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斌

摘要：《诗经》之灵韵源于“比兴”。木本香草，虫鱼鸟兽，都是先民钟情的歌咏对象。马作为中国古代的主要劳力，更是《诗经》的宠儿。分析马的生理特性和社会用途，文本中高频出现的“马”形象，其实隐喻了当时的阶级上层——君子；而以马为中心的日常则与先秦的伦理秩序相契合。

关键词：马；《诗经》；君子；等级秩序

《诗经》是我国先秦时期自然风貌的“活化石”。千余年来，有关植物和动物的刻画无出其右者。它不是简单地对自然界生物进行描绘，而是赋予生灵以人性。“马”就是其中一例。

一、“人”与“马”之时空统一

世间生灵千万，为何将马与君子人格联系起来？其渊源之一在于“亲近”基础上产生的时空统一性。

首先，文本对马的刻画，主要用到了以下两种手法：一是称谓的多样性。在《诗经》中，以“马”部为偏旁的汉字比比皆是：《四牡》中的 “四牡”“四骆”，《小戎》中的“四牡”“骐骝”“騧骊”和“俴驷孔群”，《皇皇者华》中的“驹”“骐”“骆”“骃”等；二是形容词的丰富性。仅修饰“四牡”一词，文中用到的形容词就高达九个之多。它们分别是“业业”“彭彭”“骙骙”“庞庞”“奕奕”“騑騑”六个叠音词，还有非叠音的“项领”“孔阜”“修广”。

但是尽管描述多样，这些形态、毛色、性别各异的马却有着相似的出现条件——伴随君子一同出现在读者的视野里。

《干旄》中“良马四之”“彼姝者子”，良马与“姝者”也就是美好的贤人一同出现；《载驰》中“驱马悠悠”“吊唁卫侯”，马紧密地与诸侯丧葬礼仪联系起来；《大叔于田》中“执辔如组，两骖如舞”，此时的马又和大叔这个意气风发的贵族青年联系在一起；《清人》中的“驷介陶陶”“驷介麃麃”“驷介旁旁”中则出现了一个武艺高超、姿态优美的将领形象。还有《车邻》中的“白颠”、《驷驖》中的“四马”、《采薇》《六月》《四牡》《小戎》《车攻》《吉日》《节南山》中的“四牡”、《白驹》中的“白驹”，无一不是“马”与“君子”共同出现的情况。由上不难看出，出身高贵的君子对于“马”可谓青眼有加。而这种偏爱可以用“亲近学说”来解释。

王庆节先生在《中国思想传统中的身体观和儒家的亲近学说》[1]中这样提到：“显然，“亲近”学说的核心就在于表达从身体的“亲身”关系伸展开来和体现出来的个体与个体、部分与整体、内体与外体、己体与异体、个体与群体相互之间的互动趋近、影响沟通、和谐共处的过程与方式。”

如果将《诗经》中的“马”和“君子”看作是己体与异体的关系，那么，就不难理解君子从自身的优良品性出发，从而衍生出来对“马”这种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其自身形象动物的喜爱之情，也即所谓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这种感情倾向在《诗经》中的表现，还不止是让“人”与“马”出现在同一时空。对于擅用比兴的古代先民来说，其实还有一个以马喻人，人马合一的比拟过程，而这种比拟，则需要“人”“马”形象的高度重合。

二、“人”与“马”之形象统一

上文提到，先秦君子以“马”喻“人”，必须建立在二者之间具有共同特性的基础上。从马的客观形象和人的主观心理入手分析，其相似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外形靓丽、修养良好、血统高贵。

（一）外形靓丽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在先秦人民的审美标准里，外貌同样占据着最直观的位置。不过与今天的价值判断不同，他们眼中的美丽，并非是袅袅娜娜或者貌胜潘安，而是以身形姿态和身体素质为基础的综合考评。

《大叔于田》中男主人公风姿的呈现，仅仅是“袒裼暴虎”四字便得其精髓；《清人》里对将领的描写，也只是说其“中军作好”。没有矫揉造作的长篇累牍，也没有对面部五官的精描细绘，简练传神的动作和形态描写间，热血男儿的形象跃然纸上。

