邸宏香

(长春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文选》编纂研究述略

邸宏香

(长春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昭明文选》(以下简称《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赋文总集，收录了先秦至南朝梁代各种体裁的作品七百余篇，在文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文选》的编纂研究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如编者、编纂宗旨、编纂思想等是《文选》编纂研究争论的焦点。我们从编纂研究入手，梳理1949年以来的《文选》编纂研究论著，分析《文选》编纂研究现状，为《文选》编纂的深入研究提供资料和线索。

《文选》；编纂；萧统

《文选》的编纂研究是选学文献研究的重要内容，广义来说包括《文选》的编纂者、编纂宗旨、编纂思想、编纂过程、选录标准、流传、成书等内容，一直为国内外众多学者所关注。如学术界热议的《文选》编纂者问题，至今尚无定论。我们通过搜集整理1949年以来的《文选》编纂研究论著，对学者探讨的《文选》编纂研究的实际问题进行综述，为《文选》编纂的进一步研究提供资料。

目前学界关于《文选》编纂研究的专著有2部：王立群先生的《〈文选〉成书研究》[1]、胡大雷先生的《〈文选〉编纂研究》[2]；硕士学位论文1篇：钟征华《萧统〈文选〉编纂标准研究》；[3]期刊论文80余篇。我们试从编纂者、编纂宗旨、编纂思想三方面入手进行综述。

一、编纂者

学界关于《文选》编纂者问题的讨论，研究焦点是萧统和刘孝绰。20世纪日本学者清水凯夫率先质疑，发表异议，引发学界激烈争论。关于《文选》的编者，目前主要有四种观点：其一，《文选》是萧统独力编纂，持此观点的有王立群、力之等；其二，《文选》乃刘孝绰一人编纂，代表人物为日本学者清水凯夫；其三，《文选》是萧统与东宫诸位学士的共同编纂，持此观点的有曹道衡、俞绍初、穆克宏等；其四，《文选》是萧统与刘孝绰二人合编，持此观点的有傅刚、王书才等。

(一)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文选》的编纂者是萧统

王立群先生《〈文选〉成书考辨》(《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认为《文选》的实际编纂工作量并非很大，“以萧统一人之力，再辅之若干助手的辅助性工作，即可较为迅速地完成。”力之先生发表一系列论文，认为《文选》完全是萧统一己之力所编纂的：《关于〈文选〉的编者问题》(《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认为刘孝绰与《文选》的编纂无实际关系，《文选》为昭明太子独力所成，而非出于众手；《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上)：从文献可信度层面上辨“与刘孝绰等撰”说不能成立》(《江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中)：从情理层面上辨“刘孝绰等撰”说不能成立》(《江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下)》(《井冈山学院学报》，2008年第7期)从情理层面和文献可信度论证《文选》的编纂者是萧统；在《与冈村繁先生论〈文选〉之编者及其编纂目的——读〈文选〉的编纂实况与当时对它的评价》(《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中论证了冈村先生之“《文选》是昭明太子‘托付’刘孝绰编纂的，其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在‘疾病缠身’后的‘赏读需要’之新说”不成立；在《从对〈文选〉作品的接受入手难断其编者是谁》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一文中提出，迄今为止，否定“萧统个人独力编纂《文选》”的种种理由，均无一能成立。

(二)部分学者认为《文选》的编纂者是刘孝绰

日本“新文选学”领军人物清水凯夫先生发表一系列论文，如：《昭明太子〈文选序〉考》(1974)、《在〈文选〉编辑周围》(1976)、《〈文选〉中梁代作品的撰录问题》(1983)、《〈文选〉撰者考》(1984)、《〈文选〉编辑的目的和选录标准》(1984)、《从〈文选〉选篇看编纂者的文学观》(上述论文收于《六朝文学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89)，大胆提出《文选》的编纂者是刘孝绰的观点，在学界引起了不小的涟漪，此观点一出，即有学者发文反驳，以顾农和屈守元两位先生为代表。顾农先生在《与清水凯夫先生论〈文选〉编者问题》(《齐鲁学刊》，1993年第1期)一文中对清水教授的几个依据一一进行批驳，认为《文选》反映的是作为主编的萧统的主张；屈守元先生的《新〈文选〉学刍议》(《文选学新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从八个方面向清水教授发难；曹道衡《关于萧统和〈文选〉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5期)认为，如果《文选》编纂反映了刘孝绰的个人倾向，那《文选》就成了十足的“谤书”。清水凯夫对《文选》编纂者的讨论虽不为大多数选学研究者接受，但为选学研究开拓了新的研究思路。

