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勇，宋木子

(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这焦虑而忧郁的“平原”
——论李佩甫新作《平原客》

李 勇，宋木子

(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河南作家李佩甫一直立足于中原大地，真诚记录在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生命个体的逃离、裂变和成长，叙述属于自己的“平原”故事。小说新作《平原客》通过塑造李德林、刘金鼎、谢之长三个主要人物形象，同样奏响了中原土地上关于权力、命运的一曲悲歌。他们生存的挣扎、理想的崩颓、肉体的沉沦所展现的，既是作家内在的关怀与焦虑，更是时代的忧患与反思。

李佩甫；焦虑；批判；拯救

“农民进城”一直是乡村叙事的焦点话题。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形容说：从中国乡村宣泄出外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有的找到土地生存、扎根，形成新的群落，有的则四散凋零……[1]小说《平原客》以“铁手花匠”之子刘金鼎转学、升学之事为开端，引出刘金鼎人生的两位贵人——“人情运营能人”谢之长、“平民省长”李德林，进而围绕这三个人讲述了一个以“人情”为纽结形成的政商利益集团一步步由组建到瓦解的过程。这三个主要人物都来自同一片土地——梅陵，他们以不同的奋斗方式脱离了生养他们的故乡，最终却在“城市”沉沦。作家立足于不同的情感倾向，塑造了三位不同的“乡土逃离者”，以此寄寓了自己对于当代社会转型、农民和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

一 身患时代病症的人物群像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李佩甫便一直致力于对乡村人情社会和权力人格的批判性审视，“平原三部曲”(《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新作《平原客》(2017)则是对这一主题的延续。这部作品视野所及，除了较为纯粹的官场、商场之外，还涉及到官商交叉的“灰色地带”。在对李德林、刘金鼎、谢之长这些个体人物的异化进行审视的同时，作家也展现了一种群体异化的现象，这种群体异化折射出的乃是一种文化性的时代病相。

《平原客》塑造了李德林、刘金鼎、谢之长三个主要人物。他们都出生在农村梅陵，都通过不同的奋斗方式跻身城市：李德林和刘金鼎靠勤学苦读——尤其是李德林，踏实刻苦的态度、优异的学习成绩使他一路读到了博士(后还曾出国留学)，先是留校任教，后由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师被提拔为主管农业的副省长；刘金鼎虽不具有李德林读书的天资，但也受尽了寒窗之苦，并很幸运地遇到了他人生中的两个贵人(老师李德林、花客谢之长)，从而靠着机缘和努力，一步步由一个花匠之子最终奋斗成了平原地区黄淮市的常务副市长；谢之长与前二者相比则是更为地道的农民，他没有多少文化，几乎完全凭自己寻求、建立、扩大人脉关系的突出“能耐”，由一个梅陵普通的花客成为了拥有商业王国并手眼通天的商场大鳄。然而，跻身城市“成功者”行列的他们，最终却都没能经受住利欲的诱惑，纷纷倒下。

小说的故事其实并不新奇，它以常见的“官场小说”的外形，勾勒出了一个我们并不陌生的底层人奋斗的故事；而且，和此类题材的其他故事一样，它也是以人物悲剧结局收尾。读完小说，我们会想到《红与黑》、《了不起的盖茨比》，想到《人生》(路遥)和《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方方)，等等。它们的主题、情节、人物性格都有着极大的相似性。“相似性”某种程度上会削弱作品的文学魅力，在小说的三个主要人物之中，体现这种“相似性”最多的刘金鼎便给人某种概念化、简单化的印象，特别是当他大学毕业步入仕途之后，他的整个人生活动便似乎都是围绕着仕途晋升而展开，而实际上在他步入仕途之前，尤其是在他的童年、早年读书时段，他的性格和形象相较于后来反倒展现出了一定的丰富性和活力。

相对于刘金鼎，其他两个人物则更丰富、复杂。比如李德林，同样是底层出身，他与刘金鼎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追求，如果说刘金鼎是那种汲汲于现实功名的欲望型人格的话，李德林则更倾向于一个比较纯正的知识分子。童年物质生活的贫困，带给他的不是急于摆脱个人处境的焦虑，而是一种更深广的心忧天下的知识分子情怀——他一直都怀揣着解决农民温饱问题的梦想，致力于培育优良的小麦种子，甚至于到了最后落马之际，还在想着倾注了自己一生心血的双穗小麦“黄淮一号”。当然，李德林最终并没有完成他最初的梦想——成为“小麦之父”，而是走出了校园，走上了仕途，踏上了完全不同的一条人生道路。在这条人生道路上，他主观上固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作风，但是权力的陷阱、情感和婚姻的困境等，最终却使他突破了做人的底线，成为杀人犯。相对于刘金鼎的沉沦，李德林的人生悲剧是更令人心痛的。