《硕人》中的贵族女子庄姜，文中用大量篇幅来描写她的精致外貌，但反观题目，作者并没有以“凝脂”“柔荑”或是“蛾眉”之类为题，反而用一个“硕”字，画龙点睛地突出了本文美女的精华所在——身材高大。

行文至此，先秦时期与今日截然不同的审美标准可见一斑。这种审美，也是朴素的、健康的，它与孔子后来提出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正是因为外表更多地受控于基因，先秦人才会将体态这一能够通过努力进行改善的身体外观作为评判一个人美丑与否的最主要标准，这也是先秦人民努力进取，不懈追求的突出表现。

马也是如此。因为《诗经》的记载范围主要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方区域，所以书中所记录的马必然符合北方马匹身材高大的特征。这样的身材可以说正是君子所追求的理想形态。另外，除了外貌神气，马还具有适应性强，善于奔跑的特点，如果评判对象是千里马，那么它必然还会通过长时间的训练来让自己的骨骼肌肉变得强壮，这也和“君子”劳其筋骨的过程是统一的。

（二）修养良好

在《诗经“君子”含义的演变及君子风范的文学表现》[2]中，作者提到《诗经》中的君子含义实际是一个由“位”向“德”转变的过程。相应地，这里的能力修养，也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代表“贵族之德”的战斗力，二是代表通俗意义上君子的品德修养。但无论是在战斗表现还是品格性情上，马作为“君子”的喻体都毫不牵强。

首先，马是古代重要的战斗交通工具，战车的数量真实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军事水平，“百乘之国”“千乘之国”这样的称谓便可以佐证马车在先秦时期国家生活中的神圣地位。另外，马的自身优势，比如身材高大，筋骨强健，嗅觉灵敏等，都是其进行战斗的有利条件。《说文解字》：“马，怒也。武也。”其狂野气质和勇武特征，和先秦时期人民的好战性格可以说高度契合。

再者，马还具有君子一般的优良性情。孔子在《论语·学而》中提到：温、良、恭、俭、让。也就是说君子要做到温顺、善良、恭敬、节俭、谦让。这一要求对马同样适用。作为食草性动物，马相较于虎豹来说少了对人的攻击性，温顺、善良可以说是其被人驯化牧养的基础条件；而作为哺乳动物，相较于于家禽飞鸟来说，马在智商方面又有了进一步发展，这意味着对主人的识记和辨别上，马也具有其他动物不具备的优势，它完全可以做到对主人的恭敬；另外，马的饲养成本较低，又与人相似，是群居动物，在这方面也完美地契合了孔夫子提出來的俭、让两点。因此，用“马”来指称先秦时期的“君子”，可以说是偶然中的必然。

（三）血统高贵

作为奴隶社会，先秦注重血缘的正统性。君子除了自身的容貌才德以外，高贵的出身更是硬性要求。无论是《白驹》中的贤人，还是《吉日》《车攻》中的天子，或是《六月》中的主帅，与马一同出现的君子形象，都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社会上层。

再观之马，品种的不同导致了毛色、身高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带来的马的不同表现，也对应了主人不同的阶级属性。例如“骊”这种全身通黑的品种，便多用于天子的驾乘和国家战时的配备；而“牡”作为公马中的佼佼者，则广泛地应用于诸侯贵族之间。二者对于血缘系统纯净性上的共同要求，也使得“马”在作为“君子”的喻体方面有着其他动物所没有的优势。

三、“人”“马”形象中蕴含的等级秩序

上文提到，《诗经》中关于“君子”的表述，在含义上实现了由“位”向“德”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并非是绝对的非此即彼，二者之间仍旧有重合的部分。尤其联系先秦时期奴隶社会的政治制度和《诗经》中的相关表述，实际上所谓的“德化”只是“位化”的弱化，森严的等级还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伦理秩序，又以上文论述的高贵血统为基础。

