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媛

内容摘要：厄休拉是美国多次获大奖的女性作家。她的《黑暗的左手》和《倾诉》两部小说体现了其女性主义思想的持续深化和对道家思想的不断深入领悟。她的创作是以道家是思想为内核，女性主义思想为启发下的作家对现实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厄休拉 创作思想 女性主义思想 道家思想

厄休拉·勒奎恩（Ursula K. Le Guin）是美国多次获文学大奖的著名的科幻、奇幻小说家。她以独特视角和话语特征为我们构筑一个个人类生存的状态，在男性专属的科幻小说领域独树一帜，发出了与男性作家截然不同的女性的声音。从她的成名作《黑暗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1969），到同属“海茵”系列的《倾诉》（Telling，2000），这期间作者不仅创作了“地海”系列，《一无所有》（The Dispossessed，1974）等文学作品，还完成了《道德经》（LaoTzu：Tao Te Ching，a Book about the Way and the Power of the Way，1997）的翻译。研读这两部相距三十年的作品，我们不仅能管窥到它们在创作内容和主题上存在相通之处，还能从中探究作者的创作思想的发展变化。

一、《黑暗的左手》的女性主义解读

（一）“雌雄同体”的试验场

“雌雄同体”（Androgyny），从远古时期就存在的想象，根植于人类文化之源。《圣经》中，上帝用亚当的一根肋骨创造出第一个女人夏娃之前，人类的始祖亚当并不是真正的男人，而是双性同体的。中国汉墓砖画中，华夏始祖伏羲常与女娲以连体交尾、人首蛇身的形象出现。此外，在东欧、西亚、我国的四川巫山、河南安阳一带的文化遗址中，都有双性合体的形象。古印度和古埃及的神的形象也有雌雄一体的。这些虽说是人类最初对“雌雄同体”的想象和描述，但它潜在于人类的无意识中，即便到了现代，人们仍然沿着这条古老的命题的轨迹继续探究，并反映到各个研究领域。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性心理的雌雄同体现象”（Psycho-sexual hermaphroditium）到荣格（Carl Gustav Jung ）的“阿尼玛/阿尼姆斯”（anima/animus）理论，再到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的“伟大的思想应该是雌雄同体的”（A great mind must be androgynous）著名论断，可以说都是人类对这一概念的研究运用。自从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她的《一间自己的屋子》（A Room of Ones Own， 1929）里对雌雄同体进行详细的描述后，该词就超越了以往任何文化意义，被赋予了女性主义的光环。

在弗吉尼亚·伍尔夫构建的女性主义的雌雄同体的理想概念基础上，厄休拉具体细致地向我们呈现了雌雄同体的“现实”世界。在小说《黑暗的左手》中，厄休拉给我们呈现的“冬星”（Gethen）就是一个雌雄同体的社会新样态。根据主人公“Ai”的记录，冬星人有性别周期，一个周期为26天，期间的21天至22天处于无性别的“索玛期”（Somer），在第22天或第23天进入每月的“卡玛期”（Kemmer），及发情期。如此时遇到同处“卡玛期”的人，就会发生心理、生理、行为举止等变化而成为具有性别的男人或女人，“卡玛期”结束后又回到中性的状态。在“卡玛期”怀孕的人的女性特征会持续到哺乳期结束。而谁也预知不了下个周期的性别。所以“这里的人不像其它地方的女人那样如此完全的“被束缚”——心理上或是生理上。他们分享着负担与特权，相当平等地……因此这里的人也不像其它地方的自由男人那样无拘无束。显然，作者呈现这种看似理想的生活状态以批判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男女社会性别不平等现象。此外，冬星人得以繁衍最重要的生理特征——“卡玛期”的周期性恰是女性具有的特点，而且作者笔下冬星人从外形到言谈举止以及思维方式都带有较强的女性特征，如她把“Ai”的房东，一个处于中性期的冬星人，描写成一个喋喋不休的“他”，并说明“我把他当作女房东，因为他有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肥臀，柔软的胖脸，老是窥探别人，鬼鬼祟祟的，但又心地善良”。似乎，厄休拉在《黑暗的左手》中有意构建了一个不同于地球上以男性特征为中心的社会样态。考虑到小说发表的年代正值西方第二次女权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之际，显而易见作者是在通过小说颠覆现有的以男性特征为中心的社會模式。但这并不说明厄休拉要建立一个与现有世界对立的以女性特征为中心的社会模式。相反，她在描写“冬星人”雌雄同体社会生存方式的同时，让读者不禁思考：人类在“性别”这一最基本的区分人的特征消逝后将会怎样？人们的行为、思想、价值观、对事物的认知态度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甚至生存方式上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正如作者自己说的：小说的主题是“背叛与忠诚”和“性或性别”，我消除性别，目的是想看看还剩下什么。这部小说不妨可视为厄休拉借助小说世界很大程度消除了“性别”，并对其女性主义的思考进行的一场实验。

