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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论调在中国一直比较有市场，那就是“弱国无外交”。这种流行的论调何时开始兴起已不好考证，可以证实的是：

《秘笈录存》载，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曾联名致电政府表示：“弱国交涉，始争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可言。”

外交官陆徵祥晚年在《回忆与思考》中曾总结说：“弱国无正义，弱国无外交。”

1932年10月9日，面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心情复杂的蒋介石于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李顿对于调停之主张，亦太怕日寇矣，但报告书中前8章调查之日本责任，尚属公道，余对此认为有修正与保留之接受，而不拒绝。呜呼，以弱国而谈外交，又欲于外交中图自主自强之道，乃非此不可。”

总之，原本发端于晚清和民国的“弱国无外交”，在一段时间以来似乎作为一种定论被广为传播开来，特别是在民族主义大兴的1990年代后，已然成为庙堂和民间在解释特定历史、外交失败等问题时共同信奉的法则和辩护词，并被赋予狭隘爱国、极端排外和拒绝现代文明的堂皇借口、挡箭牌。

然而，过往历史和外交问题真的可以这样诠释吗？或者借用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的惊天一问：“从来如此，便对么？”

顾维钧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倾情演绎，自然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结果，其背后是成熟的现代思想理论。如对于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民主化进程屡屡受挫，顾维钧在晚年口述的回忆录中就有比较系统的分析和反思。

在分析民主政治在中国受挫的原因中，顾维钧认为，“首先是中国没有根深蒂固的代议政治传统”，而传统在中国又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