与刘金鼎和李德林相比，谢之长这个人物应该说更为丰富、复杂。谢之长在梅陵外号人称“谢大嘴”，他是由刘金鼎的故事所牵引出来的一个人物，一出场便是一个“能人”的形象——帮助少年刘金鼎成功转学。其实，谢之长并没有过人的本领，他最大的能耐便是熟谙并精通“关系学”。“关系学”可能人人都懂，谢之长最过人之处在于他更精于运用——在这方面，他仿佛有一种天生的能力。最初帮助刘金鼎转学让他“发现”了刘金鼎的父亲——老花匠刘全有，刘全有独具特色的盆栽继而成了他打开成功之门的一把“钥匙”。到了后来，更因为有了刘金鼎、李德林直接或间接的权力辅佑，他的商业集团终得建立。谢之长这个人物既有农民的热情、豪爽，又有商人的精明、算计，他身上散发着蓬勃的生命活力，又携带着转型时期无法摆脱的人性污点和罪性。可以说，这是小说三个主要人物中着墨最少，但却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一个形象。

二 对苦难命运的剖析与批判

刘金鼎、李德林、谢之长这三个人物都是农民之子，他们的人生奋斗之路展现了农民之子摆脱农民身份的三种不同的途径：官、学、商。而官场的诱惑和陷阱最终成为他们灰飞烟灭的祸根。“官场”一直是李佩甫批判的聚焦所在，但在他的作品中“官场”又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它是一个集合了乡土与城市、传统与现代、野蛮与文明的地方，这个“地方”在《羊的门》中我们能找到，在《城的灯》和《生命册》中同样也能找到。这个“地方”不是阳光明媚的所在，但也并非彻底的黑暗深渊，它是一个复杂暧昧的“灰色地带”。或者说，它就是一个阴影，是呼国庆(《羊的门》)、冯家昌(《城的灯》)、吴志鹏(《羊的门》)、李德林们无法摆脱的阴影。

李德林生长于地道的农村，及至他当了大学教授，乃至当上了副省长之后，农村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他。纵观李德林的人生悲剧，婚姻是最主要的根源，两次婚姻的失败，首先与李德林对自身情感需求模棱两可的认知不无关系。第一任妻子罗秋旖主动追求李德林，与其说是因为爱情，不如说是一个理想浪漫少女的“偶像”冲动，小说中提到“那是一个读书的时代。那个时代，姑娘们都是活‘精神’的，像罗秋旖这样的女子，出身于书香门第，他们心中的理想伴侣，或者说她们寻找爱情的‘标尺’，大多都活在书本里”，而李德林是农学院最能吃苦的学生，同时也是当年农学院唯一在《美国土壤学会志》上发表论文的学生，于是当她遇见他时，她眼中的他正是如陈景润那样的一块待发现和发光的金子。但真正结合后，那种门不当户不对的龃龉却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伤害，而伤害最深的，实际上是乡村出身的李德林。最终他们选择和平分手。李德林分手后的第二段婚姻，则直接出于摆脱第一段婚姻阴影这样一个隐秘动机——正是因为高知家庭出身、理想化浪漫化的前妻造成的心理阴影，所以李德林在遇到温馨质朴的乡村大龄女子徐二彩时，才很容易地便为徐二彩所打动，特别是当他亲眼目睹也亲身感受了她所给予他的那种久违的充满烟火气的家庭温暖之后，他几乎没有任何犹疑便走入了他的第二段婚姻。但他并不曾想到的是，这个婚姻却是一个更深的深渊——婚后的徐二彩很快便显现出了她作为乡村女子的粗鄙面目，随着婚后家庭地位的上升(生了儿子)，她的粗鄙日益显著并愈发嚣张，直到最后酿成杀戮的悲剧。

李德林的婚姻纠缠于罗秋旖和徐二彩，这两个女人正是“城”与“乡”的一种隐喻。我们当然可以从“官场异化”的角度解析李德林的悲剧，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城”与“乡”的文化冲突。这种冲突作用于个人如李德林，便是一种撕裂——身与心、理智与情感、主观意志与客观环境、理想与现实的撕裂。《人生》中高加林的爱情和人生悲剧，《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涂自强的人生悲剧，《羊的门》中呼国庆和《城的灯》中冯家昌的悲剧，其根源无不在于这种撕裂以及他们自身对于这种撕裂的抗拒——徒然的抗拒。

