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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学习未来之我见

2017-03-28史蒂芬·道恩斯

中国远程教育 2017年2期
关键词:未来因特网学习

史蒂芬·道恩斯

【摘 要】

虽然我们已经进入在线学习时代,但是学习领域的变化并没有止步。的确,因特网之前学习时代的大多数结构和机构今天仍然存在,但这种情况不大可能继续下去。总的说来,本文认为在线学习的发展会促进学习投入和赋权,允许学习者管理自己的学习,而不是把他们推向企业驱动的新教育市场;这个市场把在线学习这种很有价值的社会支持系统置于私营企业控制之下。本文具体讨论Contact North2016 年发表的加拿大在线学习未来的报告。虽然该报告旨在预测加拿大在线学习未来,但是每一项内容均反映了一种广为流传、备受认的观点。因此,本文不但旨在换个角度解读这份报告,而且希望把其中种种假设置于更大的背景下进行分析。

【关键词】 学习;因特网;未来;教育;技术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9-458x(2017)02-0005-13

导读:2016年1月加拿大著名远程教育和培训机构Contact North发布了《在线学习未来2016年度报告》(A 2016 LOOK AT THE FUTURE OF ONLINE LEARNING)。该报告由两大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越来越先进的技术与在线学习——未来的完美搭配”首先预测可能对在线学习的设计、开发、支持和传送有直接影响的七种技术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在线学习可能呈现的五个主要特征,最后对驱动或决定在线学习发展的机构环境(包括机构战略、学生需求、教师个人决定和资源配备等)可能出现的六个方面变化进行分析;第二部分“学生、专业、教与学以及政策和政府方面的转变”“旨在深入分析在线学习领域正在发生而又相互关联的变化以及对中学后教育的启示”,《报告》首先分析了可能出现的学生需求和变化,并据此提出未来的专业可能在五个方面跟现在有明显的不同,以及教与学将可能出现的七个方面变化,随后预测政策和政府层面可能出现的变化/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最后还给高等院校开出一张包含五个方面建议的“良方”。

2016年3月4日,道恩斯在他的网站上发表了对这份报告的评论草稿,并于6月8日在新不伦瑞克省(New Brunswick)举行的大西洋高等院校技术大会(Atlantic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Technology Conference)上作题为“在线学习新趋势”的主旨演讲时,再次针对Contact North报告的部分预测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此期间,我研读了Contact North报告的内容和道恩斯的回应,双方的观点似乎都很在理,因此我告訴道恩斯,希望他能把自己的观点整理成正式文章并在本刊国际论坛发表。我没有选边站队的意思,我认为这纯粹是一次正常的学术争鸣,值得大力提倡,尤其是在国内学术界。另一方面,虽然Contact North报告针对的是加拿大的情况,是对加拿大在线学习未来的预测,但是,诚如道恩斯在文章摘要中所指出的,它的“每一项内容均反映了一种广为流传、备受认可的观点”。考虑到Contact North在国际远程教育领域的影响和其预测的潜在全球通用性,道恩斯撰写此文“不但旨在换个角度解读这份报告,而且希望把其中种种假设置于更大的背景下进行分析”。我认为不管是Contact North报告的观点还是道恩斯的观点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总体看,道恩斯是从全球视角出发审视Contact North的预测并予以反驳或修正的,换言之,Contact North的一些预测可能真实地反映了加拿大的情况,但不一定符合全球在线学习的情况。

以前很多教育机构(尤其是普通高等院校)对在线(远程)学习是避之若浼,现在却是趋之若鹜,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乃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把它当成“香饽饽”,从国家或全球教育战略的高度加大投入和推广力度。在这种现实背景下,最近几年涉及在线(远程)学习的预测(包括某些研究者个人的预测和一些专业机构的预测)屡见不鲜,其中影响最大、也是最受大众传媒青睐并非常有可能(甚至是已经)影响政府决策的是专业机构的预测。与研究者个人预测不同,机构预测通常夹杂“私念”,目的往往很明确,即为了所谓给机构层面或政府层面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当然,由于专业机构经常能够把一些“权威专家”(哪怕不是在线[远程]学习领域专家)网罗在自己麾下,因此“不明真相”的人通常不敢对它们的预测提出质疑,甚至会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值得注意的是Contact North报告没有列出撰稿人名字)。

无独有偶,在我和道恩斯就文章的修改交换意见的过程中,国际远程教育领域另一位以敢言著称的学者巴格利教授也刚刚为我担任副主编的《远程教育》(Distance Education)(http://www.tandf.co.uk/journals/CDIE)撰写了一篇针对三个权威机构/组织发布的三份在线学习未来报告的批判性文章①:全球学习理事会2016年度报告《技术促进学习:高等教育最佳实践和数据共享》②、麻省理工学院2016年度报告《在线教育:高等教育催化剂》③和盖茨基金会2015年度报告《为数字化大学做好准备:远程、混合式和在线学习的历史与现状述评》④。巴格利指出这些报告里面有明显互相矛盾的论述,可能是作者受到来自他们所代表的机构的压力,即虽然缺乏支持证据但机构仍然想推行某些政策和原则,也可能是因为远程教育文献缺乏这方面的研究。他认为很多机构很有可能根据此类报告的建议做出重大决策,因此用批判性目光审视这些报告甚至提出质疑——这种争鸣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值得注意的是,此前道恩斯曾对盖茨基金会的报告进行批评⑤,虽然该报告的第一作者是他的老搭档,一起推出第一门大规模公开在线课程的西蒙斯)。三年前巴格利也曾对“风靡全球”的新媒体联盟2004-2012年的《地平线报告》和“每个儿童一台笔记本电脑”(One Laptop per Child)工程的不实预测进行深入剖析,富有启发意义⑥。

这篇文章篇幅较长(作者已经根据我的要求尽量做了删节),但有些地方的论述仍需结合Contact North报告的相应内容进行理解。

最后,衷心感谢老朋友道恩斯对本刊的支持!

