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鼎瀚

内容摘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墨索里尼、希特勒、弗朗哥相继在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建立起了极权主义政权，这种无论是在对国民的控制还是在稳固自身统治上都要远远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独裁政权、封建王朝或威权国家的崭新的政治制度很快吸引了全世界范围内的注意，而在后来的历史中由这些政权酿成的世界战争、人权灾难无不印证了对这一政治制度进行全面、透彻研究的必要性，直至今日对其的研究仍旧是历史、政治等社科类学科的一个重要部分。本文将从时代背景和历史因素这两个方面对这一政治制度进行研究，找出其起源与本质。

关键词：极权主义 纳粹德国 政治制度

一、极权主义的定义与极权主义政体的特点

（一）极权主义的定义

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是一种政治学上的术语，用来描述一个对社会有着绝对权威并尽一切可能谋求控制公众与私人生活的国家之政治制度。在一个极权主义政体中，统治者拥有这绝对或者说是极端的权力，统治者的权力被最大化，这种权力最大化建立在统治者在国家各个方面的全方位控制上。极权主义意味社会秩序完全由政治权力或国家权力达成，私人空间被压缩到几乎不存在的状态，自由被减至最低限度。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言，它意味着私人及公共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包摄在一个囊括一切的统治过程之内。极权主义是一种当代的新现象，绝对统治和权威主义都不能解释极权主义，虽然所有极权主义制度都是权威主义制度。

（二）极权主义政体的特点

极权主义统治者对国家及人民的控制有着以下特点：1.国家第一。极权主义国家要求该国中的每一个人将国家利益置于最优位置，且个人利益绝对服从于国家利益，国家拥有着对一切事物的绝对处置权与决定权。2.一党执政。极权主义国家中往往除了执政党或军政府以外，不允许其他政党执政，且一切不归附于执政党的政党都不会被允许存在。3.精英党团。极权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往往是组织严密、纪律性强、目标明确、团结一致、行动高效的精英革命性政党，这个政党的成员不一定是整个国家政权上的精英，但一定是各个阶层、群体中的精英，因而该政党能够获得整个国家从上到下各个阶层、群体的有力支持。4.党即国家。极权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往往凭借着其所具有的群众性和对国家的绝对掌控建立起“党即是国家”或“党即是人民”的意识，并将其灌输到民众的思想中去，从而偷换了“党”的概念。5.双重控制。极权主义分子往往通过建立起一套与政府系统职能相近的完善的政党内部系统从而从政府与政党两个方面对国家进行控制，从而避免国家法律对其执政的影响。6.信息控制。极权主义国家凭借对于媒体的绝对控制，对其人民进行绝对的信息管制，从而使不利于统治阶层的一切言论不会被大范围的传播和扩散。7.思想控制。极权主义国家通过教育、宣传等手段对其人民进行思想灌输，极力扼杀不利思想的产生。8.绝对监管。极权主义国家往往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和高效的秘密警察对民众的私人空间进行绝对监管，使个人的私有空间被最大化的压缩。9.恐怖常态。极权主义国家往往会通过在法律的控制使得或由国家或由执政方组织的大规模暴力合法化，并使其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常态，迫使群众的相互监视以及建立国家权威。10.持续运动。极权主义政权往往是由极权主义运动促成。即使在建立政权之后，极权主义运动的特质仍得到保留。为了取消个人存在、转嫁社会矛盾和排除异己，国家使国民沉浸在接连不断的革命性社会运动中，借由民众之手消除政府行政的阻力。11.广泛福利。为了抑制人民的抵触情绪，极权主义国家往往有着完善的社会福利系统。12.英雄形象。为了增加民众的认同感并树立模范，极权主义国家的宣传机器往往会不间断的创造出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不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是如此。

二.纳粹德国的极权主义起源

为何极权主义这种将人的尊严与地位压缩至最低程度的政治制度会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为何这种制度并不是发生在民众愚昧无知、思想被禁锢的时代，而是在革命热情最高涨、民众思想被解放的时代？为何这种制度往往并不是由统治阶层一意孤行的推行，反而是被大多数民众所热烈欢迎？在这一部分中，将通过对极权主义最典型的例子——纳粹德国——回答以上三个问题。

