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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后期文学流派与文风演化

2017-03-30薛泉��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2期
关键词:文学史

薛泉��

[摘要] 有明一代,尤其是中后期,文人文学流派情结浓郁,文学流派交替频繁。这是明中后期文风演化、文学发展的一大重要推动力。明中后期文风演化经历了一个逻辑的发展进程,它主要围绕着“复古—革新—复古”这条主线展开。此二“复古”并非简单地重复,其中皆蕴含着求新求变因子。当然,在这一逻辑进程中,不同文学流派起的作用是不对等的。这一逻辑发展进程,本身就是一部视角独特的明中后期主流文风演化史、文学发展史。文学流派对文风演化、文学史建构,具有不可轻视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 明中后期;文学流派;文风演化;文学史

[中图分类号] I206.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7)02—0090—05

On the Schools of Literature and the Evolution of Style in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Ming Dynasty

XUE Quan

(Schoo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571158,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Ming Dynasty, the scholars have a strong sense of literary genre, and the replacement of schools of literature is very frequent. Thi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owers on the evolution of literary styl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in the midlate Ming Dynasty. The evolution of the style of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experienced a log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It is mainly about the main line of "restore ancient ways, innovation, restore ancient ways". The two "retro" is not the same, which contains a certain degree of innovation and change factors. Of course, in this logical process, the role played by different literary schools is not equal. In fact, the logical process of development is a uniqu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mainstream literature in the midtolate Ming Dynasty. School of literature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mainstream literary styl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history.

Key words: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schools of literature; the evolution of style; history of literature

丹納说:“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

(法)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4-5页。属于艺术宗派的文学流派,对文学的发展演化,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一个时代不同文学流派的交替更新,就是一部那一时代主流文风的发展演变史。明代中后期文学

这里所谓的主流文风,主要是指当时文坛占主流地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诗文宗尚与审美取向。关于明中期后期文学分期问题,学界说法不一。本文所谓明中后期,大致起自李东阳茶陵派,迄于陈子龙云间派;时间跨度上,大致从明宪宗成化年间的李东阳亮相文坛,至清初的陈子龙过世。,尤其如此。

一明人文学流派情结及其对文风演化的推动

有明一代,文人宗派意识强烈,文学流派情结浓郁。陈衍曾指出:“自来文人好标榜,诗人为多,明之诗人尤其多。”

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十八,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页。结社立派就是明代文人标榜的方式之一。据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统计,明代有名称的社团多达170多个。

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518-610页。明人结社风气之盛,略见一斑。文学社团虽不见得皆具文学流派性质,但其确“有助于流派的形成”

陈文新:《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页。。明人所以如此热衷结社立派,至少可从两个层面诠释。

其一,讨论艺文,切磋为文技巧之需。明代文人讨论艺文结社,可粗略分两种情况。一是以研习八股文为主,主要目的在于研讨时文技法,参与者多是尚未考取功名的士人;二是侧重诗文

此处所谓文,是指八股文以外的古文、诗歌等文体。酬唱、诗文技艺探讨,入社者多为已取得功名的举人、进士。当然,这种划分只是相对的。明代以八股文取士,应士人研习制义之需,文社逐渐兴盛起来。眉史氏《复社纪略》卷一曰:“令甲以科目取人,而制义始重,士即重于其事,咸思厚自濯磨,以求副功令。因共尊师取友,互相砥砺,多者数十人,少者数人,谓之文社。”

吴应箕等:《东林本末》(外七种),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99页。文社可依靠集体的力量精研时文,揣摸文风,在科考中往往形成规模效应。眉史氏《复社纪略》卷二又曰:“伟业以溥门人,联捷会员鼎甲,钦赐归娶,天下荣之。远近谓士子出天如门者必速售,大江南北争以为然。以溥尚在京师,不及亲炙,相率过娄,造庭陈币,南面设位,四叩定师弟礼,谓之遥拜,浼掌籍者登名社录而去。比溥告假归,途中益鸟首所至,挟策者无虚日;及抵里,四远学徒群集。癸酉春,溥约社长为虎丘大会。先期传单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余人。大雄宝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鳞次布席皆满,往来丝织,游于市者争以复社会命名,刻之碑额,观者甚众,无不诧叹,以为三百年来,从未一有此也!”

