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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庐陵文化的载体

2017-03-28郭丽文

艺术品 2017年2期
关键词:吉水县庐陵吉安县

文/郭丽文

祠堂:庐陵文化的载体

文/郭丽文

北民南迁是庐陵祠堂的源头,耕读传家的传统是祠堂的精神基础,而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是祠堂兴起的重要经济基础。庐陵祠堂是礼制建筑,其“礼义门”体现了儒家的等级和秩序观念。战乱、王阳明“心学”的流行,是庐陵祠堂衰落的重要原因。

图1 吉安地图

一 、庐陵历史文化沿革

庐陵,吉安古称,地处赣中,四面环山,赣江南北穿过,形成阴阳两极地域,这里山明水秀,绿树良田,小河纵横,如同仙境。(图1)庐陵士子欧阳修曾以诗文赞美家乡:“青林霜日换枫叶,白水秋风吹稻花”1。其特殊地理位置成为北民南迁首选之地,他们从中原地区带来先进的耕作技术及深厚治世的儒家文化,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滋养了一代代读书士子。随着历史的变迁,这块土地逐渐以耕读文化为核心,传承两千余年,孕育了地域性书院文化、宗教文化、农耕文化、手工业文化、商贾文化的地域特征。

“庐陵”一名, 据《庐陵县志》记载:“自秦邑县天下厥有庐陵之名”。2《辞源》也有记载:“庐陵,郡名。东汉兴平元年分豫章郡置(今南昌市)。三国时郡置在高昌(今江西省吉安县西)。晋改治石阳。故城在今江西吉水县境。隋开皇初郡废,改置吉州(今吉安市),大业初复置庐陵郡。元改为吉州路。明清改为府。”3庐陵第一次更名在《隋书》中有记载:“庐陵郡平陈,置吉州。统县四,户二万三千七百一十四。”4可见庐陵郡变为吉州。以吉安名称则出现为元朝时期,根据《元史》记载:“元贞元年(1295),吉水、安福、太和、永新四县升州,改吉州为吉安路。”5民国时期废府改称吉安县。6自此,“庐陵”自始现于历史,已历经两千余年的兴衰发展。

二、庐陵祠堂兴起的缘由及功能

庐陵保存着较为完整的中华汉族文化,为中华文明传承不可缺少的民族文化之一,浓郁而鲜明特征是整个江右文化的核心支柱,而祠堂正是传播和支撑庐陵文化的媒介,庐陵文化又是哺育祠堂文化的滋养源泉。

祠堂,又名宗祠,《辞源》解释为:“旧时祭祀祖宗或贤能有功德者的庙堂……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7祠堂在战国时就已出现,清朝赵翼编撰的《陔余丛考》中也提到过:“然王逸序《天问》云:屈原见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则战国末已有祠堂矣。”8而宗祠在《辞源》的解释为:“祠堂,家庙。古代士庶不得立家庙,至明代,许立始迁祖庙,称宗祠。”9在封建社会士大夫不敢建宗庙,只有为官受爵者方可兴建。在《春秋左传》中详细记载:“凡诸侯之丧,异姓临于外,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同族于祢庙。”10唐五代时期,士大夫各立家庙,祠堂名逐渐废弃,至宋朝后祠堂名又得以恢复。11士庶可兴建祠堂,这归功于朱熹,朱文公在《朱子家礼》中提到:“然古之庙制不见於经,且今士庶人之贱,亦有所不得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礼云。”12并且在《吕氏乡约》的基础上完善了《损益吕氏乡约》中其族内民众修身立德、民入孝弟,树立共同的道德、礼俗标准,主张在标准范围内遵守个人行为。13细化了各项礼仪,规范了传统中的忠孝诚信、尊长爱幼注入庐陵深厚的文化当中,对庐陵社会产生了极大的乡村自律、乡邻和睦作用,在今天的庐陵中还可以感受到庐陵士子恭敬谦逊、持身清约。明朝初期方孝孺提到“非谱无以收族人之心,而睦族之法,不出乎谱”14。希直公主张继承礼义来正风俗,设置族长,修建祠堂供奉先辈灵位,完善宗族制度,凝聚宗族人心,促进族群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根据宗族发

注释:

1丁功谊、刘德清《欧阳修诗评注》,257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

2〔清〕濮应台、陆在新,乾隆年间《庐陵县志》,卷一。

3《辞源》,1124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

4〔唐〕魏徵《隋书》,志第二十六—地理下,中华书局,2008年。

5〔明〕宋濂《元史》,1508页,中华书局,1976年。

6刘任远《庐陵文化博览》,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405页。

7《辞源》,2476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

8〔清〕赵翼《陔余丛考》,569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9《辞源》,891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

