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继华

如何有机融洽地步入源于西方的现代而又保持民族性传统的撑持，这一直是中国近现代思想上的重要课题。新儒家创立者梁漱溟从文化三路向观与中国文化的民族意识出发，提出了解决这一中国问题的办法：以孔颜儒学的人生态度为奠基，吸收、融合西方科学和民主的精神。[1]即以文化现代化为范式来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

一、文化现代化范式的主要内容

国民革命失败后，农村问题凸显，成为当时中国前途命运的聚焦点，各党各派都把注意力转向它，并提出各自构建中国前途的主张。出于对国共两党政策主张的不认同，梁漱溟以文化现代化范式为指导，在山东邹平、菏泽等地积极推行其乡村建设运动，力图借此达成民族自救、求解中国问题的任务，进而完成中国文化重建。

他把自己的乡村建设运动视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最后觉悟”和“最后方向”。[2]按照他的分析：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其文化和社会都以乡村为本，乡村是国民生活的寄托、强国的根本和树立中国政治的基础。乡村建设的目的除了消极的救治乡村外，最要紧的是从中国的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其实质就是要沟通调和中国固有的精神和西洋文化的长处，组建新的社会、过上新的生活，即实现“返本开新”。[3]要达救治旧农村和创造新文化的目的，其乡村建设就必须从“重建一个新社会组织构造”入手。根据他的构想，新社会组织构造是对“中国所谓‘乡约’的补充改造。”[4]梁漱溟以此为基础构建了这一新社会组织的具体形式――村学乡学，而村学乡村成为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导机关。他设计的村学乡学由学董、学长、教员和学众四部分组成。学董是村中或乡中有办事能力的人，他们是乡村领袖；学长是村中或乡中品德最高的人，他们由各村各乡村学董会依该区民众所归，于齿德并藏者中推举一人；教员是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部或训练部的毕业生，亦即“乡村运动者”，他们的职责不仅仅是教学，还负有推进社会工作的责任；学众即一村或一乡中的男女老少一切人等，其责任是要知道怎样做村学乡学的一分子。

在乡村建设中的农业发展问题上，他设计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农业经济路向，即以农立国，先农后工，农工均宜发展的路向。从中西文化比较论出发，他认为由西方尚利轻义、向外用力的文化和人生态度引出的西方工业已是百病众生，弊端重重。为避免这种弊端，中国必须探索与其文化的根本精神相符合的现代化的路向。他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的崩溃，是缘于中国经济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工业逐渐导致农业的破坏。“全国经济原建设于农村之上，工商百业悉随农业为盛衰。”[5]农业是基础，是国民所寄，因此以农为本，“促兴农业”乃是强国之本。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文化是以农为本的文化，中国农村经济的复苏兴盛与否，农业基础地位的牢固与否，与文化的复兴进而整个国家现代化成功与否关系极大。因此从农业入手，由农业引发工业，是中国兴起的唯一一条道。对于促兴农业，他开出了三条方法：一是科技；二是合作；三是规模化生产。三者以乡学村学为结点，开出他的现代化文化范式之路。他深信，只要实施以农为根、工业为辅的措施，就能实现其文化现代化范式返本开新的初衷，达成民族的复兴和中国问题的解决。

二、文化现代化范式的历史缺陷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分割至细的小自耕农为基础，以儒家思想的信奉者官僚作为上层，以道德和礼俗作为中介统治工具的。这种以农业为管制方式的社会建构和组织状况，即中国前现代社会的“体”，无法应对以商业为管制方式为“体”的万国竞技潮流，面临生存的危机和转变的任务。以此回顾和考察梁漱溟的文化现代化范式及其指导下的乡村建设努力，不难看出其弊病和无力。

首先，它存在逻辑类比的失误。梁氏首先是一个学者，他的文化现代化范式更注重逻辑的分析。从自我的人生研究出发到“文化三路向”再到乡村建设的社会实践，梁氏在此隐含着一个逻辑推论预设：人生的困惑问题是起点，社会问题是人生问题的放大，个人人生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文化信念问题，因此社会问题的解决也脱离不了文化这一核心。根据这个预设，梁氏顺理成章的推论出社会问题＝文化问题，也就是说，社会问题必须到文化中去追寻才能获得最终的解决。同时，他将人生的三层境界放大类比为西方、中国、印度文化的三重路向并作了阶梯状的进化论排列，这种失效的比附使他误认为，在一战后尽显缺漏的西方文明已不是当世所需，文化已进化到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第二阶段。这种简化的类比使他的方案不免沦于机械、漏洞百出。

其次，在实践过程中不合时宜而显捉襟见肘。尽管梁氏不乏强烈的救世之志，但是他的文化哲学显然低估了当时中国的生存危机。世界历史走向一体后，中国被迫与世界并轨，进入万国竞技时代，古代的“知识－德性(真理)－力量”模式被现代的“知识－力量(真理)－德性”模式所取代。在这样的背景中，参照系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富国强兵及其后获得的力量。近代中国的一系列屈辱更增强了中国人的危机意识和对它的渴望，学习西方的技术、体制成为求存的必然要求。梁氏的错误在于，在一个急需实用手段的时代却在这个时代里高调地强调心灵和精神，而其文化范式的阐述逻辑又无法物化为一种可以在现实社会中能实质运作的方式。他认为中国文化“过于早熟”、“不合时宜”，其实用此评论他的文化范式也是恰当的。