那么，作家对这乌托邦式的社会持肯定态度吗？“让我震惊的是索玛-卡玛期的循环如同把人贬低到具有发情周期的低级哺乳动物，被机械的发情规则所支配。”“肯定会有性挫折……但至少不会累积下来，它随着卡玛期的结束而消失。这很好，他们可以幸免许多徒劳和疯狂之举，但能留下什么呢？索玛期的性冷淡吗？哪里可获得升华呢？一个阉人的社会能有什么作为呢？”“一个其民众极易受到性控制的社会会取向不详之道。”从表面上看，索玛-卡玛期的循环似乎解决了两性差异带来的社会问题，但实质未尝不是对两性差异的否定和对人性的侮辱，会损害社会的发展。作家在小说中的措辞和反问显而易见她并不赞同两性差异的消除，相反，恰恰是两性差异给男女提供进行沟通的桥梁。作者是这样描述主人公“Ai”和“Estraven”在感情和思想上能达成高度统一的原因：“这种爱情产生于差异，而非产生于相似和相近。差异其本身就是一座桥梁，唯一的桥梁，跨越了我们之间的鸿沟。我们以性的差异走到一起了……”

厄休拉通过《黑暗的左手》把“雌雄同体”的概念具体化，立体地向读者呈现这种社会形态对人类发展的影响以及会导致的后果，以验证消除两性之间的差异的做法并不可取。在小说中，“Ai”对“Estraven”的态度从“心存芥蒂”、“不信任|”到“感激”、“信赖”，最后“相依为命”而达到心灵上的交融，这正体现了作家宣扬尊重两性各自的独立性，并在此基础上才能达到两性关系的平衡和谐合一的思想。作家创作这部小说的年代是20世纪60年代末，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女性主义思想认为男女性别差异是形成社会性别差异，并造成男女不平等的最根本原因，女性要为此进行斗争。而厄休拉在小说中倡导两性和谐而非斗争，走在当时女性主义思想的前列。

（二）女性意识的突显

厄休拉1969年出版《黑暗的左手》中对双性同体的“Estraven”在代词的使用上并没体现双性的特征，而是使用指代男性的“he”。为此，作家二十多年后撰文认为自己在小说中代词的使用是错误的，承认“这确实是作品中的瑕疵”。1994年重版《黑暗的左手》时，厄休拉自创了代词“e”“es”“enself”来指代“Estraven”，表示“他/她”。正如厄休拉所说：“我原以为写作是我自己的，但其实是男权社会内化的意识形态......”由此可见，作家已经意识到自己曾经像男性一样写作。厄休拉当初用代词“he”来指代中性的“Estraven”的原因也许是出于英文中没有对应的词表示“他/她”，但24年后在重版的《黑暗的左手》中自创代词换掉倾向于男性的代词这一举动，表现了她已经重视作品传达的性别意识。

