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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正”才见真实工夫

2017-03-22商承祚

大观(书画家) 2017年5期
关键词:平正

商承祚

以实事求是解决问题。

有人问我,您年轻时候,为什么爱好古文字,而走上这条路?为此,我不得不追溯既往来说明这问题。

我八九岁时,见书斋悬有孙星衍(清乾、嘉时人)篆书联,好其笔势缭绕美观,结体匀称。在不断瞻仰时,或指划肚,揣摩其文,或临摹以肖其形。至亲朋家,见悬篆书,字虽不识,必徘徊其下不忍去。

辛亥革命后,1912年,我父赴德国讲学,携兄同行,借此给以留学机会。我侍母返广州,不久,慈母见背,伯父(衍瀛,字云亭)挈我往青岛,时年十二岁,日附读于邻家,夜取家中书架上段玉裁注的《说文解字注》及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反复检阅,尽管对这书的内容多不理解,还是看得津津有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翌年,日本侵青岛,我家避地青州,转徙曲阜。在孔庙见到累累的汉碑及篆书况其卿坟坛刻字等等,爱好甚,开始学篆隶,又从劳健(笃文)学刻印,日摹汉印十余方。在街上,见人家的住宅墙基、阶石,有些上面刻人物、鬼神、鸟兽像等不胜诧异,问人,才知是汉墓中物,而该墓是用此类石条砌成。始知这种墓,在汉某一时代是风行的,可惜当日不懂椎拓,失去这宝贵的研究材料。又听说东门外田边有不少陶豆,急驰往,见断豆柄满地,其豆盘破碎已不成形,豆柄上有的还印有字,乃选拾数枚归,陈置案上,兄姊皆笑弄之,不理解我为何爱此无用之物。

父亲衍鎏(字藻亭),为清代最末一科甲辰年(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的探花,供职翰林院编修时,同寅想组成赴日参观团,了解日本明治维新后在政治上及各方面取得的新成果,奏诸清廷。父亲回来后,认为日本广开门户,汲取欧洲各国的科学,改进自己,中国应向日本学,不应再闭关自守。既然要向人家学,首先要学好外文,打通这一关,即使不出国,也可以读人家的科技书。于是在教我们兄弟的中文教师外,又聘请一位英文教师,教我四个哥哥(其中亲兄一),这位教师因有些新潮流思想,剪了辫子,在辫子垂垂的人群中,有点特殊。他姓张,背后我们叫他“张秃子力,后来都认为这是不礼貌的,改口不叫了。父亲认为日本人身体强健,是重视体育之故,体质是本钱,这点不能忽视。于是请了个谷师傅隔晚教我们打短拳,还买一匹小马,锻炼我们的胆识。其深谋远虑,无微不至的关怀,不外为我们成才准备条件。

1915年,父亲返自德国,我随侍南京,翌年兄亦归,教我学德文,因性不近外语,一见书本就感觉头脑发胀,数月几无所得。我父叹曰:“学外文不成,那就学中国文学吧,日后小成,还可谋秘书之职以糊口;大成做个名学者,但不要做官!宦海浮沉,一朝天子一朝臣,风险多,一时不慎,还会影响品德。《荀子·修身篇第二》有几句话:‘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即是说:‘我做错了事或说错了话,敢于向我提出恰当的批评和指责,这种人是我的老师;我事做对了,说对了,他肯定我,鼓励我前进,这种人是我的朋友;耸起肩膀,装出笑脸,逢迎恭维我的人,是来贼害我的,必须提高警惕。’你们要将之作为终身的座右铭。”我父这番教导,言犹在耳,后来我将之写成条幅,悬之座右以相警。

我初时是“学书不成去学剑”,学剑亦不成的一个人。到底学什么?需要及早决定。我对古文物及古文字的印象很深,念兹在兹,乃决心朝这方面走下去,禀告父亲。我父听后,微微地叹了口气说:“你学这行是找不到饭吃的,只能做个名士,名士也要生活啊。你既决心走此路,是你的志愿,我有什么话好说?由你去罢。”

为求深造,1921年,我要求去天津,住伯父家,拜罗振玉(字叔蕴、字叔言,号雪堂,晚号贞松老人)先生为师,学古文字学。目的终于达到了,其喜可知。及见罗师的“殷礼在斯堂”所藏之甲骨文和累累的青铜器,真如饥儿得饼,穷人暴富,手足无所措。于是考虑先古后今,先难后易,以甲骨文为主。白天在罗家拓铜器铭文,或双钩旧铭文拓本,入夜读罗师的《殷虚书契考释》。其书是用天象、地理、人事等等来分类的,检阅起来不大方便,我用《说文》编次进行整理,并为补入异体字,如对这字有我的体会,则加“祚案”二字附之于后。每晚九时起,为我正式工作时间,一直写到鸡鸣才睡,如是者期年,成《殷虚文字类编》一书,呈视罗师,为之轩然首肯,欣后继之有人,鼓励再接再厉。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先生为之序,有云:他日所得,必将有进于是编者,余虽不敏,犹将濡笔而序之。”对肯于读书的青年,是如何的关怀和期望。暑假后回南京(那时家住南京),将书稿带给父亲看,他很高兴地说,我还有点积蓄,把它印出来。花了八百余元,于1923年问世(书中自序将“癸亥”年误刻“癸丑”)。为什么刻木?父亲谓印数可以自由掌握,多销多印,少销少印,不销不印。若是石印,滞销占地堆积,畅销不敷又须再版,岂不麻烦。第一次印了100部,其中宣纸本30部(此后再没印宣纸本),前后约印了500部,日本销了百余。在刻版时,每页左下角正面镌有“决定不移轩”字样,是我早期的斋名,印了200部以后,将之铲掉。印刷装订工作,都在罗福成(罗师长子)开设的“贻安堂书店”完成的,书版也存在该店。我离京之初,他未告知我,印了近百部毛边纸本,以五元一部的散页卖给北京的书店。嗣后将书版运回南京,抗日战争时期,我家被人占住,把版破来当柴烧了,当时文化遭受浩劫,何止这几块书版呢?

