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金仔

邓小平（1904-1997）在革命战争年代曾经历过8次危险，其中患过两次伤寒，都差一点死掉。第一次患伤寒是在法国留学时期，时间是在1923年-1925年之间；第二次患伤寒是在1936年12月，即西安事变前后，那次病得很厉害。1991年杨尚昆对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回忆说：“那是在甘肃庆阳一带，你爸爸得了伤寒，非常厉害。他已经是昏迷不醒了，什么东西都没法吃，吃一点东西就会把肠子戳破，只好煮点米汤喂他。正好那时候张学良和我们搞统战，派他的副官来慰问红军，送来两车慰问品，有吃的，还有香烟和一些其他物资。其中有一些罐装的炼乳，聶荣臻决定，把这些炼乳全部给小平。全靠这些牛奶，救了你爸爸的命。”当然，邓小平能从这两次伤寒的袭击中挺过来，也和他健康的身体素质有着很大的关系。

除两次患风寒外，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还曾6次涉险，但最后都化险为夷。

邓小平遇到的最大两次危险是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的时候。那时，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猖狂活动和革命队伍内某些人的叛变，搞秘密工作是极端危险的。据邓小平回忆，他当时遇到的最大危险是两次。一次是何家兴、贺治华（朱德前妻，又名郝稚华、贺芝华）叛变，为了3000美元的悬赏金，身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罗亦农秘书的他们，出卖了自己的领导。邓小平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他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了，罗亦农被捕。邓小平出门后看见前门一个装扮成擦鞋子的特科队员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前后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后来罗亦农被害了。

还有一次，邓小平同周恩来、邓颖超、张锡媛（邓小平夫人）住在一个房子里。那时特科的工作做得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恩来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他们赶紧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邓小平当时不在家，没有接到通知，不知道这件事情。里面巡捕正在搜查，邓小平去敲门回家，幸好我党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邓小平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此后半年的时间里，邓小平等人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

不用说，邓小平能安然脱险，和他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是息息相关的。

在广西从事革命活动时，邓小平也遇到过一次险。1930年夏，在广西右江，邓小平在摆脱一个连的白匪的追赶中，不小心把腿摔伤了。在这个紧要关头，正好地下党一个外号叫“金钢锥”的交通员经过那里，他赶紧背起邓小平，渡过布柳河，钻进离河不远的一个旧瓦窑里。瓦窑里阴暗潮湿，蚊子特别多，两人被叮咬得吃不消。邓小平想出一个好办法，两人到洞外捉了一些善于结网的花背蜘蛛，把它们放在洞口结网，又挥动衣服向外赶蚊子。过了一会儿，蜘蛛竟结起了好几张大网，网上粘住了不少蚊子。追赶邓小平的白匪搜索到瓦窑口，见洞内漆黑一片，连长便命令排长进去瞧瞧，排长推班长，班长又推士兵，那个士兵走到洞口发现有不少蜘蛛网，于是对连长说：“蜘蛛网都没破，哪里有什么人进去啊！”连长听了觉得有道理，就带着队伍到别处搜查去了。邓小平发明的“蚊帐”不仅挡住了蚊子，也迷惑了敌人，使自己脱离了险境。

在军事斗争中，邓小平遇到过3次较大的危险。一次是在1935年11月打响的陕西富县直罗镇战役中。直罗镇战役打响以后，邓小平和罗荣桓等人在一个山头上“观战”，突遭敌人一股部队来袭。敌人火力密集，十分危急。他身上穿的那件傅钟（1900-1989，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送给他的狐皮大衣，给子弹打了好几个洞，万幸的是人没有受伤。正在危急之时，原红七军的一个连冲了上来，解了围。

第二次险情发生在1947年7月鲁西南战役之后。当时刘邓大军的总部驻在山东郓城丁官屯，军统特务竟偷偷地摸到了屯里，并在刘邓指挥部——一所三合小院附近的屋顶上放上了一块红色丁字布板（敌地对空联络信号），敌轰炸机发现目标后，立即飞到丁官屯投弹，当警卫人员拉着刘、邓等首长往外跑时，重磅炸弹已在北屋后面、作战室山墙边炸响，当时的情形非常危险，所幸发现得早，加上敌机投弹不很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第三次险情发生在1947年8月渡淮河的时候。当时正值雨季，淮河河水上涨，刘邓十几万大军行进到淮河边上，无桥、无船，河面又宽，敌军追兵的先头部队距我仅15公里，怎么办？刘伯承去探河，水深在脖子下，刚刚可以过人。这就是机会呀！刘、邓刚过完，水就涨了，就差那么一点点时间。以前，从来不知道淮河可以徒涉，就这么探出条道路来了。

神奇的是，邓小平戎马数十年，历险数次，身上竟从未受过伤，真乃一员福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