与李德林的抗拒不同，谢之长和刘金鼎则是顺势而为，他们依循着外在环境的自在“肌理”，寻求着“生存”的策略，就像山崖上的植物一样，在有限的空间里寻求着有限的阳光雨露，哪怕把自己无限地扭曲和变形。如果说李德林的人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那么刘金鼎、谢之长何尝不是？从异化和变形的程度来讲，他们人生的悲剧色彩更浓。

描写城乡交叉地带生命的异化和变形，是李佩甫小说的重要主题。从他较早期的小说《黑蜻蜓》，到后来的“平原三部曲”，这个主题一以贯之。李佩甫常常用“植物”来表现平原人的生命形态和精神状态[2]，在《羊的门》、《生命册》中，他曾数次描写他眼中的那些中原大地生长的植物——树、花、草……而这些植物无一例外都有着“中原特色”：坚韧，但却扭曲。就像《生命册》里说的：

在无梁，没有一片树叶是干净的。那是风的缘故。

那“风”是中原大地的风，它和这块土地上的历史有关，和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苦难、艰辛、血泪有关。苦难可以使人坚韧，但也让人毁灭——从身体到精神。李佩甫对此是深有体味的，在他笔下，我们总是会看到那些被苦难摧毁的人：他们有时是那些缺乏觉醒的底层生命，在僻野的乡村、在历史的街角，像“黑森林一样”站着，眼里生着“一窝一窝的黑蚂蚁”；有时是那些咬牙切齿、倔强顽强的乡村的逃离者……

李佩甫对此是批判的。他的批判不是指向苦难本身，而是指向被苦难塑造的文化——一种以“生存”为第一要义的文化(官场文化为其极致表现)。在《羊的门》、《城的灯》中，李佩甫都描写了一段耐人寻味的爱情故事(呼国庆与谢丽娟、冯家昌与刘汉香)，这爱情无一不与男性人物的“生存”构成致命冲突，并最终被其作为生存的“代价”而予以抛弃和牺牲。到了《生命册》和《平原客》，爱情所承载的，已不仅仅是批判，更多的是拯救。不管是吴志鹏念念不忘于早年的恋人梅村，还是李德林对于王小美的情有独钟，男性人物的这种爱情态度转变(相较于呼国庆和冯家昌)，其实隐含着作家的情怀和寄托(不仅仅是批判)——“爱情”乃是实现拯救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说得更具体化：《生命册》中吴志鹏的“爱情”是对于早期生命情感的修复，《平原客》中李德林对于王小美的钟情则渗透了他对“专业”(小麦育种)的痴情。这是两种不同方式的拯救。

三 拯救的焦虑与迷思

李佩甫的小说长于批判，但在表达拯救方面却有些刻意。他小说中所写的爱情并不纯粹，而总是携带着一种实现作者批判意图的“预谋”：作为爱情一方的女性往往是以某种拯救力量出现的，男性则多是现实功利之徒。这样的爱情注定了是一场悲剧，而拯救也正是从“悲剧”开始——女性作为受伤害一方往往就此转变成一种批判性、反思性的力量，比如谢丽娟、刘汉香、梅村。但是这种“转变”常有些生硬和突兀。比如《城的灯》中的刘汉香，她被冯家昌抛弃后成为了一个宽恕一切、救赎一切的圣姑，这中间的转变缺少现实说服力，而更多地彰显着作家本人的“拯救”意图，结尾处安排刘汉香被强暴更是这种“拯救”意图的进一步显现。相对于刘汉香，《平原客》中王小美的形象就更为单薄，她对李德林及其小麦育种实验的忠忱，无论从故事情节发展逻辑，还是从现实性上来说，都缺少了足够的铺垫，令人生疑。

拯救是起于批判，批判是因为焦虑。但是当以文学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批判和焦虑，中间要通过故事、人物，通过一个可以说“自成一体”的世界，所以也便需要作家在现实关怀的激情之外，有一种“文学”的审慎。在李佩甫的小说中，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些承载着他批判和拯救愿望的人物(比如呼国庆、刘金鼎、刘汉香)，而是另外那些介于批判和拯救意图之间的人物——比如《羊的门》中的呼天成、《生命册》中的骆驼。他们身上既有前现代的劣根(专制、蛮横)，又有乡土的坚韧、智慧和温情。《平原客》中的谢之长也是这样一个典型。谢之长作为官场与商场的连接人物，身上既有中国乡土社会黑暗的东西，又有乡土社会更复杂的、难以用正邪来界定的特质。在小说中，花客谢之长以“人情运营能人”的角色出场——

“谢大嘴”谢之长就有这个本事。他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不认识”变成“认识”，再由“认识”变成熟人，朋友、“关系户”。这不光是嘴上抹点蜜就可以办到的，也不仅仅是人们俗称的那种“见面熟”，这其实是一种超常的能力。你得有足够的热情和细致，你得有被人连踹三脚爬起来仍然面带微笑的勇气，你得有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不竭的耐心，这里边还包含着“仗义”和“尊重”……

