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一

（渤海大学 国际交流学院，辽宁 锦州，121013）

论观众的欣赏趣味对元杂剧复仇观念的张扬

李晓一

（渤海大学 国际交流学院，辽宁 锦州，121013）

戏剧不能脱离观众（审美主体）而存在，观众是戏剧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素。戏剧的发展和传播是作者、演员和观众共同作用的过程。元杂剧中的大量含有复仇思想的剧目，说明了具备复仇情节和复仇观念的故事是观众所喜爱的题材，这既表现出观众具有追求新奇的观赏心理，也体现出观众的宣泄情感的观赏需求，同时，复仇行为的最终实现也是对观众爱憎指向的一种引导。

元杂剧；复仇；观众；欣赏趣味

【DOI】10.13867/j.cnki.1674-5442.2017.01.06

戏剧不能脱离观众（审美主体）而存在，“没有观众，就没有戏剧”，观众是戏剧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素。“不管是什么样的戏剧作品，写出来总是为了给聚焦成为观众的一些人看的，这就是它的本质……不管你在戏剧史上追溯多远，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用戏剧形式表现人类生活的人们，总是从聚焦观众开始。”[1]戏剧的发展和传播是作者、演员和观众共同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使戏剧作品得以流传，更主要的，观众的参与还促进了戏剧作品本身的完善。“如果说作家的创作主要以个体方式进行的话，那么观众进行的是二度创作，是一种群体性的审美活动。一部优秀的作品之所以能脍炙人口、流传不绝，观众是主要的接受者、推动者和传播者。”[2]元杂剧中存在大量反映复仇思想的剧目，这本身就说明了具备复仇情节和复仇观念的故事是观众所喜爱的题材，这既是戏剧欣赏中追求新奇的心理表现，也是通过观赏戏剧来达到宣泄情感的观赏需求，同时，复仇行为的最终完成也引导着观众的爱憎指向。

一、对“传奇性”的追求

追求“新奇”是人们普遍具有的一种心理特点，也是审美过程中常见的一种心理状态。中国的文学和艺术向来重视“奇”这一艺术性，戏剧的创作尤其如此，明清时期的戏曲甚至专称“传奇”，更可见“奇”对于戏曲艺术的重要意义。赵山林先生在《中国戏曲观众学》中曾专门谈论过戏剧的“审美注意”，他认为“审美注意是审美过程中最重要的心理机制。注意就是人的各种心理活动的指向性与集中性，如果没有注意，审美活动就无法进行。”[3]同时他还指出，“作为审美的心理活动，注意与兴趣有着密切的关系。兴趣是客体的某些特征引起审美主体注意的结果，注意是客体的某些特征使主体发生兴趣的前提。”[4]而对于使观众产生兴趣，引起观众注意的具体方法，他认为，首先应该具备的因素就是“要有夹杂着熟悉感、亲切感的陌生感、新奇感。”[5]

王充《论衡·艺增》说:“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其听者不惬于心。”钟嗣成《录鬼簿》称杂剧作家是“有所编传奇形于世者”，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的“杂剧剧名”一节，但却说：“稗官废而传奇作，传奇作而戏曲继”，仍称杂剧为传奇，可见元杂剧的“传奇性”早已植根于人心，是广泛存在的。表现复仇内容的元杂剧对于“新奇”体现出了更加强烈的追求，这种追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

大量复仇者和帮助苦主实现复仇的人，都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异之处，如《生金阁》中的郭成、《盆儿鬼》中的杨国用、《神奴儿》中的神奴儿、《窦娥冤》中的窦娥、《朱砂担》中的王文用、《东窗事犯》中的岳飞、《西蜀梦》中的张飞和关羽、《昊天塔》中的杨令公和杨七郎等，都是以鬼魂的形象出现的；帮助他们主持公道、实现复仇的包拯虽活在人世，却和其他神灵诸如《盆儿鬼》中的窑神、《朱砂担》中的东岳太尉、《东窗事犯》中的地藏王一样，“日断阳，夜断阴”，对堂下马前的鬼魂们“别人不见，老夫便见”，拥有超越普通人的神异能力，表现出浓郁的传奇色彩。

