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丙亮，苏 亚

(贵州师范大学 1. 历史与政治学院， 2. 教育科学学院；贵阳 550025)

近代贵州的“三无”环境与鸦片、贫困之间的关系研究

邱丙亮1，苏 亚2

(贵州师范大学 1. 历史与政治学院， 2. 教育科学学院；贵阳 550025)

鸦片在近代中国的泛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贵州也难逃其厄运，甚至一度成为罂粟种植大省。本文以贵州所特有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三无”环境为切入点，厘清其与鸦片、贫困之间的内在联系。“三无”环境为罂粟在贵州的种植及鸦片制造、贩运、销售提供了适宜的自然和人文社会条件。而贵州特有的“三无”环境所催生的罂粟被制成烟毒后，并未使人们摆脱“人无三分银”的困境，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其贫困化程度。

近代贵州；“三无”环境；烟毒泛滥；贫困化

近代贵州“毒粟遍地开、烟民难以计”，是中国烟毒泛滥的重灾区之一。近代贵州不仅是罂粟的种植和生产大省，同时也是鸦片的消费大省。然而，罂粟本身并不是贵州所固有的土产品，而是道光初年“广土”传入后试种成功的舶来品。随着罂粟在贵州试种成功，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罂粟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咸同年间，贵州的田主、农户竞相种植鸦片，‘所种皆不在花，农村人口拼死尽力种耘，自秋至春，弥山遍野，无非阿堵，果汁之毒不遗旄倪，而津津者利亦随之，虽严禁不绝也’”[1]52。而罂粟种植面积的扩大必然导致鸦片产量的增加，“1896年贵州产鸦片四万担，居全国第三位，仅次于四川、云南，十年之后的1906年产量增至四万八千担”[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