（一）马形象和其他动物形象的对比

“君子”之所以以“马”自比，其中一个原因是对“马”的评判标准与人的审美具有一致性。而马形象与其他动物形象的差异，其实已经暗示了贵族和平民间巨大的等级鸿沟。

《诗经》三百余首，凡是出现“马”形象的篇目，不是场面宏大的战争动员，就是风光无限的贵族婚礼，再者是严肃排场的宗族祭祀……保家卫国、一生一世、祖先崇拜，这些场合所蕴含的深层意义都代表着庄严和神圣。但到了其他动物的篇幅里，这种积极意义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悲凉萧索，郁郁恹恹。

《兔爰》中：“有兔爰爰，雉离于罗。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吪。”这里无论是“兔”还是“雉”，其意义都不再是单纯的积极一面。兔子逍遥，背后却代表着狡猾奸诈；雉鸡虽正义，下场却凄惨悲哀。

另有《君子于役》中：“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这里的君子已经完全不再是传统贵族中的君子，反而成为了远离服役的征夫形象，相应地，用来表示君子形象的马也换成了鸡、羊、牛这样普通的家禽家畜，渲染了一种妻子思夫的悲凉氛围。

这不同的物象、氛围和结局的差别，正是那个时代贵族与下层百姓之间无法逾越鸿沟的真实写照。

（二）马车文化中的等级秩序

如果说马这一物种的独特性代表了贵族与生俱来的优越血统和与平民之间的等级差异，那由马衍生出来的马车的规格则更强调贵族与贵族之间的内部差别。这种等级秩序表现在两个方面：车辆规格的差别和车中位置的不同。

首先在车辆规格上，马匹的多少、车辆的装饰均代表着贵族的身份。逸礼《王度记》曰：“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这里就表明了不同身份的人必须要有不同规格的配置。

而关于车中位置的描写，《小戎》“骐骝是中，騧骊是骖”，《大叔于田》“执辔如组，两骖如舞”都记载了先秦车驾中的不同位置。再根据《左传·鞌之战》中的记载“邴夏御侯，逢丑父为右。晋解张御郤克，郑丘缓为右”，说明战时以左为尊，左边的“甲首”担任步兵的指挥工作，中间位置驾驶，而车右负责近距离攻击。在这三人中，又以左边指挥者的身份最高。马车位置所突显的等级秩序一目了然。

（三）马参与的礼乐文化中的等级秩序

《诗经》中有大量关于马的篇目都反映了先秦的礼乐文化，如天子狩猎，诸侯娶亲等。而其中，狩猎所代表的“御礼”就非常有代表性。孔子曾提出礼、乐、射、御、书、数，足可见“驾乘”这一活动在先秦贵族心目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这一消遣活动，除了满足贵族间的消遣欲望，其实也是等级秩序的反复强调。

首先，马本身就“物以稀为贵”。先秦时期的饲养技术还不支持大规模的家马养殖，反倒是猪狗鸡牛更为普遍。因此，对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来说，马本身就是一种奢侈品，更遑论将其作为娱乐工具。

其次，马斯洛在《人类激励理论》中把人的需求划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种。对于先秦时期的普通百姓来说，生产力的低下使其满足温饱都是问题，进行耕种以外的消遣活动根本没有可操作性。但贵族不同。他们不以劳动耕作为主要生活方式，在拿到当地的农产分配以后，贵族们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茶余饭后的娱乐。一方面，这是其“欲带王冠，必承其重”的能力锻炼，是为了锻炼骑射技能，保家卫国的成长途径；另一方面，这种“礼乐”文明，一定程度上也是贵族间的博弈和竞争，是独属于社会上层阶级的文化形式。它将下层劳动人民完全排除到这个团体之外，是小部分人的小众文化，凸显了先秦文明中不容突破的等级秩序。

四、总结

综上所述，由于外在形象、内在气质以及血统关系上极大的相似性，《诗经》特别偏好于用“马”这一形象来比喻地位高贵，富有德行的“君子”类人物。同其描写的这类人物相似，马身上也带有浓厚的奴隶制等级色彩。而这种伦理秩序，正是挖掘先秦文学深层含义的一个突破口。

参考文献：

[1]王庆节.中国思想传统中的身体观与儒家的“亲近”学说[J].哲学动态，2010，11：15.

[2]陈冬梅.诗经“君子”含义的演变及君子风范的文学表现[J].东岳论丛，2013，34（11）：127-128.

[3]程俊英.詩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