其次表现在情节结构的设计上。

元杂剧通过离奇曲折的事件安排，体现出富有传奇性的艺术效果。

以关汉卿的《窦娥冤》为例，正是剧中一系列的偶然事件构成了情节的奇异色彩，推动了情节的发展，窦娥七岁被卖给蔡家当童养媳而与亲生父亲分离，不想丈夫又病逝，自此与婆婆相依为命，她谨慎持重、尽孝守道，却因婆婆误交而被张驴儿逼婚，张驴儿想害死蔡婆婆后再霸占窦娥，没想到加了毒药的汤却害死了自己的父亲。张驴儿以此为要挟，逼窦娥顺从于己，窦娥坚决不从，与之见官，却被屈打成招，含冤而死。她临死之前发下与常理相悖的“三桩誓愿”，在她死之后一一实现。原本以为此事已到此终结，没想到前来视察的官员竟是她多年未见的亲生父亲，她怨恨难平化为鬼魂，将冤屈向父亲说明，最终冤案昭雪。这一复仇故事的发展过程出现种种转折，誓言应验、鬼魂诉冤等情节的安排更增添了故事的传奇性色彩，必然使观众的注意力被紧紧吸引。

再如纪君祥的《赵氏孤儿》，赵家受屠岸贾所害惨被灭门，只留下唯一的赵氏孤儿，这个孩子的命运与公主、程婴、韩厥、公孙杵臼乃至屠岸贾都息息相关，屠岸贾为除掉婴儿想尽办法，程婴、韩厥、公孙杵臼为了保全这个婴儿也做出了巨大的特征，屠岸贾的全城屠婴、韩厥的义放程婴与拔剑自刎、程婴的舍弃亲儿、公孙杵臼的触阶而亡等等，一系列情节的安排使得孤儿的命运充满多变因素。等到孤儿终于得保性命，却又成了屠岸贾的义儿，二十年的父子之情让观众无法不担心复仇能否实现。最终程婴将实情告之孤儿，孤儿毫不迟疑地表示要为赵家复仇，并在国君的支持下大仇得报。

这一类复仇故事久演不衰，受到观众的普遍喜爱，与充满离奇色彩的情节结构是分不开的。“传奇性符合观众的审美意识，能为观众所接受，所以戏曲的传奇性越来越显得重要，成为戏曲的一个美学追求。”[6]人们常说“无巧不成书”，剧本把生活中的意外、偶然加以集中和夸张，把它们集中到一个狭小的地点、人物范围内，因此就构成了不同寻常的传奇性。

二、宣泄情感的观赏要求

宣泄是人类最原始最普通的心理需求，是审美的基层形态，宣泄作用正是通过对被压抑的欲望、本能和情绪的排解和释放，使人紧张的状态得以缓和，达到精神上的放松、满足与愉悦的一种心理表现。

文学艺术具有情感宣泄作用，对于这一点，中西方有着相似的价值认知。如亚里斯多德认为，悲剧的作用是“激起怜悯和恐惧，从而导致这些情绪的净化”，这种“净化”就是通过“宣泄”以使过于强烈的情绪得到减轻、缓和，最终实现心境的平静；我国古代更是一直存在强调这种作用的观点，如管仲认为“止怒莫若诗”，孔子指出“诗可以怨”，而白居易更是直接地谈到诗歌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可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甚至将文学艺术的情感宣泄作用与国家的兴衰、政治的明暗、民生的苦乐联系在一起，对文艺这种功能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就宣泄情感的媒介来看，戏曲显然是最有价值的一种，其丰富多样的情节内容和鲜活生动的表现方式很容易让观众在感同身受的观赏过程中与之达成情感共通。元杂剧的观众主要是平民的身份，“他们或者生活十分清苦, 或在政治上遭到各种歧视和压迫, 由此而引起的愤懑、不满和苦闷, 当然会要求在杂剧舞台上表现出来, 找到寄托。”[7]作为人类社会最广受认同的情感诉求之一，复仇对于人们来说具有毋庸置疑的正义性。元杂剧中的复仇故事多来自于最为平常的现实生活，即使是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也是观众所熟悉和了解的，这更增强了观众对其中包蕴的复仇情感的理解和认可。观看元杂剧的观众尽管层次多样，但绝大多数是民间观众，来自于社会的底层，元代异族统治的严苛和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压制与打击，使得这些观众始终处在压抑的情感之中，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的公平待遇在表现复仇故事的元杂剧中得到实现，因此，他们难以排遣的压抑之情在观赏元杂剧的过程中，通过体会剧中人物的感情方式得到了宣泄，缓解了现实生活中的压力和痛苦。

