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科锐

（吉林艺术学院，吉林 长春，130021）

乔治·桑精神特质中的音乐存在属性

徐科锐

（吉林艺术学院，吉林 长春，130021）

文学与音乐的内在关系开辟了对文学家与音乐家精神价值的探索之路。当文学与音乐为我们提供想象时，出于尊重，一并激发了我们探索其内在精神世界的欲求，尤其是对文学家音乐特质的研究。就如乔治·桑，她作品的主题与叙事多能发现与音乐的基因关联，这种意向性根源形成的诱惑，导致我们想打开一扇未知的大门，它或许将跨越音乐的“局限性”和文学的“政治性”藩篱，为我们敞开的是关于艺术与文明视域中的人性解读。

乔治·桑；文学与音乐；关系

【DOI】10.13867/j.cnki.1674-5442.2017.01.01

以往，我们对乔治·桑的印象是一种模式下的认知，她是19世纪法国文学家，她曾与肖邦等音乐家们密切接触；她曾以音乐家为命题进行创作；她曾参与19世纪巴黎的社会音乐活动等等，再或是以“代表”者的身份提供给大众她是“女权主义”的先声，她的作品中蕴含着清丽的田园风光等。但是，人们的审美心理中有一种趣味，就是猎奇，这来自于人渴望了解世界的好奇心[1]。乔治·桑激起了我们的好奇心，虽然她作品中那些情节或人物都在运动的状态中激发我们无限的遐想，但我们更愿意去看到关于她本人的偏执和喜爱，孤独与迷惘，尤其是她这样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作家。然而历史的知识是有限的，从部分音乐批评史中也很难看到乔治·桑的身影，当我们试图跨越认知模式时，似乎要抓住她精神特质中的某一构成物，带着这种欲求去构筑线性的图景，以便获得内心好奇的趣味感。于是，我们不得不回到乔治·桑所处的时代与社会，通过艺术发展的走向，对她颇为显性的特征进行人性的考察，就如她作为文学家的身份为何所述“音乐是另一种语言”；她构筑的作品主线为何多采用音乐家；她为何被后人称作具有“牧歌”式的情感风格等。在这尝试性地探索中，我们似乎能够发现乔治·桑的“音乐生涯”，这样说似乎是一种冒险，唯恐颠覆历史上给予她文学家的界定，但我们更愿意去冒这样的危险，因为文学与音乐的关系是存在的，不仅是它们之间的内在互动可以促发创作机制的丰富，而且它们具有相似的基因。于此，我们更可在宏观的视角中确立对乔治·桑精神价值中人性的关照，包含探求其文学创作与音乐意义的不可分割性，或许这样更能够发现，文学家身份符号并无法将她划分在音乐家的称谓之外，我们更愿意这样去说，她是一位极具音乐特质的艺术家。

一、情感与理性

乔治·桑确实是以充沛的情感和理性的思考开始自己的人生的。如果说像《爱弥儿》《伊利亚特》启发了她童年阅读的兴趣，还不如说，哲学的理性与文学的细腻，在植入她青年时期价值观的范畴时，激发了她强有力的想象，并伴随着想象的欲望，去接触洛克、孟德斯鸠或是但丁、拜伦的作品，尤其是卢梭的“民主思想”，使她在特定的时代中、在众多作品中达成了现实与欲望的接轨，以一种深邃而又超脱的气质确立了乔治·桑于法国文坛的地位。当然，作品是可以认定为作家认识与感受世界的经验，可乔治·桑通往作品探索的过程，可以被认定为多元的，这不仅因为她处于19世纪的法国巴黎，而更多是因为她对音乐的敏感，这是一个人感情范畴对外部环境的特殊反映，它包含着选择，并且意味着她的作品中将出现更多关于音乐的知识表象，我们很容易能够看到她对于文学创作时所选择的方法与题材是游离在艺术之中和形式之上的情感范畴之内。

