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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建设中国现代文论不容忽视的一个存在。它是一座宝库，但是如何挖掘这座宝库却也是众说纷纭，为了更好的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童庆炳先生提出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学术策略，包含着“历史优先”、“对话”“自洽”三个原则。本文就这三个原则进行阐述，分析其合理性，希望中国古代文论能闪现新的光辉。

关键词：古代文论；原则；转换

在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建设过程中，文艺理论界多数学者发现中国古代文论始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部分。中国是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华文化传统是我们的根基，诚然，一个国家的文化是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但是变化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抛弃传统文化。如果不通晓古代积累的各种资源，要求新变也难。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篇说：

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篇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辩。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何则？竞今疏古，风未气衰也。

藐视传统的作家注定不可能写出什么惊世的作品来，因为他没有民族文化的根底。

构建中国文学理论新体系是否要继承中国古代文论，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无需在此赘言。既然继承是无可更改的事实，那么如何继承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如何继承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文艺界存在着几种不同的声音。有的学者认为，要以古代文论本身为重点做基础性研究，比如文字训诂工作，还原古代文论最初的原貌，止步于此，古代文论的意义单独存在，不纳入中国文论的现代建设工作中，这种想法就是所谓的“无用之用”。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在引进西方文论的思潮中受到影响，主张运用西方文论的逻辑框架来分解中国古代文论，名义上是“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实际上只是运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内容来论证西方文论，在此情况下，中国古代文论原有的逻辑，民族个性全都被消解了，失去了主体地位。正是鉴于对这些片面研究方法的担忧，童先生对古代文论的研究提出了一個“古今对话”的学术策略，童先生的“古今对话”策略，主张在古代文论研究工作中是有两个主体的，古今都是主体，避免了之前所提到的单一主体的片面研究缺陷。这个策略包括三个原则：一是历史优先原则；而是对话原则；三是自洽原则。笔者想在此讨论一下这三个原则在古代文论研究实践中的意义。

一、历史优先原则

第一个原则，历史优先原则。在古代文论的研究中，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文论研究者长期坚守的一个原则。童庆炳先生在文章中说道：“把中国古代文论资料放回到产生它的文化、历史的语境中去考察，力图揭示它原有的本真面目，其中包括作者论点的原意、与前代思想的承继关系、背景因素、现实针对性等。”古人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方式、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都与现代汉语有一定的差别，如果单用现代思维来思量古人的作品，意义可能会相去甚远，古代文论中意蕴深厚的概念，如果不从它的形成、以及出现的历史背景去考虑，原本意义更加难以显现。而中国古代文论有其独特性，古代文论中有很多文论观点是很难找到它的原创者的。因此，想要还原它的本来面目也不可能是绝对的，童先生在文章中也指明“实际上完全的还原一般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们不尽力去做的理由，因为“在对古代文论的文本的原意没有起码的了解的情况下，在对产生古代文论文本的时代的背景没有真实的了解的情况下，就开始古今对话是危险的。”所以，在没有办法完全还原的前提下，我们要灵活的运用“历史优先原则”，中国古代文论在时间的隧道中不断的发展变化，具体该如何“优先”，该“优先”哪一段历史，这些都不是绝对的，但是“历史优先原则”本身是绝对的。童先生提出“优先”这个点，是有敏锐的学术眼光的。

二、对话原则

第二个原则是“对话原则”。对话是一种交流思想的方式，也一直都是产生新思想，新理论的重要途径。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实则就是各家在进行对话，《论语》记录的是孔子和弟子们的对话，《孟子》把对话论辩作为一种最主要的表达方式，荀子与孟子“对话”而辩论人性善恶。童庆炳先生的“对话原则”的基本精神是：“把古人作为一个主体（古人已死，但我们要通过历史优先的研究，使其变活），并十分地尊重他们，不要用今人的思想随意“误读”他们，曲解他们；今人也作为一个对话的主体，以现代的思想与古人的思想进行交流、沟通、碰撞，既不是把今人的思想汇到古人中去，也不是把古人穿上现代的服装，而是在这反复的交流、沟通、碰撞中，实现古今的融合，引发出新的思想与结论，使文艺理论新形态的建设能在古今交汇中逐步完成。”对于古代文论的研究，要抛开固有的崇拜感，不能只一味的对古人“照着说”、跟着说。而应该“接着说”、特别是“对着说”。这就凸显了“对话原则”中两个主体的重要性。正如罗宗强教授所说：“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古文论研究，求识历史之真，以祈更好地了解传统，更正确地吸收传统的精华。通过对古文论的研究，增加我们的知识面，提高我们的传统的文化素养；而不汲汲于‘用'。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根基，才有条件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这或者才是不用之用，是更为有益的。”这种意见的主旨是把古代文论作为一个客体来看待。而另外一种看法，主张对古代文论传统进行现代的“话语转换”的“古为今用”同样也是将古人看做一个顺从的客体。在这种没有特定出发点的情况下，没有对话，何来交流？所以，童先生认为：‘不用之用与‘古为中用可以结合起来。”“中华古代文论当然可以提高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加强传统文化素养；同时中华古代文论的一些概念、范畴经过我们的诠释，也可以转化为具有现代意义的理论。”朱立元在《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再思考》一文中说道：“从梁启超、王国维开始，经‘五四至今，中国文论的两条基本思路一直在或隐或显、时起时伏地交锋、交织、冲突和互渗。由此可见“中西对话、古今对话是实现新的形态的文艺理论建设中的基本途径。”

三、自洽原则

第三个原则，自洽原则。“这种古今对话怎样才是有效的呢？我认为这就要达到逻辑的自圆其说的标准。”自洽是一种要达到逻辑的自圆其说的标准的自洽。对话所获得的新思想，既要“古代文论中有价值的部分显露出来”，又要把“现代人的思想艺术追求的合理性也充分表现出来”。有些反对现代转换者的另外一个理由是：古代文论的资料还并没有被摸透。确实，古代文论的有些资料被搁置，但是，历代文论中有价值的资料已经大量的被学者们挖掘出来了，诚然，资料的发掘是无止境的，但是那些后出的资料能否改变早已成型的中国古代文论的面貌呢？童庆炳先生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一书中选释的十大文论家，从孔子到王国维，可以说基本代表了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取向。如果要等到浩如烟海的资料意义穷尽，那不知要到何时，阐释工作才能着手进行。童先生话语中“有价值的部分”是要特别注意的。如何做到“自洽”，在这里引用朱立元在《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再思考》一段话可以说明：“我们应该在立足现当代文化、文论新传统的基础上，排除各种障碍，更自觉地关注古代文论的研究，下更大的功夫，用现代意识去审视古代文论传统；更主动地整理、发现、选择、阐释、激活和吸纳其中仍有生命力、契合当代精神价值的优秀成分。”

中国古代文论如何进行现代转换一直以来都是文论界关注的问题，童先生就古代文论研究提出的这三点原则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较为全面的方法，在进行古代文论研究的过程中，深入了解并遵循这些原则，有利于更好的发掘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中华名族伟大精神的一部分，还有很多闪光的地方值得我们去发掘以此焕发出新的光彩。

参考文献：

[1]李青春.手握青苹果-童庆炳教授七十周年华诞学术纪念集[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罗宗强、卢盛江.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J].文学遗产，1989，4.

[3]朱立元.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再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2015，4.

[4]罗宗强.古文论研究杂识[J].文艺研究，1999.3.

[5]童庆炳.古今对话-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学术策略[J].文艺争鸣，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