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上世纪末出现“文化转向”，对翻译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翻译学研究向多元化、动态化、综合化方向发展。本文尝试以文化转向为切入点，探讨文化转向对于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关系的影响。

【关键词】文化转向；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关系

一直以来，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都是在翻译学领域备受关注的话题，针对二者孰高孰低、孰本孰末、孰先孰后的问题争论不休。笔者结合个人的翻译学习经历和实践经验，从文化转向的视角，对于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的关系发表个人见解，希望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实现对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关系的再认识。

一、文化转向的内涵

自上世纪90年代起，翻译学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在文化转向出现之前，翻译理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近年来人们开始更关注翻译在实际应用中的意义。人们开始认识到，翻译并非是语言之间的机械转换或文本之间的对等翻译，而是在一定社会历史背景下跨语言的文化交际活动，受到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社会环境、历史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此后，翻译学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开始将研究的内容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基础上加入了文化音素，将文化理念注入到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工作当中，使翻译学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步，筑起了翻译学的又一里程碑。在随后的一段时间，诸多专家学者都尝试通过自己的理解，阐述“文化转向”的概念，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法国翻译学家亨利梅肖尼和奥地利翻译理论家霍恩贝的论述。亨利梅肖尼认为：从文化的角度审视翻译的研究，重视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霍恩贝认为，把“文学因素”与“翻译的选择及其在文学系统中的作用方式”联系起来研究，就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两人的观点都强调了“文化”对于翻译的影响及其作用。

二、文化转向后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

在文化转向之后，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尝试打破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框架，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具体翻译

在文化转向之前，翻译界往往倾向于翻译理论优于翻译实践的观点，认为翻译理论是从多次翻译实践中提炼和总结出来的普遍规律与统一原则，译者在掌握了翻译理论之后，就可以按照规定的翻译程序和技巧从事翻译工作，也就是说，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起到规范的作用。中国近代的翻译学家严复提出的“译事三难：信、达、雅”的翻译理念，就分别强调了翻译过程中的准确性、顺畅性和文雅性。然而出现了文化转向之后，发现这种理念有失偏颇。

在文化转向之后，人们开始关注文化在翻译中做起到的作用和影响，发现语言翻译不是数学公式，不能通过简单的套入与代换来完成，也就是说，翻译理论并非“金科玉律”，在具体的翻译实践过程中，沒有一套翻译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于是，人们在认识到传统翻译理论框架的局限性之后，开始尝试打破这种刻板框架，用动态化、情景化、开放化的姿态看待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的关系，倡导在遵循基本翻译理论的同时，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具体的翻译判断。针对这一观点，还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翻译流派——文化派。他们认为，翻译实践应该在关注语言与文本的同时，还要关注宗教、饮食、历史、思维等诸多文化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文化派”的理论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由完全的“服从”演变成了“启示”。

（二）翻译实践对翻译理论不再是单纯的参考数据，而是发挥修正作用

曾经有很多长一段时间，翻译界都陷入到“理性主义法则”当中无法自拔。人们认为，翻译理论是理性思维的结果，是对翻译实践的提炼与升华，而翻译实践是感性思维的结果，是对翻译理论的实验与践行。无可否认，“理性主义法则”曾经为翻译学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但是它也存在严重弊端，将思维与物质隔绝开来，否定物质对于思维的决定作用，是其最大的问题。比如，我国近代的首位翻译家林琴南，他就是“理性主义法则”的忠实拥趸。在他的译作当中，完全忽略了英美国家的思维习惯和风俗习性，彻彻底底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来描述英文国家发生的故事，这导致他的译文毫无原作的特色与神韵，读者难以从译本中领略到故事中一丝一毫的异域风情。