“人情运营”其实也就是关系学，它是一种前现代和反现代的精神遗留。但这只是我们知识化和概念化的判断，落实到现实，或者说落实到谢之长这样的人物个体时，我们便会发现它更丰富而复杂的意味。比如“热情”、“耐心”、“仗义”……我们当然无法忽视它们某种功利化的本质，但它们是否也暗含着某种可改造的可能呢？在现代与前现代之间，在愚昧和文明之间，难道只有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对立？有没有通融和对话的可能呢？在呼天成、冯家昌、骆驼、谢之长这类人物身上，我们总能感受到某种难以言表的复杂性，李佩甫可能也意识到了这种复杂性，所以在《生命册》中，我们才看到了吴志鹏的回归，但这种回归又不是无条件的、毫无保留的，而是充满犹疑和警惕，体现了作家的矛盾。

对于所有的进城者，离开乡土是精神的失落，而去往城市又让人堕落。那么何处是归宿呢？在那个城与乡的交叉地带，我们究竟要徘徊多久？那里是否有着重生的可能？……在《平原客》中，赫连东山是值得关注的一个人物形象。这个一手攻克了平原省最大贪腐案的刑侦科长，符合我们对于传统“英雄人物”的一贯认知：精于办案，生活单调，性情孤僻。这样的性格和刘金鼎的世故圆滑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是小说在描写这个人物的时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除了他神乎其神的办案能力、简朴而单调的个人生活、冷峻古怪的性情之外，还有他和儿子赫连西楚的代际冲突。儿子从小便战战兢兢地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苛刻、呆板的家庭教育导致了父子后来日益尖锐的矛盾冲突，终于在儿子长大并有了自己的事业之后，这种矛盾冲突使父子二人形同陌路。但是在办理、侦破李德林、刘金鼎、谢之长贪腐案的过程中，父亲却鬼使神差地与儿子有了一次交集，正是这次交集，让赫连东山重新“认识”了儿子。在父亲眼里，儿子赫连西楚从小不学无术，喜欢玩游戏的他长大后却成为了某游戏公司的骨干，在寸土寸金的北京买房买车，跻身成功一族。赫连东山赴京办案时才真正见识了儿子现在的生活——那是一种他完全无法理解也不能接受的生活。他辛辛苦苦大半辈子，无非只是一个机关小小的副处(还是退休前因办贪腐案有功而提拔)，而儿子只是靠打游戏，却成了京城新贵，这让赫连东山百思不得其解。

不得其解的恐怕不只是赫连东山，还有作者李佩甫。他在描写赫连东山这个人物的时候，其重心自然是放在了办案上的，父子冲突似乎只是一个无意中携带出的插曲。但是，正是这个插曲却暴露了他心中埋藏最深的忧虑——关于这个时代的一种更为根本性的忧虑。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一个勤勤恳恳鞠躬尽瘁的老刑侦人员(赫连东山)，是不会理解一个靠“打游戏”就能获得成功的“新时代”的，这个“新时代”却还有更多让赫连东山们无法理解的东西——它们正充斥在我们所有人身边……赫连东山身上有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性，这种悲剧性是在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落伍”的那一刻充分才显现出来的。这是小说最为忧伤的部分。

李佩甫的小说善于描写回环曲折的故事，更善于塑造个性突出的人物形象，而这些故事和形象又无不扎根在他的“平原”之上，这里有作家本人的个性与坚持。在《平原客》中，他同样展现了自己这方面的才华和坚持。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平原”，这是一种情怀使然。但这情怀不是诗意，而是焦虑、忧伤和彷徨，这是李佩甫“平原”真正的底色。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李佩甫.我的植物说[J].扬子江评论，2013，(4).

(责任编校：余中华)

Discussion on the NovelPlainPassengerof LI Peifu

LI Yong, SONG Muz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LI Peifu, an author of Henan province, who consistently focuses on his own “Plain”. The novelPlainPassengermainly presents the escape, fission and growth that take place on the land by describing three main characters LI Delin, LIU Jinding and XIE Zhichang. Meanwhile, this novel composes a destiny and power elegy of the central plains, to a large extend. Additionally, these main characters’ struggle, collapse of ideal and carnal indulgence are able to reflect the anxiety and concern of the author and the suffering in the times.

LI Peifu; anxiety; criticism; salvation

2017-06-04

李勇(1980— )，男，山东滨州人，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宋木子(1995— )，女，河南信阳人，郑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I206.7

A

1008-4681(2017)04-01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