(三)部分学者认为《文选》的编纂由萧统与东宫诸学士共同编纂

曹道衡、沈玉成《有关〈文选〉编纂中几个问题的拟测》(收入《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认为《文选》是按照萧统的文学观并在他主持下进行的，与后代帝王的“御制”“御撰”不同，提出刘孝绰是协助萧统编纂的主要人物；曹道衡先生在《试论<文选>对作家顺序的编排》(《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中认为“出于众手”；刘跃进先生在《〈文选〉的编者及其成书年代问题》(《古典文学知识》，1994年1期)中指出在“十学士”中最有可能的主编者是刘孝绰和王筠；穆克宏先生在《试论〈文选〉的编者问题——兼与清水凯夫先生商榷》(《福建学刊》，1996年第1期)中提出围绕在昭明太子身边的十学士都有可能参加了《文选》的实际编纂工作；俞绍初先生《〈文选〉成书过程拟测》(《文学遗产》，1998年第1期)认为《文选》是以昭明太子为中心组织学士(包括东宫文士)经历近十五年之久共同编成的，“昭明太子的核心地位和组织工作是不能轻易否定的。至于刘孝绰，他可能起过重要作用，但不可能也不会凌驾于昭明太子和众文士之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文选》之中，这也是不言而喻的”；胡大雷先生在《〈文选〉编纂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中认为刘孝绰参编的可能性最大；屈守元先生在《“昭明太子十学士”说》(收《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中认为“十学士”协助萧统完成了大量的著述工程，编纂《文选》时“十学士”中三人已经死亡，其余七人是否全部参加无法判定，但刘孝绰协助萧统编纂《文选》这一伟业则有迹可寻；屈先生在《“昭明太子十学士”和〈文选〉编辑的关系》(《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中指出，“十学士”不能代替昭明太子萧统在主持编辑《文选》中的地位；王立群先生在《〈文选〉成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中专章对南朝学士进行系统的历时性考察，对“昭明太子十学士”说进行了详细论证，认为《文选》成于“昭明太子十学士”之说概率不大；田宇星在《〈文选〉的主要编纂者是刘孝绰考论》(收入第六届文选学论文集《中国文选学》，学苑出版社，2007)中认为《文选》是在萧统的实际主持下编纂的，刘孝绰是协助萧统编纂《文选》的主要人物；林大志在《〈文选〉编者问题的重新思考》(《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中赞同萧统实质性参与《文选》编纂的主张，认为《文选》系萧统与刘孝绰等学士共同编纂。

(四)还有学者认为《文选》是萧统与刘孝绰两人合编

这一观点以傅刚先生和王书才先生为代表。傅刚先生在《〈文选〉的编者及编纂年代考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年第1期)中认为《文选》的编者主要是萧统和刘孝绰两人；王书才先生在《从萧统和刘孝绰等人对〈文选〉作品的接受看〈文选〉的编者问题》(《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中通过例证指出，萧统和刘孝绰共同编纂了《文选》或者说两人乃是《文选》的实际编撰者。

编纂者问题是《文选》研究的重要课题，是开启《文选》研究的总开关。马津瑾[4]、郭津泽[5]分别对《文选》的编者问题进行了综述。研究主流认可萧统的主持编纂地位，刘孝绰为主要助手，《文选》出自众人之手这一结论。

二、编纂宗旨

《文选》的编纂宗旨亦是文选学中的重要课题，对《文选》的选文标准、体例等问题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骆鸿凯先生在《文选学》(中华书局，1989)、顾农先生在《〈文选〉的三重背景》(《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4)、傅刚先生在《论〈文选〉的编辑宗旨、体例》(《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冈村繁先生在《〈文选〉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清水凯夫先生在《从全部收录作品的统计上看〈文选〉的基本特征》(《长春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中对《文选》的编纂宗旨进行了探讨。

有部分学者对上述观点提出了质疑，如力之先生对“‘昭明太子病中托付刘孝绰编纂，为满足疾病缠身的昭明太子赏读需要’说”进行了商榷，认为不管从文献层面，还是从逻辑角度，此说均不能成立。[6]钟其鹏也对前贤学者的“‘便来学之省览’说”、“为解决‘览者之劳倦’说”、“辨析文体、为读者提供各类文体的精品范本”、“‘为宣传萧统的折衷派文艺政策服务’说”、“‘对前代文学进行全面总结’说”等观点进行了商榷，并以《文选》及《文选序》为依据进行考察，认为昭明太子酷爱文籍的生活情趣与南朝统治上层爱好文学风气的盛行是《文选》编纂的主要原因，《文选》的编纂宗旨是为方便读者阅读与欣赏内容雅正、形式华美的作品。[7]