随着文化转向的出现，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理性主义法则”，并开始承认，翻译活动是伴随人类语言自然出现的，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翻译理论形成之前，翻译实践就已经存在了。基于此，人们开始意识到，翻译实践不仅仅是为翻译理论提供参考数据，供专家学者进行研究与总结那么简单，相反，翻译实践具有独立于翻译理论而存在的可能，且能够反过来影响翻译理论，对翻译理论有着完善与修正的作用。例如，现代著名翻译学家林煌天曾经在《中国翻译词典》中指出，“一般来说，真正在一线从事翻译工作的人，都习惯性地重视实践、轻视理论。对于翻译工作者来说，重视实际工作中的翻译经验的积累，这是值得提倡的，但是重视实践经验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轻视理论研究……事实上，任何一个从事翻译工作的人，都有意或无意地受到某种翻译理论的影响或指导，或者是受到某种翻译观的支配”。他的这番话，强调了理论对于实践的重要意义。而郭建中在他的著作中，对于这句话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述，“更有益的做法是既重视实践， 也重视理论。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 用理论来指导实践， 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两位学者的观念合二为一，就恰恰印证了文化转向之后人们对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新思路：重视实践，但也要重视理论，更要重视从实践中提炼提论，对理论进行修正与完善。

（三）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不再是分离或竞争关系，而是相互影响与依存的关系

一直以来，翻译界对于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与讨论从未停止，且愈演愈烈，大体上可以分为“倾理论派”、“倾实践派”、“理论与实践相离派”和“理论与实践相合派”四个流派。 文化转向之前，前三派的理论分别盛行一时，甚至还出现过“三足鼎立”的局面。在文化转向萌芽之际，“理论与实践相合派”加入“战斗”开启了翻译界“四派混战”、“各自为政”的局面。在漫长的翻译学发展时期，各门各派中都涌现出一些代表人物。例如，绝对的“理论派”代表人物曼里乌，他曾经提出过“宁要内容准确，不要风格优雅”的“直译论”，还要求翻译者要“放弃主观判断权”；著名学者斯坦纳是比较坚定的“实践派”的代表，他曾经说过，“现代语言学所掌握的证据远远没有达到科学所要求达到的可靠性，而仅仅是一些支离破碎的数据，一些互相竞争的假说，一些全凭直觉而来的推测，以及许许多都的印象”，他基本上完全否定了翻译理论的意义和价值，倡导在实践中摸索经验和方法；事实上，无论是“倾理论派”还是“倾实践派”都可以被归结到“理论与实践相离派”当中，不过，除了这两派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学者，既不倾向于理论，也不倾向于实践，单纯是旗帜鲜明地倡导理论与实践二者分离。只不过这一派别缺乏代表人物和鲜明观点，故在翻译学发展史上没有产生如前两个派别一样重要的影响；而“理论与实践相合派”作为文化转向之后的主流派别，则可谓硕果累累、影响颇深。

在文化转向之前，人们对于翻译的理解无非是找到两种语言之间的共通之处，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的过程。当时人们倾向于在“文本”上寻求共通之处，实现语言符号的“转码”。而在文化转向之后，人们开始重视翻译活动中的文化因素，认识到不同的语言“种子”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会结出不同的“果实”。于是，人们开始尝试在“文化”上寻求共通之处，主张结合宗教信仰、历史文化、思维方式、风土人情等文化因素，寻找两种语言之间的契合点，实现意境、内涵、风格与特色的“集体转码”。如此一来，单纯奉行理论主义或单纯奉行实践主义就都行不通了。人们必须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根据具体的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对文本进行加工修饰，才能真正体现文本的原有内涵及意境。于是，自此之后，“理论与实践相合派”占据主流。例如，奈达就大胆提出了用交际的方法来处理翻译中的问题的观点。他将现代语言学应用于翻译学当中，改变了传统翻译中将一种语言代码转变成另一种语言代码的方式，从跨语言文化交際的层面，确立交际学理论，实现翻译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融合。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翻译界出现文化转向后，翻译研究与翻译实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文化转向的影响下，人们开始摆脱传统翻译学中单纯偏重理论或者单纯偏重实践的狭隘思想，开始重视“文化”音素对于翻译各方面的影响和意义，并以此为契机，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重新结合，更高程度地实现二者的相互融合。本文谨以笔者个人的翻译学习经历和实践经验为基础，对文化转向出现后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发生的变化及其关系发表见解。希望通过本文的论述，为广大翻译学习者和研究者提供新的方向和思路，实现对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关系更深层次地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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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曹明伦.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及其结合的方式[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1）.

[4]史丹丹.翻译等值理论和变译理论视角下的翻译实践报告[J].西安外国语大学，2016（06）.

作者简介：

金钱丽（1989.4～），女，山东临沂人，管理学学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在职人员高级课程研修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