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况

倪匡和古龙是酒友，见面必喝。据说古龙酒量很大，他喝酒不是喝，是张开喉咙往里倒，直接倒进胃里。古龙去世之后，倪匡和另外一个朋友去台湾合办古龙的葬礼，因为古龙爱喝酒，葬礼举行的时候，倪匡就买了48瓶XO放在古龙身边。有人说：“酒这样放的话，你们又这么招摇，报纸上登出来之后，古龙死了也不得安宁，肯定有人要偷酒的。”倪匡问：“那怎么办？”那人说，喝掉，每瓶喝一半再放下，这样就不会有人偷了。

于是，守在棺材旁边的人开始打开酒来喝。喝着喝着，前面礼堂的人们听到后面有酒喝，也跑过来喝，大概48瓶酒都打开了，喝一半就放下。倪匡喝着喝着，悲从中来，对着躺在棺材里的古龙说：“古龙，你也来喝一点。”酒还没有倒进古龙嘴里，他就从嘴里喷出两公分的血。当时在场的有三毛等很多朋友，他们见了，赶忙拿纸堵住古龙的嘴巴。倪匡那时已经喝得差不多了，说：“小古龙，岂有此理，原来你没有死，你装死来吓我们。”倪匡就要上前去把古龙扶起来，两条大汉上来扭住了他的胳膊。倪匡大吼：“你们干什么？”他们说：“这种情况下你不能碰的，尸体碰到阳气会尸变的。”说完便急急忙忙加上了棺盖。

此事不是演义，是倪匡亲口说的，事见陈远著《穿越美与不美》。想到用酒陪葬，可见倪匡真是酒仙作家古龙的哥们。

作家对酒有一种本能的亲近感。叶圣陶有三句著名的生活自白：一曰吸烟，二曰喝酒，三曰不锻炼。从维熙的生活理路几乎是叶圣陶自白的翻版：我烟吸得很凶，酒量亦属上乘，外加上一天到晚不锻炼。汪曾祺的宣言更绝决：宁舍命，不舍酒！

与道貌岸然的政治家不同，作家多是性情中人，“烂漫长醉多文辞”，杜康两杯好解忧，注定与酒为伴。汪曾祺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一生嗜酒如命，只要有酒，有求必应。杨葵在《我和我的作者们》中说，有一次云南省文联召集笔会，请了汪曾祺，云南作家张长托杨葵邀汪曾祺去他家做客，想求一幅字。杨葵答应了，只交代他多备酒。那天的酒局果然不出杨葵所料，汪曾祺很快微醺，话越说越慢，双眼愈来愈迷离。杨葵用眼神暗示张长赶紧拿笔墨纸砚。汪曾祺欣然起立，笔走龙蛇，酣畅淋漓。不想酒力之下，谋篇布局工作没做好，四句诗刚写到一半，纸已用掉三分之二。张长建议换张纸，脚下开始打晃的老头儿坚定地说：不用，后边写小字。字越写越小，到最后已经挤到纸的左下角，想签名都挤不出一点地方。老头儿写完，笔一掷说：回吧。这就是可爱的汪曾祺，但家人怕他喝坏了身体，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对他喝酒有了限制。汪曾祺抗议：“不让我喝酒，是破坏我的生态平衡。”程绍国在《林斤澜说》中引用过邓友梅的回忆：为了逃避家人的监督，汪曾祺早上出门买菜就偷偷带个杯子，买完菜到酒店打二两酒，站在一边喝完再回家。后来汪曾祺小病进了医院，医生劝他戒烟停酒，他照辦了。半年多后邓友梅在一个饭局上再见到他时吓了一跳：他脸黑肤暗，反应迟钝，舌头不灵，两眼发呆，整个人有点傻了！有人给他倒了杯啤酒，他三口两口把酒喝了下去，马上眼珠活了，说话流利了，反应也灵敏起来。邓友梅回家后就给林斤澜打电话说：“老头不喝酒有点变傻了，你最好跟他家里人说说，是否叫他少量喝一点，要不老头就傻了。”刘心武也在文章里表达过相同的意思：没喝酒的时候，汪曾祺像是一片打蔫的秋叶，两眼昏花，跟大家坐在一起，心不在焉，你向他喊话，或是答非所问，或是置若罔闻。可是，只要喝完一场好酒，他就把一腔精神提了起来，思路清晰，反应敏捷，寥寥数语，即可满席生风，其知识之渊博之偏门之琐细，其话语之机智之放诞之怪趣，真真令人绝倒！刘心武还举了一个例子：三伏天，北京作家应邀去四川采风，晚上汪曾祺和林斤澜居然坐在街头的红油火锅旁边，优哉游哉地饮白酒，涮毛肚肺片。酒后的汪曾祺两眼放射出电波般的强光，脸上的表情不仅是年轻化的，而且简直是孩童化的。尽管如此，夫人还是不通融，坚决不许喝。殊不知，不喝酒的汪曾祺还是汪曾祺吗？

