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烨

摘要：本文以翟译和赵译《三字经》为目标文本，从风格、文化和语言三个层面剖析了归化与异化在两文本中的具体表现，以此吸引更多的国内外学者关注中国典籍的英译，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提升中国在国际中的影响力。

关键词：《三字经》；归化；异化

一、风格层面

《三字经》共1000多字，它之所以脍炙人口，口口相传，是因为三字的的韵文诗句极易成诵。对比两个译本，以第一节为例：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赵译：Man on earth，

Good at birth.

The same nature，

Varies on nurture.

翟译：Men at their birth，

are naturally good.

Their natures are much the same；

their habits become widely different.”（赵彦春，2014：1）

翟里斯作为一位优秀的英语诗人，他一般是按照构成和押韵的方式来翻译诗歌，保留英文诗歌的韵律，但是他翻译的《三字经》却缺少了本应保留的节奏韵律。为了服务于汉语教学的翻译目的，他选用了英汉对照的编排方式，给每一个汉字都注了音，并且每个音的右上角都用阿拉伯数字（1-4）来表明它的声调。虽然对于每一个汉字的发音，他都做了做了一个语音翻译补偿，希望读者可以欣赏到原来的中文节奏，但是他既没有考虑到原文句子的工整性，也没有注意到句子的韵脚押韵，只是单纯地把原文的意思翻译出来了。而赵译本用三个英文单词对应汉语的三个字，用词精准，使用小句，并且采用了偶韵体（aabb韵式）来类比《三字经》原文的aaba韵式，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文的风格特点。

就译文的文体风格和特点来说，赵彦春教授采用了异化的策略，尽量向原文靠拢，保留了原文的特色，最好地反映了他的写作意图和艺术风格。而翟译本则采用了归化的策略，通篇以直译加解释为基本手法，为了让西方读者更好地学习汉语。

二、文化层面

王佐良先生（1916-1995）曾说过："译者处理的是个别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Leech，1987：21）文化负载的处理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鉴于译者不同的翻译目的，以及他们不同的文化意识和创造性，他们处理的策略和可能也会不尽相同，下面我们来比较一下两译本的处理方法。

“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死书。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

赵译：To further learn，

You now turn

From school nooks

To Four Books.

Analects—the lections，

Has twenty sections.

Confucius and disciples

Gave off sparkles.

翟譯：Those who are learners，

Must have a beginning.

The ‘Little Learning finished，

They proceed to the four books.”

There is the Lun Yu，

In twenty sections.

In this， the various disciples，

Have recorded the wise sayings of Confucius.”（赵彦春，2014：179-184）

《三字经》这几句涉及到了一些中国传统的文化知识。译者对这种文化因素的翻译常常采用的是音译加注释的方法。翟里斯在翻译这几句话的时候也是采取的这种方法。把论语翻译为"the Lun Yu”并加注释"The Lun Yu contains practically all we really know of the sayings and doings of Confucius.It is ascribed by tlie Chinese to the immediate disciples of the Sage.”翟里斯使用汉语拼音（the Lun Yu），这种异化的策略，保留了源语的文化特征，并且切合了他汉语教学的目的。但这里赵彦春教授就把论语直接译为众所周知的"The Analects”，采用的是归化的策略，更多地考虑了译文读者的理解。

同时，我们可以发现，两个译者对"小学”这个词的翻译也不相同，翟里斯采用的还是异化的策略，以音译加注释的方式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专有名词。当然这里由于翟里斯将小学译为"Little Learning”与后文表示"四书”之一的Great Learning（《大学》）相对应，并且还与下行的"the four books”在句式上构成并列关系，容易使读者以为"Little Learning”也是部书。但就当时来说，翟里斯最大限度地尊重和传播了中国独有的文化因素，以音译加注释的方式实现了形式的对等。而这里赵彦春教授采用的是意译的方法，用"school nooks”指代小学学习生活，“nook”一词生动形象，具有隐喻的联想美，增添了语言的生动性和形意张力。

三、语言层面

在英译中国典籍时，典故的翻译是个重点，也是个难点，因为译者往往很难找到与之对应的英文词汇，对比两译本，可以发现，两译者在翻译典故时都采用的是归化的策略。

“蔡文姬，能辩琴。谢道韫，能咏吟。

赵译：Tsai could discern

An ill-tuned zithern.

Hsieh could prose

Or poems compose.

翟译：Tsai Wen-chi

Was able to judge from the sound of a lute.

Hsieh Tao-yun

Was able to compose verses.”（赵彦春，2014：401-402）

此节经文讲述中国古代的两位才女，蔡文姬和谢道韫。蔡文姬幼时听父亲演奏焦尾琴时，她能听出琴弦断了，断的是哪根；谢道韫，七八岁时便能出口成章，即兴作诗。

原文中"辩琴”的琴指的是蔡邕制作的焦尾琴，是古代中国的四大名琴之一，属于文化负载词，因此无法找到英文对等词，属于"词义空缺”。面对此情况，翟译和赵译均选择了归化译法，翟里斯选择了"lute”，赵译选择了"zithern”（指古欧洲的弦乐器），容易使译语读者联想到"古代乐器”，帮助读者理解。

虽然两位译者的翻译目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但两位译者同时采用了归化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翻译目的。

纵观两译本，可以发现，两位译者都是在忠顺、透明、以归化为主的前提下，采用了归化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