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昭庚

1935年10月，张学良出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习惯称副司令）兼代总司令（总司令为蒋介石）。杨虎城时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军事上归张节制。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第一个高潮是临潼捉蒋，第二个高潮是张学良放蒋，第三个高潮则是惨痛的“二二事件”。“捉蒋”“放蒋”广为人知，而“二二事件”却鲜为人知。

适逢“二二事件”80周年之际，笔者将“二二事件”的始末告之读者。

张学良匆匆送蒋

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于1936年12月25日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行前，张学良走到写字台前，匆忙写了几行字，叠好交给赵一荻：“小妹，我走后你一定要把它交给于学忠、王以哲。”

赵一荻慢慢地展开字条，只见上面写道：“于学忠、王以吉：由杨虎臣代理西北委员会事务。离陕之际万一发生变故，东北军各军、师长听从杨虎臣和于学忠指挥。此谕。张学良。”

手谕中，王以哲的“哲”字写成“吉”，而杨虎城的“城”字写成“臣”字，短短三行手令竟写白了两个重要的字，而且字迹潦乱，足见张学良行前之仓促。

蒋介石出尔反尔

蒋介石一回南京马上变脸，先是下令南京高等军事法庭判处张学良10年徒刑，继则又装模作样，请求释放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与此同时，蒋介石调集中央军，分路向西安进发。

面对这一突然变故，杨虎城一下子没了主意，遂请教周恩来。周恩来建议说：“蒋介石的意图在以武力威慑，逼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就范，此时不能一味示弱，应有严正之表示，并辅之以军事上的部署。”

杨虎城欣然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于1937年1月5日发出通电，谴责蒋介石出尔反尔，违背在西安时的承诺，扣押张学良，调兵遣将准备发动内战；同时下令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在中央军的挺进路线进行布防，严阵以待。

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也把红军的两个军团并一个军开入关中，协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防御中央军的进攻。

面对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团结，蒋介石于1月9日派人到西安，提出和平解决的甲乙两个方案。甲案：东北军调往甘肃，十七路军不动，仍归杨虎城指挥，红军回师陕北，中央军进驻潼关至宝鸡铁路沿线各县。乙案：东北军调往河南、安徽，十七路军调去甘肃，红军回师陕北，中央军进驻潼关到宝鸡铁路沿线各县。这两个方案都回避了西安三方释放张学良的要求。

杨虎城与东北军高级将领反复商量，相比甲案稍有利，决定接受甲案。但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军官却坚决反对，他们都是张学良一手提拔的营团级军官，对张学良怀有很深的感情，主张跟中央军决一死战，救张学良出险，对南京的两个方案都拒绝接受。其代表人物有：张学良的卫队二营中校营长孙铭九、张学良的副官兼机要秘书苗剑秋、东北军“抗日同志会”书记应德田、炮兵团团长刘佩伟、东北军总部粮食处处长张政枋、工兵二团团长杜维纲、骑兵第一军副官长何镜华等。

少壮派军官主张以战救张

1月27日晚上，东北军少壮派20多名军官来到周恩来下榻处请愿。少壮派们表示，张学良不回来，东北军就失去中心，必须把少帅救回来，才能谈退兵的事。

面对这批刚愎自用的少壮派军官，周恩来首先表示，理解他们的心情，然后便耐心地劝说：共产党与蒋介石有血海深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共产党与张副司令的关系，我们也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也愿意把副司令营救回来，但是现在这种局面，很容易引起战争，也不符合副司令当初发动西安事变的愿望，“一旦与中央军开战，蒋介石就更不会放汉卿回来了。并且，如果东北军内部阋墙，对东北军的前途、对国家的前途、对副司令的前途都是绝无好处的。”

眼看再纠缠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少壮派们这才悻悻离去。

東北军少壮派军官刚走不久，杨虎城的好友南汉宸便来到周恩来住处。南汉宸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杨虎城的秘书长，是杨虎城的左膀右臂。当年蒋介石电令杨虎城逮捕南汉宸，杨虎城拒不执行。南汉宸是周恩来特地调来协助工作的。这天晚上，南汉宸拜会杨虎城时，杨对南说：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并亲自送蒋回南京，现在看回来的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睚眦必报，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办？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这种情形你要替我想一想。