在魏玛共和国建立初期，或许没有人会想到会有一个将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沙文主义、独裁政治作为核心理念的政党会超越根基深厚的社会民主党、实力强大的资产阶级保守派和令人畏惧的共产党人，成为德国唯一合法的政党，掌握所有国家权力，建立起极权主义政权。不过，当我们以局外人和已知者的视野来看时就会发现，《保护人民和国家法案》[1]、《授权法案》[2]、《国家元首法》[3]的出台就是《德意志帝国宪法》、《凡尔赛和约》和《魏玛宪法》 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三部法律分别表现了纳粹德国之前的三个时期：德意志帝国时期（战前）、一战时期和魏玛共和国时期。

（1）德意志帝国时期（战前：1871-1914）

19世纪以前的德意志仍旧是一个民族分合不定的地区，虽然在拿破仑战争时期（1803-1815）后德意志民族主义逐渐崛起，但困于邦国诸侯和外国势力的反动力量而迟迟无法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直至普法战争（1870-1871）后大获全胜的普鲁士才得以扫清一切障碍，在原先的北德意志邦联[4]的基础上建立起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德意志帝国。

从某种角度上来看，德意志帝国的根基就在于民族主义。德意志帝国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普鲁士之所以能够成为德意志地区的代表，以“小德意志”取代“大德意志”[5]，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充当了德意志地区民族统一的急先锋，而奠定德意志帝国建立的普法战争更是一场民族战争。

德意志帝国建立后，对于统治者而言，民族主义在维护政权稳定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德国皇帝被视为了德意志民族的领路人，帝国的国家利益被等价于德意志民族的利益，德意志帝國成为了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封建主义和民族主义并存的国家。而对于德意志民众而言，普法战争的胜利和民族的统一带给了他们无比高涨的民族自豪感和对于新国家、新君主的无以复加的热爱与尊崇，这也使得他们强烈支持本国的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英国拥有天空，法国拥有陆地，而德国只有‘思想的天空”这句19世纪的自嘲成为了德国人心中的耻辱，“争取民族生存空间”不仅在纳粹德国时期受众甚多，在德意志帝国时期也是大多数德国人所坚信的理念。而随着德国综合国力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迅猛发展，德国人，不论是社会精英还是普通民众，都变得越来越渴望于将1871的奇迹在更高层次上复制一次，而这种思想逐渐演化为泛德意志主义。泛德意志协会是泛德意志宣传最有影响力的组织，其成员包括了德意志帝国内最受人尊敬的军界、工商界、政界和学界的领导人。

民族主义的最极端化——种族主义在当时德国也有一席之地，保罗·安东·德·拉加德、尤里乌斯·郎本、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等一大批种族主义者关于“人种纯正”的观点与几十年后的纳粹党徒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而当时的统治者对于这些观点也十分欣赏，德皇威廉二世就曾频繁出席特赖奇克的演讲。

德意志帝国时期涌现的极端民族主义，以及其演化成为的泛德意志主义和种族主义，感染了那个时期无数的德国人，其中也包括希特勒，他日后的关于民族、种族的言论中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与德意志帝国时代的这些思想。

法西斯主义的另一主要组成部分——军国主义也同样是德意志帝国时代的标志词之一。普鲁士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尚武国家，而其崇尚武力、赞美战争的特性在帝国时代被延续下来。在德意志帝国中，军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成为一名军官更是荣誉和地位的象征，他们有着一套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内部体系，直接受命于皇帝，而不受法律约束。而且，因为军队中的高级军官大多来自掌握国家权力的容克贵族之中，军队对于国家政策的决定有着极大的影响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疯狂的扩军计划和军备竞赛很大程度上就是被军方人士所推动的，在一战后期由兴登堡[6]和鲁登道夫执掌的总参谋部已然将所有政府权力都收入囊中。对于这样的一个军国主义色彩浓厚的国家，威廉·李扑克内西[7]曾嘲讽道：“如果你想了解德國，你必须抓住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德国就像一个颠倒了的金字塔，它的牢牢的嵌在地上的顶点就是普鲁士士兵的头盔上的长钉，而其他所有的东西都基于这点上。”

军国主义的德意志帝国培养出了一个实力强大、根系繁杂的军人阶层，他们与容克贵族、保守资产阶级所组成的保守派力量在1918年并没有随帝国一起覆灭，反而在之后魏玛共和国时期成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正是他们帮助社民党人打压了共产党人的革命，也正是他们在1932年将希特勒推上了总理职位，并帮助他一步步掌控了整个国家。