吴应箕等:《东林本末》(外七种),第231页。这种情形,愈发激起时人结社之热情。

士人进士及第后,为附庸风雅,往往开始研习诗文,时常相互唱和,谈文论艺,结成文社,这种文社较易发展成文学流派。茶陵派之形成,即如此。李东阳成化年间踏入文坛,自然易受当时结社风气沾溉。《怀麓堂诗话》就多次谈及国初诗人结社之情形。事实上,他本人也参加过一些文学社团活动,有诗句可证:“社中诗友惊频换,湖上山名问不迷”

李东阳:《诗稿》卷十一《西山和许廷冕、刘时雍、汪时用三兵部韵五首》其二,载《李东阳集》第1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13页。、“如今旧社无新兴,不似星堂夜战时”

李东阳:《诗稿》卷十五《次韵寄答若虚二首》其一,载《李东阳集》第1册,第286页。,这些诗句皆为李东阳翰林时作。从前者,知其在社时间当不短。由后者,见其对以前“旧社”活动的投入与怀恋。后来,李东阳羽翼丰满,便自立门派。何良俊曾有言:

李文正当国时,每日朝罢,则门生群集其家,皆海内名流,其座上常满,殆无虚日,谈文讲艺,绝口不及势利。其文章亦足领袖一时。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八,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7页。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7年第2期薛泉:明中后期文学流派与文风演化

结社立派可以谈文论道,切磋文艺,李东阳茶陵派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康海与王九思、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等结成文社,也有讨论文艺之意。张治道《翰林院修撰对山康先生行状》云:

是时,李西涯为中台,以文衡自任,而一时为文者皆出其门。每一诗文出,罔不模效窃仿,以为前无古人。先生独不之效,乃与鄠杜王敬夫、北郡李献吉、信阳何仲默、吴下徐昌榖为文社,讨论文艺,诵说先王。

张时彻:《皇明文范》卷五十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03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476页。

前七子派也是在李梦阳、何景明等人结为文社、讨论文艺的基础上形成的。明中后期许多重要文学流派,往往是先结社后立派,或者文社本身就是文学流派。

其二,标榜门户,党同伐异之需。明中后期,文权逐渐下移,文人贵于自立,大家意识特浓,这对结社立派有很大促进作用。夏允彝《岳起堂稿序》云:“唐、宋之时,文章之贵贱,操之在上,其权在贤公卿。其起也以多延奖,其合也或贽文以献,挟笔舌权而随其后,殆有如战国纵横士之为者。至国朝而操之在下,其权在能自立。其起也以同声相引重,其成也以悬书示人,而人莫之能非。”陈子龙:《陈子龙诗集》附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50页。既然文章贵贱操之于下,文人贵于自立,“以同声相引重”,那么“明人论诗,好言宗派”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27页。,就容易理解了。明人开宗立派,多为标榜门户,甚至是党同伐异。全祖望《陆大行环堵集序》即云:“其盟主几若齐、秦之欲自帝于东西,署置同事名曰‘首勋,摈排异己谓之‘屏放,狂惑至此,播为乱气,若澜倒堤决,莫之堙塞。”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五,载《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6页。陈衍亦谓:“自来文人好标榜,诗人为多,明之诗人尤其多。以诗也者,易能难精,而门径多岐,又不能别黑白而定一尊;于是不求其实,惟务其名,树职志,立门户,是丹非素,入主出奴矣。”

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十八,第278页。这是对明人借开宗立派标榜门户、扬名立身的尖锐批驳。其实,明人对此已有意识。李若讷《徐文长袁中郎二集序》云:

李、王操戈,遂得中郎攻质。中郎近攻,又遂得后来反噬,相报无已,几令词场为冤业。从古文章之变有之,庸渠酢酷虐云尔哉……明之多变而好说,无乃文章劫厄为之乎?且士有士党,文有文党,相讥之习,自古已然,特以并时相讥,矜露所长耳。至于弹射槁柎之中,扫灭口珠之后,一变即横一讥,一讥因成一变,惟明始然,而至近日尤烈。李若讷:《四品稿》卷五,《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页。

文学流派即为“文党”的一种。“并时相讥,矜露所长”、“扫灭口珠”,即是“文党”标立门户、党同伐异的具体表征。范景文《葛震甫诗叙》亦云:

余尝笑文人多事,坛坫相高。其意莫不欲尽易昔人所为,独雄千古;不知矫枉有过,指摘适滋。往者代生数人,相继以起,其议如波……今则各在户庭,同时并角,其议如讼。拟古造新,入途非一;尊吴右楚,我法坚持。彼此纷嚣,莫辨谁是。

范景文:《范文忠公文集》卷六,《丛书集成新编》第76册,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99页。