听了南汉宸的汇报，周恩来说：“请你再去告诉杨先生，就说我们明天去云阳镇红军前线司令部开会，晚上一定赶回来。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我们决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少壮派人多势众占上风

1月28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人乘坐汽车从西安出发，赶往泾阳县云阳镇的红军前线司令部，会同在那里工作的中共和红军领导人洛甫、任弼时、彭德怀、杨尚昆、左权等同志，一道研究东北军要求红军协同作战的问题。经讨论，大家一致主张接受甲案实现和平，但如果南京方面继续进攻，我方也要自卫。

红军前线司令部将这个意见电告党中央。当天，毛泽东等人就回电表示：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但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应当同进退；应向张、杨表示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的局面。

东北军中属元老派的高级将领，有五十一军军长兼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骑兵第一军军长何柱国等，他们与张学良有着深厚感情，也正在精心筹谋营救张学良。只是他们处事稳健，讲究审时度势，感到东北军与中央军相比，不论在人数还是武器装备上，均处于劣势，没有必胜把握，而且战端一开，对张学良的处境会更加不利。故接受甲案，以利于保存实力善图将来。

为了说服、团结少壮派，元老派于1月29日在渭南召集团以上军官会议，应德田等少壮派军官的头目也在与会者之中，王以哲因患感冒转成肺炎，没能出席，会议由东北军总部代理参谋长董英斌主持。何柱国首先发言，认为根据当前形势，只能接受蒋介石的条件和平解决。如果随意开战，把东北军打光了，或者打散了，不但少帅回不来，东北军的前途也就暗淡了。况且，副司令发动西安事变是为了反对内战、团结抗日，引起内战绝不是他所愿。

何柱国的话音刚落，应德田就跳起来反对。他说，我们只要求副司令回来一趟。到时候副司令愿意回南京，再走也行。应德田认为此举不会引发战事，蒋介石只是虚张声势，真打仗他是不敢的。再加上南方的李宗仁、白崇禧，北方的韩复榘、宋哲元，都想趁机反蒋，如果真打起来，蒋介石就会受到全国的指责，就会垮台，所以他只是摆个打仗的架势。副司令捎来口信说，“只要你们能团结，能坚持，我就会有办法，你们也会有办法”。副司令让我们坚持，难道我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吗？

应德田一番慷慨陈辞后，少壮派军官自恃人多势众，会议最终强行通过了少壮派军官们所拟的“渭南决议”，要旨是：在副司令未回来之前，决不撤军；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

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三方主和否定少壮派

作为东北军的实权人物，王以哲、何柱国却不同意“渭南决议”。在战与和的问题上，王、何二人与少壮派已势同水火。鉴于此，他们只得派飞机把还在兰州的于学忠接到了西安。

于学忠原本是吴佩孚的部下，1928年投奔到张学良麾下。论在东北军中的资历，他甚至还不如少壮派的孙铭九深，但张学良却对于学忠信任有加。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时，留下手令，把东北军的指挥权委托给于学忠，而不是交给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部属王以哲。

究其原因，有人认为这是1933年热河抗战失利张学良被迫下野到欧洲考察期间，将部队交给当时身为河北省主席的于学忠。于学忠不辱使命，在张出国期间没有把部队搞挎，更没有把部队交给老蒋。待张学良回国，他又原封不动地将部队指挥权交给了张。这使张学良对于学忠格外信任，认为此人忠诚可靠。另一种说法是，虽然当时只有王以哲的威望和实力才堪指挥东北军，但张学良获悉王以哲瞒着他参加了共产党，所以才没有将指挥权交给王以哲。

既然于学忠是张学良指定的负责人，在这个战和不定的当口，自然要请他来西安主持大局。

1月31日，于学忠到西安后，少壮派军官就围着他声泪俱下，要他负起执行“渭南决议”的责任。杨虎城则于当晚召集西安三方首脑在王以哲家举行最高会议，以统一各方对南京方面的态度。参加者有杨虎城、周恩来，东北军的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三位军长，东北军少壮派代表应德田、何镜华列席。

会议开始前，应德田坐在王以哲床边，再次试图说服他。王以哲温言道：“述寅（应德田的号），你不用害怕，副司令不回来也不要紧，东北军军事上有我，政治上有你，你怕什么？”应德田认为王以哲根本不想营救少帅回来，是想独揽东北军指挥权。王以哲也许不会想到，他的这句话竟然让应德田对他起了杀心。