德意志帝国遗留给后世的另一个政治因素就是保守资产阶级。在魏玛共和国之前，德意志地区的资产阶级一直难以染指由封建贵族把持的政治权力，少有的几次革命（如1848年革命）也都以失败告终，而这就使得德意志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更倾向于与贵族妥协、甚至是完全依赖于贵族。但这并不代表资产阶级就完全沦为了贵族阶级的附庸，因为容克贵族们一方面需要资产阶级强大的经济实力，一方面自身也在一定程度的资产阶级化。资产阶级和容克贵族的利益不断趋向于一致，更多的跨阶级的合作开始出现，资产阶级依赖容克贵族手中的军队和政府来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地位，而容克贵族则依赖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工业水平来推行扩张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这种合作在德意志帝国时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资产阶级因为德意志地区的统一和普法战争的胜利[8]得到了一次空前的快速发展，而容克贵族们一系列的强国政策也在资产阶级的配合下顺利进行。

合作带来的益处使得资产阶级变得越来越保守，不愿意改变现状，即使在帝国覆灭之后也总是会倾向于回到原来那个稳定与发展并存的时代。垄断资本家在这股保守派的资产阶级中是最为保守的，他们主要是军工业、钢铁业、煤炭业等重工业的巨头，他们在德意志帝国的军备竞赛中获利巨大，而且也对于一战后的魏玛共和国极为不满，因为一方面《凡尔赛和约》对他们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另一方面崛起的共产党人也使得他们的生意越发的不好做。因而在提倡回到德意志帝国的那种政治组织形式的纳粹党人不断壮大时，资产阶级虽然从骨子里看不起这帮疯子，但却乐于看到他们的目标得以实现。著名的军工巨头克虏伯克虏伯家族就是一个例子，在经历了工人起义、鲁尔占领[9]等危机之后，阿尔弗雷德·克虏伯——纳粹时期的克虏伯家族领袖——在1930年就加入了纳粹党，第二年成为了党卫队成员，他将希特勒看成唯一能洗雪1918年耻辱、复兴德国的人，而在希特勒掌权后尽心尽力地扮演着第三帝国军械师的角色，用庞大的克虏伯公司为纳粹德国重整了军备。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魏玛共和国的大多数时期中，大多数垄断资产阶级对纳粹党的态度仅仅是不反对，但并不是鼎力支持。首先，垄断资本家的利益受到了纳粹党党纲中的“社会主义”要求的威胁，主要是“打碎利息奴役制”、“托拉斯国有化”、“没收土地、废除地租”。其次，如同痛恨共产党人的激进要求一样，保守的垄断资产阶级同样对纳粹党人的极端态度抱有一丝警惕。到1932年7月止，工业界大多数人还支持成立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统一政党。但在七月选举中各资产阶级政党则因失去选民而几乎销声匿迹。而在1932年11月的国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两个工人政党的选票总数已经超过遭受大败的仅能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纳粹党。当时的整个政治局势似乎显示出这样一种形势：或者共产主义，或者民族社会主义，二者只能选其一。于是很自然的绝大部分垄断资产阶级倒向纳粹党，并最终在1932年11月29日出现了德国垄断资本家和大地主的代表人上书兴登堡总统，要求任命希特勒为国家总理的非常事件。

综上所述，德意志帝国时期所产生的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构成了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中的重要理论部分，而在帝国时期实力进一步加强的军方势力和思想进一步保守的资产阶级将会和民族主义者们一起成为希特勒的主要支持力量。

（2）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1914-1918）

如果德意志帝国能够继续稳定的存在下去，恐怕希特勒的纳粹党人永远也不会掌权，因为虽然纳粹党的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并非是不被接受的，但它的关于建立绝对独裁的理念不会被普通民众所接受，而上层人物也不愿意看到这些疯狂、野蛮的纳粹党徒成为国家的统治者。但一场社会大洗牌彻底改变了形势，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由《凡尔赛和约》画上了句号，忙着庆祝这一辉煌胜利协约国人民没有意识到这个充斥着羞辱、掠夺、分裂、压迫的和约究竟会对世界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而协约国联军总司令、法国元帅福熙却看到了未来：“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停战！”

《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社会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根据条约规定，德国损失了13.5%的领土，12.5%的人口，所有的海外殖民地，16%的煤产地及半数的钢铁工业，并承担起一笔巨额的战争赔款[10]。而且德国民众还不得不接受一些在其看来极具屈辱性的要求，如禁止实行义务兵役制、军队不准拥有各种重型武器、承认奥地利独立并永远不得与之合并、承认全部战争责任。