曹操在《短歌行》中吟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受尽人生苦难的从维熙十分崇敬古代造酒的女酒神仪狄和男酒神杜康。他在《对镜六描》中说：“北国严冬时令，一杯烈酒进肚，手足顿暖，血撞胸膛，此种乐趣，实为神仙般的享受。”与汪曾祺喜欢慢斟细品不同，性格率真、酒量上乘的从维熙爱在酒桌上逞强争胜。据何镇邦《从维熙二三事》记载：有一次，他和从维熙一起到湖北钟祥参加公安部的一次文化研讨会，承办此次会议的当地公安部门安排了几位女警察照顾老作家，“记得照料维熙的‘警花姓梁，人们称她为‘梁大侠，她的酒量惊人”。大概会议的组织者早已打听到从维熙善饮，故特意安排一位酒量大的女警察照料他。这位“梁大侠”每餐频频劝酒，劝得从维熙顿顿开怀痛饮，都达到微醺的地步。“到钟祥后的第三天，见不到梁大侠的影子，当地公安部门的同志告诉我们，她由于喝酒过量，肠胃不适，住进了医院。也就是说，维熙兄居然战胜了‘梁大侠，把一位酒量过人的‘警花喝趴下了。”喜欢拼酒的从维熙是个爱热闹的人，他“有酒不愿独酌，除常赠文友之外，还有时邀请文苑友好，喝个痛快”。不想文友间酒嬉之乐，也能酿成酒祸。1991年1月6日，他邀文友王蒙、李国文、叶楠、刘心武、张洁、谌容、莫言、梁晓声、张抗抗、杨匡满及编友张凤珠、周明、章仲锷等到家里喝酒。为了增加酒嬉之趣，从维熙在大家畅饮真茅台之际，将一瓶他家乡产的“玉田”老酒偷偷倒入另一个茅台空瓶之中。他的用意，不外捉弄文友中自喻为酒仙、酒圣的人，不想叶楠、莫言等连连称道那瓶假茅台是真，真茅台是假。从维熙在《对镜六描》中写道：“此张冠李戴，阴阳颠倒之酒言，本是一曲文坛酒事佳话。但是当我把这次嬉酒之乐，写成文章见诸于京华某报纸副刊之后，竟然引起祸端。某位权势人物把文友们新年一起喝酒，视为某种‘动向，一个电话打到了该报编辑部，该副刊的小小编辑迫于某个人‘尚方宝剑之威，瞠目结舌之后，还要连连表示从命。”此事在京华文坛沸沸扬扬地闹了好一阵子。正如从维熙所说：连文人新春喝喝酒都能被无限上纲，这是开千古文学史上绝无仅有之新篇。但被冯骥才戏称为新时期“大墙文学之父”的从维熙没有被吓倒，他继续呼朋唤友，照喝不误，“仍然与酒成为难舍难分的生死莫逆”。

在中国作家中，生活在苏州的陆文夫不仅能喝酒，而且最懂酒。他说：“人没有一点嗜好，活着就没意思了。”据说，他十二三岁时喝喜酒就能连干三大杯。五七年后批判、检查、下放劳动，酒便成了他消愁解乏的常用药。他喝的酒比较杂，白酒、黄酒、啤酒均喝，但以黄酒为主。他喜欢喝慢酒，“三两知己，边喝边聊，一顿酒要喝上好几个小时”。有一次高晓声在陆文夫家里喝酒，两个人从中午一直喝到晚上，结果是陆夫人当头棒喝一聲：“再这么喝下去，要喝死人的！”于是两个人才打住。范小青在《陆文夫二三事》中讲过这样一件事：有段时间，她常常有机会和陆文夫一起上南京开会，途中要停下来吃一顿中饭。吃饭的时候，陆文夫总要喝点酒。有一次回苏州，陆文夫把在南京喝剩的半瓶五粮液随身带着，在路边小店让她陪着喝。那天她犯胃病，给她倒的一杯酒半天没动，而陆文夫的酒却越喝越少。当她出去了一下再回来，就发现她杯中的酒一下子少了一大半。陆文夫不仅贪杯，而且常常喝过量，李国文说他“醉态可掬”。陆文夫的老友朱熙钧在一篇文章里谈到：在下放劳动的时候，陆文夫和几个酒友喝醉了，胡乱躺在草屋里，半夜起来小便，摸了人家的棉鞋当夜壶。翌日酒醒，都说自己半夜里没起来过。在陆文夫手下工作过的朱红也在《烟、酒、杂志与陆文夫》中描述过他的醉态：喝得踉踉跄跄照样拎着自行车过独木桥，醉意上来就在泥沙路上一躺，高吟“醉卧沙场君莫笑……”有次他和酒友从朱熙钧家喝了酒骑车回家，歪歪斜斜从车上摔了下来，他爬起拍拍灰再骑，跌掉了手表也不知道。途经市委书记家门口，感到口渴便去敲门讨茶，喝了好久才想到应该告辞了。朱红还说，陆文夫喝酒不讲究菜好，也不讲究酒的牌子，但讲究喝酒的环境、气氛和情调。他喜欢在家里或在老朋友家里喝，尤其喜欢在临河小肆“堂吃”，沿窗凭栏，小酌细谈，别有意趣。有道是“久病成医”，陆文夫喝了几十年的酒，真正喝出了门道。两位曾在法国接待过陆文夫的朋友讲过一个关于陆文夫在法国喝酒的故事。据范小青转述：有一回，他们陪陆文夫到某大饭店吃饭，厨师听说来了中国美食家，特意拿出一瓶好酒来，但事先并不声明这是什么酒，也许想考考中国的美食家，是不是美酒家罢。陆文夫喝着喝着，忍不住大声叫好，最后一定要到里边去找这位厨师表示感谢。厨师激动地说，我在这里工作许多年，第一次碰到一位真正懂酒的知音。大喜之下，干脆把酒送给了陆文夫。那可是一瓶昂贵的酒！