情感与理智之间的便是平衡自我，这是一种入世的心理，也是人性特有的感情状态。对于喜爱或是憎恶，最终都回归到自我满足的平衡感之下，这种平衡常使乔治·桑暗示自己，逃避现实，又会在面对现实时，解放自己，理解现实。亚当·斯密曾说过，某一行为所可能受到的不管什么样的赞扬或责备，首先是针对产生这个行为的内心意图或感情的；其次是针对这种感情所引起的身体外部的行为或动作的；最后是针对这个行为所实际产生的或好或坏的后果的。[2]乔治·桑情感世界与现实发生的异位是她个人情感空间的庞大和现实无法满足所产生的矛盾，她的精神特质与其他艺术家们似乎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她把艺术创作和日常生活融合在了一起，她敢于向社会中压迫人性的模式去挑战，即使有时这种痛苦也随之而来，使她在生活中品味着类似于爱情的纠葛，但这会促发她人性中自由的细胞，同时又带给她艺术创作上的灵感。

乔治·桑的情感与理性，仿佛是音乐中的“复调”，一方面谱写理想与现实的相互矛盾，另一方面又模进着她年轻的生命和母性的情怀。与艺术创作不同的现实世界中，她所包容的是现实性与人性的弱点，这让她的人生并不是趋于完美的，而是悲剧的。譬如：当缪塞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问世之后，人们期待的并不是世纪病的自我告慰，而是他与乔治·桑的结局，但人们期待始终会落空，如同小说的结尾那样，无法让缪塞在创作中抛弃现实而将其美化，只因为缪塞遭遇了乔治·桑。 如果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和《他和她》完全是描写二人的关系，但这其中决不是歌颂，而是揭示。如休谟所说，当我们的性情被喜悦鼓舞起来时，它自然而然地就进入爱情、慷慨、怜悯、勇敢、骄傲和其他类似的感情[3]这庞大的情感世界中，揭示了乔治·桑情感与理性的复调状态，她与缪塞的爱情纠葛自然也脱离不了她母性的光辉，那么，就如她再次遇见音乐家肖邦那一刻，注定情感中也不会得到缪塞等人失落于她的慰藉，当她与肖邦之间的爱情再度走向危机时，我们更愿意探求二人创作作品中的内在激情，这种激情的尺度源自我们对艺术家的猜测，如果在人性与作品之间去选择，我们更愿意去探讨人性，想象乔治·桑与音乐、乃至音乐家之间的另一层涵义。艺术家们的本性当中不仅仅是人性中荷尔蒙的驱使，事实上他们的爱情也远远没有我们想象地那样波澜壮阔，反而让我们感到他们彼此借爱情而激发灵感，致使艺术创作达到巅峰，这样的解释似乎更为合理。于此，我们似乎并不稀奇，在情感与理性之间，乔治·桑中庸的是现实，而在音乐与文学之间，她综合的是情感与理性。

她与文学的结缘不言而喻，她生命中的音乐更是从未止步。当乐器发展到19世纪时，最有代表性的应属竖琴、吉他和钢琴。年幼的乔治·桑常常伴随着竖琴的庄严高贵，构建内心萌动的精神向往。竖琴是当时法国社会比较流行的乐器，它似乎能够代表法国人追求浪漫品质的一种装饰。多数文人墨客在遭遇革命的洗礼后，为了躲避战争的纷扰常常参与到文化生活中来，当然法国人内在的精神特质使他们更愿意去表达自我内心的理想。当幼时的乔治·桑在祖母家里弹奏竖琴时，经常会真切地体验到格扎维埃·福尔奈描述的“竖琴就是能把人从人间带入天国的乐器”，她对钢琴的挚爱，更多是源于钢琴在法国大众审美娱乐中的品味意识，我们从《茶花女》等众多文学作品中已经察觉钢琴作为生活的存在意义。对于青年时期的乔治·桑来说，她对钢琴的喜爱是依靠李斯特和肖邦等人的给予，她曾在自己的住所为弗朗兹·李斯特准备一架钢琴，《田园交响曲》《魔王》等作品经常出现在他们的交流中。同样，这一时期的很多作家都基本采用音乐元素进行叙事，譬如巴尔扎克曾在献给弗朗兹·李斯特的《十三年的历程》第二部分中，也谈到过管风琴，也正是这个声音使乔治·桑创作了幽默而富有幻想色彩的短篇小说《巨人的管风琴》。总是有一些人认为音乐是浪漫的符号，可在乔治·桑的精神世界中，音乐是敞开她情感与道德的大门，也是连接回忆与想象的桥梁，我们倒是可以这样说，在乔治·桑置身于音乐世界时，回忆成为她想象观念的基础，而想象中的知识则是她对文学构思的理性思考。

