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忠峰

（黄河科技学院，河南郑州 450063）

《玉篇》文献学、辞书学研究综述（2000—2016年）

贾忠峰

（黄河科技学院，河南郑州 450063）

《玉篇》是我国第一部楷书字典，现存原本《玉篇》残卷和宋本《玉篇》。2000—2016年，研究者阐述了《玉篇》的得名缘由、成书年代、版本，做了校勘、辑佚、辨伪工作，分析了《玉篇》的编纂特点、体例，依据《玉篇》对当代大型辞书进行了补正。

2000年至2016年；《玉篇》；文献学；辞书学；研究综述

《玉篇》是我国第一部楷书字典，现存唐写本《玉篇》残卷（不是一时一地的写本，通常当作原本《玉篇》残卷）和宋本《玉篇》（又称《大广益会玉篇》）。20世纪以来，关于《玉篇》的研究逐渐增多，特别是2000年之后，相关研究激增。以“玉篇”为“主题”（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搜索，时间设定为2000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0日，检索到相关文献176篇。另外，搜集到的资料还有研究《玉篇》的专著2本、以《玉篇》为主要材料或有章节涉及《玉篇》的专著2本、论文集中收录的论文2篇、台湾地区博士论文1篇，共计183篇。在阅读这些文献时，发现有的文章是前人成果的重复（旧材料、旧方法、旧观点），有的文章因论据过少影响了结论的可信度，有的文章与作者先前公开发表的论文大量重复。这类文章共25篇，本文予以剔除。6篇文章出自作者的学位论文，本文予以合并①若公开发表的文章与对应的学位论文内容相同，只计公开发表的；若公开发表的文章只是学位论文的部分内容，都计算在内。。1本专著包含有5篇作者之前公开发表的论文，阐述时只计专著。经过剔除、合并，本时期《玉篇》研究文献共147篇。总体来看，研究者从文献学、辞书学、语言学角度对《玉篇》进行了研究。

关于20世纪的《玉篇》研究，陈建裕从七个方面进行了总结[1]。2000年之后，虽然以《玉篇》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都阐述了《玉篇》的研究情况，但涉及的多是2012年之前的某个特定方面的研究，且多数较为简略。因此，本文对2000年至2016年国内有关《玉篇》（残卷和宋本）②为行文方便，论述某些内容时“原本《玉篇》残卷”简称“残卷”，“宋本《玉篇》”简称“宋本”，《篆隶万象名义》简称“《名义》”。的文献学、辞书学研究成果做一个较全面的总结（限于篇幅，《玉篇》的语言学成果另文论述），以期对今后的《玉篇》研究及学术史的建设有所裨益。

一、从文献学角度取得的研究成果分析

这类成果涉及《玉篇》的得名缘由、成书年代、版本、校勘、辑佚、辨伪等方面。

（一）关于得名缘由

朱葆华认为，玉是古代君子必佩之物，顾野王认为该书是士人君子不可缺少的，因此选择“玉”字，“篇”继承了小学书的常用称呼[2]208-211。冯海洲等认为，在中国传统的崇玉心理、南北朝时期道教以及梁简文帝的影响下，顾野王含蓄地表达编纂目的，因此把该书命名为《玉篇》[3]。邓春琴认为，《玉篇》的得名受道教文化影响，同时也缘于“玉”“篇”两词的文化内涵[4]。

（二）关于成书年代

朱葆华认为，《玉篇》成书于梁大同九年之说可信，推测写作之年为梁大同四年[2]9-17。周录对支持朱葆华假设的最主要的旁证进行辨析，认为《玉篇》编纂始于梁大同四年之说不成立[5]。

（三）关于版本

（1）原本《玉篇》残卷

朱葆华介绍了国内印行的残卷的四个本子①古逸丛书本（简称黎本）、罗振玉本、中华书局本、续修四库全书本（第228册）。的内容，指出“续修四库全书本”收录了现存残卷的全部内容而且根据残卷原本影印，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2]25-29。苏芃细致比较了残卷四个本子后指出：黎本是摹写仿刻的，且仿刻时有不少把不误改误的地方，存在的问题最多；中华书局本的卷18、19、22仅有黎本内容，不足为据，卷27只收了黎本7部152个字头，“糸部”前半271个字头未收（黎本卷27有7部423个字头）；续修四库全书本是现存残卷最好的本子[6]。苏芃发现残卷“糸部”下“统、纲”两字未收，且征引《周易》等材料时“刚”改为“坚”、“纲”改为“维”，认为现存残卷底本的时代较早，可上溯到南朝梁[7]。蒋鹏翔考述了浙江图书馆所藏《原本玉篇零卷》试印本，认为这个试印本为“古逸丛书本”残卷的中期印本（比单行本晚，比光绪十年的丛书本早），主事者对底本进行了细致校勘[8]。

