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台湾文学史的书写在两岸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台湾文学史》与《台湾文学史纲》即是最具典型性的例证。文学史的差异反映出文学史观的差异，而构成台湾文学史观的核心部分则是对中华文化与台湾文化互文关系的认知。《台湾文学史》始终将台湾文化视为中华文化的分支，《台湾文学史纲》则力求展示台湾文化从中华文化脱离并且与之并立的过程。这是导致两部文学史呈现出截然不同面貌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文化互文性；台湾；文学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6）6-0090-04

20世纪60年代，法国学者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首先提出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理论，用来指称文本之间存在的联系，即任何文本的形成都是对其他文本进行接收和转换，文本会受同时代的文本和先前的文本的影响和制约。这一理论随后被广泛地应用于翻译学、文艺学等研究之中。同样，文化互文性也是对互文性理论的拓展与运用，指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共生关系。具体而言，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在横向的空间层面上，同一历史时期中地域、阶级、民族等不同文化层次之间的相互影响；二是在纵向的时间层面上，前代的文化对现当代文化的影响。台湾地区特殊的族群构成和历史背景形成了台湾文化的多元格局，而台湾文学史的书写既是学者对文学发展历程的客观记录，同时也是其对文学所处的文化背景认知的主观投射。在这前提下，以两部台湾文学史代表作《台湾文学史》（以下简称《台史》）与《台湾文学史纲》（以下简称《史纲》）为例进行对比分析，能够大致窥知两岸学者在文化互文性认知上的差异。

一、《台湾文学史》与《台湾文学史纲》

1986年台湾春晖出版社出版了由台湾学者叶石涛主编的《史纲》。这是自光复以来，台湾第一次出版本土文学发展史。《史纲》全书共7章，约10万字左右。该书对台湾文学发展史虽仅作提纲挈领式的陈述，却奠定了台湾文学史建构的基石，因而历来被视为是一部具有启蒙意义的经典之作。与《史纲》相比，《台史》成书较晚，规模也宏大许多。《台史》于2007年由大陆现代教育出版社出版，分上、中、下三册，由刘登翰、包恒新、汪毅夫等16位学者合作撰写，近130万字，内容丰富翔实。这是目前大陆学界较为全面地梳理台湾文学历史的编著，也是大陆在台湾文学史编撰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二、文学史观的差异

叶石涛在《史纲》序言里宣称：“我发愿写台湾文学史的主要轮廓，其目的在于阐明台湾文学在历史的流动中如何发展了它强烈的自主意愿，且铸造了它独异的台湾性格。”整部《史纲》持有的是以台湾文学为主体与本位的文学史观，把本土文人及本土文学的发展作为衔接全书的核心线索。撰述台湾文学史以台湾本土为核心，本无可厚非，但叶石涛却将本土化作为“去中国化”的有效手段，旨在寻求台湾文学的“独立”。这种做法得到了《史纲》日本版译者泽井律之、中岛利郎的高度赞扬：“《史纲》的最大特色就是，以明确的台湾文学史观贯穿全篇……主张的是台湾和台湾文学的特殊性。用‘乡土这个词语，把台湾文学从中国文学里划分出来。”事实上，《史纲》即是一部台湾文学如何“去中国化”的历史。

《台史》倡导“分流”与“整合”相结合的文学史观：一方面，承认特殊的历史际遇使台湾文学与大陆各省区文学呈现出不同的进程、形态和积累；另一方面，强调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乡土形态，不能以本土性来否认其中华文化的本源。《台史》“总论”部分就做了“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台湾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分支”的界定。刘登翰指出，17世纪以后台湾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汉族移民，而“中原文化既是汉族移民社会形成的存在方式，也是汉族移民的精神方式”，中原文化成为台湾社会生活的文学生成与发展的基因。这种基因奠定了台湾文学的精神品格，规范了它的发展方向，将其纳入中国文学的传统之中。因此，整部《台史》贯彻了“把台湾文学放在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的写作思路。

文学史观的巨大差异决定了两部文学史的书写必然同少异多。事实也正是如此，《台史》与《史纲》仅在台湾文学的起源上观点一致，对于台湾文学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最为根本的文化要素——中华文化与台湾文化之间的互文关系，则有截然不同的论断。

三、台湾文学的起源认同

《史纲》与《台史》均承认中华文化的启蒙作用。《史纲》明确表示“台湾在地缘、血缘、史缘上曾受大陆的影响”。其第一章第二节“传统旧文学的播种和移植”简要追溯了台湾从三国时期至明末的发展历史，提到明朝灭亡后，一批不愿做清朝顺民的明末遗臣来台，例如浙江鄞县人沈光文组织建立“东吟社”，致力于旧文学的传播，培养了许多诗人，并将沈光文界定为“台湾文学史上头一个有成就的诗人”。《史纲》指出明郑时期有超过十万的汉人移民前往台湾，因此“传统旧文学的种子广泛地被播种”，“民族传统文化的扎根，从萌芽到茁壮的流程迅速开展”。相对于提纲性质的《史纲》，《台史》在台湾文学溯源部分显得更为精细。书中从考古学的角度入手，通过详细比较两岸史前文物在种类上的相似，得出“台湾原始社会文化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与中原文化息息相关”的结论。随后《台史》列举了各朝代描写台湾的诗歌，从三国沈莹的《夷洲记事》到明代南居益《视师中左所》，认为这些作品标志着我国传统文学的各种体裁，已在台湾本岛扎根成功。《台史》同样肯定了沈光文在台湾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称他是“中华民族文化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一位重要播种者”。两部书都选择了季麟光《题沈斯庵杂志诗》中的句子“从来台湾无人矣，斯庵来而有人也。台湾无文矣，斯庵来而有文矣”，来证明沈光文对发展台湾文化所起的作用。

