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逸夫

摘要：自钟嵘在《诗品》中首次提出“左思风力”后，这一概念便逐渐被人们与“建安风骨”并举成为衡量作品杰出得艺术性与充沛的情感并举的重要标志，左思也因此被后世认为是太康时期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平治天下，建不世之功是中国古代文人永恒的追求，建安七子与左思也不例外。他们都曾不止一次的在作品中展现雄心壮志，然而细读他们的诗文便可发现，虽然都是对建功立业有强烈的渴望与热情，但是就功业观来说建安七子与左思还是有较大的不同的。

关键词：左思；建安七子；功业观

一、左思的功业观

左思的作品流传下来的较少，除去令“洛阳纸贵”的《三都赋》及一篇抒情小赋《白发赋》外，左思还存有《咏史》八首、《招隐》诗两首、《娇女》诗一首及《杂诗》一首。在这些保存下来的作品中，能够较为充分的表现其功业观的当属《咏史》八首。

左思的《咏史》并不是单纯的歌颂历史人物的丰功伟绩，而是巧妙的借助历史上的人物抒发在自己胸中激荡的感情，正如罗宗强先生所说：“这组《咏史》不同于赞颂历史人物的咏史诗，也不同于借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发表对社会、人生的议论的咏史诗。它完全是抒怀，历史人物只是用来作为抒情的借喻。”[1]统观《咏史》八首，诗中所表达的情感及思想并不是完全一致，但无论是非一时一地之作还是写于晚年作为诗人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其中的情感和思想是不同人生阶段的反应，表现了作者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和不同社会背景下的思想与心态。

最能体现左思对建功立业的态度的应是《咏史》八首中的第一首和第三首：

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虽非甲胄士，畴昔览穰苴。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赏，长揖归田庐。（《咏史诗》其一）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功成耻受赏，高洁卓不群。临组不肯绁，对珪宁肯分。连玺耀前庭，比之尤浮云。（《咏史诗》其八）

这两首诗歌较为明显的表达的左思青年时的豪情壮志，尤其是从第一首来看，其创作时间应是在公元280年即晋灭吴之前。在这首诗中诗人毫不掩饰自己的雄心壮志。年方弱冠的诗人虽然年少却胸怀大志，横亘在晋统一全国道路上最大的敌人东吴在左思眼中却是根本不值得一提的对手，他已经放眼更远的未来，为祖国平定一切不安定的因素。并且无论自己的对手是谁，在诗人眼中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解决：“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广雅》曰：眄，视也[2]，马融《论语注》曰：盼，动目貌，面对凶恶的敌人青年的左思不但毫不畏惧，而且只用一“眄”、一“盼”便轻松将敌人击败，正可谓“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是何等的豪情与自信！然而在建立这不世的功勋之后左思却要“功成不受赏，长揖归田庐”，功成身退，避世归隐。在其三中更是先举出不肯出仕，但最终为魏君所打动，助魏文侯开创盛世而归隐，更被文侯盛赞为“富于义”的段干木；后又用义不帝秦，谈笑之间为赵解忧而“终不取”的鲁仲连作为榜样来激励自己。在左思看来，重要的是能够让自己的才华得以施展，建不世之功为他人“排患、释难、解纷”而“不取”来保持自身高洁的人格，这便形成了左思独特的功业观：建不世之功而后功成身退。

左思这种带有强烈的自信色彩的独特功业观的形成是多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左思生于一个落魄的贵族家庭，祖先为齐国公族：“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人也。其先齐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为氏焉。家世儒学。父雍，起小吏，以能擢受殿中侍御史。”[3]据史籍记载左氏曾为贵族，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及至左思早已家道衰落。家族曾经的辉煌激励着左思，他希望通过自己建功立业来使家族重现昔日的辉煌，左思少年时便勤奋踏实据记载：“思少年学钟、胡书及鼓琴并不成。雍谓友人曰：‘思所晓解，不及我年少时。思遂感激勤学，兼善阴阳之术。”由此可以看出左思不服输的性格以及对自己要求之严格，也正因此才有了“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的广博学识。本传中提到左思“家世儒学”，儒家那种积极入世的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左思，所以在儒家的思想和振兴家族的愿望的激励下，其建功立业的渴望高于常人。左思处于晋武帝刚刚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希望恢复发展的时期，总体来说政治环境稍稍宽松，据干宝《晋纪总论》记载：“太康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披野，余量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人，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未至太平，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乐其生，百代一时也。”[4]此外，晋武帝也是一名较有作为的君主《晋书·武帝纪》中评价到：“帝宇量宏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纳谠正未尝失色与人，明达善谋，能断大事，故得抚宁万国，绥靖四方。”[5]这种社会环境让左思看到了一个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此外左思的妹妹左芬因文彩于泰始八年（公元272年）入宫被拜为修仪，左思举家前往洛阳，这无疑给了他更大的希望与动力，他相信凭借自己的学识和妹妹的关系，一定可以大展鸿垂名青史，所以在左思的诗中透出了一股强烈的自信。

然而通过诗歌我们可以发现左思功业观里最特别的一部分就是功成名就以后对归隐的坚定地决心。左思的这种思想与当时社会上玄学思想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