这样一个严苛的条约使得全体德国人都对这场战争的失败表现出极大的不甘并将其视为对本民族的羞辱，再加上这个条约本身对德国民众的影响[11]，德国民众（尤其是中产阶级）越来越多的向极端民族主义靠拢，并对一切能报复协约国的行为表示支持。另一方面，原先备受欢迎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运动组织者[12]因为其作为11月革命[13]的主要组织者，而被栽赃为“德国输掉一战的罪人”，这一观点被绝大多数的德国中产和上产阶级所认同。

综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凡尔赛和约》的签订一方面毁坏了德国社会原先的稳定状况，将其推向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政治混乱，另一方面推动了德国中产和上产阶级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反共情绪，而这两点都为纳粹党的上台打下基础。

（3）魏玛共和国时期（1918-1933）

如果说德意志帝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德国的极权主义道路准备了“养料”，那么政治混亂、社会动荡、经济衰弱的魏玛共和国就是纳粹党人崛起的“土壤”了。

于1918年建立的魏玛共和国在建立之初作为德意志地区第一个完善的民主共和政体而被寄予了很大希望，但这个共和国本身就是建立在保守派与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血腥斗争之上的。11月革命后，作为当时最成熟、规模最大的政党的社民党担负着组织政府的重任，而其正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地步，一方面左派要求建立一个像苏联那样的布尔什维克政体，另一方面右派则要求回到帝制[14]。在艰难的抉择后，对布尔什维克和工人运动甚为恐惧的社民党选择了与保守势力合作，依靠由后者提供的“自由军团”[15]血腥镇压了德国各地的左派起义和工人运动，从而巩固了它的政权，并通过了没有共产主义者参与的《魏玛宪法》。社民党的这一政治行为一方面打压了德国的工人运动与左派势力的发展，并使保守势力得以保存甚至是加强了其力量，另一方面也使得自己丧失了德国左派势力的支持，在日后的政治斗争中更加依赖于保守势力的支持。

而更大的问题在于魏玛共和国的议会选举方法，及比例代表制[16]。该制度按照各政党所获选票数在总票数中所占比例分配议员席位，基本步骤是：由选民投各政党所提候选人的票，再统计各政党所得选票总数，最后按比例分配议员席位。这种选举制度给予了小党派相比较于多数制更好的生存空间，因为哪怕它得到的总选票很少，只要能达到最少的议席所需要求即可在议会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同时这种制度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党派的力量，使其所占议席数不如多数制的大党派那么多。因此，魏玛共和国所采用的比例代表制使得纳粹党这样的一开始在全国影响力并不算大的小党派通过议会选举很快在全国政治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完成了从一个巴伐利亚的地区性政党向全国性政党的转变，这也意味着纳粹党的宣传影响范围从仅仅一州扩散到了全国，这样的一种政治影响力的增强使得纳粹的议会席位从1928年的12席增加到了1930年的107席。而同时，像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这样的老牌政党不断失去议会席位，使其无法在政治层面以其稳健的政治态度起到维稳、降低极端化的作用。

在这里应特别提出的是：在很多人看来，赋予了共和国总统紧急状态权力的魏玛宪法第48条[17]是导致纳粹党建立极权主义的最大制度因素，因为正是这一条款使得时任总统兴登堡在希特勒的诱使下签署了《保护人民和国家法案》，开启了希特勒的独裁统治道路[18]。但需要注意的是，之所以兴登堡在1933年1月30日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主要是因为兴登堡需要一个在议会上能够顺利通行政策且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而不是通过其不断使用紧急状态权力来维持政策实施[19]。而如果想要政府在议会上获得更大程度的支持，在1932年11月的议会选举中占有33.1%选票的纳粹党就是最好的拉拢选择，而在当时能使纳粹党人支持政府的唯一途径就是使其党魁——希特勒坐上总理的宝座。所以我们认为，将希特勒的独裁道路归结于宪法第48条是不恰当的，真正推动希特勒独裁的应是当时充满着激进色彩的政治局势。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局势，那么“激进”将会是最好的选择，这里的激进不仅是说鼓吹极端保守主义的纳粹党人，也是说那些渴望建立布尔什维克政体的共产党人。在《凡尔赛和约》、“鲁尔占领”、“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20]这一系列德国人视之为耻辱的国际政治事件和1923年[21]、1932年[22]两次经济危机的夹攻之下，德国民众对于共和国政府的信心不断减少，对素以稳健、温和著称的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为首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支持也在不断减弱，而以推进激进改革甚至是彻底改变政治制度的纳粹党和共产党则因此迅速崛起。共产党的崛起在于其对帝国主义、税收系统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猛烈抨击得到了大量工人和大学生的支持。而纳粹党的崛起则是因为其宣扬回到德意志帝国那样的盛世局面、向贪婪的外国掠夺者和犹太资本家复仇，并承诺为国家提供一个足以满足尼采的“超人”标准的领导者——希特勒这位口若悬河演说家、天才的组织者，这样的宣传受到了无数依旧憧憬着帝国荣光，现在却深受经济危机损害的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鼎力支持。