（2）宋本《玉篇》

赵琴详细比较了宋本《玉篇》的元刻本和宋刻本，认为两种刻本的主要差异在释义方面，元刻本的释义更简单，删去了很多文献用例；两种刻本都有错误，可以互校；赞成黄孝德②见《〈玉篇〉的成就及版本系统》，辞书研究，1983年第2期。的结论——元刻本为宋刻本的简本[9]。冯学然认为，宋本《玉篇》四部丛刊本（据元刻本影印）的部分义训可以补充、订正宋刻本[10]。冯先思比较了三个“四库本”宋本《玉篇》（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摛藻堂荟要本），认为这三个本子的底本为曹楝亭本，摛藻堂荟要本、文津阁本增补了“泽存堂本”的内容[11]。

（3）孙强本《玉篇》和其他版本《玉篇》

杨正业等从金代邢准《新修垒音引证群籍玉篇》（金刻本）前面的两篇序言推断，邢书中保留的《玉篇》蓝本为“孙强本”[12]。魏现军根据邢书的体例考证了邢书首段中引用的《玉篇》，认为所引《玉篇》为宋本《玉篇》，进一步证明邢书的蓝本《玉篇》为孙强本[13]。

李霞从唐代慧琳《一切经音义》所引《玉篇》中选择在残卷中能找到的66条注释，与残卷、宋本、《名义》详细比勘，认为《一切经音义》所引《玉篇》依据的是唐代其他版本的《玉篇》[14]。王艳芬对慧琳《一切经音义》所引《玉篇》的1 040条内容进行比勘，发现不见于《名义》的有110字，不见于宋本的有51字，见于残卷的105字中有20字所引内容与残卷内容不符；认为《一切经音义》所引《玉篇》为孙强本③笔者认为，归为唐代流传的版本更为客观。[15]。

韩小荆考察了五代后晋僧人可洪所撰《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简称《可洪音义》）中称引的《玉篇》，发现其中所引《玉篇》与现存《玉篇》多有不同，但与《龙龛手镜》所引《玉篇》相似度很高，认为中晚唐时期存在其他版本的《玉篇》[16]。冯先思认为，《可洪音义》所引《玉篇》有四种，除了《玉篇》，还有《川篇》《鄜州篇》《江西篇》，这三种分别是西川、鄜州、江西等地改编本《玉篇》。可洪、行均在五代时所见为别本《玉篇》[17]。

张亚欣介绍了明代万历元年益王藩府刻本《新刻增修玉篇》的版本、附录（序和后序）、总目录、收字、注音、释义情况。该书增收3 700字，按笔画顺序排列单字；每字的反切注音后增加韵部；释义又经过删减且极简略[18]。

综上，研究者对国内残卷的现有版本进行了内容介绍和优劣比较，据避讳字推断残卷底本的时代较早。对宋本《玉篇》的元刻本和宋刻本进行比较，评点各自的价值，分析了三个四库全书本宋本《玉篇》的来源和内容上的差别。从其他文献所引《玉篇》考证孙强本《玉篇》及唐五代时期其他版本的《玉篇》，介绍了明刻《新刻增修玉篇》。

（四）关于校勘

（1）《玉篇》的校勘

一是校点考证残卷部分内容，纠正残卷中鱼部的错简。朱葆华考证了残卷心部的5个字[19]。朱葆华校点考证了残卷言部的10个字[2]194-201。赵家栋考证了残卷“讦”字的反切和训语用字[20]。吕浩根据《名义》鱼部的字序，推断残卷的鱼部可能存在错简[21]。苏芃对残卷的鱼部做了考证，认为残卷的鱼部曾经断裂，后人缀合时把两部分顺序颠倒了。正确顺序应是：鲒字为右列第一字，从“鲒”到“状如鱼人”调到页面右边[22]。