在表现复仇故事的元杂剧中，主人公通常都是老实本分的市井小民，他们为了维持生计艰难地生存，与人无害，甚至一味隐忍，只希望能够安然度日，这不仅是杂剧中主人公们的愿望，也正是普通观众的心声。可就是这样的一些人，却要受到无情的欺压和打击，甚至被谋财害命，这样的惨痛遭遇，无法不激起人们复仇的愤慨之情。《生金阁》中的郭成，只是一介文弱书生，之所以将祖传宝物“生金阁”献与庞衙内是为了谋得一个官职，没想到庞衙内不仅霸占了他的“生金阁”，还要强夺妻子李幼娥，甚至将郭成杀死；《陈州粜米》中的张撇古，只因看不惯小衙内和杨金吾徇私舞弊、中饱私囊，与之争论了几句，就被他们用紫金锤打死；《鲁斋郎》中的鲁斋郎，看上了李四的老婆拖了便走，看上了张珪的老婆，张珪得亲自给他送过去；《蝴蝶梦》中的葛彪，明明是自己骑马撞上了王老汉，却二话不说将其打死；《合汗衫》中的张孝友一家好心救了陈虎的命，陈虎却恩将仇报，杀兄夺妻；《盆儿鬼》中的杨国用和《朱砂担》中的王文用，为躲避血光之灾而远赴他乡，是只求自保的小生意人，却被贪财的盆罐赵夫妻和白正害死……这些元杂剧中的权豪势要和流氓恶霸仗势欺人、为所欲为，他们对无辜的良善之人肆意伤害，观众在观赏时与之达到情感同化，在看到他们的悲惨遭遇和不可改变的苦难命运时，也体验到相似时代背景下自身生活的无限悲凉，在情感上自然生出深挚的同情和理解。这样的一群趾高气扬、无所畏惧的恶人，在作品中会有什么样的结局自然受到观众的重视，成为他们迫切想要探求的结果，因此，当看到这些受害人得到清官、豪侠或是神灵的帮助，使得为非做歹的施恶者受到严厉的惩处而最终实现复仇，这样的情节安排必会使得观众在感同身受的过程中看到了希望，使得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宣泄的情感在反映复仇题材的元杂剧中得到了抒解。

三、爱憎分明的情感指向

“中国戏曲从一开始就有着喜善疾恶，爱憎分明的感情特色。而喜善疾恶、爱憎分明的中国戏曲，特别是民间戏曲，又反过来薰陶、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喜善疾恶、爱憎分明的观众。”[8]在这样一种“喜善疾恶、爱憎分明”的情感指引下，观众无法接受好人遭遇恶运，坏人逍遥法外的故事结局，他们要求无论经历怎样的曲折过程，最终要使善恶各得其所，只有这样才能使随着情节变化不断激荡的心情达到平衡，实现正义战胜邪恶的心理满足。这种观赏心态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和”观念的表现，也已经成为一种深厚的文化心理结构。