引言

我曾在“在线学习未来”这篇文章中阐述影响在线学习未来的三个主要因素(Downes, 1998)。第一个因素是明显的技术基础。当时因特网和数字化系统的迅猛发展是显而易见的。第二个因素是人的本性。一方面是社会固有的保守主义,另一方面是人类总是喜欢以新的、意想不到的方式使用新事物的秉性。因此,虽然我当时没有预测因特网会成为有史以来猫咪照片最庞大的发布网络,但是后来我对这个事实并不感到惊讶。

Contact North报告(下文简称《报告》)考虑了上述第一个因素,但完全忽视了第二个因素(Contact North, 2016)。现在因特网上有大量信息,涉及人的因素的预测会更加容易,因此,《报告》不应该忽视这个因素。从Napster、同人小说、自拍、加为好友、网络钓鱼到大笑猫的流行,因特网每天都有大量反映人性的东西,就好像盛放在大浅盘上供大家观赏。这真的很美妙。

本文对《报告》提出的预测按照原文出现的顺序逐一进行评论(下文各级标题均是《报告》的预测),但是我们的结论会跟Contact North有很大不同。

越来越先进的技术与在线学习

——未来的完美搭配

《报告》的第一部分预测有七种技术发展趋势将对在线学习的设计、开发、支持和传送产生直接影响。

(一)七种主要技术模式

1. 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将越来越多地用于自适应学习领域

这里存在错配问题。从本质上讲,自适应学习(adaptive learning)指差异化教学(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即根据先前学习情况给学生提供新内容或作业。自适应学习不需要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

目前,自适应学习系统跟计算机程序相似(Dreambox Learning, 2016)。学生在老师指导下对一系列决策树和决策环做出选择,计算机处理器会根据预设算法提供资源。自适应学习系统会不断改进,至于能发展到什么程度,我认为它们会更类似于CodeAcademy(www.codecademy.com)这些能对学生输入做出反應的网络环境。

2. 手提、移动和一体化设备将继续发展并成为学习、交流和对等网络的实际工具

事实并非如此。的确,从交流的角度讲,手提设备最便捷。平板电脑能为流动性强的人提供非常有用的工作环境(比如飞行员[Reddit, 2015]和医护人员[Adil, 2012])。然而,未来发展不是通过应用程序来扩大其用途,而是要把这些移动设备整合到其他设备上,比如能教我们打球的网球拍等(Serafin, 2014)。此外,大型计算机不会消失;我们需要这种空间(Meyer, 2014)。

同时,第三方应用程序和插件也正从集中储存于一处转移到分布式计算环境(即应用程序储存在云上,用户按需获取使用)。今天很多应用程序依托专有平台,这种局面不会长期存在。除了平台以外,谁也没有从中得到好处(Taves & Tibken, 2015)。

3. 预测分析在预防学生辍学和提供学习支持方面的应用会显著增加

预测分析(predictive analytics)的目的不是推荐资源(这是自适应学习系统的事),而是预测学生表现。预测学生成绩对教师主导的学习模式尤为重要,但会逐渐被淘汰。因此,教育领域越来越不需要预测。从学习角度讲,分析技术在个人知识网络和反馈机制环境下才真正发挥作用。教育领域以外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运动如火如荼(Watters, 2012)。我们不需要预测分析,只需要好的感应器和计算机制,比如我每天走13公里燃烧了多少卡路里?我的心率显示血压是多少?如何才能跟踪自己法语水平的提高?换言之,我们需要反馈,而不是预测。

4. 各种设备和系统的互联性将是物联网及其活动的显著特征

《报告》指出,“设想将这些发展用于学习上。立即标记学科新发展,动态检测能力和技能,即时获取全球专家有关某一课程内容的讲授,以及实时观看学徒应用技能的情况。这些在未来均可能发生”。

然而,它们带来的不仅是希望,还有风险。把汽车与手机连接在一起固然是好事,但是如果把驾驶习惯报告给保险公司,这可不见得是好事(Gollom, 2013)。用23andMe(www.23andme.com)做基因测试也许好玩,但如果因为家族史而被拒绝购买健康保险,这可不好玩了(Schultz, 2013)。实时测试设备的出现意味着我们得做好两个方面工作:第一,不管是表现的结果、测试的结果、环境和基础设施,还是其他任何个人数据,信息交换必须建立在真正自愿的基础上。如果强制性要求用户参加某项测试,这个系统很可能会被滥用。比如,汽车保险公司降低使用GPS监控驾驶过程的车主的保险费,但是却提高了其他车主的保险费。按理说不使用GPS的车主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CBC News, 2013);第二,我们需要得到某种保护,以免受到这些测验结果的影响。比如,单纯以自动测验结果为依据拒绝客户投保或大幅提高保险费是绝不可以接受的。自动测验结果应该用于公共和非歧视性服务上。