魏晋时期玄学大盛，庄、老、易三玄是名士们最热衷的话题，而清谈便是玄学兴盛的重要现象。在清谈中“本无”、“才性”等问题的讨论经久不衰，令士人神魂颠倒，甚至有了“清谈误国”的感叹。此外，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一条中也谈到其危害：“讲明《六经》，郑玄、王肃为集汉之终；演说老、庄，王弼、何晏为晋之始。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哉？……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改旗易号为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之人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6]字里行间丝毫丝毫不掩饰对清谈的厌恶之情，不过这也正好体现出了玄学思想在当时的盛行。生活在这种风气之中，左思是不可能不受到影响的，史书中说他“兼善阴阳之术”，是不过分的。此外，左思在其诗歌中多次用到道家典故和思想，比如“饮河期满腹”、“巢林栖一枝”即是出自《庄子·逍遥游》中：“偃鼠饮河，不过满腹”、“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的典故，在《招隐诗》中左思更是创造了一种白云舒卷，绿竹翠柏，游鱼戏水，鸟语花香的美好环境，表达的自己希望“弹冠去尘埃”的愿望，并且“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的美学含义与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十分契合，此外他在《咏史诗》中写到的“功成不受赏，长揖归田庐”、“临组不肯绁，对珪宁肯分”、“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余”，这些都是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人生观的体现，所以最后左思在受到各种各种打击，建功立业的愿望无法实现之后便“退居宜春里，专意典籍”[7]走上了歸隐的道路。所以左思这种既强烈的渴望建功立业而又在功成名就后渴望归隐的功业观，是建立在儒家、道家思想及其强烈的自信的交互作用上的。

二、建安七子的功业观

建安七子的功业观是一种产生在在大一统国家衰落、崩溃的社会背景下，在生命无常的意识基础上建立的通过建功立业来证明自己价值的功业观。

建安七子所处的时代是东汉末期，由混乱到统一过度的时代，既刘勰所形容的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到“区宇方辑”的过程。自汉和帝开始，外戚和宦官集团便为了控制权力而相互倾轧，勾心斗角。作为“清流”的士人们便开展开了前赴后继的对抗宦官与外戚的斗争，而这些斗争也遭到了残酷的镇压，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与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两度兴起的“党锢之祸”就是宦官集团对士人们的残酷打压，牵连甚广。当时皇帝昏庸无道，放纵宦官，纲纪废弛，朝政黑暗。许多士人早已经对腐朽的政权失去了信心，正如司马光在 《资治通鉴》卷六十八之中所说：“及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幸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浑淆，是非颠倒，可谓乱矣。……不幸承陵夷颓弊之馀，重以桓灵昏虐，保养奸回，过于骨肉；殄灭忠良，基于寇雠。积多士之愤，蓄四海之怒。”大一统政权失去了对士人們的向心力，所以除去少数仍然忠诚于东汉政权的士人，大部分士人要么奔走于各个豪杰之中，寻求建功立业的机会，要么便隐退山林，明哲保身，就像陈琳在《应讥》中所说：“夫治世责人以礼，乱世则考人以功，斯一时之宜。……是以达人君子，必相时以立功，必揆宜以处事。”这种观点代表了大部分士人的想法。随着作为其基础的统一政权的摇摇欲坠，作为统一思想的儒学便也失去了往日的统治力。在士人之间逐渐兴起了一股浮华之风，往日的儒生们“在京师，不务经学，竞于人事，争于货贿”（袁宏《后汉纪·殇帝纪》），“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坎坷长苦辛。”这种思想正始那些“游戏宛与洛”的浮华之事士的心声，这种浮华之风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思想上的解放，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个人上，在某种意义上开魏晋风度之先声。连年的战乱使民不聊生，百姓随时都在死亡边缘挣扎“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在这种时代中生命就如风中的枯叶，死亡随时都有可能降临，正如曹丕所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耶？”这就更加激发起了士人对通过建功立业来实现现世的享受以及垂名青史的愿望。

建安七子的功业观就是如此，他们希望抓住运旋迅速的“天机”，期待风云际会是能够“托身鸾凤间”，来成就一番事业。着种观念在七子作品中随处可见“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陈琳《游览二首·其二》）、“夫治世责人以礼，乱世则考人以功，斯一时之宜。……是以达人君子，必相时以立功，必揆宜以处事。”（陈琳《应讥》）、“鸷鸟化为鹫，远窜江汉边。遭遇风云会，托身鸾凤间。”（王粲《杂诗·其四》）、“我有素餐责，诚愧伐檀人。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王粲《从军诗五首·其四》）、“无嘉谋以云补，徒荷禄而蒙私。”（徐幹《西征赋》）、“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乎一过，身体为土灰。”（阮瑀《七哀诗》）、“一得披玄云，望白日，惟力是视，敢有二心。”（阮瑀《谢曹公笺》）、“欲因云雨会，濯羽陵高梯。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阶。”（应玚《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幸遇明后，因志东倾。披此丰草，乃命小生。”（刘桢《遂志赋》），而孔融作为一心忠于汉室的名士，从巩固东汉的统治立场上出发写作了许多政治目的很强的文章，如为政府推荐人才如《上书荐谢该》、《荐祢衡疏》等，还有政论文如《上三府所辟称故吏事》、《崇国防疏》以及对曹操势力的限制以及讽刺比如《上书请准古王畿制》、《嘲曹公为子纳甄氏书》、《难曹公表制酒禁书》等。这些作品中都透露出七子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以及对名垂青史的诉求。

三、结语

无论是左思的功成名就后事了拂衣去的功业观还是七子期待风云会，托身鸾凤间的功业观，都是在不同的社会和时代背景以及各异的个人经历基础上所形成的，对了解其思想与心理活动有所帮助，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中华书局，1996，86.

[2]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988.（第一版）.

[3]房玄龄.晋书[M].中华书局，1974， 2375-2376.（第一版）.

[4]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178-2179.

[5] 房玄龄.晋书 · 武帝纪[M].中华书局，1974，80.

[6] 顾炎武.日知录[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755.（第一版）.

[7] 房玄龄.晋书[M].中华书局，1974，2377.（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