这样的局势走向使得魏玛共和国的政治逐渐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是纳粹党的法西斯道路，要么是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道路。到了魏玛共和国后期，唯一还能在议会上具有影响力的就只有纳粹党和社会主义政党了，在这样局势紧迫的时刻，掌握着军队、经济的保守派们不得不把希特勒捧上总理的宝座，以此来避免国家的社会主义化甚至是共产主义化。而在当时唯一能与其抗衡的社会主义阵营却因其中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的严重分歧不能团结一致，无法对希特勒的执政给予有效的打击。

在希特勒上台后，保守资产阶级毫不怀疑其处于他们的控制下，对他们而言，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只是他们用作更便利的打击社会主义者的工具。而事实证明，他们只对了后半部分。1933年1月4日希特勒和前总理巴本秘密会谈组阁时确定的一条，乃是解散所有工会，将所有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和犹太人“驱逐出领导岗位”。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宿愿，身为保守資产阶级代表人的兴登堡总统于希特勒上台的第二天（即2月1日）宣布解散国会，进入紧急状态，并定于3月5日举行新的选举。希特勒渴望在这次选举中获得多数，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利用政府权力禁止共产党的示威游行、发布新闻紧急法令、成立主要由冲锋队队员和党卫队队员组成的所谓“辅助警察组织”以一定程度的代替原来警察组织的职能。而集中营也在德国所有的邦建立，在这其中关押了成千上万的被政府“保护性逮捕”的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工会干部和其他反纳粹主义者。同年2月27日的国会纵火事件使得这种“恐怖畏惧气氛的大阴谋行动”达到了顶峰，该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总统颁布了“国会纵火法”这一紧急法令。

在这样的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新的议会选举中纳粹党获得了43.9%的选票，虽然这一结果并不令其满意，但因为获得12.2%的选票的共产党代表已全部被捕，纳粹党人已无需在国会寻找同盟者了。3月21日，新开幕的国会通过“授权法案”埋葬了自己和宪法。此后，德国各个邦一个接一个的决定服从柏林，将宪法赋予它们的权力移交给纳粹党人。至此，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掌握了国家除了总统职权外所有的权力，而已年老体衰的兴登堡总统在次年8月就以他的去世弥补了这一空缺。在这样闪电般的谋权道路上，保守资产阶级先是信心满满的没有进行任何阻拦，而等到发现纳粹党已经完全脱出了他们的控制时却早已为时甚晚，于是他们的代表一个个被赶出内阁，他们的政党被一个个强制解散，最终只能服从纳粹党的领导。就这样，在保守资产阶级的故意放纵下，纳粹党成为了谁都没有想到的庞然巨兽。

综上所述，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作为一个宣扬“重新崛起”、“对外国不妥协”、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且又自觉向资产阶级利益靠拢的政党，纳粹党凭借着制度的便利、局势的动荡、保守资产阶级的无奈，最终从一个巴伐利亚的地方政党不断壮大成了德国唯一的合法政党，建立起了极度集权和高压极权主义政体。