5. 游戏化和虚拟现实将在许多学科(尤其是实验型学科)的教学中发挥显著促进作用

“游戏化”(gamification)指的是把游戏成分(比如分数、晋级、徽章等)添加到传统学习上。“游戏化是一种技艺,它提取游戏中所有好玩和使人上瘾的成分,并把它们应用于现实世界或生产活动中”(Chou, 2016)。如游戏化维基采用飞行常客积分的方法激励用户参与(Gamification Wiki, 2016)。游戏化不同于将学习转变为游戏,即严肃游戏(serious gaming),后者跟游戏不同(Marczewski, 2013)。我认为两者有各自的作用但对学习的影响有限。

游戏化是一种激励机制,会影响表现,最终可以归入量化自我范畴。如果频繁出现积分减少或奖励越来越小,人们会开始怀疑这些活动(Miller, 2014)。严肃游戏有几个阶段,从简单记忆游戏(比如Jeo pardy各种版本)、简单分支剧情游戏(Riedl & Young, 2006),到旨在促进深层知识学习和因果推理的更为复杂的游戏环境。它是一种呈现机制,在学习上的用途同样很有限。

6. 翻译引擎将持续改进并被嵌入许多应用程序中

翻译将无处不在。我可以用手机翻译土耳其招牌。但是,至少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这种翻译会很有趣,因为操不同语言的人表达思想的方法也不同。翻译服务如何才能做到在保留与不同语言密切相关的文化和比喻色彩的情况下直接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我们拭目以待。

7.协作技术和知识共享将是各种学习形式的主要资源

我们必须从合作(cooperation)而非协作(collaboration)的角度思考问题(Harvard University, 2016)。协作建立在共同目标的基础上,通过管理得以开展,参与者为顾全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需要。协作必须有一位领导者,协作的结果常常有利于领导者。相比之下,在合作过程中,每个人都有所贡献,每个人都能从中获益。

创建合作环境方面的领头羊(比如Slack[slack.com]或Atlassian [www.atlassian.com/software/jira])秉承这个理念:群体是自组织的,每个人都明白自己的贡献,软件的目的是促进交流而非协调,有利于分享而非发号施令。如敏捷开发(agile development)(Martin, 2002)和联结制度(wirearchies)(Husband, 2015)都是组织的數字化时代形式的数字化实例。

(二)基于技术模式在线学习的五个主要特征

《报告》认为,得益于上述七个方面的发展,在线学习将呈现以下五个特征:

1. 学习具有移动性,随时随地发生

的确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习。学习将会是一项公共服务,跟水和电一样。但是这样理解学习很片面。学习受制于环境,尤其是受制于一定背景(Gómez, Zervasb, Sampsonb, & Fabregat, 2014)。比如,在飞机失事现场参加救援的人员不可能有时间马上学习一门为期三周的救援课程,在爆炸现场参加救援的人不可能拿出手机学习救援知识和技能。有时我们得自己琢磨该怎么办,有些东西还得熟记心头。

2. 学习具有交互性和吸引力

这项预测有些含糊。《报告》的意思是学习因为有交互性而变得有吸引力吗?为什么把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或者只是想重复前文提到的话:“考虑到协作不仅是发展知识和学习的关键,而且也是找工作的关键,学生将使用新兴技术开展协作和建立关系。”可是,吸引力和交互性是两个不同概念。只有当我们想学习时,学习才会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只有当学习涉及与他人(也可能是设备)的信息交换时,学习才有交互性。

我认为学习是沉浸式的(immersive),因此吸引人。“沉浸式”不是简单地应用虚拟现实(虽然其他人是这个意思[Burns, 2012]),而是学与做合为一体。“做中学”已经是被广为认可、越来越流行的学习方法(Felder & Brent, 2003)。的确,我们无法想象纸上谈兵能学会各种运动、表演或烤面包。并非自然发生、机械的“交互”远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支持、竞争、安慰和活生生的、能品尝我们刚刚出炉的馅饼的人。

那些开口必谈协作(甚至是个人学习网络)的人常常把人当成一种支持性工具(Wheeler, 2010),这其实是误解了人们一起共事的动机。我们多半是因为彼此喜欢而一起工作。我们不能把人物化为“交互”和“协作”的工具。

3. 学习是个人事情而教学是差异化的

…《报告》实际是说学习是个性化的(personalized),并列举了一批很受欢迎的个性化学习新宠,如Knewton、ALEKS、Capterra、DreamBox、Cognitive Tutor、Knowillage LeaP、Planet Sherston和Grockit等。这些都强调差异化教学,效果如何仍不得而知。但是,初期证据表明它们不尽如人意(Jarrett, 2015)。事实上,我们已经从学习对象、学习设计以及其他很多尝试中领教到学习的问题不是搜索资源的问题。资源便于发现并不能解决学习的问题(Berkun, 2012);便于发现至多有助于挑选资源,然而,学习终归不是可以由别人为我们做的事情,而是我们要亲自去做的事情。我曾对个人(personal)学习和个性化学习做了区分(Downes, 2016)。一言以蔽之,如果我们亲自做某件事,这件事就是“个人的”,别人(或某个系统)为我们做的事情则是“个性化的”。学习的提高不是得益于减少对学习者的控制(这正是上述系统的初衷),而是受惠于学习者享有更多控制权(Kay, 2001)。