1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996页,中华书局,2009年。

图2 江西吉安县大栎村罗氏祠堂前厅天井 明早期祠堂

11〔清〕赵翼《陔余丛考》,569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展的脉络,用族谱等方式进行记录和串联,保证宗族发展有据可查并形成完整的宗族发展体系。这种乡族制度至今还影响庐陵地区乡党家族之间和睦相处,相教相助,筑祠堂、修宗谱来彰显着整个宗族发展的血脉传承,对生命延续的认可,同时也促使了庐陵地区对生男丁的重视。

祠堂可以彰显其文化精髓,对外是传播的展示空间,对内是激励后人的实例范本,祠堂可谓庐陵文化的核心载体,其形成有以下特征。

图3 江西吉安县大栎村王氏祠堂前厅天井 明早期祠堂

图4 吉安县钓源村欧阳祠堂 进士桅杆石柱

图5 吉安县渼陂梁氏祠堂前水塘

1.北民南迁的源头基础

“五胡乱华”“安史之乱”“靖康之难”三次社会变革使北方地区的贵族士大夫大量南迁,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促使其成了北民南迁栖息地的首选之地,作为江西“母亲河”的赣江,上连岭南,下通中原,成为北迁的纽带。南迁北民思祖念乡,建祠怀祖,修谱追源,凝聚血亲。

2.耕读传家的精神基础

北迁促进了庐陵的先进劳动生产力,融合了深厚的中原儒家文化,结合宋明理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15的思想,转化为“耕读文化”,耕者齐家也,读者修身也。在庐陵,唯读书方可入仕、求功名、耀门楣,因而祠堂为启蒙场所,有着尊师授业之功能,营造人人读书的气象。天顺八年(1464)甲申科状元彭教描述家乡士子读书景象,其记载为:“郡多秀民,邑井里巷,弦诵相闻,为弟子员者,率尝讲习于家庭”。16吉水八都镇毛氏宗祠“文接堂”的楹联写道:“继宗祖一脉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行正路唯读唯耕”。以“耕读传家”词句书写祠堂匾额楹联之上,激励后人效仿先祖崇德尚学之风气乃庐陵人立家之道、旺族之本。

3.手工业和商业的经济基础

庐陵地区在两宋时期,中原人为躲避战乱,纷纷向相对安全的南方迁移,一些商人及手工业者也随之迁移南方。17旧时,商人地位低下,为巩固地位,提高社会声望,促成家族部分成员走出农耕稼穑,入商海、学手艺,换取财富资本,待有积蓄后,回乡出资修宅建祠,彰显其成就,换取在宗族中与士大夫们平起平坐的地位。身份的认可使庐陵先民敢于走南闯北,把庐陵文化带出去,引进新的建筑工艺,加深了庐陵祠堂的深厚韵味,同时提供修建祠堂的资本。

12王燕均、王光照校点《家礼》,8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13牛铭实《中国历代乡约》,15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14牛铭实《中国历代乡约》,23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15〔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3页,中华书局,1983年。16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2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17田欣《宋代商人家庭》,17页,社会科学文学出版社,2013年。

三、庐陵祠堂的特色

庐陵村落结构基本上都以同族同姓组成,祠堂为履行权利之重要场所,兼顾祭祀祖先、彰显恩赐牌匾、存放先辈灵位、举办宗族会议、商议宗族内部事务、族长行使族权、办理婚丧寿喜事、举办民俗文化活动、战乱时期的临时办公或避难及村庄私塾教育的核心场所,是身份认同的象征,是追根溯源及凝聚族人的重要信仰宗庙,是庐陵人的心灵归属。(图2、图3)

庐陵祠堂为礼制建筑,建筑结构结合住宅建筑形式演变为祭祀场所,其布局严格按照儒家思想制约,以四方端正形式呈坐北朝南方位,又受道家中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18的思想,追求“道法自然”19及“天地有大美而不言”20的朴素无华、简洁实用、雅致卓美的外观,做到“去甚,去奢,去泰”21的理念就地取材,采用青砖灰瓦马头墙的建筑形式通过历史长河的渲染逐渐形成庐陵特色。选址上,受《周礼》中“右社稷,左宗庙”22的思想影响,祠堂大部分都建于村庄东侧。其入口设置为开阔场地,便于族人用于祭祀、庆典、红白喜事、家族会议、闲时娱乐等户外集会场所,同时也会安置旗杆夹旌表本宗本族的先祖显赫功名。如吉安县钓源村欧阳宗祠(图4,江西吉安县钓源村)。根据《阳宅十书》记载:“前有淤池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元武,为最贵地。”23有些祠堂根据风水概念,在广场前方开凿水塘,如吉水县桥头村祠堂及吉安县美陂村祠堂(图5,江西吉安县渼陂村),甚至根据风水学说,《阳宅十书》中所记载宅门前可开半月塘,24因此有些祠堂前会建造