在德国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德国纳粹党人所想要建立的极权主义制度本不可能在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诞生过无数哲学大家、不断渴求自由民主的民族得到支持。但当纳粹党人的这一主张被裹上民族主义、德意志主义、种族主义这一个个足以吸引饱受分裂与歧视之苦的德意志人的“包装”时，它便已不被大多数德国民众所过于排斥，甚至可以说纳粹主义中除了极权主义外的种种意识形态都深深的吸引着德国民众。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给德国人带来无尽精神和物质上的苦痛之时，纳粹那另外的包含着最繁荣的德意志帝国色彩的“包装”（如帝国主义、沙文主义、强者主导等）则使许许多多的德国人开始站起来支持他们。纳粹主义与德意志帝国的联系是那么的大，以至于德国民众潜意识认为只要选择了纳粹就相当于是选择了那段充满着荣耀、幸福、光辉的时代。于同一时期飞速发展的另一激进主义——共产主义——则把无数原来态度中立、温和的保守资产阶级不得不把纳粹党视作唯一的救星而捧上神台，最终成就了纳粹的极权时代。因此，我们可以做出以下推断：在德国这一例子中，纳粹党人的极权主义主张本身并不能受到民众的支持，导致他们最终成功的是包裹在这一主张外的种种触及到德意志人灵魂的“包装”和混乱的时代背景所带给他们的便利。

三.结论

在以上的这些研究中，我概述了极权主义的定义及其与其他各种意识形态的差异，以纳粹德国为例讲述了极权主义政权是如何一步步建立起来的，并探寻了其内在含义。由此给出以下结论：

1.极权主义政权的建立需要一个政治失控、经济崩溃或极度衰弱、社会全面动荡、思想冲突激烈、人民生活水平低（这些情况的导致因素往往是战争或是革命）的“生存土壤”，这种时代背景的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

2.极权主义本身并不受到大多数的民众的支持，其所外在的各种“包装”（如共产主义或纳粹主义）是其获得支持的主要原因。另外这种“包装”会带给极权主义政权带来反作用，不同的“包装”会给极权主义政体的建立方式、受支持程度、主要政策方向等造成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3.极权主义政权的建立与历史传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有时体现在有着长期专制传统的国家的精英阶层更容易接受极权主义（如苏联），有时也体现在虽然专制传统不长、但仅有的专制时期却是历史上最辉煌时期的国家的民众更容易接受极权主义（如德国）。

4.极权主义政权实施恐怖统治的手段影响着民众的支持程度，大规模、无差别的恐怖政治会使得反抗势力不断扩大，而隐秘、精确的恐怖政治却可以使民众的反抗降低到很小的程度。

5.对外战争（不论是侵略战争还是卫国战争）所带来的洋溢的爱国主义情怀有助于极权主义政权的稳固。

当我们在这段历史中不断徘徊与探索时，如果不能看到它对于现在的警示，那么这种探索就是无谓的。纵使在现代社会中，民主、自由的思想已经在世界的大多数角落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但绝不可因此而放松警惕，我们必须注意到民族主义和极端爱国主义在亚洲地区依旧根深蒂固、信仰高于一切的思想在中东地区久久不散、排外心理和民粹主义在西方大多数的国家中都盛行，而这一切都向我们表明极权主义再一次重现的“土壤”在每一个地区的每一个国家中都仍是存在的，而且这些“土壤”不仅没有减少，而是不断壮大，我们必须要意识到一场足够巨大的经济危机或是一场全球性的全面战争都有可能在这些“土壤”中种下一颗新的“种子”，并且促进其迅速的生长为极权主义的恐怖之物。现在还不是可以放下历史，只关注未来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对极权主义的研究去探寻其本质，从而从制度建设、思想教育、政治决策等种种方面更好的遏制他的重生。只有理性的了解一件悲剧，才能感性的对其无所畏惧。

参考文献

[1]（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三联书店2008年。

[2]（德）塞巴斯蒂安·哈夫纳：《从俾斯麦到希特勒》，周全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

[3]（美）米尔顿·迈耶：《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王素兴、张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4]（加拿大）馬丁·基钦：《剑桥插图德国史》，赵辉、徐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5]丁健弘《德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6]（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郑明萱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注 释

[1]又称“国会纵火法”，规定叛国罪和纵火犯判处死刑，取消了魏玛共和国宪法中关于保障个人和公民自由的基本民主权利，并且宣布共产党为非法。

[2]授权法案的正式名称是“解决人民和国家痛苦的法例”，该法令要求将国会的立法职能转交给政府内阁，并允许内阁在认为必要时可以与宪法相背离；政府和外国订立涉及国家立法事物的条约，不必得到立法机关的同意。该法令使得国会基本失去所有权力。

[3]此法规定“德国总统职务与总理合并为一，因此，帝国总统的原有职权移交给帝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从而摘取了总理兼国家元首的桂冠，并握有对国防军的统帅权。

