少都有些迎合读者趣味的意思。以《文人宅》为例，这篇是极能彰显作者品味的，也是朱自清写得颇为用力的一篇。但从朱自清的日记来看，他几乎没有显露过对这类景观的兴趣。《伦敦杂记·自序》里他也说：“伦敦的文人宅，我是和李健吾先生同去的。他那时从巴黎到伦敦玩儿，有了他对于那些文人的深切的向往，才引起我访古的雅兴。”[1]378在写作上，因为要避免“我”的出现，又要有知识性和品格，作者“只能老老实实写出所见所闻，像新闻的报道一般”[1]379。然而，这种写作方式与朱自清诗化、主情的散文创作风格并不相合，甚至可以说是扬短避长了。朱自清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种缺陷，所以他才在《伦敦杂记·自序》里说：“游记也许还是让‘我’出现，随便些的好；但是我已经来不及了。”[1]379

《伦敦杂记》在朱自清的创作中算不上特别重要，但在其背后反映出的问题却非常典型。赵毅衡就曾总结过域外游记的创作规律：“这规律就是：留得越长，写得越少，了解越多，越难落笔。”[12]309在笔者看来，这种规律的出现其主要原因就是游记创作的互文性困境。游记题材本身就带有较强的互文性，但游记作家为了不落窠臼，总想超越这种互文性。越是想要超越，就对前人创作参考越多；参考越多，就越难实现超越。如无法摆脱这种困境，要么游记变成了互文文本的汇释，有“记”而无“游”，要么就只好搁笔藏拙。朱自清在《伦敦杂记》创作中遭遇的问题，其实是游记创作中的普遍困境，值得我们继续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1]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一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

[2][法]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M].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3]Julia Kristeva.“Word,Dialogue and Novel”[A].Toril Moi ed.The Kristeva Reader.Oxford:Basil Blackwell,1986.

[4]孟华.从艾儒略到朱自清：游记与“浪漫法兰西”形象的形成[J].中国比较文学，2006，(1).

[5]Karl Baedeker.London and its Environs——Handbook for Travellers [M].Leipzig:Karl Baedeker,1911.

[6]Charles A.Brown.Life of John Keat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M],1987.

[7]Lord Houghton.The Life and Letters of John Keats.London London:Edward Moxon &Co.[M],1867.

[8]季镇淮.朱自清先生年谱[M]//朱自清文集（一）.北京：开明书店，1953.

[9]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十一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

[10]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九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11]刘思慕.野菊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12]赵毅衡.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记[M].北京：世纪出版集团，2007.

任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