18陈鼓应注释《老子今注今译》,第十九章,149页,中华书局,2003年。

19〔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二十五章,64页,中华书局,2008年。

20陈鼓应注释《庄子今注今释》,《知北游篇》,601页,中华书局,1983年。

21陈鼓应注释《老子今注今译》,第二十九章,188页,中华书局,2003年。

22《国学导航网》,http://www.guoxue123.com/jinbu/ssj/zl/019. htm。

23郑同点校《堪舆》,603页,华龄出版社,2009年。

24同23,604页。

图6 江西吉水县燕坊村宗祠前泮月池

图7 江西吉安县渼陂村匡鉌立二祠堂

图8 吉安县大栎村王氏四进祠堂

图9 江西吉水县鹄山村郭氏祠堂 民国时期祠堂

25王先谦《荀子集解》,232页,中华书局,1981年。半月池,如吉水县燕坊村(图6,江西吉水县燕坊村)。在古时的庐陵,同样追求风水堪舆术来建造祠堂,以求得子孙繁荣富贵。

图10 江西吉安县大栎村王氏祠堂礼义门 明早期祠堂

图11 江西吉水县桥头村王氏祠堂礼义门 明中期祠堂

图12 江西吉安县大栎村王氏祠堂 明早期祠堂

图13 江西吉安县富田镇王氏礼义官帽大门 清中期祠堂

庐陵祠堂按属性可细分为总祠、宗祠、支祠,建筑可分为一进、二进、三进等结构形式,这根据其家族的显赫及实力所致。家族以耕读入世为官者其祠堂规模基本都在二进以上,从商者及普通祠堂则为一进,从商家族也有二进祠堂,除正房(原配)外,偏房侧房(庶妻)所生男丁祠堂其规模基本为一进建筑,如吉安县渼陂匡鉌立二祠堂(图7,江西吉安县渼陂村),庐陵地区也出现四进祠堂,如吉安县大栎村王氏祠堂、罗氏祠堂(图8,江西吉安县大栎村)。而民国时期所建祠堂通常都为二进带建筑,如吉水县鹄山村郭氏祠堂(图9,江西吉水县鹄山村)。

庐陵祠堂在传统结构上,以“礼仪门”来凸显宗族的权威和威严,《荀子》中说:“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义之文也。”25设置礼义门不仅对应儒家中尊卑有序的 “礼义”,更多表现为通过这种建筑形式来教化人对天地、生死、先祖、君师产生敬畏之心,这符合儒家的君子之道。礼义门受儒家《礼记》中思想:“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26通过设置礼义门来彰显其显赫的家族,以及教化庐陵士人在朝为臣摆好位置而忠于君主,使父子关系亲密,促使兄弟关系和睦、夫妻关系和谐。在庐陵地区,礼义门形式的祠堂种类繁多,明朝时期的祠堂建筑正堂前方设置独立礼义门,其结构形式为原木12柱三间木牌楼式大门,两侧为歇山顶屋檐楼式衬托中间官帽歇山顶门头,庄重雅致,轻巧华贵(图10,江西吉安县大栎村;图11,江西吉水县桥头村)。礼义门的官帽仰首建筑形式受儒家理学的教化,象征庐陵人崇尚正气,敢于担当,忍辱负重,忠君爱国,舍生忘死的精神,如孟子所云:“我善养吾浩然之气”27“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28如此礼义门激励了庐陵人崇尚爱国精神及民族情节,三间三重檐代表读书入仕寓意步步高升,象征节气层层拔高,柱子的摆放由内中心单柱按序二根、三根形式辐射左右,象征儒家秩序思想,寓意做人做事知其位谋其事,敢于担当,不胜其任,中流砥柱奠定了“文章结义”的核心思想。

