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涵

从1927年8月到1937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人民，创建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地理维度上涵盖了以江西省苏区为中心的、粤赣省、闽赣省、赣南省、湘赣省、湘鄂赣省、闽浙赣省苏区版图。以“江西省苏区”的平面设计推广研究范围是以，现在是江西省范围苏区或跨越邻省范围的苏区中现是江西省范围的县作为研究区域，它们是中央苏区构成的重要部分。

自1927年8月始，至1931年9月，江西省苏区的版图，已经包括了永新、遂川、兴国、宁都、乐安、南丰、广昌、瑞金等31个县，在这样的地理版图中构成了，南北和东西两条大的主线，从江西省的南北线的赣县至永丰纵约200公里，东西线由万安至瑞金横约150公里地理范围。江西省苏区，以瑞金为发源地，自开创之日起，我党经历了在国民党反动派势力压力和经济封锁的极端艰苦的条件、异常艰险的环境下，各个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各类平面设计媒介乃至推广的创新和发展，在推广形式上，主要包括标语、标语画、宣传画、漫画、插图、画报、刊头等，树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平面设计推广的一个开端。

江西苏区平面设计的推广，它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几大阶段密不可分：在时间维度上，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到1934年10月主力红军北上抗日为止。1927年8月—1931年11月，是苏区平面设计展开基础的创建阶段，而第二个阶段则是苏区平面设计的积极发展阶段

江西省苏区的平面设计推广，在报刊方面，从最早的几千份发行量到全盛时期的几万份的发行量，在媒材上的不断变化到插图排版上的不断变革，在户外平面宣传到海报民间的传播方面，它们承载着苏区革命理论和科学文化宣传教育的巨大作用，为江西苏区各项事业的建设、发展和壮大红军队伍，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军事“围剿”，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江西平面设计推广中重要的篇章。

一、苏区平面设计的推广构成关注度

随着中国经济产业的转型，各种创新与地域文化以及历史文化元素研究的视野逐渐开始投向了红色研究，再加上居于红色遗存的苏区文物与史料相继被挖掘和发现，人们对苏区红色平面知识的考察以及需求开始的逐年增大，在近二十年，相继出现了一批关于中央苏区时期的平面设计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从关注的角度看，关于苏区美术，这里指涉的是把设计与美术罗列在大美术的范畴，这些研究，比较宏观的只有林道福的《中央苏区美术史》（1999年）专著，这本书里面以时间作为线索，比较深入且全面地分析了中央苏区时期大美术的发展与创作格局，总结了其在历史中的意义等问题，被普遍认为是填补了中国近现代美术史论空缺。而由舒龙、凌步机主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中国文献出版社，2004年）以史学的视点梳理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发展史，在黄可撰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美术活动史话》（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一书中，更为完整地勾勒出了自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为推广与宣传所展开的美术活动。

从研究视角方面，对中央苏区时期的美术与设计发展史的研究中，学术界比较注重探讨的是中央苏区时期的美术与设计同政治、军事、经济等的关系问题，更多关注的是对中央苏区时期美术与设计的艺术特征、意义及作用的分析，忽略了对文化推广这一最根深蒂固的因素的思考，特别是地域文化在江西苏区时期平面设计推广的影响，所以这样的视角是不够丰富多样和独特的。

三、苏区平面设计的推广构成特征

苏区平面设计的推广构成的时间框架理应遵循历史的轨迹展开，研究的基础也应建立于历史考察与时间界定的明确基础之上。在历史考察方面，把时间放在四个阶段之中，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作为一个时间的关键点把之分为，萌芽阶段：1921年5月—1927年8月，发展阶段：1927年8月—1929年12月，在“古田会议”后，江西省苏区的平面设计在新闻出版事业的成长基础上快速发展，使得有组织有目的的推广形式日益活跃，逐渐走入系统成熟阶段：1929年12月—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后，到1934年10月主力红军北上抗日止，则是它的发展壮大阶段：1931年11月—1934年10月。