4. 学习具有智能性

《报告》指出:“博士生不但能与自己导师建立联系,而且还能与本专业的兴趣社区和实践社区保持联系,了解最新发展。他们能够成为更加投入的研究者,尤其是得益于智能过滤器对海量资源进行过滤。我们不妨设想课程能根据新研究成果和质量有保证的新开放教育资源进行自动更新这种情况。”这些当然有作用,但如上所述,解决不了学习问题。而且,在这些情况下,我们是被告知发生什么事情,而更吸引人的是弄清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探究原因能使我们了解这些新系统的能供性。由于没有对“智能”下定义,我们很难理解“智能”究竟指什么。下面这些都是智能系统:

决策引擎——即专家系统(Engelmore & Feigenbaum, 1993),建立在规则驱动策略的基础上(Newell, 1984),用户利用事先建立起来的知识库进行决策。

模式识别——即神经-网络型感知系统,能在不完整数据或无序数据中识别其模式(Bishop, 1995)(有时哪怕数据实际并没有隐含什么模式)(Hern, 2015)。

聚类分析——即基于图形的算法,用于检测同类(K?rting, 2014)和事物范畴(Sayad, 2016)。

上述是机器智能化的例子,然而对人类学习没有帮助。工具能识别模式或对事物进行分类固然是好事。但是我们并不满足使用它们做一些简单事情,比如挑选最佳电影。我们希望这些算法能帮助我们理解学习内容,例如改变其主要参数并观察不同变化或以不同方式组织数据等。只有我们亲自做事,这才是学习,而如果系统为我们做事,这不是学习。

5. 学习具有全球性

几乎没有所谓的全球公民。今天我们跟其他国家的人交往可能会比过去多一些,但是我們的根依旧是在我们的家庭和社区。国际交流可能有助于我们用全球视野思考问题(这是好事),但是人的本性却使得我们大多数情况下行动本地化(Jocz & Quelch, 2012)。

我们也许以为能够通过因特网影响全球,但这种影响非常有限。比如,有一种现象被称为“标签行动主义”(hashtag activism)(Augenbraun, 2011)。我想“阿拉伯之春”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标签行动主义”的影响很有限——世界各地的人通过电脑进行善意干预,然而这些干预却被相关国家正在发生的暴力冲突所淹没。我在相对平静的伊斯坦布尔通过社交网络发出呼吁的时候,只有几百公里之遥的叙利亚正在发生充满暴力的毁灭性内战,而我们却束手无策。在线学习的情况也如此,学习者总是首先考虑本地情况和兴趣,全球化对他们的影响非常有限。

《报告》指出:“学生没有理由跟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同伴、专家或知识和理解之源中断联系,尤其是考虑到翻译引擎的效能越来越强大。”话虽如此,如果有一位远方朋友消失了,我们很快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这时便会意识到这种联系可能非常脆弱。有时候哪怕能够给彼此一个拥抱或拍拍后背便胜过任何东西,可是远方的朋友却连这些“举手之劳”都做不到(Experience Project, 2010)。

(三)发展在线学习的机构环境

专家多数重视研究机构(比如大学或政府)的未来,但缺乏新意。纵观历史,机构既发挥积极作用,也扮演消极角色;没有机构,我们不可能有今天的文明,但是法西斯主义也是机构的产物。毫无疑问,新技术以及发展新技术的社会背景和环境背景正在给机构带来明显变化。眼下有些机构得勒紧腰带过日子(Mohler, 2016),有些正在努力适应新环境(Coe, Paquet, & Roy, 2001),还有一些消失了(LaFrance, 2015)。“机构”一词隐含抵触变化之意。但是,我们身边的机构却一直在变化之中,因此,社会的动态性远比我们意识到的还要显著。历史悠久的机构(比如报纸和教堂)的作用越来越弱化,而新生力量(比如无线网络)却在主导我们的生活。

《报告》认为驱动或决定在线学习发展的不是技术,而是机构环境,包括机构战略、学生需求、教师个人决定和资源配备等,因此要特别注意以下六个方面的变化:

1. 机构具有复杂性和竞争性

《报告》的意思应该是机构将更加复杂和更具竞争性,然而,是否真的如此却不得而知。别忘了“byzantine”(拜占庭式的)这个词原本指一千年前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机构(或者说整套机构),今天它还有“错综复杂的”的意思(Byron, 2014)。

我认为当今机构正变得更加相互依存。复杂性是相互依存的副产品(Chenciner, 2012)。越来越相互依存是增加交流(或者说提高互动性)的自然结果。所谓相互依存,说的是竞争不好,既伤害他人也可能伤害自己。社会被分割成为大型且独立性强的公司、民族国家和其他机构,这些机构犹如巨大冰山在地球的海洋上互相碰撞。协作和竞争是这个时代的产物。然而,今天地球气温升高了,相互碰撞很可能导致粉身碎骨(Investopedia, 2016)。相互依存时代的唯一生存之道是合作,只有放弃自身小利益,才能齐心协力建设更加美好的社会。