以上二家对明人文派林立、流派论争,皆深恶痛绝。实际上,文学的发展演化,离不开文学流派间的相互论争。从本质上说,“一变即横一讥,一讥因成一变”,就是文学发展演化的一种表现。可见,文学流派“摈排异己”、“尊吴右楚,我法坚持”、“并时相讥”,不见得是“播為乱气”;“莫辨谁是”、“门径多岐”,也并非一无是处。从这些话语,可捕捉一些珍贵的信息,以资文学研究:其一,文学流派的兴废更替,是文风演化、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且其中常伴随着矫枉过正。其二,明代文学流派论争与交替,多围绕着拟古、造新展开。事实确然,《明史·文苑传一》云:

弘、正之间,李东阳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声馆阁。而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于斯一变。迨嘉靖时,王慎中、唐顺之辈,文宗欧、曾,诗仿初唐。李攀龙、王世贞辈,文主秦、汉,诗规盛唐。王、李之持论,大率与梦阳、景明相倡和也。归有光颇后出,以司马、欧阳自命,力排李、何、王、李,而徐渭、汤显祖、袁宏道、钟惺之属,亦各争鸣一时,于是宗李、何、王、李者稍衰。至启、祯时,钱谦益、艾南英准北宋之矩矱,张溥、陈子龙撷东汉之芳华,又一变矣。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07-7308。

这段话大致清理了有明中叶以来文学发展演化的脉络,其中主要节点,已牵及明中后期主要文学流派,即茶陵派、前七子、唐宋派、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云间派。李东阳、李梦阳、何景明、王慎中、唐顺之、李攀龙、王世贞、袁宏道、钟惺、陈子龙等,“各争鸣一时”,皆为文风转捩之关键,这也凸显出文学流派盟主在文风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宋荦也深有感触,其《漫堂说诗》云:“成、宏(弘)间李东阳雄张坛坫;迨李梦阳出,而诗学大振,何景明和之,边贡、徐祯卿羽翼之,亦称四杰,又与王廷相、康海、王九思称七子;正、嘉间又有高叔嗣、薛蕙、皇甫氏兄弟稍变其体;嘉、隆间李攀龙出,王世贞和之,吴国伦、徐中行、宗臣、谢榛、梁有誉羽翼之,称后七子;此后诗派总杂,一变于袁宏道、钟惺、谭元春,再变于陈子龙。”

丁福保:《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20页。鲁九皋持议也大致相同。

鲁九皋:《诗学源流考》,载《清诗话续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357-1359页。

综合上述意见,明中后期文学流派的形成与发展,导致几次文风大转向:弘、正时,茶陵派“出入宋元,溯流唐代”,开启明中叶文学复古先河;前七子倡言“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明代主流文风为之一变。嘉靖初年,唐宋派诗仿初唐,文宗欧、曾。嘉靖中期,后七子重张前七子大旗,重申文法秦、汉,诗规盛唐。隆庆、万历之际,公安派、竟陵派登上文坛,力扫七子复古之风,汉魏、六朝、唐宋之风,几乎荡然无存。至陈子龙云间派出,“撷东汉之芳华”,推崇前后七子,文风又为之一变。当然,这种划分是相对的,仅就一般情形而言。因为,文学流派的兴废更替,并非简单的前后衔接。后七子派之于唐宋派,即如此。前者兴起后,后者不仅没有立即退出文坛,反而与前者共存一段时间。再说,一个文学流派内部成员的文风,或多或少存在差异;流派主导文风亦非前后整齐划一、一成不变。如前七子派中的李、何之争。

大体上说,明人的文学流派情结、文学流派的交替,是明代文学发展演化的一大重要动力。明代文人“好言宗派”,推动着明代主流文学不断发展、演化,致使明中后期文学热闹非凡,特色鲜明。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同一文学流派,因其内部成员文学观念、审美趣味相近,从而产生强大的流派群体效应,主导一时文风。其二,不同文学流派间的论争、对立,可程度不一地推进文风演化;尤其是强势一方,一时掌握了文学话语权,能促使当时文风转向。其三,先前的文学流派对后起的某些流派,往往能产生理论导向效应,具有一定的传承性;在某些特定历史条件下,还可能再度复兴,成为后起文学流派革新除弊的利器,从而促成文风转向。这不仅限于明代文学研究,对研究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演化,也具有普遍借鉴意义。