会议开始后，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于学忠才说：我从兰州来，不了解整个局势，到这里后，才知道东北军内部有的主张不撤兵，坚决要求副司令回来；有的主张先撤兵，以后再慢慢营救副司令。我觉得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可能引起战争。万一引起战争，对副司令、对东北军、对三方都不好。应该按照鼎芳（王以哲的字）和柱国的意见，先撤兵，以后再慢慢营救副司令回来。”

何柱国当即表态，同意王以哲、于学忠的意见。显而易见，王以哲、何柱国等人认为，现阶段不能打，这绝不是不管少帅死活，而正是为了救少帅。

杨虎城见东北军的三个实权人物都主和，只好放弃之前主战的想法。他说：“我们十七路军在整个兵谏过程中，都和东北军采取一致行动。既然现在你们愿意和，那我们就跟着走，听你们的，和平解决。”

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都主和，周恩来的心也踏实了。他说：“我们原来认为先撤兵再设法营救张副司令的办法是对的。现在，东北军与十七路军既然都愿意和平解决，我们当然赞同。现在既然达成了一致意见，希望能令行禁止，并且努力说服各自部下精诚团结，一致对敌。不然的话，恐会另生枝節，发生意外。”

在场的人怎么也不会想到，周恩来的提醒竟一语成谶，几天后东北军少壮派军官果然捅出一个天大的娄子。

少壮派刺杀王以哲

眼看着“渭南决议”就这样被王以哲、何柱国等三言两语给推翻了，应德田、孙铭九等恨得咬牙切齿，大骂王以哲、何柱国等“出尔反尔”“是张副司令的叛徒”。2月1日晚，应德田和何镜华找到孙铭九，三人发泄一通后，决定除掉王以哲、何柱国。

第二天，即2月2日一大早，东北军少壮派的十来个军官聚到孙铭九、应德田家中（二人合住一个院子），商议如何除掉王以哲、何柱国。中间有人提出，连同于学忠一起杀掉。众人掂量，如果把于学忠也杀了，靠他们几个人是统帅不了整个东北军的，还是推于学忠做东北军的首领，逼其执行他们的方针。

刺杀计划已定，孙铭九找来卫队二营副营长商同昌负责具体执行。孙铭九指示商同昌派第五连连长于文俊带领一个排的士兵刺杀王以哲，派第七连连长王协一带领一个排士兵刺杀何柱国。

于文俊带领一个排的士兵在王以哲的住宅缴了门口警卫的械，而后冲进院内。于文俊闯进王以哲的卧室说：“军长，对不起你了。”毫无防备卧病在床的王以哲就这样连中数弹，当场而亡，终年47岁。

总部参谋处长徐方、副官处长宋学礼、交通处长蒋斌诸人，也在不知所以中被枪杀。

前去刺杀何柱国的王协一却没那么顺利。当商同昌、王协一带着一排士兵赶到何柱国住处，却不见其人。原来，何柱国担心少壮派对他下毒手，2月1日晚上就住到杨虎城家里去了。

其实，杨虎城也曾几次劝王以哲到他家避避风头，王以哲不相信少壮派那些毛头小子真敢杀他，谢绝了杨虎城的好意。

王以哲被杀后，杨虎城立即调兵遣将在西安城内外加强警戒，并保护何柱国等东北军将领的安全。

“二二事件”之后，为了感谢杨虎城的救命之恩，何柱国特地给他打了一个银盾，上面刻着“再生之德”四个字。

“二二事变”引发东北军内乱

一时间西安城内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潜伏在西安的军统特务和日本间谍恶意挑拨，说少壮派军官杀死王以哲等是受共产党指使，要杀一批军长、师长赤化西安。一些东北军官兵信以为真，纷纷把矛头指向中共代表团。

为粉碎敌人的阴谋，也表示抗议东北军少壮派的极端错误行为，周恩来马上派中共代表团秘书长李克农、团成员刘鼎，调查杀害王以哲等人的主谋与凶手。周恩来本人则亲自赶到王以哲家吊唁、安慰王夫人。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也发唁电致哀。消息传出，东北军将领深受感动。