2. 资源受到制约

《报告》指出:“当今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至少大多数国家如此),然而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学后教育机构的人均公共资金拨款却有减无增。”事实上,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有足够资金向每一个国民提供大学层次教育,至少通过大学这种机制是做不到的。自从有大学以来,情况一直如此。过去大学只向有钱人开放,以此解决教育资源不足问题(Fitzgerald, 2008)。战后婴儿潮和老兵的消费推动战后大学的发展(U.S. 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 2016)。过去40年我们通过举债办大学(我们很多人要花几十年才能还清教育债务)(Project on Student Debt, 2015)。

对教育的需求已经发生变化。我的一生见证了中学后教育从可有可无变为必不可少。现代技术和工业经济体离不开高技能劳动力。从这些劳动力身上榨取得越多(包括教育费用和工资及福利方面),现代经济体越难以为继。技能短缺成为了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难以逾越的一道障碍(Bessen, 2014)。

3. 人口特征变化影响活动

人口特征变化大多出现在西方世界(Winkeljohann, 2015)。老龄人和退休人员的比例快速增长,这是北美和欧洲的一种社会现象。至于其他地方,如果说也有人口特征变化的话,多半是朝着人口年轻化发展。比如印度和哥伦比亚的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它们的问题与北美和欧洲不一样,不是有工作能力的人太少,而是僧多粥少——很多人找不到工作。

4. 质量至关重要

这一点与其说是对未来的预测不如说是表达了一种观点。它是基于这种推测:机构目前处在“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环境中”,只有最好的机构才能生存下来。然而,竞争常常无助于质量的提高。“有时,虽然竞争更加激烈了,但是质量却与预期相反,没有随着提升。再者,在特别情况下,更激烈的竞争实际上反而使质量下降……”(Ezrachi & Stucke, 2015)。

其实问题在于学生现在承担大部分费用,而国家只是供养少数公办大学(Douglas & Lombardi, 2006)。由于公共资助减少,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大学必须满足诸如“建立在学习成绩基础上的学习成果”这样的公共目标。现在学生开始以顾客身份上学了(因为他们为自己的教育买单)(MacIvor, 2016)。

高等院校在为谁服务上会越来越纠结:是服务于寻找一种生活方式体验的富家子弟还是渴望学知识的普通孩子?高等院校或许会分成两类。如果历史可以为鉴,我们会看到培养生活方式的大学会继续得到政府的资助,而学习型大学则将继续靠自己生存。

5. 变革不可避免,但是对于高等院校来讲困难重重

我认为教育体系会分化,不同实体将扮演不同角色(Downes, 2010)。大型机構很有可能会被由专业供应商组成的相互连通的网络所代替,尤其是以下这些个人和小公司组成的网络:

私人辅导和支持服务(如Sylvan学习中心);

·教育考试服务,包括备考、监考和发证机构等等;

内容和资源供应商;

私人资助的和公立的高级研究组织。

100年之后,“大学”一词的原来含义可能荡然无存,犹如“行会”(guild)含义的变化一样(两者含义变化的原因是相同的)。

6. 相关性和价值影响策略

把作为商业价值驱动组织的大学发展成为学术或研究驱动的企业——这种模式目前尚不存在。“基于价值的管理”导致大学从遵循学术原则转变为信奉商业原则(Koller, 1994)。因此,一切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创造价值”。价值以收入作为衡量标准;企业是顾客驱动的,而顾客只有看到价值才会掏钱。相应地,向顾客提供产品或服务时不在乎过程或特点,主要看结果,因为顾客据此判断价值。

然而,大学不能这样运作。大多数学术人员拒绝受聘于价值驱动的工作,当然,这样往往会导致工资收入减少。大多数大学教师喜欢科研、思想或文化上的挑战而不是商业挑战。由公共资金支持的科研结构必将完全崩溃或进行重大改革。今后公共资金很有可能直接拨给研究者个人或研究者“合作社”(cooperatives)。如果所有科研经费都拨给私人公司,然后由这些公司负责开展科研,这将是糟糕透顶之事。

学生、专业、教与学以及政策和

政府方面的转变

这是《报告》第二部分的内容,旨在深入分析在线学习领域正在发生而又相互关联的变化,以及对中学后教育的启示。

(一)学生需求将继续增长和变化

《报告》主要涉及人口特征,比如更多大龄学生,更多国际学生等,这些都是过去10年可以观察到的(Seurkamp, 2007)。

如果我们想理解“不断变化的学生性质”,我们必须弄清以下几点:

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源供大于求。信息化提高了生产力,导致劳动力过剩;在经济越来越不稳定的情况下,受害的是劳动者而不是公司,收入保障政策或大幅减少工作日都是应对劳动力过剩的举措(Bivens & Mishel, 2015)。

没被淘汰的工作需要更高层次技能才能胜任,这些技能不是通过短期培训能够掌握的,因此出现了技能短缺现象。期望学生自掏腰包学习这些技能是不切实际的,他们没有这个经济能力(Laucius, 2016)。

如前所述,我们正从竞争时代走向合作时代(虽然一些公司、国家和政治组织对此认识滞后),这意味着需要一个相互支持和融合的职场环境。

主张通过时间更短、更灵活的教学安排向学生提供就业准备培训,从而把教育机构变成能产生经济价值的商业机构——这种想法贻害无穷。即使我们今后能使教育回归其本性(即一个多样化、多方参与并获得公共资金资助的支持系统,旨在满足个人和专业的需要与兴趣),这种情况也会造成很大危害。