庐陵地区早期建筑只有四角马头墙,受王阳明《告谕庐陵父老子弟》书的影响,庐陵建筑形式变化为四角十六垛子马头墙,书中记载为:“架屋太高,无砖瓦之间,无火巷之隔。”29如吉安县大栎村王氏祠堂为例(图12,江西吉安县大栎村),此建筑完整保持明朝礼制祠堂形式,单栋独立四进祠堂在庐陵地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可见其先祖之显赫,坐北朝南的建筑布局运用风水学偏西错位于中轴线,有避煞气而使瑞气绕垣而进之意,也寓意做人可以“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可以看出其家族的做人处事的低调,让路过之人不能直视正堂中显赫的表彰,这也符合庐陵文化的高贵而处下,雅致而朴实。该建筑具有儒道文化结合的代表性祠堂,规格之高,保存之完整,堪称活化石般的国宝级祠堂建筑。

随着历史演化,独立的礼义门在庐陵地区所剩不多,至清朝后礼义门逐渐与祠堂正堂入口连为一体,为三间三重屋檐牌楼式官帽礼义门,这种结合的礼义门高于前堂屋檐,使其更加雄伟庄重,有着强大的精神图腾作用,凝聚人心并激发对祖先、对民族的认同感,如同《淮南子·铨言训》中所云:“君子行正气,小人行邪气。”这种庄严的礼义门潜移默化影响每位仰首伸眉、意气风发的庐陵士子,如吉安县富田王氏祠堂(图13,江西吉安县富田镇)。不管是独立礼义门还是综合礼义门,其门头形式大部分为木质结构,也有少数石柱木架结构,如吉安县渼陂梁氏宗祠,还有其规格比较高,门头与礼义门连体为三间五重屋檐的祠堂建筑,如吉安县富田王氏祠堂。也有礼义门头演变为楼阁礼义门的祠堂建筑,如吉安县富田匡氏祠堂(图

26〔清〕孙希旦,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583页,中华书局,1989年。

27〔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篇》,231页,中华书局,1983年。

28〔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篇》,348页,中华书局,1983年。

图14 江西吉安县富田镇匡氏祠堂入口大门 清中期祠堂

29〔明〕王阳明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11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4,江西吉安县富田镇)。也有砖石牌坊式礼义门,通常为三间三楼式,如吉水下老街街尾纪念李邦华的忠烈祠(图15,江西吉水县城下老街),有结合墙垣的牌坊式礼义门,如吉安县钓源礼派宗祠(图16,江西吉安县钓源村)。

图15 江西吉水县城下老街李邦华祠堂 清初时期祠堂

图17 江西吉安县富田镇王氏祠堂内庭天井 清中期祠堂

图16 江西吉安县钓源村礼派宗祠 明末清初时期祠堂

图18 江西吉安县渼陂村梁氏宗祠内部空间 清中期祠堂

祠堂正房建筑是由前厅、后正堂、左右两侧厢房组合的四合院形式建筑,受朱熹《朱子家礼》中“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於正寝之东。”30的影响,均采用对称式布局,彰显出儒家的尚“中”精神。《周易》乾卦中提到:“刚健中正,纯粹精也。”31“中”所反映在对称式建筑所表达的君子美德。中间为天井,天井有着“四水归堂、中堂聚水、名蓄内气”之说法。天井有着通风、采光、排水作用。(图17、图18)前厅建筑主要为祭祀活动及红白喜事聚餐场所,空闲时作为过道。前厅两侧为厢房和耳房,东西侧厢房用于放置祭祖吃饭时所用的桌椅餐具,平常活动时做休息房,部分祠堂则在东侧耳房造灶台,西侧耳房则为主事人员办公场所。有些祠堂东西不设厢房,规格大的祠堂则设有东西厢房,并且有规格之分,体现了儒家中的左尊右卑、左贵右贱的秩序之本,如吉安县富田王氏祠堂,东侧为贵,属阳,所以有过道。西侧为阴,即未过道。(图19、图20,江西吉安县富田镇王氏祠堂)

祠堂正堂通常为两层建筑,正方设有神龛,用于安放祖先灵位,前方置有一条精雕细刻的香案,其上摆放祭祀祖先的贡品及香烛基座。(图21—图23)正堂顶部通常有朴实简雅的藻井,藻井具有天圆地方的意义,象征敬天尊神。(图24,江西吉安县渼陂村)二层隔楼则放置棺木,家族有人过世,取下棺木置于右侧,有儒家的秩序礼节,祖先在则处右。《道德经》中记载:“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左为阳则为生,右为阴则为死。庐陵祠堂象征着庙宇,有佛教思想中转世轮回的寓意,既是对逝者同宗身份认可,也是对逝者家人的良好祝愿,“佥同厥谋共营寝庙,明德之后必有达人”,32在吉水县八都镇铎塘村祠堂的楹联上可以看到佛教佳言美句。祠堂外墙在清朝后都以马头墙为风火墙,此墙便于防风防火,同时又具有装饰美化作用,其外观素雅,装饰简朴,即不失尊贵又完美融合于村庄其他民宅,真正的形成天人合一、宛如天开33般世外桃源。

