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超

王造时（1903-1971）是我国近代民主先驱之一，1925年8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又到美国、英国留学，师从英国学者拉斯基，主要研究国际政治。回国后任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政治系主任，教授。“九·一八”事变后，创办《主张与批评》半月刊，后又创办《自由论坛》。王造时参与发起了抗日救国会，积极支持十九路军和淞沪抗战。后又与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参加了援救被国民党关押的革命者和进步学生的活动。内战期间，多次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解救进步人士奔走。他撰写了许多文章，并发表在《新月》《东方杂志》等刊物上，著有作品集《荒谬集》，还翻译了许多国外的政治著作。

目前，学界对王造时的研究已取得了较多成果，但仍有许多不足之处，研究的视角和内容多集中于政治思想、民主思想、抗日主张等方面，缺少对王造时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深入研究。

一、王造时宪政思想研究

主要是对王造时宪政主张及内容的研究。周妤的《论王造时的自由主义思想》中写道：王造时宪政思想的内容，即以民权、法治、建设廉政政治为主体，受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影响，在经济制度上主张社会主义统制经济。刘是今在《王造时与“九一八”事变后的宪政运动》一文中，梳理了王造时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宪政活动，分析了王造时的宪政主张及实施宪政的方案。他指出：王造时认为宪政是根据宪法而行的政治，是法治与民主的统一，宪政的特点是法治，是人民参加的政治。王造时对在中国实施宪政寄予了很大希望，认为“实施宪政最大的意义是可以谋求一种矛盾冲突的体制化和程序化”，避免革命和内乱，激发国民的爱国情绪，把中国变成一个战斗的集团才能保护国家。王造时实施宪政的方案从结束训政和取消一党专政开始，召开国民大会，从制定宪法，反对专制统治，切实保障人民的各项基本权利三个方面着手。在王造时看来，中国问题是内部政治问题，由于中国政治的落后、腐败，才有亡国之危，只有尽快实行宪政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王存强的《论王造时的宪政思想》对王造时在求学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三个时期的宪政思想进行了研究，分别详述了其思想形成的背景、内容、局限性及对当代的启示。

二、王造时的自由民主思想研究

这方面多集中在王造时的民主活动和为民主所做的贡献、民主思想、自由主义思想的研究上。譬如，谢一彪1996年在《不屈的“君子”王造时》中叙述了王造时在1930年留美回国到1937年“七君子事件”期间作的一系列爱国活动和为民主所做的贡献。眭传厚1998年在《爱国民主斗士王造时》一文中对王造时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右派”进行举证平反，梳理历史上的王造时为民主斗争的行为，将他从事的爱国活动及在留学归国后创办民主刊物、进行民主斗争的行为一一举证，肯定了王造时的爱国精神及其为反帝、反国民党独裁、发扬民主作出的贡献，为王造时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批斗致死而感到遗憾。何友良1999年发表的《厚重人生 铁骨风范——读<愛国君子·民主教授——王造时>》对姜平和姜伟教授合著的这本书给予了肯定，认为全书突出反映了对王思想主张的梳理和抗日、爱国民主活动的归纳，真实再现了王造时对事关国家、民族生存发展重大问题的认识。他还认为，王造时有两大突出贡献，即投身抗日，为挽救中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反对独裁，宣传民主和争取宪政，是一位民主斗士。赵寿龙2002年发表的《王造时：民主法制建设的探索者》分析了王造时在中国发展民主的措施，认为王造时想要的是政治、经济都平等的国家，英国的责任内阁制相比于美国的民主政治更适合中国国情，受拉斯基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对比苏联形成了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他认为中国在反帝反封建革命后才能逐步实施社会主义。在政府组织上，英国议会制比美国三权分立的总统制要好，且英国的单一制比美国的联邦制更符合社会主义要求；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应该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贾永伟在其硕士论文《民国时期王造时民主思想研究》中，从存在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势力角度研究王造时的民主思想，叙述了王造时思想变化及其思想体系形成的过程，主要论述了王造时在留学期间及归国后抗战前后的民主思想。他指出，王造时的民主思想具有与改造中国和抗日救亡的实践相结合、以宪政、选举为基石、不断顺应时代发展、重视经济制度建设的特点。王造时处于特殊时代，他的思想仅停留在寄希望于当局自发的变革，在发动群众、扩大群众基础上做得不够，对无产阶级提倡的阶级斗争难以认同，没有准确判断当时的政治力量对比，具有局限性。