《报告》在基于价值的管理这方面的内容显而易见,比如,“灵活性对很多学生来讲可能是非常诱人的事情”。这句话的意思是,除了更低价格(这是理所当然的)以外,大学教育的传统标准和期望可以置之不理。比如,MBA课程的口号是“不必离职便能获得MBA学位”(Wharton, 2016)。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诸如此类的“便捷”教育将是常态。比如英国诺丁汉大学的“灵活硕士学位”(Flexible MA),提供“一系列模块供学生选择,以获得一份对个人和职业都有意义的资格证书”和“各种学习模式,满足学生个人需要和职业需要”(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2016)。

开设这些专业的机构不会喜欢普通(经济能力低的)学生设计自己的专业学习。但是,这些模式会出现。《报告》也提到一些:需要开设能帮助就业的专业和学制更短的(微)专业。

(二)专业将跟现在明显不同

1. 专业设计更加灵活

如上所述,如果“专业”因人而异,还谈何“专业”?所谓“混合搭配”的专业至多只是权宜之计,如同餐厅一样。有些餐厅不提供一种固定菜单,而是多种菜单供顾客选择,但是真正选择不是这样,而是提供自助餐或类似食杂店让顾客想吃啥就挑啥。“专业”这种模式是出于认证需要,然而未来的认证会发生很多变化(Downes, 2014),诸如先前学习评价和认定以及学分衔接这些由机构操办的程序将会过时。甚至成效为本的教育模式(Brandt, 1998)也会被淘汰。如果有实际表现的数据,“结果”还有什么作用?比如,谁也不在乎某人春季训练的“结果”,平时的表现才重要。

我认为,强调“结果”和“能力”(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6a)是一种过渡现象,是泰勒主义教育最后一根救命稻草(Perruci, 2014),因为栖身于学习机构,所以可能需要用几十年时间才能把这种理念从学校赶出去。

2. 开放教育资源的使用更加频繁

开放在线学习是客观现实。“2015年报名学习慕课的人比‘现代慕课运动头三年还要多”(Shah, 2016)。然而,开放教育资源(这样称呼很恰当,见UNESCO, 2002)的未来并不明朗。人们往往认为开放教育资源是为教学准备的,因此,其前提是采用传统的教师—学生学习模式以及遵守一定的教育结构(比如学习资源必须包含考核活动)。然而,从定义看,开放教育资源远非传统“教育对象”可以比拟,主要用于支持学习,必须包含免费文献资料、视频、博客文章、在线社区等。

正因如此,“课程”的概念也会发生变化。未来的慕课将朝着联通主义慕课而不是Coursera之类相对较为传统的课程方向发展。后者要收学费,事实上已不是“开放在线学习”。我们在2008年推出第一门联通主义慕课,当时我说过在我的词汇里“课程”的概念是:教授就某个主题按传统方式做“系列讲座”(Donnelly, 2014),辅以大量开放在线资源,学生自己决定是否来听课或参加学习活动。

3. 考核过程更有创意

《报告》对形成性考核(旨在提供学习反馈)和终结性考核(旨在评估学习结果)做了区分(Eberly Center, 2008)。大多数人主要对前者感兴趣,除非他们在评估他人学习情况。上文所说的量化自我运动和基于表现的考核也涉及考核。然而,除了能给学习者个人提供反馈外,我们可能高估了考核的作用。未来的考核将是我们的工作和实际表现,而这些是无法跟学习分开的。

4. 微学分和纳米学位越来越多

如果把它们理解为“分数”,我们可以说学生将得到“更多分数”吗?我想起弹球游戏机。早期玩这种游戏最高能得几百甚至几千分,到了电子弹球机时代,最多能得数十亿分(虽然攻击缓冲器仍然是以25分计)。但是,分数增加不等于更好玩。事实上,新机器的游戏通常比原来短,趣味性也大不如从前。获得更多“学位”不等于接受更多教育。此举的初衷其实是为了掩盖一个事实:物不所值。

5. 专业包含更多合作和体验式内容,更具国际协作性,国与国之间将达成更多学分转换和资历认定协议,学院和大学的界限越来越模糊1

这些都无关紧要。其前提是教育机构目前的体制将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保留,但如上所述,在一个快速变化、充满流动性的社会中,机构不是关注点之所在。

(三)教与学将发生变化

1. 学习将不再根据时间、地点或学校课程而定

如果这样,《报告》对机构的预测则没什么意义。然而,情况的确是这样,所以相关阐述站不住脚。比如,为何还说“专业和课程将允许多个开始日期”?为何“将会出现越来越多有学分的短课程(为期2-3周)”?我不由想起现代游乐场,游戏缩短了,灯光更耀眼了,但却是越来越物不所值。现在没有游乐场,大家在自己电脑上玩《没有阳光的大海》(Sunless Sea)或其他游戏。

2. 学习者将制定自己的學习计划,以反映自己的职业、个人和终身学习目标

的确,学习将由学习者自己设计,但是学习计划更可能是为了满足眼下需要,而非为了达成长远目标。当然,我不是说没有长远目标,人一生都在为实现长远目标而奋斗(当然,也有人没有这样做)。但是,要求一个二十岁左右的人在上大学四年期间为自己一生制定计划,这行不通,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快速变化的环境里。我们按需学习;除了少数例外,对学习的认定是通过表现而不是证书。