二明中后期文学流派与文风演化的

逻辑进程及其文学史意义

由上文不难看出,以文学流派为观照中心,明中后期主流文风演化经历了一个逻辑的发展进程。先是李东阳为改革台阁体,“出入宋元,溯流唐代”,以盛唐诗为最高典范,开前七子派诗法盛唐为之先河。因茶陵派流于萎弱、靡丽,前七子派起而反之,倡言“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使时人晓得除唐宋古文外,尚有优秀的秦汉古文可效法,天下翕然宗之,文风为之一变。然而时日已久,前七子派陷于摹拟雷同境地,时人厌之,唐宋派便以初唐诗风纠其弊,以唐宋古文正其病,文风又一次转向。由于唐宋派弃文从道后,文章道学气浓,诗言理不言情,理过其辞,后七子派又重揭前七子复古旗帜,抗旌唐宋派,而且于格调、法度的强调,更谨严于前七子派,但仍未避免剿袭拟摹,又遭公安派极力挞伐。公安派主张诗文应随时代发展而发展,反对模拟蹈袭,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叙小修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87页。,掀起一股激进文学思潮,创作主体个性得以高度张扬。明中叶以来倡导的诗言真性情,至此基本得以落实。因过分注重自运于手抒情写性,忽视了诗歌艺术传统、法度、语言等因素,公安派最终走向俗俚、肤浅、险怪,传统的道统、诗教,因而坠落。竟陵派有感于七子派、公安派的失误,以纠偏折衷为己任,既反七子派因袭模拟,又反公安派信腕信口、师心自用,试图将师心与师古融于一炉,倡导“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

钟惺:《隐秀轩集》卷十六《诗归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35页。,主张既要师尊古法,又要抒写自家怀抱,风雅传统开始回归。然而,竟陵派向古人学习却偏向于“幽情单绪”、“孤行静寄”

钟惺:《隐秀轩集》卷十六《诗归序》,第236页。、“孤怀”、“孤诣”

谭元春:《谭元春集》卷二十二《诗归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94页。,规定人们只能得古人此种性灵,只能抒写此种性灵,并视之为文学创作的全部意蕴,致使文学远离尘世,将其引入极狭之路境,缩小了其表现域限。由公安派开创的直面人生、坦诚真我的文风,至此大打折扣。晚明激进文学思潮开始退落,复古之風开始回潮。面对公安、竟陵俚俗、孤峭的文风,加之内忧外患频仍,国势濒危,云间派崛起于危难之际,以兴复古学为宗旨,企图复兴传统文化精神,扭转江河日下的晚明士风,以图存救亡。文学复古既是复兴古学的产物,又是救亡图存的手段。云间派重张七子大纛,强调“文当规摹两汉,诗必宗趣开元”

陈子龙:《幾社壬申合稿凡例》,载杜骐徵等《畿社壬申合稿》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4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489页。,“情以独至为真,文以范古为美”

陈子龙:《陈忠裕公全集》卷二十五《佩月堂诗稿序》,载《陈子龙全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89页。,努力将师古、抒情、写实融为一体,政治色彩强烈,为晚明文学涂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明代文学的发展演化,至此画上了一个较为圆满的句号。

在这一逻辑进程中,不同文学流派的作用是不对等的。明中后期文学流派,对文风演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七子派。从以上论述,可约略看出。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云间派的兴起与发展,皆与七子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换言之,这些亮相于晚明文坛的文学流派,皆以七子派为参照标杆,生发阐释本派理论,寻觅生存空间。唐宋派不满于七子派的豪硬文风,倡以唐宋古文。后七子派又因唐宋派理过其辞而发难。公安派的兴起,实是针对七子派末流的模拟寡情。竟陵派的崛起,是既反七子派拟古又反公安派师心、力求两者融通之产物。云间派针对公安、竟陵的狭熟、空疏,重申七子派理论,且紧跟时代脉搏,七子派文论得以再度复兴。可以说,明中后期形形色色的文学流派,或多或少皆与七子派有关。

明中后期文学流派与文风演化的逻辑发展进程,多伴随着文学流派的矫枉过正,前一文学流派往往成为后起流派诟詈的对象。单思恭《甜雪斋诗自序》云:

当公安之时,天下以能詈济南为诗文,不詈济南不诗文也。迨竟陵之时,天下又以能詈公安为诗文,不詈公安不诗文也。然则后此又将詈竟陵乎?犹之乎其詈公安也?犹之乎其詈济南也?反是则将誉公安乎?誉济南乎?又犹之乎其誉竟陵也?誉则谀,谀则袭,袭则卑。然夫人而群为詈,则亦袭,则亦卑,不佞请以纯灰数斛一涤其齿牙也。