二是指出宋本《玉篇》音义方面的疏漏，校订了部分内容，指出佛经音义所引《玉篇》与《玉篇》的异同。蔡梦麒指出，宋本的反切中存在形近讹误字，切上字如“叉和义、又”，切下字如“隹和佳”[23]。孙绪武认为，宋本存在释义错误、引文注文相混等八方面的疏漏[24]。魏现军讨论了宋本校订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拟定了校订程序，对卷一至卷十四部分内容进行了校订[25]168-247。乔辉对高丽藏本《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简称《慧苑音义》）所引《玉篇》和宋本作了比较，发现两者存在用字、用词、义项上的差异，不相符的地方较多[26]。李霞、王艳芬对慧琳《一切经音义》所引《玉篇》和残卷、宋本做了比较（详见前述）。

（2）利用《玉篇》校勘其他文献

一是根据残卷校勘《论语》《诗经》《名义》《字书》《左传》《史记》《说文》等文献。徐前师辨析了残卷引《论语》的59条材料，认为与今传《论语》的歧异或因节引而异，或因传本不同而异，或抄错而异，或原因不明[27]。陈锦春认为，据残卷引诗可以考查梁陈间《毛诗》形制、《韩诗》体制，校正今传《毛诗》并提供所引《毛诗》异文材料，补充辑佚《韩诗》[28]。郭萍探讨了如何据残卷校正《名义》的反切，提出不能把《名义》中与残卷反切不同的切字全部按残卷改正；切字更改需满足语音不同（两者反切切出的语音完全不同，且《名义》所切字音与切韵语音不符，也不能用语音史上任一阶段语音解释）、切字字形相近两个条件[29]。徐前师认为，残卷引用的《字书》在体例和内容上与《说文》存在一致性，也与《经典释文》等唐代文献所引《字书》存在一致性，残卷中的《字书》就是《字林》[30]。苏芃根据残卷所引《左传》，讨论了残卷引书材料的校勘学价值、训诂学价值和辑佚学价值[31]。苏芃考查了残卷征引《史记》的 73条材料，发现其中27条是裴骃《史记集解》的片段，认为这是《史记集解》的南朝梁代传本[32]。

多位研究者据残卷引《说文》校勘今本《说文》，探讨相关内容。冯方举例说明了残卷引《说文》和二徐本存在用字、用词、意义上的差异[33]。冯方对残卷（罗本）引《说文》言部的训释做了辑校[34]。姚永铭以残卷为依据探讨了顾野王对《说文》的研究，认为顾野王引用《说文》时以“野王案”的形式补充书证，对注解进一步阐发，沟通古今字、同源字，其《说文》研究达到了高水平[35]。杨秀恩使用残卷和笺注本《切韵》等五种材料引《说文》的条目与二徐本对照，通过相异材料的分析，探讨这五种材料的语言学和文献学价值[36]。侯小英利用残卷引《说文》材料考查了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得失[37]。刘又辛对马学良《〈原本玉篇〉引〈说文〉笺》（未出版）进行了校补，笺校了残卷（中华书局本）引《说文》和大徐本不同的条目326条[38]。臧克和把残卷“糸部”所引《说文》47字和大徐本逐条比较，并且列出了《名义》和宋本的相关内容，指出大徐本的正误[39]。邓春琴分析了残卷（罗本）引《说文》释义的三种表达方式，发现残卷引《说文》释义时存在“引部分释义”和“引全部释义”两种情况[40]。徐前师根据残卷（中华书局本）校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以正大徐本，评判段注的得失。但因所据残卷中的部分内容非本来面目，有的结论不够准确[41]。兰天峨等把残卷（中华书局本）“糸部”所引《说文》与大徐本相比较，发现大徐本和残卷中都存在讹文、脱文、衍文、倒文四种错误[42]。申睿考查了残卷（中华书局本）“言部”引《说文》字形的34字，发现引《说文》籀文6字、古文5字、俗字1字、或体18字[43]。李远逐条辑录了残卷（中华书局本、续修四库全书本）所引《说文》（包括训释和重文），并逐条校勘。辑录时以存旧貌为宗旨，不增删一字，辑校的结果按始一终亥部序排列[44]。