法国评论家泰纳曾指出：乔治·桑笔下的世界，是一个理想的世界，为了保持这个世界的幻想，作家抹去、减弱或往往只勾勒出一个轮廓，而不是描绘人物的个性形象。[4]乔治·桑操持着一位女性特有的姿态和特征，构筑了属于自己精神世界的情感表达方式，巴尔扎克曾指出她的作品不能够给户籍册带来新的人物，这是因为乔治·桑并不愿意以种种描绘形的手法形成自己的作品，但对于她的作品而言，它的优质性就在于用感情线来构筑文本的旋律和色彩，相比之下乔治·桑更为注重内容，这种创作方式类似于音乐审美中的最高级阶段。音乐无法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原型，音乐作品只能依靠作曲家对现实的模仿和移植，通过强大的情感内容来抒发个体的感受，而我们从音乐作品中所感受到的人类情感，正是我们经验世界中的悲观、失望、理想与信念等，我们借助于这种情感的共通性在乐音的世界中找回关于受众个体的回忆和联想，它不是具体的，而是抽象的。而文学作品与音乐具有的那种相似的基因，同时被乔治·桑这样一位追求民主主义的女性作家所实现，乔治·桑作为浪漫主义文学家，一方面，她的作品具备浪漫主义文学家的创作理论和批评标准，另一方面，她又在斯达尔夫人启蒙文学的影响下，虔诚地做着卢梭的信徒。所以，乔治·桑的情感世界变得极为理性。可以这样断定，乔治·桑一方面受到法国资产阶级浪漫主义文学的熏染，同时又作为法国人，亲历了浪漫主义文学时期的社会发展和矛盾，她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艺术作为人类情感的表达方式，已经不仅仅在文学范畴之内体现，而是从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已经形成了一种人心所向的驱动力，这种驱动力代表的是每一个阶层人民共同的心底呼声，而艺术恰恰是他们找到宣泄情感的表达方式之一。而乔治·桑的出现，更意味着对这种想法的验证，她的理想和热情往往超越了雨果直击的社会现实，以一种极为清新脱俗的方式体现着文学的另一种魅力，这就是乔治·桑的风格。或许是因为女性作家的原因，乔治·桑风格中总是被先入为主地认定为情感的饱满性，但是，乔治·桑的作品并没有华丽的辞藻，她也并不为一些美丽的语言而讨好强加于文学的政治功能，她在极为平静的落笔之余抒写自己的体裁，就像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自由地散落在人们的心间，相比用语言来比拟，还不如默默地在心里来体会，哪一章节是动机，哪一章节又体现了主题，哪一部分体现了矛盾和冲突，哪一部分回归到了田园与平静……不仅仅是乔治·桑如此，19世纪法国巴黎的艺术家们都在不断地建构自我与社会关系的情感表达方式，这种情感分为太多类型，而类型又由于不同阶层而产生，又代表着不同阶层的利益和发言权。艺术作为当时社会最为显现的表达方式，它被普遍接受，无论是文学、绘画或是音乐，都在这个特定的时代中标榜了人类社会进程中的文化形态。在乔治·桑的创作意向中，音乐艺术的影响使她的情感世界异常丰富，当然，乔治·桑的孤独与内心的愁苦也正是音乐艺术能够为之排解与慰藉的理由，可在现实生活里，她更愿意做一个音乐艺术的观望者，因为对于生活和婚姻的不幸，使这位年轻的女性在入世之初选择了进入文学领域，她愿意将情感与理性的观念试图融入在众多作品的主题与构思中。然而，她也在为现实的某种制约而思考着，这种纯粹情感性的揭橥是否能够代表着广大接受者的意愿。