周妤的《论王造时的自由主义思想》以《荒谬集》为史料分析王造时的自由主义思想，认为其主要包括民族主义、民主宪政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周妤在文中指出，王造时的民族主义思想是政治思想的核心，呼吁健全国家机构、培养爱国心、恢复民族的自信力。周妤认为，王造时的宪政思想以民权、法治、建设廉政政治为主体，受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影响，在经济制度上主张社会主义统制经济。通过对王造时自由主义思想的分析反映出30年代的自由主义带有浓厚的、现实的反专制主义色彩及主张抗日的民族主义色彩，具有反官僚资本主义性质，反对共产党和人民革命，表现出30年代的自由主义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和落后于时代的保守性。何正付的《王造时反贪污思想简论》立足《我的当场答复》简要论述了王造时的反贪污思想，指出要建立文官制度，稳定官员队伍，反对制度性腐败；健全舆论，营造反贪污的社会舆论氛围；最根本的是实现民主政治。邓岑在其硕士论文《王造时的政治思想研究》中，从王造时经历的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阶段、留学英美到学成归国阶段、十年内战到抗战胜利阶段以及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阶段入手，将他的政治思想分为初具民主爱国思想、接受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主张抗日救国、向社会主义靠拢四个时期，指出王造时坚持国家是实现民主政治的手段，反对一党专政，主张多党并存，提倡言论自由，保护民权，要求实行宪政，提倡民主法治，主张民主政治和统制经济相结合的政治模式。邓岑认为王造时政治思想以宪政为基础，将政治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注重经济制度的作用。尽管王造时的政治思想在民国时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具有重要地位，但他主张小资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反对暴力革命，希望实现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与苏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结合的改良主义在当时的国情下依然存在局限性。

三、王造时抗战救国思想研究

这主要指对王造时的抗日活动、抗日主张及创办的抗日杂志《前方日报》的研究。如罗添时在《略述王造时的爱国抗日》中，叙述了王造时的爱国抗日言行活动，阐述了王造时的政治主张——中国必须是独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必须实行法治，全国人民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军队国有；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等。罗添时还评价了《前方日报》在抗战期间占据的重要地位，归纳了王造时1939年创办的《前方日报》的特点，即宣传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强烈要求清明政治；要求民主与宪政，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的思想。刘雅丽的《试析王造时的“坚持抗战和民主廉政论”》主要以王造时在抗战时期发表在《前方日报》上的80多篇文章为史料对王造时的政治主张予以概述——表明他坚持抗战和民主的立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民主，反对独裁，要求实行宪政；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要求清明的政治。同时，刘雅丽的另一篇文章——《析王造时的“主战和取消一党专政论”》研究了王造时在抗战时期“主战和取消一党专政论”的思想，说明国家理论如何应对当时中国面临的危急局势。他指出，王造时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初就认为这是日本预谋吞并中国的第一步，坚决反对当时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分析了王提出的对日作战的八大理由；指出王造时救国的两项根本政策是主战论和取消一党专政，集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并分析提出这两项政策的理由；最后阐明了如何用王造时的国家理论应对当时中国的危急局势。张爱萍的《王造时的爱国情怀与<前方日报>的抗战锋芒》写到王造时创办的《前方日报》在抗战期间的作用，通过《前方日报》登载的文章内容分析报纸的功用及其创办之初的目的，反映出王造时的爱国情怀，肯定了《前方日报》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为团结人民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做出的贡献。刘是今的《九一八事变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战思想——以王造时为个案》以王造时为例来分析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事变后的思想变化。刘是今通过王造时在事变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来分析他的抗战思想——中国必须抗日，战争不可避免、不能停止，寄希望于国联的调停与干涉是无望的。分析中国可以且应该同日本作战，中日作战对中华民族既是危机，又是转机，胜利属于中国。中国必须做好抗日的准备，即确定正确的外交政策，停止内战，进行抗日全国总动员，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王造时对中日战争的必然性及战略的分析具有前瞻性，但其在取消一党专政上却没有提出更有效的办法。张万鹏在其硕士论文《30年代初期自由知识分子抗日救亡主张研究——以王造时为个案》中，详细阐述和分析了王造时的抗日救亡主张和社会构建思想，涉及到国家观、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民主法治政府的组织设想、科学文化建设思想等方面，阐述了王造时的对日态度和主张。将王造时同杂志撰稿同仁、胡适等其他自由知识分子在抗日救亡主张和社会改造设想的“民主宪政问题”、“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主张等方面进行比较，认为王造时的抗日救亡主张和社会改造设想具有前瞻性、务实性，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推动了中国现代化政治民主的进程。周英才在《王造时与<前方日报>》中叙述了王造时创办《前方日报》的目的及艰难经历。张祚崑的《“九一八”事变后王造时抗战救国思想探析》以王造时抗战救国思想的整体层面为出发点，从产生背景、理论阐述和实践活动三个层面分析评价了王造时的抗战救国思想，认为与其他抗战救国思想相比，王造时的思想更具坚决的抵抗性和紧迫的现实性。