最重要的是，由于梁漱溟否认阶级在中国农村社会的存在和土地占有不均的严重现实，仍然强调以新礼俗作为驾驭和组织民众工具，所以不能肃清旧的地主势力使土地使用合理化，不能创造一个公平自由交换的机制使农村经济突破传统的束缚。尽管由于他人格的魅力影响，其文化范式在少许军阀的支持下进行了短暂的实践，但由于没能凝聚底层民众之心、获得农民的广泛支持，他的文化范式方案不可能在当时的中国普遍推行，也不可能改变中国传统社会的下层组织结构，没能满足中国问题在深层要求上对社会底层组织建构的“体”的解决，回应不了中国历史的“公共意志”。这应该是其范式失败的根本原因。

三、后现代语境下文化现代化范式的理论超越

文化现代化范式尽管由于其多重缺陷，使其在中国问题的“体”面求解上犹显不力，然而，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其彰显地对启蒙扭曲后的理性的反思，和对立足于民族本我的现代化多元路向的探寻，显示了其超前的理论意义。

首先，在西方启蒙扭曲的背景下，文化范式对主体价值的凸显与关怀，赋予了中国文化世界性的意义。近代的启蒙曾以其否定和批判的精神，给予人类理性以不懈的动力。然而，进入现代，原本用于指导自然世界的工具理性(技术理性)被放大，并衍生为形而上学本体论真理观的物化形态，主体理性(人文理性)被压制和驱逐。“一战”后西方的主体理性的觉醒，宣告了第二次启蒙运动的到来。然而，自维新到五四一线的启蒙运动所提倡的“唯科学主义”的主张和“西(西方文化)是而中(中国文化)非”的价值判断，仍然是笼罩中国思想界的主潮。

梁漱溟对西方启蒙文化的这种弊病和西方社会思潮的转变，却有着敏锐的把握和清醒的认识。他指出，当西方困于启蒙的扭曲而将眼光转向东方之时，复兴中国文化，提倡“孔子之真”的时机已到。[6]要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变西方“理智”的人生态度为中式的强调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高度一致和内在超越的一种超功利的“理性”人生态度，并以此为条件承接西方的文化。[7]梁氏对主体价值的开掘，在儒学史上可谓革故鼎新，使新儒学和宋明儒学面貌迥异，“使新一代儒者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新的生机，为儒学扩张自己的内涵开了先河。”[8]他背靠中国文化，挖掘出中国文化的真精神“理性”作为其文化现代化范式的根基，事实上复活了一种后现代(第二阶段的现代性启蒙)下的人文理性态度，使“人是目的”这一非仅马克思主义才有的终极关怀命题，在全面反省工具理性对主体理性忽视和压制的情况下于中国的哲学语境中得到了回应。

其次，在区域史兴起的背景下，文化范式对依凭传统、延续历史的价值追寻，开启了现代化范式的多元路径。“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型曾是解释西方历史经验的欧洲历史观，在中西碰撞，中国遭遇全面危机的背景下，它被置换成了“中/西”、“旧/新”对立的型范，潜置着这样一种价值认同，即中国要想摆脱危机的困境，实现从旧到新的转变，就得要模拟欧洲的历史经验，遂同样要采取这种认知模型。学者在反思以此为框架的五四话语时认为，它防碍了传统中有益于与现代性沟通对接的精神资源的再利用，使人无法看到健全的制度安排对解决中国前途问题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现代(革命)与传统(保守)的坐标系中，由于缺乏了传统的均衡作用，变成了传统即落后、现代即进步的简单抗衡关系，最终使革命变成了社会改造的惟一出路，使现代性在误读中，既丧失了丰厚的传统资源，又失去了恰切解读现代性并将之化为健全的现代社会运动的机会。[9]

对于这种排斥传统、将传统与现代关系简单化约并推之为普遍经验的取向，梁漱溟是不能接受的。他反对全盘西化，反对激进的与传统斩断联系的变革，坚持民族本位的价值观，企图以传统文化为基点和框架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其主张以儒家文化为现代化的主要思想资源，“代表的是一种寻求不同于西方式的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取向”[10]。梁氏所秉承的现代化多元路径的思维，以“中国”为中心的问题意识，试图廓清中国现代史和现代化诠释的“欧洲话语论说”的作用，启发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由美国汉学界开启、以“中国中心观”为趋向的现代性本土学术理路研究。

[1][6][7]梁漱溟.梁漱溟全集(一)[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13页，第498页，第528页.

[2]梁漱溟.梁漱溟全集(五)[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11-512页.

[3][4][5]梁漱溟.梁漱溟全集(二)[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8页，第320页，第497页.

[8]王宗昱.梁漱溟[B].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2年，第296-297页.

[9]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216-222页.

[10]李善峰.传统儒学现代化的一次努力[J].孔子研究，2004年第5期，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