东北军少壮派军官枪杀王以哲，绝对是一个天大的错误。1922年，26岁的王以哲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加入东北军，因他才华出众，治军有方，深得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赏识，从1923年到1926年，短短四年时间连升五级，从一个下层的中尉连副，升至卫队旅少将旅长。这种火箭式的上升，全赖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王以哲对张学良岂能不感恩戴德？

1935年10月，王以哲的下属一○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在甘泉榆林桥战斗中被红军生擒。在与红军的接触中，高福源深切地感受到红军是仁义之师，逐渐接受了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主动要求回去说服自己的长官王以哲、张学良，转达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诚意。1936年1月，深明大义的王以哲跟红军代表李克农在洛川进行了坦诚的会谈，成为第一位与中共接触的东北军高级将领。稍后，王以哲一手促成周恩来与张学良的肤施晤谈。据史家考证，1936年7月经周恩来介绍，王以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上世纪80年代，叶剑英元帅更进一步证实，王以哲是中共地下党员。这是后话。

王以哲军长在东北军中享有很高威望，少壮派军官杀害王以哲在东北军中激起了轩然大波，引起了许多将领的不满。与王以哲交厚的一○五师师长刘多荃，原在东线防御中央军，听说王以哲被害，愤而撤离防地，回师西安讨伐叛逆。驻守渭南的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也调转枪口打出了“为王军长报仇”的旗号。

2月3日早晨，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少壮派军官得知前线部队掉转枪口向西安进发，要捕捉他们，给王军长报仇时，这才明白闯了大祸。少壮派的追随者甚少，手中又无多少兵力，惶惶不安。主谋者孙铭九、苗剑秋等深感事态严重，商量后，决定向周恩来求救。

周恩来正在气头上，厉声追问：“杀王以哲将军究竟是哪个搞的？”

孙铭九眼皮下垂：“我和应德田，还有何镜华、苗剑秋等……”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周恩来一脸严肃，两眼喷火，“你们以为这样做，就能救汉卿回来了吗？不，这恰恰是害了汉卿。”

“我们闯了大祸，恳请周先生周旋，拉我们一把。”孙铭九跪地哀求。

周恩来把声音放缓和些：“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化解兄弟间的对峙，以防酿成更严重的恶果。你们先回去吧。”

如何处置这些令仇者快亲者痛的闯祸者，着实让杨虎城和周恩来大伤脑筋，于是让“西北剿总”行政处处长卢广绩去问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三人有何打算。几个人合计了一夜，提出三个方案：第一、三人引咎自戕；第二、自首投案，听候处理；第三、将他们送到红军中去。

杨虎城听了这三个方案后奚落道：“他们能自杀吗？只怕不能吧？”周恩来则感慨道：“我们怎么能忍心令他们去死呢？”周恩来与杨虎城、于学忠商议认为：不管怎样，孙铭九等人在促使张、杨发动西安事变过程中确实功不可没，他们错杀王以哲的动机还是为营救张学良，不应让他们再作无谓牺牲，决定将他们送往红区，让他们在那里作深刻地反省。

2月4日下午，周恩来命令刘鼎把“二二事件”主谋者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押送到红军云阳前线总部。

“三位一体”遭蒋瓦解

全面抗战爆发后，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离开陕北苏区，先躲入天津租界，继又躲进上海租界，再后来孙铭九、应德田投靠汪精卫当了汉奸，孙铭九官至伪山东保安司令，应德田任伪河南省教育厅厅长。苗剑秋民族良知未泯，辗转到香港，一度干上了军统，其后流亡到日本，创办了《自由中国》月刊。

杨虎城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由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几十位高级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措词强硬地抗议扣押张学良，并试图挑起内战，攻打西安。

对于是否要武力讨伐东北军、十七路军，蒋介石自己也有些犹豫，担心会把东北军、十七路军逼上梁山。考虑良久，便答应继续以和平方式处置。

如果王以哲不被杀，东北军20余万人马抱成一团，同红军、十七路军靠在一起，这是蒋介石极为害怕的。蒋介石为了瓦解这个联盟，说不定还会让张学良回来，按照他的旨意作一些有利于他的工作。现在王以哲一死，东北军群龙无首，在蒋介石的纵横捭阖之下很快惨遭肢解。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三位一體”不复存在，张学良也就再无利用价值，只能一辈子被蒋氏父子软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