四、王造时费边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这主要研究王造时受费边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理论思想。譬如，刘是今的《20世纪30年代王造时费边社会主义思想述论》叙述了王造时宣传费边主义思想的渠道、历程，评价了王造时费边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刘是今指出，王造时在归国后先后以《新月》《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为发刊阵地，发表大量文章，提出用费边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国的思想和主张，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办法就是采用费边社会主义，指出平等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包括经济平等和政治平等；改良是實现社会主义的方式，成为区别与苏俄社会主义的根本；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途径是统制经济，要逐步渐进地实现国有化，实现社会主义。但在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问题上，王造时在摸索16年后基本接受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影响和领导，投身于群众斗争运动中。再如，刘雅丽发表的《王造时早期国家理论探析——“费边社会主义式”的想法》中阐述了王造时受费边社会主义影响的早期国家理论，王造时认为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是反帝反封建，需要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待民主革命成功后，才能逐渐实施社会主义；在经济制度上，主张建立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在政府组织方面，实行责任内阁制；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方面，实行单一制；认为应该由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来领导民主革命。付窈、陈新明在《试论拉斯基对王造时的影响》中指出王造时跟随拉斯基学习，他在救国道路的选择、思想倾向和社会实践活动上都明显带有拉斯基思想的痕迹。文中梳理了王造时受到拉斯基影响的思想主张，指出他主张经民主革命逐渐实施社会主义，实行英国的议会制，由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想法，包括他对国家维护目的的认识，都受到拉斯基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拉斯基的改良主义思想对王造时的一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影响了王造时对国共的态度及对中国道路的选择。刘是今发表的《拉斯基思想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以罗隆基、王造时为例》指出拉斯基的思想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包括政治多元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后期则主要是民主社会主义，罗隆基和王造时是拉斯基的学生，但学习的是拉斯基前期的思想，因此他后期的思想在罗隆基和王造时身上没有明显痕迹。

五、王造时新国家主义理论的研究

这主要是研究王造时新国家主义理论的内容。比如，刘雅丽在《论王造时的“新国家主义”观》中，以王造时的新国家主义观为研究对象来反映其国家理论。分析王造时在清华读书期间发表的文章，尤其是《新国家主义——救国良药》中的观点，指出王造时的新国家主义是爱国主义，是使各国人民去爱自己的国家，不去害别的国家的思想，指出王造时的新国家主义是与帝国主义、暴力主义、仇恨主义、无抵抗主义、顽固守旧主义及外国化主义相反的，与人道主义、世界主义、和平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相辅相成。但刘雅丽认为王造时的新国家主义反映出他对共产主义认识的片面性，王造时认为在当时的中国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不现实的。

对王造时的研究还包括他与国共关系的研究。如陈夏红的《谁之变：王造时与国共关系一瞥》以王造时在清华读书、留学归国、“七君子”事件、创办《前方日报》、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为节点，梳理王造时与国共关系的变化。王造时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与国民党的关系一再恶化，拒绝国民党的拉拢，国民党对王造时采取实施空间和经济封杀，甚至列入暗杀计划。王造时在抗战胜利后采取走“第三条道路”，但在内战爆发后，为反对内战和独裁，最终与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可遗憾的是王造时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冤死。

综上可以看出，对王造时思想的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但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第一，研究的视角和内容都主要集中于政治思想、民主思想、抗日主张等方面，缺少系统深入地对王造时国民性改造思想的研究；第二，在史料运用上，多集中于王造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发表的文章，缺少对其在九一八事变前发表在《新月》上的文章的关注，忽视了其中包含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

“国民性改造是对民族在文化主题意识上的反思和探索”，对国民性的改造是塑造新的国民素质的过程，是人的现代化过程。国民素质越强，则国家越强大，民族越强大。纵观中国历史，中国的国民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代变革及社会发展现状密不可分。近代以来，中国面临内忧外患，许多有识之士迫切希望改变中国。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变革，却经历一次次失败，迫使他们开始反思如何才能改变中国受侵略、压迫的现状，才能救亡图存，这正是当时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提出国民性改造的主要目的。王造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发达的欧洲回到中国，根据中国的实际提出了国民性改造思想。

王造时从当时的国内环境和个人的文化及政治背景出发，分析中国问题和当时国人的国民性缺陷，提出了国民性改造思想，这对当今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加强民主、法制建设都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