在《黑暗的左手》中，没有明确主人公“Ai”的性别，但在“Estraven”卡玛期表现出女性特征时，“Ai”对她产生了爱情，由此可推断“Ai”为男性。而主人公“Ai”与英文中“I”（我）的发音同音，有人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女作家和男主人公融为一体，达到另一境界的雌雄同体。9 但这何尝不能理解为当初作者写作时，对自己性别的忽视或者是隐匿呢？就像她在1989年发表的《夜晚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the Night）的序言中承认的：“事实上，我曾在书写中隐匿了自己——如同一位女性。”事过多年，在女性主义的影响下，随着作家本人的女性意识不断增强，“性别的观点不再被隐藏或否定......。”她在地海系列的最后一部《特哈努》（Tehanu）中明确了小说的叙述角度是“透过女性的目光”。这表明了其女作家进行创作的独立立场，具有极强的女性意识。

二、《倾诉》的同性情爱解读

同性情爱、女同性恋自古存在于人类社会。女同性恋的英文单词Lesbian就来源于西方第一女诗人萨福（Sappho）生活居住的小岛莱斯沃斯—Lesbos，她的诗大多以爱和欲望为主题，其中不乏歌咏同性之爱。她被柏拉图誉为“第十缪斯”，与她同时代的雅典统治者梭伦也对她的诗篇青睐有加。不难推断，古代西方文化是接受同性恋的。再看中国传统文化，其实也不反对同性恋情。《诗经》中就有不少诗歌是歌颂同性爱情的，如《郑风·女曰鸡鸣》、《诗经·山有扶苏》。还有明末清初戏剧家李渔（1611——约1680年）创作过一部叫《怜香伴》的戏剧，赞扬女性同性爱情的自我牺牲和献身行为。由此可见，同性爱情在东西方文化中并不是什么新兴事物，只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出于某种原因给它加上了贬义的烙印，或被禁止，或被排斥。从20世纪60年代起，女性主义高举女同性恋的旗帜已有半个多世纪，意义已突破原来以终结男性优势为目的上升到体现“多元”（diversity）文化。厄休拉的《倾诉》正是这种多元背景下是对女性主义思想更深入的探索。

《倾诉》故事发生的场景设在单一文化主义控制下的阿卡星。阿卡星在实行单一文化主义之前，人们可以异性恋也可以同性恋，都是非强制的。实行了单一文化主义后，异性恋被强制执行，同性恋被社会和政府视为性变态，遭到痛恨与排斥：“任何对同性的挑逗，只要被看到或被告发，都可判死刑。”小说中的主人公“Sutty”是一名女同性恋者，与“Pao”相爱并一起生活了两年。两人的恋情真挚感人：“我们俩人总在一起......我们不算两人，而是一个人。想念鲍是一件令人欢悦或快乐的事。因为她就在那里，就在那里让人想念着。”“无论她们两是不是呆在一起，都似时时刻刻在一起，从未有过真正的分离，即便是那飞越美洲海岸的漫长的航班也没能把她们分开。没有什么能让她们分开......我绝不承认两颗真心的结合会有任何障碍......‘哦，我的真心。”作家的描写让读者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能达到合一，不一定非得产生在两性之间。作家在呈现“Sutty”与“Pao”的心心相印的恋情的同时，无形中让她们自由美好的爱情与阿卡星政府强制推行异性恋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样心灵相通的情感无论在地球上还是在单一制盛行的阿卡星上都得不到社会的认可，这不能不引发读者思考现实社会中类似阿卡星政府的做法。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尽管人类为平等的权利和地位斗争了几个世纪，但在对待同性恋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排斥。从某种意义上说，异性恋是社会强加给人的一种束缚，一种观念。如果说在《黑暗的左手》中厄休拉是作为一名清醒的旁观者来表达个人的思考，那么在《倾诉》中她完全是作为女性主义作家，直接披露女性遭受的来自社会的压迫，并有意识地对女性的权利提出诉求。而且不难看出，作家在《傾述》中所体现的女性思想比《黑暗的左手》中所体现的两性关系二元平衡合一思想又推进了一步，她在《倾述》中更直面现实，关注女同性恋问题的同时，提出了同性关系的合一，而且具体呈现了何为真正意义上的合一：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之间，都会且都应该分别具有相对独立性，两者在心灵上都能达到一致和互通。就像作品中的“Maz”的合一状态，可以说是作家的理想：“他们总是成双成对。一对性配偶，不论异性或是同性，一个配一个，一生一世。还不止呢，假如一人先故，另一位不会再婚。……他们是合二为一的两人，花开两枝的一体。”