二是根据宋本《玉篇》校勘《十三经注疏》《说文》，校勘《四声篇海》所引《玉篇》，推断《对韵音训》的来源。周玲参照阮元校刊的《十三经注疏》，对宋本《玉篇》所有称引十三经条目里经文的异文进行了考查，认为主要有“字体异文”“字用异文”两种类型；并分析了“引经文和原文不同、引注疏异于今本、不归入上述两类特例”的条目[45]。贾忠峰考查了宋本《玉篇》所有称引《说文》的条目，发现其中引《说文》的内容（不计引用字形和重文的）77.8%和大徐本相同，但也存在“所引释义、字音和大徐本不同”等12种情况；认为宋人修订《玉篇》时参考了大徐本（称引了大徐本的3个新附字），也可能参考了别本《说文》[46]。叶静把宋本《玉篇》中玉部、土部、人部的九个字所引《说文》释义和大徐本释义做了比较，指明正误[47]。

刘亮把《四声篇海》所引《玉篇》与宋本《玉篇》做了比较，指出《四声篇海》所引《玉篇》在字形、字音、释义三方面存在的问题[48]。杨苗苗辑出了《四声篇海》所引《对韵音训》（共2 443字），与宋本《玉篇》做了体例、字形、字音、字义、讹误、创新六方面的对比，认为《对韵音训》是以《玉篇》为底本，同时参考《广韵》《集韵》编纂而成[49]。

（五）关于辑佚

一是《玉篇》的辑佚。朱葆华认为天治本《新撰字镜》中存有 19个原本《玉篇》文字并做了辑录[50]。魏现军提出了孙强《玉篇》辑佚的基本条例、补充条例、分析条例，并做了 43部的辑校[25]49-124。

二是《玉篇》所引文献的辑佚。臧克和辑出了残卷引《说文》释义与大徐本不同的290条材料，有的条目并附有《名义》的释义[51]。李远也辑录了残卷引《说文》材料。

（六）关于辨伪

张凯考查了《玉篇直音》，认为该书托名玉篇，实是明末吴人所作[52]。

二、从辞书学角度取得的研究成果分析

（一）关于《玉篇》编纂特点、地位及在辞书编纂上的贡献

李慧贤探讨了《玉篇》编纂上的得失。认为《玉篇》开后世“互见法”的先河，源流并重、音义配合的释义系统被后世字典所继承，博引群籍和各家注释的方式对后世大型字典有重要影响；也存在部首设立不当、引书无篇章名、字头排序无规律等缺点[53]45-50。杨超认为，《玉篇》（残卷和宋本）开创了字书反切注音、开创“互见法”、关注多音字、例证突破了经书范围，这是其在辞书编纂史上的贡献[54]。赵青认为，宋本《玉篇》删改释义后虽有弊端，但总体上释义逐渐向规范化靠拢，实用性增强[55]。贾忠峰认为，宋本《玉篇》在编纂上明确归纳出义项、删减文献用例、调整为当时通用语音、增收新字并注明部分文字的实际使用情况、增加参考性辅文，是简明实用型字典的较为成功的实践[56]。李华斌探讨了《玉篇》在唐代字书中的地位，认为初唐时《玉篇》传播不广，中唐时因重修克服了弱点而影响扩大，晚唐时普及程度更高[57]。

（二）关于《玉篇》体例

一是归纳总的编排体例。李慧贤阐述了残卷的字形、注音、释义、部首、术语，其间穿插了和《说文》的比较；阐述了宋本的字形、字音、字义、术语、部首、附录（对字形、字音、字义的叙述和评价穿插在一起）[53]13-28。贾忠峰以字书编纂者的视角较为系统地总结了宋本《玉篇》的编纂体例，依次总结了收字、分部、部首的次序、字的归部及字序、异体字的编排、古今字的编排、俗字的编排、古文籀文的编排、篆文的编排、注音方式、注解方式、单字的说解体例[58]。佘晓藕较为系统地总结了残卷的编排体例，包括收字概况、部首增删和排序、字序、异体字、注音体例、训释体例、单字说解体例[59]。