江西苏区平面设计推广的构成有着政治性、革命性、阶级性、大众性、艺术性、实用性等基本特征。江西苏区的平面设计推广构成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其核心直接反映了党的政治诉求，为党的政治任务服务，建立苏维埃政权是党的中心任务，苏区平面设计的首要任务就是以阐释、宣传党的政治纲领和政策，对旧有世界具有批判精神，直接将锋芒指向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更将无产阶级的内部丑恶作为革命的对象，而在推广的过程中工农大众既是革命斗争的参与者又是苏区平面设计的创作者，植根受众群体的不同接纳程度，特别是当时苏区群众大部分不识字的状况，利用简易实用的替代品进行宣传推广，比如墙头插画就是直接用石灰水、木炭等材料直接在墙壁上进行创作，用幽默风趣的插画配上相应的革命标语，这种方式成本低、操作简洁，影响力直观、通俗，是真正的贴近群众，把实用与接地气作为艺术形式的首要任务。

苏区平面设计推广构成离不开地域文化的影响，两者是相互融合与互补的关系，因此，江西苏区平面设计的推广是与客家的区域社会文化等联系起来。从具体的平面设计纹样中，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钞票图案的平面设计中，黄亚光作为设计师以江西客家民间喜闻乐见的梅花图形与苏维埃红色图形镰刀、铁锤、五星相结合，而在插画艺术中描绘身着客家传统服装青年，使得平面设计作品的地域推广更具有地方文化特质，这些平面设计的元素都是思路明晰、借鉴得当、形式新颖的典范，这些在贫困而艰苦的赣南区域创造的令人惊叹和折服的平面设计案例，是大众喜闻乐见且具有强烈创造力的与区域文化对接的优秀成果。

江西区域平面设计推广在媒介构成上选择了丰富的元素载体，除了招贴、插画、刊头以及封面等传统印刷媒介之外，还包括公债券、货币以及邮票、股票和粮票等纸质载体，除了纸质载体之外，平面设计的推广还包括像墙体、石刻、树皮、灯饰等载体，为了更好地达到宣传的目的，在广泛的材料空间都作了适应性调适，而在具体的设计图像反面，以货币为例，沿袭了红色苏维埃的代表符号，应用到多种适合纹样以及二方连续等设计手法，与镰刀、锤子、麦穗、列宁头像、五角星等这样的图案元素对接，使得红色的符号处处渗透。

江西苏区平面设计推广的过程中，通过深入了解生活，收集与时俱进的素材，扎根于区域文化的土壤，苏区设计师作为革命者与创作者的双重身份，用苏维埃政府的指导思想武装自身，自觉地发掘出多种的推广渠道和应用平台。从历史的发展中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勾勒出整个江西省苏区平面设计推广构成的脉络，对当代设计与传播有着重要的启示。

三、苏区平面设计的推广构成研究的意义

中央苏区时期的平面设计在骨子里有其地域文化的基因，江西特有的地域文化对江西苏区时期的平面设计有深远的影响。地域文化主要是指江西特有的区域文化，首先在地理位置上，江西地处中部，使江西本土居民与大量乔迁来的客家人聚居，文化上，苏区的红色文化产生于此，与当地的客家文化在这里开始发生交叠融合，从而为学术的较多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广阔的空间。

同时，在市场经济中，人们更加强调设计的应用价值，在苏区平面设计的推广构成的理论研究方面，特别是对苏区的平面设计推广构成（包括苏区时期）的研究成果非常具有局限性，使得很多人对这一时期是否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设计持有怀疑的态度。

而对江西苏区的平面设计的研究，学界大都是放在大美术的范围内来开展的，忽略了对大的构成关系的宏观把握。从长远来看，不利于独立、持久、深入地开展江西苏区平面推广构成史的研究，使得研究中心离散，形成泛泛而谈的格局。据调查统计，中央苏区时期，纯美术（国画、油画、版画、雕塑）作品的研究资料是很少，这一阶段的美术（大美术）作品主要以设计作品为主，而纯美术与设计作品之间的关联关系在现有研究中是非常薄弱的。特别是现留存了大量的平面设计类作品，为平面设计与纯美术的关联构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因此，这样的情况背景下，理应更充分利用既有资源对中央苏区时期的平面设计进行单独的推广构成研究，将江西苏区的平面设计从传统概念上的苏区大美术研究中剥离出来，有力地突现出江西苏区平面设计的独特价值，使得依附于大美术的平面设计主线能够清楚、完整，同时，也能将平面设计在中国的苏维埃革命运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更好地理清。

开展对江西领域的苏区平面设计在推广构成角度的问题研究，从根本上说是对苏区设计宏观框架完整化的诉求，也是社会发展对历史文化与区域精神体系完整追溯的需求，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追求。通过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对苏区平面设计在江西区域的发展脉络作详尽的梳理，对填补中央苏区时期的设计艺术史研究的空白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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