男作家爱喝酒，女作家喝起来也不逊色。杨葵在《过得去》中说，一次陈染因为与版权有关的一件什么事，宴请诗人阿曲强巴、张弛等人，就在中国文联大院门口的四川菜馆，杨葵也在座。酒越喝越多，从十一点半喝到下午三点多，店里除他们几人外，早已客人散尽。张弛提议去旁边的兆龙饭店接着喝。于是他们几个在兆龙酒店的大堂，豪气万丈地接着喝掉三瓶五粮液。陈染喝得路已经走不直了。杨葵的状态比陈染好些，又认识她家所在，就主动承担送她回家的重任。到了她家门口，正是傍晚下班时间，楼里邻居见他们一身酒气，走道直打晃，纷纷退避三舍。突然，一个老太太气哼哼地走到他们面前，厉声问道：你谁啊？陈染当时已经醉得眼睛都懒得睁，杨葵也正晕得难受，于是非常不客气地回问老太太：你管我谁呢！老太太火了，提高声调再问：你谁啊？又一指陈染：我是她妈！据说从此以后，陈染才不像以前那样玩命喝酒了。类似杨葵这样的事我也干过。一天中午，我和茅盾文学奖得主徐贵祥陪同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的女诗人辛茹在北京平安里的一家酒馆喝酒。辛茹特别豪爽，酒量也不差，还不怕醉。我和徐贵祥也能喝，三个人推杯换盏，喝得不亦乐乎。最终还是辛茹不胜酒力。我和徐贵祥只好打车送她回单位宿舍。到了辛茹单位大院，我和徐贵祥架着她走，引得她单位的人侧目而视。我和徐贵祥有些不好意思，辛茹却醉眼迷蒙地说，我们喝我们的酒，管他们干什么？

当然，不独中国作家爱喝酒，外国作家也迷恋杯中物。卡夫卡、海明威、爱伦·坡、菲茨杰拉德都是有名的酒徒，柰保尔在牛津念书时，三个学期醉了六次，假期在农场夏令营，更是天天醉，有一次醉了还误闯女人房间一头倒在人家床上。恐怖小说大师斯蒂芬·金也是每喝必醉。他在《写作这回事》中说：写作时，他一晚上能喝掉一箱500毫升装的罐装啤酒。他一直安慰自己说“不过是有点贪杯”。他还借用了世界著名的海明威式辩词：我是作家，是个非常敏感的人，但我又是个男人，而真正的男子汉决不能屈服于内心的敏感与软弱。只有娘娘腔才会那样。所以我喝酒。否则面对生活的恐惧真相，还能继续工作下去？如果他在餐厅里看到有人手边摆着喝了一半的红酒，他会感到不可置信，很想站起身，冲过去对着他/她大嚷：“喝光杯里的酒！为什么不喝完？”在他看来，所谓社交性饮酒是个很滑稽的说法——如果你不想一醉方休，干吗不要杯可乐呢？“我都是以同样的仪式结束夜间的活动，”他在《写作这回事》中写道：“我得把冰箱里剩下的所有啤酒都倒进下水道里才去睡。否则，我躺在床上酒就会叫我，直到我起床再喝一罐。然后再来一罐。又来一罐。”这可比中国作家疯狂得多。

（选自《福建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