二是解释部分术语的含义。范可育等认为，《玉篇》中的“古文、籀文、《说文》作×、今作×、本作×、本亦作×”表示古今界限，“同×、正作×、或作×、亦作×、又作×、俗字”是区别规范化程度的[60]4-8。郭瑞考查了宋本《玉篇》169条“一曰”，认为是用于区别一个字的不同意义或不同名称[61]。李海燕考查了宋本《玉篇》的“本亦作”，认为不表示单一异体关系，存在通假、古今等复杂关系[62]。李建廷考查了宋本《玉篇》35条“今为”字，认为“今为”所辖字字际关系包括异体、古今、假借、通假[63]。

三是收字研究。张艳洁比较了残卷和宋本都有的部首，发现这些部首中宋本新收 682字，认为大部分新收字是因社会发展和交流需要产生的新增字，以名词居多；同时，宋本改变“异部互见”方式，使有的部首收字减少[64]。沈祖春统计了宋本《玉篇》正文的收字数（22 803字），发现有39部实际字数与原载字数不符，认为不符的原因有刻写错误、统计错误、版本增减[65]48-51。

四是分析部首及字的归部。陈建裕分析了原本《玉篇》（参照《名义》）和《说文》、宋本《玉篇》的部首、部次的差异[66]。李健逐一分析了《玉篇》（以宋本为主，结合残卷和《名义》）相对于《说文》删除和增加的部首，评价是否合理，推测某些部首增删的原因；分析了《玉篇》对收入的《说文》重文、当时俗字和异体字的归部方式；认为《玉篇》的部首改革虽有不足，但迈出了第一步，为后世提供了经验[67]。何瑞调查了宋本《玉篇》284组重出字（569字），发现存在“同部重出”和“异部重出”；认为同部重出字可合并为单个字头，异部重出字是为查检方便，且不同部中义项往往有所侧重，不能简单归并在同一字头下[68]。张立娟等探讨了宋本《玉篇》部首的编纂体例、减并部首和设立新部首的原因，认为《玉篇》的部首具有五方面的进步性，也存在六方面不足[69]。

五是附录研究。丁锋考述了元刊本《玉篇》卷首所附《玉篇广韵指南》的文献来源、成因及影响。认为该指南为资料汇编，主体来源为《广韵》《玉篇》《卢宗迈切韵法》《事林广记》《群书考索》，还有《小学绀珠》等其他类书和相关等韵著作；编者不可考[70]。张孟晋等分析了宋本《玉篇》所附《分毫字样》，认为这是唐代贞观七年至高宗末年间一位不知名人的著作，与《玉篇》无关[71]。

（三）关于使用《玉篇》对后世辞书校正

周若虹据残卷“野王案”对《汉语大词典》补正，补充《大词典》漏收词条 15条，补充 7个词的漏收义项，提前《大词典》的始见用例 19例[72]34-45。何瑞认为，宋本《玉篇》有 25个楷字应当补入《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及宋体方正超大字符集[73]。林素慧分析了残卷对《汉语大字典》的补苴作用，补苴了《大字典》159例书证疏误、56例释义疏误、298例辞书引用疏误[74]。邓福禄据《玉篇》（包括残卷、宋本、《名义》）的义训传承关系考查新版《汉语大字典》疑难义项的成因，发现《大字典》释义中存在的“形近讹误、拆骈为单”等错误部分来自宋本《玉篇》[75]。

三、余论

总体看来，从2000年到2016年，对于《玉篇》的文献学、辞书学研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更为充分地阐发了《玉篇》的版本情况、校勘价值、在辞书编纂上的贡献及对现代辞书的校正作用，对《玉篇》及《玉篇》所引文献进行了校勘、辑佚等工作。随着研究者研究视野的扩展和新材料的发现，有望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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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宗荣）

A Review of Yu Pian’s Philological and Lexicographical Researches from 2000 to 2016

JIA Zhongfeng
(Huang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Zhengzhou, Henan 450063, China)

Yu Pian (the jade articles) is the first regular script dictionary in China, and there are now existing the original Yu Pian’s remnant volumes and the version edited in the Song dynasty. From 2000 to 2016，researchers analyzed Yu Pian’s written time, the reason of its name, different editions; they also collated the existed version and compiled the scattered writings. The researches mainly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compiling work and style, and corrected the contemporary large dictionaries based on Yu Pian.

2000-2016; Yu Pian; philology; lexicography; literature review

H162

A

1009-8135（2017）03-0091-07

2017-02-16

贾忠峰（1978—），男，山西高平人，黄河科技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中古汉字、汉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