3. 学习者将通过正式、非正式、自主、教师讲授、课堂和在线的学习达成学习目标

谢天谢地《报告》没有把降神会和天意也包括进来!《报告》指出学习者“将达成他们的学习目标”,这是典型的以教育为中心的语言。克罗斯指出正式和非正式学习的区别之一是后者不是为了达成学习目标,而是为了做成某件事——这是它的特征之一。诸如学分认定这些东西跟非正式学习无关(Cross, 2012)。

4. 学习者将希望自己的学习计划能得到个性化学习服务和支持

《报告》预言“个人在教育上投入的时间、金钱和精力越多,越希望得到更多、更优质服务”。以此类推,我们实际能够付出的投入也可能会降低我们的期望。大家也许都想得到更多,但是如同其他方面一样,在学习上会满足现状。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因为我们会比现在更自给自足,不会把整个未来押在某一个教育供应商的质量上。

我们能从正式教育以外的市场(如健身、体育和兴趣市场)得到启示。我们可能有一份完整健身计划,但是多数人会觉得简单一点、便宜一点、方便一点的就可以了,如骑自行车。难道学习就不能这样吗?加拿大政府认为健身对国民很重要,于是启动了一个全国健身计划(Government of Canada, 2016),但是并没有为每一个国民建一个私人健身馆。

5. 随着对学习进行“拆解”的继续,市场上将出现满足个人学习计划的新机制

上面我们提到教育的诸多功能。既然教育的功能被“拆解分售”(unbundling)已成事实,《报告》有关教育机构的阐述也就毫无意义了。

6. 师徒式指导、私人辅导、专家咨询、学业指导和考核比课程更重要

如同上文提到的健身计划一样,师徒式指导、私人辅导、专家咨询、学业指导和考核都不见得比教育的“自行车”更有用。考核则是最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能够给学习者提供支持和鼓励的网络。

7. 将会出现多样化的新证书,反映学习者、雇主、社会机构、创新组织和企业家的不同需求

换言之,我们即将进入证书泡沫时代。证书仍然是重要的,但是每个人都能够制作自己的证书。难以想象我们会在简历上列出大量证书,当然这是有可能的。这将是一个重要过渡阶段。随着教育机构失去对证书的垄断,它基本上不再有市场优势,因此这将是一个困难时刻——没有拨款、没有市场,只剩下富有经验的专业人士。其实,传统报业已经发生这种事情。

(四)政策和政府

《报告》旨在预测公共政策方面的变化,但其政策建议却令人不敢恭维,因为它误解了政策环境。以下是《报告》认为会影响公共政策的三个环境因素:

由于人口特征变化、能源经济变化和国际贸易及相关协议对财经带来新影响,公共财政继续承受压力。其实,公共财政压力跟上述因素无关,其主要原因是:向商业和工业征税的能力极低以及财政支出向商业补贴和军事倾斜。公共财政反映无处不在的收入不平等。

高等教育系统的复杂性和竞争性日益显著,这给政府提出新要求,即重新思考政府作为管家和监管的角色;政府应该减少对教育机构的控制,即使教育机构能有效应对市场变化,又能保护公共利益和投资效能。

简而言之,《报告》建议对教育进行私有化。不管从哪方面讲这都谈不上是解决“高等教育系统的复杂性和竞争性日益显著”问题的方案——这真是处心积虑。问题的关键在于放宽管制在其他重要经济领域是否奏效,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加大对私立教育的投入,搭建更多公私合作伙伴计划,保证教育成效。

显然教育领域目前有更多公私合作伙伴计划。特许学校就是一个很好例子。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种学校令人失望(Buchheit, 2015)。过去10年已有将近2,500所停办(Persson, 2015)。它们的教育成效充其量是一般而已(Loveless, 2013)。这种计划除了继续把公共资金送给私人、加剧已经致使经济陷入瘫痪的财政不公平外没有任何作用。

《报告》对于政策和政府的预测如下:

1. 高等教育获得资助的方式将发生明显变化

《报告》断言“变化将体现在资助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学习目标的实现而不是过程和招生”但没有拿出证据,我也找不到这方面证据。其本质跟美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法案一样(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6b),但是美国这个法案实际上没有提高学习结果(Weigel, 2011)。

《报告》指出,“未来将全面重新思考政府的角色”。如果还没有“重新思考”,怎么可以在现在就已经重新定义拨款模式?这个建议实在不妥。

政府应该做的不是评估而是支持,不是把钱送给公司和公私合作伙伴计划,而是直接资助个人。我认为拨款模式会变化,教育机构将联合起来,通过提供免费开放学习资源和支持系统以提高效率。我们为免费教育的付出会少于高价教育最终对我们造成的损失。

2. 突显质量保证,对质量有新认识

《报告》似乎认为高等教育将全面私有化,质量保证机制能确保其质量。如果学生真的能管理自己的教育,我们就不需要通过专门质量保证机制来“确保所开设的专业有意义、有价值,能使他们投入到真实学习之中,并根据教师在支持学生学习需求方面的投入和在设计有吸引力的真实学习方面的创造性对他们进行评价”。

《报告》指出,由于“市场越来越复杂”,關注质量保证是私有化的必要先决条件。这种主张无非想达成两个目的:第一,甩掉教育领域比较耗费资源的工作,即认证;第二,必须对私有企业严加监管,否则它们会把劣质产品推给顾客。