四、中华文化与台湾文化的互文关系

《史纲》与《台史》对中华文化与台湾文化之间互文关系的认识明显相左：前者多次将台湾文化提升到与中华文化等同的地位进行论述，而后者则坚持把台湾文化视为中华文化的一种亚文化形态。这一点从两书对台湾文学发展过程中三个具有代表性的阶段文学（宦台文学、清治前期台湾本岛文学、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阐述中窥知。

1. 宦台文学

宦台文学，顾名思义，即由大陆前往台湾任职的官员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是清治前期台湾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

《史纲》承认康熙、雍正时代尚未有成功的本土文人出现，对于当时在台湾文坛上占主导地位的宦台文学，则普遍给予了较低的评价。书中简要地介绍了郁永河、黄叔璥、蓝鼎元、陈梦林等人的作品，仅个别篇章得到了叶石涛的肯定，其余都被认定为“多富于异国情趣，未能深入到站在本土人民的立场，来描写民生疾苦”。《史纲》还严厉批评宦台文人“一开头就随时准备开溜，希望赶快调回内地”，“因循苟且成性”。这并不尽合于事实。宦台文学的创作主体是大陆文人，代表的仍是中华文化，不能反映出叶石涛所强调的“台湾性格”，也不能被视为“真正的台湾文学”，因此受到《史纲》冷落也在清理之中。

《台史》一方面承认宦台文学存在粉饰太平、不触及社会矛盾的缺陷，另一方面也肯定了宦台文学的地位和价值。在“宦台文人的诗歌创作”一节中，《台史》指出部分宦台文人作品仍包含关注台湾本土、同情本地民众的成分，并对代表作家作品不吝赞美之词。例如称郁永河“在台湾文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评价孙元衡“留心民瘼”，诗歌“气势雄浑，题材广泛”，阮蔡文诗反映了“台湾住民的生活”及“对劳动人民的某种同情”。与《史纲》明显的排斥不同，《台史》始终将宦台文学作为台湾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与台湾本土文化交融的产物，因此撰述态度相对温和得多。

2. 清治前期台湾本岛文学

《史纲》非常重视台湾本岛文学的发展。在论述台湾传统文学时，《史纲》特别留意反映台湾地方色彩的作品，关注本岛文学与文人的出现。《史纲》指出“到了清末，（台湾旧文学）才带有丰富的本土为主的乡土色彩”，并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乾隆、嘉庆时代逐渐出现了本土出身并且有著作的文人，如王克捷、陈辉、章甫等；道光、咸丰年间，本土文人数量越来越多，且作品优秀，如蔡廷兰、黄敬和、林占梅等；同治、光绪时代，本土作家的诗作水平已与内地相当，如陈维英、李梦洋、丘逢甲等。在陈述上述历史时，《史纲》处处有意识地将大陆文人作为参照，例如“台湾旧文学水准达到可以与大陆并驾齐驱的程度”、“士绅资产阶级产生了不逊于大陆一流文人的优秀作品，跟大陆旧知识分子并驾齐驱”，明显地体现出将台湾文学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倾向。

《台史》尽管也关注台湾本岛文人的成长，如“台湾本岛诗人的崛起”一节细致分析了陈辉、黄佺、卓肇昌、章甫等“第一批台湾文化人”的创作，陈述了台湾本岛诗人作品与大陆去台诗人作品的不同特点，但并没有将之视为台湾文化从中华文化脱离的证据。相反，书中明确表示18世纪以后台湾本土文人虽已成长起来，但其创作“仍然是以中国古代文学为典范和传统”。不少诗人致力于展现台湾与大陆的历史渊源，“说明台湾的地理、文化、语言，以及风度人情都是大陆的延伸”。

3. 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

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台湾正式沦为日本殖民地。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长达半个世纪，这一时期也正是台湾文学从旧文学向新文学转型的过渡时期。《台史》与《史纲》均提到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展开建立在否定传统旧文学的基础上，但对新文学形成的文化背景却存在不同的观点。《史纲》自始至终关注台湾新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的自主性意识，把台湾话文、乡土文学等论争当作台湾文学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甚至将日本的文化入侵视为台湾文学“去大陆化”的契机，如第二章“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展开”中谈到“新一代的日文作家较能吸收西方或日本文学的精髓，本土性格愈来愈加强……摆脱了一部分大陆文化的影响，使台湾新文学由近代迈进了现代。”《台史》并不热衷于求证台湾新文学自主性的具体体现，而是更为关注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在20世纪上半期的互动情况。《台史》认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受到祖国五四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影响是最为直接和深刻的”，对张我军、杨云萍、杨逵、朱点人等人的创作做了详细的剖析，以此说明大陆新文学运动对台湾作家造成的深远影响。同时，《台史》对日本的文化输入并无好感，书中批评侵华战争全面开始后推行的“皇民化”运动是一种“赤裸裸的野蛮的文化灭绝主义”，台湾文学在这种异质文化的压迫下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

《台史》和《史纲》是两部极具影响力的台湾文学史书写著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两岸学者的台湾文学史观。由于文学史观的不同，两部文学史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而构成文学史观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对中华文化与台湾文化之间互文关系的认知。《台史》将中华文化视为母体文化，把台湾文化当作其中极具个性的分枝；《史纲》则将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等量齐观，为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并立找到理论依据。这也正是两部文学史虽然描述的对象一致，却呈现出截然不同面貌的根本原因。

参考书目

1、 （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符号学：意义分析研究》，转引自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947页。

2、 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春晖出版社2010年版。

3、 刘登翰，庄明萱：《台湾文学史》，现代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4、 何李：《文化互文性的两岸台湾古典文学史撰述研究》，《求索》2015年第11期。

（责任编辑：黄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