二、浪漫与现实

我们对乔治·桑还有着另一层面的好奇：作为文学家，她为何不能像浪漫主义文学家雨果那样直击社会现实，为何又不能像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那样详尽地描摹社会、批判人性。当然，我们或许可以假设这是由于她情感与理性的构成因素所导致的，那么，乔治·桑的时代中，文学与音乐艺术到底存在怎样交融的问题就溢了出来。当艺术内部构造的基因发生相互影响时，必然会产生互通性的关系，可是对于创作机制的选择，还是具有时代性的考究的。当我们在假想文学家与音乐家的社交场景时，更要关注二者的交叉点。我们首先关注的是社会地位是否平等以及艺术的传播。虽然人们会把当时活跃于音乐圈的人称为音乐家，可音乐家是受到音乐本身等更多原因的限制的，譬如：诺贝特·埃利亚斯曾说过莫扎特的死是因为两股源泉的枯竭：一个是他所信赖的女[人5]对他的爱，这是为了他自己；另一个是维也纳听众的爱，那是为了他的音乐，其实倒不消说莫扎特是死于时代，因为贫穷和不愿做宫廷的奴役，他没法自由地存活，但与他相隔不久之后的贝多芬年代就已经有了音乐出版行业，这一时期的音乐家在某种程度上享受到了时代的特权；那么在为大众提供普及性的审美娱乐时，音乐就没有文学显得幸运了，也同样是因为出版业，文学作品、尤其是像小说，它能以通俗流行的形式流传到千家万户，但音乐则不能，它必须要求人们进入歌剧院、音乐厅等达官显贵们能够欣赏的地方去；相比音乐家，文学家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地位就是当时法国社会中文学的合法属性，虽然法国人想往浪漫和自由，但是想往和追求的根本目的是对现实的反抗，这里面包含着批判，这种批判变成文字涓涓流入人们内心而获得语言交流的能力时，使得政界又变得敏感和小心翼翼。所以，当时文学发展的空间远比我们想象地自由，也要比音乐家获得“自由”的身份要早，直到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结束后，音乐家们那种反抗的精神才获得解放，这是新的时代精神，它使音乐家与社会形成了新的关系。[6]

即便如此，他们的社会身份和各自属性在遭遇不同的时代时，也依旧不会妨碍艺术之间的同一性，这是文学与音乐存在关系的根源，也是浪漫与现实并存的状态。在第三阶级追求自由的时代，艺术家们便成为他们欲求批判和反抗精神的出口，当文学家的话语权力与文学传播的速度还有小说的普及、以及音乐在此时以一种公开的身份走向巴黎舞台时，在这种情形之下，艺术的魅力才真正焕发出来。音乐家此时的社会地位与时代需要也在驱动着浪漫主义的发展，这时的不少音乐家来自有教养的中产阶级，如韦伯、柏辽兹、舒曼、李斯特、瓦格纳，他们多才多艺，不仅是音乐家，还是文艺评论家，甚至是哲学家。[7]也就是说，当艺术走向极为繁荣的状态时，艺术家们的交流才凸显了交流本身的意义。许多音乐家可以成为哲学家，许多文学家可以成为音乐家，所以就身份而言，概念上的模糊判断往往是后人根据历史知识的心理界定，但这并不是艺术家唯一的存在标准。就如乔治·桑，她虽然没有音乐作品，可她却偏执于对音乐的热爱，她不能进行创作和表演，可她以文学评论的方式促进了音乐文化的发展，乔治·桑曾于1837年1月1日在《音乐报》发表了第一篇文稿，题为《走私犯》，此文揭示了浪漫主义时期音乐与文学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亲密复杂关系。《音乐报》是当时法国文艺圈的批评阵地，不仅仅有柏辽兹和李斯特等人的撰稿，甚至舒曼等人还成为了论战作家，在文学家中以巴尔扎克和乔治·桑撰稿居多。乔治·桑往往并不在意歌词的意义，而是借助音乐能够表现的情感加上自我的想象，把浪漫主义色彩进一步宣扬出来。浪漫主义色彩确实是以“浪漫”为关键词而确立的，但是“色彩”中的成分包罗万象，这种浪漫的精神或许可以跨越年代，如果说莫扎特的作品风格永远给人以清丽和欢快，那么我不难断定是这创作主体借于音乐艺术而抒发本我的郁结，或许还有现实中未能实现的一切，就像弗洛伊德曾解释，梦为什么是欲望的达成。在当时的法国最受欢迎的艺术品种还有歌剧，这不仅仅是它歌词的表述能够与大众的内心贴近，最为主要的是它是大革命时代的产物，人们的生活中笼罩着革命的阴影，同时也想摆脱这种阴影，当一种共同的期许变成了一时的呼声时，乔治·桑成为了她们中间的一员，她能够利用文学的传播抒发本我的欲求，这是法国社会中最为包容的一面，也是文化艺术发展最为肥沃的土壤，但乔治·桑的神秘并不仅于此，法国是当时音乐艺术最为繁荣的集中地，对大众内心有着潜在的熏染，人们在懂乔治·桑之前，更为了解音乐。所以，懂音乐的文学家或是懂文学的音乐家，更能广为受到一些人的认可。乔治·桑这样一位有音乐特质的女性作家，她在意“美”的根本，追求道德的高尚，当卢梭的《爱弥儿》对她产生了影响之后，她不仅仅是追求一种民主和平等，而是想借助自己庞大的情感而构筑一个关于美的生存空间，而音乐与文学就是这空间的构成物，乔治·桑的作品从以情感为基础，附带她对人性纯粹的认定，体现在美与善良，情感与理性，艺术与生活之中。所以，生动的情感通常伴随着生动的想象。在这一方面，正像在其他方面一样，情感的力量一方面决定于对象的本性或情况，一方面也决定于人的性情。[8]