在表现复仇故事的元杂剧中，观众们一开始看到的总是好人受到恶人的伤害：《合汗衫》中的张孝友一家，不仅救了陈虎的命，还将其认为义弟，留在家中，但最后却为陈虎所害，父母流落乞讨，张孝友寺中藏身，李幼娥隐忍度日；《冯玉兰》中的冯太守一家，诚意邀请屠世隆饮酒，并将家人介绍与之见面，却因此被屠世隆抢妻杀身；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元杂剧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昊天塔》中的杨令公和杨七郎，为国尽忠，战死沙场，却不能入土为安，反而被箭射尸身；《谢金吾》中守疆护土的杨六郎，却要受到王枢密和谢金吾的蓄意陷害，险被处死；《东窗事犯》中的岳飞，赤胆忠心，浴血疆场，却被奸贼秦桧所害，冤死狱中；《伍员吹箫》中的伍奢一家，忠心耿耿，却因费无忌的谗言而被满门抄斩……这样的故事设置正像窦娥所控诉的那样——“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这无疑是对千百年来广为人们所接受的道德伦理的挑战，不符合观众“喜善疾恶，爱憎分明”的心理定势。因此，对“善”的追求和对正义的向往，使得观众在观赏过程中必然要求被伤害的一方举起复仇的旗帜，讨回应得的公平，这也成为故事发展的一种情感走向，因此观众们会看到——张孝友之子长大后将陈虎杀死，为父复仇；冯玉兰在金御史的帮助下使屠世隆伏法；杨六郎和杨五郎兄弟将韩延寿打死，为父报仇；岳飞虽已是一缕冤魂，却依然向秦桧索命复仇……这种具有浓厚伦理色彩的观赏趣味激发了元杂剧中的复仇表现。

有学者指出，“在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深深浸润之下，传承至今的戏曲艺术不但积淀下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也孕育出具有独特审美趣味的中国观众。这种独特趣味，就是要求戏曲在内容上能容纳和满足观众善恶分明的道德感，在形式上能契合观众情感化的心理程式。伦理化的情感满足作为民族审美心理结构中的关键一环，已成为最基本的大众审美诉求。”[9]可以说，如果一出戏没有态度鲜明的道德评判，观众在欣赏的时候就无法与之达到精神上的接受和互通，也就无法对它展开正常的审美情感活动。

总之，从传播接受的角度来看，观众的审美喜好和欣赏趣味对于艺术作品的传播具有取向性的重要作用，对元杂剧的传播也是如此。元杂剧中的复仇内容，以及观众对复仇情节和复仇故事的热爱，是复仇文化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观众观赏杂剧作品心理定势的必然反应。

[1]汪流，余秋雨等．艺术特征论[M]．北京：文化文艺出版社，1986：451-453．

[2]刘丽萍.元杂剧观众研究探微——以元杂剧“翱期”槐为视角[J].江苏社会科学，2006（S2）：76-79．

[3][4][5][8]赵山林.中国戏曲观众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189、190、191、175．

[6]唐湘芸.观众审美意识与戏曲审美价值的实现—兼谈现代戏曲的改革与途径[J].艺术百家，2003（01）：18-21.

[7]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97．

[9]张朝霞.新时期戏曲观众审美心理探析[J].现代传播，2001（02）：70-76．

On the Publicity of Revenge Concept in Zaju of the Yuan Dynasty by the Audience's Appreciation Taste

LI Xiao-yi
(Bohai University, Jinzhou 121013, China)

Drama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audience (aesthetic subject), which is the basis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drama. The development and spread of drama is the coefficient process of the author, actor and audience. The large number of revenge play in Zaju of the Yuan Dynasty shows that the story with revenge plot and idea is the audience favorite theme, which reflects the audience having the aesthetic view of pursuing novelty and the aesthetic requirement of expressing emo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ultimate realization of revenge is a guide to the audience affection.

Zaju; revenge; audience; appreciation taste

J837

A

CN22-1285（2017）041-045-05

李晓一（1977-），女，渤海大学国际交流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戏剧戏曲学。

（责任编辑：胡子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