三、中国道家思想的解读

厄休拉曾坦言：“道家思想对我的影响早于现代女性思想。”17从1969年出版《黑暗的左手》到2000年发表《倾述》，期间厄休拉深入研究了《道德经》并致力于《道德经》翻译。《道德经》对她的创作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她对女性主义思想历时三十年的思考不能不融合《道德经》的思想。

在《黑暗的左手》结尾，厄休拉直接把太极阴阳图展现在读者面前：“我在圆圈里画了双曲线，将这符号中阴的部分涂黑……这就是阴阳。光明是黑暗的左手……光明，黑暗。恐惧，勇气。寒冷，温暖。雌，雄……二和一”。然而，当时的厄休拉对道家阴阳学说的理解只局限于男女性别或二元事物的对立统一。到了《倾诉》，厄休拉对道家思想的理解更为深入。她不仅认识到道家的阴阳学说实际上已突破了男女两性的局限性，还展现了自己对事物个体与外界达到平衡合一状态的向往。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Sutty”的使命就是让实行单一文化主义固步自封的阿卡星能同其他星球进行交流对话，主人公的同性爱情也与阿卡星的社会观念格格不入，其个体境遇与外在世界形成了剧烈的冲突和紧张的对立，由此引发读者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思考。同时，作者也表达了个体、单个事物能与外在世界和谐相处、合一的美好愿望。为此，作者在作品中十分强调道家思想中的“一”，如“由一生万象、生生不息、万象往复为一”，“二源归一并非二，一花两枝也非一”，“身体是世界的身体，世界的身体就是我的身体。所以，如此一来，由一生二。”等等。这体现出厄休拉二元性思想的深化：从二元的对立统一发展到个体或单个事物与外界的合一。个体与外在世界之间的双向包容性，万象最终都归“一”。

在小说《倾诉》中，作家借助描写女同性情侣“Sutty”和“Pao”的爱情的美好，肯定了女性追求自由幸福的权利，批判了单一文化霸权对女性、两性关系和谐的粗暴干涉，体现了厄休拉作为一位女性作家的责任感——对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态投以关注的同时，对现实社会的弊端从女性的角度进行揭露与批判。 此外，小说对“Sutty”的内心情感进行了淋漓尽致地刻画，比如在描写“Sutty”思念“Pao”时：“我能飞翔！……这世界除了石与光， 万物皆空。所有的事物皆可分解成二物，即石与光。这二物又可融为一物——飞翔。它将重生，再生，生生不息，但无论何时只有一种状态，飞翔……”这段文字一方面表达了主人公渴望挣脱社会、文化桎酷，对实现自我价值，实现心灵自由的美好向往；另一方面阐释了法国著名女性主义理论家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关于“飞翔是妇女的姿势”的论述以及体现了作者对中国道家的“由一生二”、“二元归一”思想的直接化用。

四、结束语

厄休拉借助科幻小说这一文学体裁，凭想象在《黑暗的左手》和《倾诉》中分别构建了与现实社会截然不同的两性世界。在前一部作品中，作家设置的“雌雄同体”社会是乌托邦式的，但不难看出，作家对其持否定态度；在后一部作品中，她构筑的世界则直逼社会现实，更具体、清晰地反映现实的同时，把前一部作品中的二元平衡合一思想又推进一步，把每个个体都视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互为平等的一方，不但强调两性关系的合一，还提出了同性关系的合一。这体现了作家二元性思想内涵的进一步丰富以及她追求的平衡合一理想的廣度的扩大。从中我们不仅能察觉到作者女性主义思想持续深化及其对道家思想深入领悟的过程，也可看到女性主义思想和道家思想作为厄休拉作品最主要的思想来源，已内化形成作品的创作思想。她的文学创作其实是以道家思想为内核，女性主义思想为启发下的对现实问题的思考。

（作者单位：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