事实上，浪漫曲的出现也在述说着文学与音乐之间的发展关系。浪漫曲的形式是大众的文学体裁样式加上熟知的音乐得以流行的，它更能验证文学和音乐是在一种相互支撑的局面中生存的，直到现实主义时期，文学的形式发生了改变，音乐也突破了模式化的发展，这是因为文学家们的觉醒，也是音乐能够自由发展的进步。文学与音乐的巧妙结合，并不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就圣咏时期的法国而言，当法语融入经文歌的歌词当中与拉丁文一样成为其作品中的骨骼之时，就已经筑建了法国文学与音乐的滥觞。继中世纪马肖确立了音乐与文学的典型性地位之后，文艺复兴时期的杜费又进一步把音乐的与文学的关系逐渐明确，并在他的作品当中能够看到法国音乐的基因特性，法国音乐在万折必东中凝聚了欧洲音乐、也改变了欧洲音乐，这其中不乏为法国文学与它的关联。战争和阶级斗争在法国曾一度成为持久的常态，但法国亦或世界上的人民往往并不是在阶级斗争的常态中生存的，不难否认，战乱曾造成人们精神世界的异位，就如缪塞等文学家从小说与诗歌中透露的那种畸变的思想，可无论如何文学都不能仅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全部，它本身要呼之欲出的是借助文学的真身而绽放人们的呐喊与诉求的灵魂。 浪漫主义文学的特性构筑了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文化繁荣，这种繁荣的现实意义是衍生了另一种国民精神的导向，它各个阶层都能在其中找到审美的自娱性，最为重要的是，它把西方音乐中最为重要的浪漫主义乐派带到了历史中去，这就达成了音乐家与文学家无法错过的交集，所以说，当人们对乔治·桑的浪漫和现实做出评价的时刻，我们借助于19世纪的法国文坛，能够发现浪漫的真实性，一方面是文学发展的社会有效性，另一方面，浪漫主义文学的“浪漫色彩”具有悲剧意味，这是法国现实世界产生的相对于现实的产物。在浪漫主义文学发展时期，也是浪漫主义音乐的发展时期，“浪漫曲”就是其中的一种，它是最说明文学与音乐发生直接关联的产物。虽然当它风行到19世纪上半叶的时期时，已经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和模式化奄奄一息，但是它与文学之间的共同促进却一直激励和维持着人们精神层面的浪漫与幻化。革命时期艺术的暴涨，并不意味着音乐家们的才华得到了显现，他们的思想受到了国家的制约并以被动的方式接受着社会功能性的价值体现，作曲家们此时无法获得灵感，但却培养了他们自己的公民精神，也促进了文学的发展。