[4]北德意志邦联（德语：Norddeutscher Bund；英语：North German Confederation）于普奥战争后，在1867年4月16日成立，由德国北方二十二个邦国组成，其宪法与《德意志帝国宪法》十分相似。

[5]“小德意志”和“大德意志”是关于德意志地区统一的两种不同路线，前者是指将奥地利排除在外、由普鲁士统领德意志各邦国，后者则是是指由奥地利与普鲁士在德意志地区建立二元统治。

[6]保罗·冯·兴登堡（1847年—1934年），德军总参谋长，陆军元帅，军事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任东线第八集团军司令，夺取了东普鲁士战役的胜利，同年晋升元帅，任东线司令，1916年任德军总参谋长，负责德军东西两线的战略指挥。1925年当选魏玛（德意志）共和国总统。

[7]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第二国际创始人之一。

[8]通过普法战争，德国从法国掠得50亿金法郎的战争赔款、阿尔萨斯-洛林的铁矿和钾矿，这些对德国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9]1923年法国和比利时一德国没有将履行该年度的木材交付义务为由武力占领了鲁尔区，此举直接导致德国经济崩溃。

[10]根据协约国赔偿委员会决定，德国共需赔偿2260亿马克（约合113亿英镑）且以黄金支付，后减至1320亿帝国马克。1921年赔偿金额确定为49.9亿英镑，即1320亿马克。

[11]如战败赔款和鲁尔占领导致的1923年德国经济危机，这场危机导致德国通货膨胀达到了一个恐怖的地步，对德国民众的生活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12]其代表组织为斯巴达克同盟，该组织最先是社会民主党中的左派人士组成的小团体，其后演变为德国共产党。

[13]德国十一月革命，通称“德国革命”，是德国在1918年与1919年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致使德意志帝国威廉二世政权被推翻以及魏玛共和国的建立。

[14]关于右派的这一政治主张很突出的表现是1920年的“卡普政变”。

[15]德国民间准军事团体，1918年随着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而出现。成员有退伍士兵和失业青年，由退役军官领导。它们事实上包括各种名称的六十五个以上的军团。多数是民族主义和激进的保守主义团体，自发而有效地扑灭在德国全国各地的左翼叛乱与起义，起初这些活动受到政府的批准和支持，但最后逐渐被视为骚乱与威胁，他们的活动后由正规军、警察或由纳粹新组织和其他政党接替。

[16]与之相对的是流行与英美两国的多数制。多数制的原则是“胜者全取”，如甲党于某选区得票10000，乙党得票9999，就算甲乙两党仅相差1票，甲党仍取得选区的所有议席。这种制度有利于大党发展而不利于小党发展。

[17]第48条涉及总统的紧急令权力，其第一款规定，如果某一州不履行国家宪法与法律规定的义务，总统可以借用武力强迫其履行。第二款规定，在国家公共安全与秩序受到干扰或威胁的时候，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重建公共安全与秩序。如果有必要，可以动用军队进行干涉。为此目的，总统还可以宣布宪法114（人身自由），115（住所的不受侵犯权），117（通信秘密），118（言论与新闻自由），123（集会自由），124（结社自由）及153（财产权）各条所规定之基本权利部分或全部失效。

[18]这一法令使得纳粹党人可以凭借政府力量打压以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反对派，通过恐怖手段禁止其进行竞选宣传，从而使其在1933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43.9%的选票，为之后其通过《授权法案》铺平了道路。

[19]在希特勒上台前，因为政府一直无法在议会中获得支持，故不得不多次借由总统的紧急状态权力推行政策，这样的情况在1930年发生5次，1931年发生44次，1932年发生66次。

[20]“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均是围绕德国战后赔款的修正方案，虽这两项计划在能力出众的德国政治家施特赖泽曼的操刀下已尽可能的照顾到德国利益，但仍被当时大多数民众视作卖国协定。

[21]1923年由“鲁尔占领”导致的全国性经济崩溃使得德国的通货膨胀达到了一个极高的程度。在1923年11月时，马克已跌到40亿：1美元，以后的数字就以兆记了。

[22]1932年受全球性经济危机影响，在经济上过于依赖美国短期贷款的德国经济受到重创，失业人口大幅上升。

[23]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1900，德国著名哲学家）的超人哲学中，“超人”的概念是一种在道德、思想、能力都几乎完美的虚幻形象，这种形象能代替上帝给予民众前进方向的指导。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