四、庐陵祠堂的衰落及其原因

庐陵地区的祠堂,随着庐陵文化发展至鼎盛过度于衰退,从萌芽期至高峰再滑落低谷,历经了千余年。

庐陵,因战乱而盛,因战乱而衰。根据《清史稿》中大量记载清朝时期,庐陵地区为吴三桂的核心战区之一且土匪猖狂,如:“乙亥,吴三桂将高大杰陷吉安。”34清早期平定吴三桂,清政府的政策重心也随之转移,对庐陵文化有着强烈的冲击,经济受损,工业生产低迷,农耕教读的启蒙场所,延续千年,往日琅琅书声的情景一去不复返,学而为仕的象征图腾在基层给与断层,庐陵自古的“团箕晒谷也要教子读书”思想也彻底改变。

图19 江西吉安县富田镇王氏祠堂东侧厢房

其次,庐陵士子受王阳明“心学”而放弃匡时救弊,刚健有为,忧国忧民的“入世”思想,转为“天下之患,莫大于风俗之颓靡而不觉”35的良知来发驱内心的本性,戒掉“私欲”,使部分庐陵士子放弃光宗耀祖的仕途科举,抛弃传统的抱负而追寻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探索“知行合一,格物致知”之道,放弃“学而优则仕”的光宗耀祖之路。甚至出现以庐陵地区为核心的“王门学三大派”中“江右王派”,其中有吉水罗洪先、邹元标,安福邹守益、王时槐、刘元卿,泰和欧阳德、胡直,永丰聂豹。所以说庐陵文化也是因理学而盛也因理学而衰。

再次,祠堂是宗族的私权中心,而族长是宗族认可而选举出来的首领,有着化解宗族纠纷,组织协调婚丧喜庆活动,主持族人祭祀先祖,执行乡约制度的责任。王明阳在《南赣乡约》中提到“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36因此,族长可以执行职掌各项活动,礼仪制度,执行修缮族谱,并且可以凝聚族人,达到从善做人,互助互爱,和谐共处,提高族人的励志图强的精神。然而,新中国成立后,族长制度破坏,祠堂功能丧失。

图20 江西吉安县富田镇王氏祠堂西侧厢房

结语

庐陵,这块特有的土地,孕育了千年文化,特有的地理环境吸引了大量因战乱逃避而徙的中原子民,融合宋明理学形成了庐陵地区“文章节义之邦”的美誉,其儒家的“学而优则仕、三纲五常、文章节义”等思想推崇有加,衍生出了庐陵特有的“耕读文化”,祠堂作为庐陵文化的核心载体,其影响了庐陵士子崇拜先贤文化风范所信仰的图腾,如同庐陵周必大《三忠堂记》所说:“文章,天下之公器,万世不可得而私也;节义,天下之大闲,万世不可得而逾也。”37以祠堂撰文对先贤的节义情操给与很高的评价,激励无数庐陵士子崇拜先祖的人格情操。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庐陵祠堂逐渐淡出人们的认知当中。历经两千余年的庐陵,承载过往历史祠堂逐渐破坏而变得日趋没落,祠堂作为庐陵文化的核心载体,它既是庐陵文化传播的媒介,也是庐陵文化的精神信仰,同时也是其文化对历史的见证。

因此,我们期待更多的人关注、关心庐陵祠堂,让其建筑重现往日的辉煌,圆千百年来的庐陵之梦。

30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王燕均,王光照校点《家礼》,8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31〔宋〕朱熹撰,廖名春点校《周易本义》,40页,中华书局,2009年。

32肖玉兰主编《民间吉水》,34页,江西高校出版社,2007年。

33〔明〕计成著,陈植注释《园冶》,51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

34赵尔巽撰《清史稿》,第六卷,191页,中华书局,1977年。

35〔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中册95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36〔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中册,6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37〔宋〕岳珂撰《桯史》,131页,中华书局,1981年。

(本文作者为园林古建设计师)

责编/王可苡

图21 江西吉安县渼陂村梁氏祠堂前厅

图22 江西吉安县富田镇王氏祠堂中堂 清中期祠堂

图23 江西吉安县富田镇王氏祠堂前厅 清中期祠堂

图24 江西吉安县渼陂村梁氏祠堂藻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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