三、自由与批判

当浪漫主义文学家们倾泻了所有呐喊与费尽周折之后，制度的不公平与阶级的悲惨命运依然没有发生改变，于是他们转向了 “务实精神”，这是现实主义文学确立自身历史价值的一大闪光点，迄今仍作为资本主义时代文学的最高峰而保持着不朽的魅力。[9]而笔者认为最为重要的是时刻掌握话语权的资产阶级在现实主义阶段转变了对待无产阶级的态度，这是一种时代的进步，他们把下层人民的同情变成了对社会的直接地批判，毫无保留。

如果说乔治·桑属于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家，但她也不是现实主义时期的旁观者。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基础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从乔治·桑的作品中虽能够感受到浪漫主义文学赋予她精神世界的无限自由，但这种“自由观”恰恰正是人道主义所倡导的。卢梭的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10]深深根植于这位女性作家的精神世界里，她的小说在这一时期由“恋爱”主题走向了“空想社会主义”，乔治·桑这种态度是典型的卢梭式的[11]，但是，值得深思的一点是，通过《笛师》《康素爱萝》等作品，我们发现，乔治·桑笔下的人物，终归还是与音乐有关的，音乐的存在属性彰显了时代的意义。

当音乐运用在诗歌、小说等其中的时候，最成功之处在于音乐运用自身的特殊性所表达了文学作品无法呈现的情感世界，在搭建逻辑因素的判断中，文学与雕塑、绘画等可以直接提供给人们现实世界的画面感，而音乐只能诉诸情感，这种情感来源于作曲家对文学作品本身的感受，同时也附带着音乐作品从现实中抽象了的庞大世界，这种抽象是自由的，而作为文学家的乔治·桑恰恰把她的文学建构的意向归结为自由化。她曾经针对当时在文坛上已占有优势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提出了这样的反问：“是从什么时候起，小说非要描绘现实不可，非要描绘当代那些冷酷无情的人和事不可？”她明确地宣称自己是从与巴尔扎克“极不同的观点来看人类事件的”。[12]乔治·桑的小说恰恰就是利用了音乐这种宏观情感而并不具体的构造风格，给受众群体的审美突破了时代性的知识要素，她的作品中所代表的情感是与音乐一样所指的人类共通的情感，对于受众群体而言，读她的作品会进入一个广大的想象空间，或许不需要时代性的知识，时刻把握着一个旋律的走向，在“大音希声”或是“留白”中，给读者一份尊重和自由，这是文学作品的魅力，也是乔治·桑于法国文坛的特殊性魅力。事实上，乔治·桑的作品也是受到大众的认可的，而往往熟知乔治·桑的人，或对她的评价中，都会从作品出发去谈感受，而所有的感受都会在潜意识中认定作品与音乐的关联，或是牧歌，或是浪漫曲，而这就是乔治·桑作为文学家的最大的影响力。

曾有人疑惑，乔治·桑从不像福楼拜一样查阅资料，而她大量的音乐知识从哪里得来？当然，这些可以想象都得益于他的父亲、祖母、李斯特或是肖邦，可作为文学家最为重要的是一种态度，文学作品依然传递的是文学的功能，乔治·桑运用音乐的旋律线搭建了关于美感的塑造，而最终却以自由的破碎和悲剧感标榜着批判，她的揭露和批判是如此自觉、如此明确，她对待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态度具有如此强烈的民主主义精神，使人很容易辨识出，作品中响彻的正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激愤的抗议。[13]我们通过她的文学作品直接感受到的音乐艺术的原因，或许肖邦或是李斯特，但这不足以说明乔治·桑也会成为音乐家去创作和表演，而是她吸纳了关于音乐的知识和受到音乐发展的影响。