3. 承诺满足学习者移动性

比如,欧洲博洛尼亚进程(European Bologna Process)(European Union, 2016)旨在确保学生在欧盟范围内能够从一所学校转学到另一所学校。这个进程仅涉及欧洲但却很复杂,因此,很难想象一个全球化进程如何运作。《报告》指出,“加拿大在满足学习者移动性上正落后于其他很多国家”。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需要一个类似博洛尼亚进程的东西。然而,这一切都意味着必须有一个承认证书重要性的模式,但这种情况不会出现。

我们必须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学习者移动性。《报告》已经建议政府“松绑”,说这种情况已经存在一些年头了。当证书垄断被打破时,教育体系将分为两大块:提供学习的系统和评价学习的系统。到那个时候,“移动性”也会体现为不同形式。以为学生只能或只会上一所学校的想法是多么落后。学习无处不在,不可能由教育机构垄断。

4. 公私合作伙伴项目会增加

《报告》建议公立教育系统完全或部分私有化。这其实是一种观点但却被作为事实陈述。要说服私营企业做公益并不容易,因为它们的宗旨是赚钱。公私合作模式已经推销几十年(Nelson, 2004; Pusser & Doane, 2001),但是没有履行其初衷。考虑到教育的公共性,私营企业仅扮演服务提供者角色的模式更为可取。

5. 突显成效为本的受托责任和向公众做出保证

如果学生承担大部分教育费用,我们为何还要“更加注意确保学生学习热情、学习结果、对经济的增加值和高等院校工作对社区、工业界、创新和健康的影响”呢?在更加私有化的制度中,我们应该采取更加体现以消费者为导向的考核体系,对这种体系来讲,公共政策是次要的(如果允许其发挥什么作用的话)(Choi, 2016)。一个以消费者为本的制度应该遵循贸易规则,从以往经验看,严重渎职将受到(一定)处罚,但是质量控制则是“买主须自行当心”的事。没有理由相信这种监管在教育领域会比金融领域更有效。

(五)高等院校该怎么办?

这其实是涉及政策倾斜、当务之急、价值观和原则等方面的问题,而不是说在预测未来之后要采取什么应对措施。我相信加拿大高等教育不会朝着私有化方向发展,这与国情相悖,也违背加拿大人多年来对公共政策角色的共同认识。

以下是《报告》提出的建议:

1. 以战略远见为基础制订战略计划

战略远见是好事,但是违背客观现实或仅有愿景不能产生战略远见。目前的教育机构不可能满足未来就业和促进生产力的需要;换言之,目前的学习体系不能帮助学生为今后的成功做准备,因为它强调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私有化和就业,而我们的任务应该是教学生如何适应、如何合作和如何作为一个社区一起解决问题。

2. 把學生看作是合作伙伴,而不是顾客

学生得交付巨额学费,与考核他们的人形成一种权力关系,他们不大可能把自己看作是合作伙伴。如果不把学生看成是顾客,商业价值管理和私有化的目标就会受到损害。《报告》的目的是要使学生认为自己是合作伙伴,而事实上他们是顾客。学生会看穿这一点的。

3. 重新思考教师的角色

“我们教师就是大学”这个理念曾经是大学的主流风气。《报告》却隐含这个意思:大学不再是教师集体履行宝贵社会服务的机构。对于现在的大学而言,教师是雇员,就职条件越来越没有保障,有时(尤其是临聘教师)甚至不得不接受剥削性条款。因此,我们的确应该重新思考教师的角色,当然不是《报告》所建议的角色。

旧的建构主义模式(即教师的角色从“讲授转为私人辅导、引导和师徒式指导”)不适合。如果大学希望聘请辅导教师或有实践经验的导师,那么应该直接聘用这类人;教师是各个学科领域合法、得到承认的专家,不让他们对学校的办学发表意见是对他们的侮辱。如果一定要重新思考教师角色的话,应该考虑如何解除目前这种雇佣劳动教员的角色,回归科研和开发的角色,干他们自己熟悉、在行的事情。

教学怎么办?教学可以更有效地开展。院校本身将被迫重新思考自己的社会角色(有趣的是《报告》居然没有提到这点)。高等院校为谁服务?我认为有几个选择,未来可以有多重模式并存:

服务公共使命:出于公益目的开展科研和传播成果,以此服务大众;包括向公众全面开放科研资料,以持续得到公共资金资助。

服务科研使命:服务科学目标,即开展原创性研究和纯研究、思考各种难题,但不特别在意研究工作在现在或未来有何用途;这些研究得益于公共机构、基金会和科学团体等的资助。

服务创新使命:作为一个研究和开发组织,是自筹资金的研究机构,服务工商业的短期需要,服务对象承担全部研究费用。

这三种模式都有教学功能,但不是以班级授课形式组织教学。如同所有行业一样,对相关领域感兴趣的人在这些机构工作,有报酬,在工作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并逐步承担更多责任。

4. 重新思考结果和影响、重新认识考核和受托责任

有些机构将完全脱离科研和教学,转而专注于认证和考核。我祝它们好运!

5. 建立(本地、全省、全国和国际)协作和合作伙伴关系

从《报告》行文看,好像这些情况未曾出现过。事实远非如此。我们目前有众多旨在促进机构间和部门间合作的联合会和组织(协作的难度更大)。这没有什么不妥,但是以为这样做能解决《报告》指出的那些问题未免显得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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