对于《文选》的编纂宗旨问题，目前学界还没有达成共识。

三、编纂思想

大多数学者认为《文选》是在萧统的主持下按照他的文学观进行编纂的，萧统的文学观就是《文选》的编纂思想。如：日本学者林田慎之助《〈文选〉和〈玉台新咏〉编纂的指导思想》(《中国中世文学批评史》，日本创文社，1987)对萧统和萧纲两兄弟的文学观进行了比较，认为萧统立足于古典性的教养主义的文学观，未超出传统的正统派思考框架，与其弟萧纲是针锋相对的；王春茂先生在《〈文选〉产生的背景和条件》(收于《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一文中认为萧统的文学思想是《文选》的主导编纂思想；赵福海先生在《试论“文选理”》(收于《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中认为萧统不是一般的挂名者，《文选》是以他的文学观为主导思想编辑而成的；曹道衡、沈玉成在《有关〈文选〉编纂中几个问题的拟测》(收入《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中认为《文选》是按照萧统的文学观并在他的实际主持下进行的，经考证在萧统身边的文人最有可能参加这一工作的只有刘孝绰和王筠两人，但王筠在萧统身边的时间较刘孝绰短，对萧统的文学观可能不像刘孝绰那样熟悉，该文还考证了萧统的文学思想与梁武帝相同，崇尚典雅，而刘孝绰的诗风也偏于典雅，故受到萧统的青睐。

还有学者认为在《文选》编纂过程中，萧统身边的文学侍从起了重要作用，与其说编纂主导思想是萧统的，不如说是这些文士的，认定刘孝绰的学者较多。如：清水凯夫先生在《〈文选〉编纂实况研究》(《郑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中认为昭明太子从少年时期就受到刘孝绰的教化，所以在太子形成自己的文学观时受到刘孝绰的影响最大，忽视刘孝绰的存在而来究明《文选》的编纂实际状态是根本不可能的；屈守元先生在《“昭明太子十学士”说》中指出刘孝绰的重要作用，还从日本古抄本《文选序》的旁注“太子令刘孝绰作之”推断作的是《文选序》而不是为萧统作《太子集序》，故刘孝绰在《文选》编纂中的作用尤为重要。

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萧统的文学思想并不能等同于《文选》的编纂思想。如胡大雷先生在《〈文选〉编纂研究》一书中专章探讨了《文选》的编纂思想，认为萧统并不是以自己“文质彬彬”的文学观作为编纂《文选》的宗旨，萧统的文学思想并不能等同于《文选》的编纂标准；刘志伟先生认为“自觉服务于建构比肩甚且超迈周汉的大一统文化王朝的伟大政治理想，重视国家意识形态与文化审美高度的关系，主编《文选》以为一代国家文化大典，是萧统的重要编纂指导思想”。[8]

殷孟伦先生认为萧统还没有建立现代的全面、深刻而完整的文学观点，萧统的文学思想基本上等同于刘勰，但不一定同于其他文士，因而他所代表的只是当时的一部分人物，或者说在文坛上较有影响的人物，并不能用他的看法概括萧梁一代。[9]

一部文学总集的编纂必定会遵循一定的编纂思想，这样才能保证所录作品的质量。因而，对编纂思想的探讨应该建立在编纂者、编纂宗旨确定的前提下。

综上，由于《文选》的独特地位和深远影响，它的研究者甚众。学术研究有争议才会有发展和进步，国内外学者从各个角度对《文选》编纂问题的讨论必定会推动《文选》编纂研究的深入发展。

[1]王立群.《文选》成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胡大雷.《文选》编纂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钟征华.萧统《文选》编纂标准研究[D].广州:中山大学,2010.

[4]马津瑾.《文选》编纂者研究综述[J].语文知识,2011(1).

[5]郭津泽.《文选》编者问题研究述评[J].山西师大学报,2014(S4).

[6]力之.与冈村繁先生论《文选》之编者及其编纂目的[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1):52.

[7]钟其鹏.《文选》编辑宗旨拟测[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1(5):29.

[8]刘志伟.萧统主编《文选》的编纂理想[J].郑州大学学报,2014(5):107.

[9]殷孟伦.如何理解《文选》的编选标准[J].文史哲,1963(2):80.

2016-09-21

邸宏香(1977-)，女，副教授，从事汉语言文字学、文选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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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7602(2017)03-00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