在文艺发展直线上升的年代，社会氛围是滋生所有艺术形式形成的根本。所以，“自由”并不会让乔治·桑脱离实际的“自由化”，事实上，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时代中，自由是对批判最强有力的武器。乔治·桑童年的孤独和青年的婚变，让她早期创作了《印第安那》《瓦朗蒂娜》《雷莉亚》，悲剧性的色彩使她自由地转化了她现实生活中的尴尬。一时间，资产阶级的“女性自由”成为了大众的觉醒，属于人性自由的呼声变为道德层面的反抗。三十年代，乔治·桑创作了大量的空想社会主义小说，《木工小史》《安吉堡的磨工》都非常具体地触及了现代社会的各种矛盾，其中《康素爱萝》使人们对乔治·桑的认识更覆盖了一种神秘主义的音乐特质，文中所描写的18世纪中叶欧洲的音乐和音乐生活，涉及到海顿等大量音乐家、经文歌、宗教歌曲、正歌剧等大量音乐形式和音乐术语、包括人物的心理状态、日常生活和场景，给人们呈现了一个完美的音乐世界，卓见其对音乐的专业研究。如果说《康素爱萝》描写的崇高音乐的故事，那么乔治·桑也不乏对民间音乐的研究，《笛师》与《魔沼》都是笼罩在一种音乐的氛围中的，这些作品中涉及到的民间音乐的传播、民俗、民风、民间乐器等等，充满了田园的宁静与意味，都可见其音乐知识的密度。事实上，乔治·桑的成功之处在于利用了音乐的流行，另一方面得益于她对音乐的认识，就像她曾一直认为，音乐表现出了灵魂中最隐秘、最崇高的思想，展示出了超出一般人类灵魂所能表达的思想和情感。

乔治·桑是大多数女性心中崇拜而又神秘的偶像，她的情感与理性、生活与理想都是优美而又崇高的。同样，法国的文明也是欧洲文明史上最具特色的一种，法国人能够真切地把握自然与文明的临界点，在现实与浪漫、历史与情感、文学与艺术中搭建适宜的桥梁，又不乏将这种内在的关联表述成充满诱惑的图景，尤其当小说与音乐相互碰撞时，小说变得灵动而微妙，音乐则细致而丰腴，这是法国艺术思潮最为高贵的基因，乔治·桑是众多法国文学家中最为清丽的形象，她与众多文学家不同的是她并没有倾注更多的思考去描摹激烈而复杂的社会，并没有直面战乱或附带政治色彩，她像卢梭一样崇尚自由而不被文学的社会功能所利用，她更愿意与人性相近的各种表达方式牵手，例如音乐。需研究实现这个创作欲望的可能性和可执行性。

[1]王确.文学的审美属性以<卡夫卡>变形记为例[J].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4）.

[2][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15.

[3][8][英]休谟.人性论（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13；461.

[4][法]乔治·桑.乔治·桑自传[M].王聿蔚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3．

[5][德]诺贝特·埃利亚斯.社会学视野下的音乐天才莫扎特的成败[M].吕爱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4．

[6][7]沈璇，谷文娴，陶辛.西方音乐史简编[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9:195；196．

[9][11][12][13]柳久鸣．法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48；279；261；272．

[10][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4．

The Existence of Music in George Sand's Spirit

XU Ke-rui
(Jilin University of Arts, Changchun 130021, China)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music opens up a way to explore the spiritual value of the writers and musicians. When literature and music provide imagination for us, out of respect, our desire for exploring their inner spiritual world, especially the studying on the music nature of the writer is inspired. The most work theme and narration of George Sand can be found genes associated with music. Such temptation caused by intentional source will lead us to open an unknown door, which perhaps will break the "limitation"of music and the "politics"of literature, and show us the human nature interpretation in the field of art and civilization.

George Sand; literature and music; relationship

J60-02

A

CN22-1285（2017）004-011-08

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9世纪法国小说与音乐关系研究”（2014B292）；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乔治桑小说与音乐关系研究”（2015-406）成果。

徐科锐（1980-），女，吉林艺术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音乐社会学。

（责任编辑：胡子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