单思恭:《甜雪斋诗》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0册,第245页。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公安派的遭遇如此,后之亦然。单思恭的担心并非多余,公安派之后的竟陵派,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其实,“誉则谀,谀则袭,袭则卑,卑则詈,詈则变”,这是文学发展规律作用的表征。

实质上,明中后期文学流派与文风演化的逻辑发展进程,是围绕着“复古—革新—复古”这条主线展开的。前一“复古”,主要就茶陵派、七子派、唐宋派而言;“革新”,主要对公安派而论;后一“复古”,集中指向竟陵派、云间派。此二“复古”并非简单地重复。前者主要偏重从艺术上探求诗言情、文载道之道,后者则侧重探讨如何使师古与师心融合,且二者皆蕴含着求新求变因子。特别是云间派,以复古为革新,将诗歌与现实人生高度贴近,使儒家风雅传统得以再继。这一历程中,一以贯之的是多方探求诗言真性情之路。然而,理论与实践总是存在着一定差距,复古文化大背景下的明中后期文学,更是如此。明代文人虽多主张言真性情,但真正得“真”者,又能有几人!朱东润《述钱谦益之文学批评》一文曾指出:

明代人论诗文,时有一“真”字之憧憬往来于胸中……自其相同者而言之,此种求“真”之精神,实弥漫于明代之文坛。空同求“真”而不得,则赝为古体以求之;中郎求“真”而不得,则貌为俚俗以求之;伯敬求“真”而不得,则探幽历险以求之,其求之之道不必正,而其所求之物无可议也……明人或以赝求“真”,其举措诚可笑,然其所见,论真诗,论诗本,论各言其所欲言,不误也。

朱东润:《中国文学论集》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8-89页。

平心而论,袁宏道信口信腕,得“真”多于李梦阳、钟惺等人,谓其“求‘真而不得”,并不客观。相较而言,周作人之论倒是比较客观:

对他们自己所作的文章,我们也可作一句总括的批评,便是:“清新流丽”。他们的诗也都巧妙而易懂。他们不在文章里面摆架子,不讲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只要看过前后七子的假古董,就可很容易看出他们的好处来。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称公安派诗文“都巧妙而易懂”,与“前后七子的假古董”对举,可见其“真”。可以说,公安派是明中后期得“真”最多的文学流派。尽管云间派也多言“真”,但毕竟涂上了一层雅正底色。

我们应辩证、客观地看待文学流派兴替与明中后期文风演化之关系。一般说来,一个文学流派的兴起,多是针对当时某种文弊而渴望有所创新的产物,往往有转变一时文风之作用。前七子派之于茶陵派,唐宋派之于前七子派,后七子派之于唐宋派,公安派之于后七子派,竟陵派之于公安派、七子派,皆如此。但是,新旧文学流派的交替,其文学理论并非简单地此起彼伏、整齐划一,文风的演化也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定的顺承性、过渡性。当一个文学流派走向末路时,多流露出诸多弊病,遭人唾弃,从而为新文学流派的崛起提供了契机。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因旧文学流派内某些成员意识到本派的弊病,自觉地开始调整、修补,往往成为后起文学流派的理论起点,无论后者是否承认。公安派后期的理论修正,显示出向七子派理论回归的趋势,为其后的鐘惺、陈子龙所继承,成为竟陵派、云间派崛起的理论基础。再就是,后起的文学流派对先前流派的攻伐,多是针对其末流,并非针对其盟主和中坚。公安派虽否定七子派的模拟寡情,但又肯定李攀龙、王世贞等流派盟主的革弊倡新之功,便是力证。

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中后期文学流派与文风演化的逻辑发展进程,是文学发展规律的具体展示,本就是一部视角独特的明中后期主流文学演化史。瑙曼《作品与文学史》说:

“文学史”一词在德语里至少有两种意义。其一,是指文学具有一种在历时性的范围内展开的内在联系;其二,是指我们的对这种联系的认识以及我们论述它的本文。从逻辑上讲,这两种含义是可以分得很清楚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客体与客体的语言之间的关系一样。

(德)瑙曼等:《作品、文学史与读者》,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180页。

明中后期文学流派与文风演化的逻辑发展进程,本就是“具有一种在历时性的范围内展开的内在联系”,将我们对这种具有“内在联系”的逻辑发展进程的认识以及对它的论述,以文本的形式展现出来,就是一部明中后期诗文发展史以文学流派为观照中心,展示明中后期文风演化、文学发展的历史。推而言之,一个时代不同文学流派的兴废交替,就是一部那一时代主流文风演化史、文学发展史。由此而言,文学流派对文风演化、文学史建构,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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