《殷虚文字类编》问世时,年二十一岁,南京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聘我任讲师,讲甲骨文字。父亲说:“真想不到,如此冷门之学,居然可以谋生。”翌年,北京师范大学聘我作教授。解放前几十年,多数是一身兼一两个学校,是因这是一门热门课,缺乏教师,有人戏称我手捧“铁饭碗”,不愁失业,信然。

罗师在天津自建二层楼房一幢于法租界,三十一号路秋山街,面积约有三百多平方米,作口字形的走马楼,楼上书库兼书室,将书分门别类有条不紊地安排在各房间,研究哪方面的问题就在哪室写作,日夜不辍,坐拥书城。

青年时,见到父亲及朋辈在一起谈学问,都异常谦逊与彬彬有礼,当时不甚理解,到了中年,逐渐领悟“学然后知不足”和学无止境的真理。

我在天津,进过一学期的中学,对那些课程不感兴趣,就不读了。《殷虚文字类编》一书问世后,马衡(字叔平)先生介绍我进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生,未毕业即出来工作,因此,我既非科班出身,又无任何学衔的一个“白丁”。我生于1902年旧历正月,今年已年过八十,满头白发,是名副其实的“白丁”而当之无愧。

这里顺便记一下罗振玉和王国维的关系。王国维之死,谣言蜂起,郭沫若曾谓王之死为罗振玉逼债造成的惨剧。这种捕风捉影之谈,不胫而走,无知之徒,复为之深文周纳,胡说什么王先生在清华的月薪三百元,还不够付息钱。我们试以当时每月每元三分高利贷计,本钱要一万元,王为何事要使用这笔巨款?是无以取信于人的。罗对王一向很器重,不论在文字上和与人言谈中都流露出来,王对罗亦如是,二人道义之交,是互相辉映的。在十年浩劫极左思潮中,把罗骂得一文不值,那种“退人若将坠诸渊”(《礼记·檀弓下》)“恶之欲其死”(《论语·颜渊》)的思想行为,是无以服人的。有人还造谣说,《殷虚书契考释》为王著而罗窃为己有,这是无稽之谈。记得有一天,我遇见陈梦家,他悄悄地对我说,《殷虚书契考释》的稿本被我买到了,完全是罗的手笔,上有王的签注,印本即根据此稿写正的,您有空,可到我家看看。该书是罗请王为之誊正付印,于是头脑简单的人以为王著,真笨伯也。事实胜于雄辩,造谣者可以休矣。

罗王是儿女亲家(王是男方),有时两人因儿女琐事发生矛盾,严重时不通音问,事后多数先由罗去信言归于好。这是我在贻安堂听罗老大说的。王之死,出自家庭中的复杂问题,一言难尽。他投清华昆明湖的绝命书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有人说是由于害怕共产党而寻短见,这种说法实在太简单幼稚,连以遗老自居,不满意国民党,更反对共产党的罗振玉,尚无殉节的想法,而王反异,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再辱”,不能光从政治上着眼,其中包涵幕外人不知道的一些情况在内。

我的治学方法一宗罗振玉老师,以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特别是古文字,不能任由己意猜测,狡情诡辩。有的人用汉魏以来的音韵,旁转战国及以前的文字,以无字不识,无义不晓自诩,是不足为训的。须知学海无边,对某一字之得失不尽相同,有的字你识我不识,我识你不识;今日不识明日识,今日识而明日知其误,为极其自然的事,无庸诧异。我对字形字义的考释,必求顺理成章,心安理得,不做屈曲之说,避免蹈误。

我童年即喜欢书法艺术,尤其是篆书。受业罗师后,见所书甲骨文及金文,朴质雍容,笔势遒劲,心向往之,乃于暇时,亦在临写。一日,以所书甲骨文及金文字课呈师教诲,他看了金文不断地点头说:“你的金文将来会有成就,但要旁及历代石刻篆文使之融会贯通。”我初意以为自己甲胜于金,时至今日,回忆师说,对我两种书体的公开肯定与默然否定,而今都证实了,其目光是何等的敏锐!

我写篆书,包括金文在内,行笔力求刚劲浑厚,以端庄平正为主,喜用铺毫,决不矫揉造作,须知“平正”才见真实工夫。“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此可为知者道,难为外行人言也。正因字形力求工整,写时还要注意直行的行气和横排的横气互相呼应,这样才能使整幅字的气势协调而不至于偏离松懈。我在书法实践中还考虑李白的两句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而向这方面的风格努力。

我国传统的书法艺术,爱好者日众,有的青年来问我习楷书与行、草方法,我告知写行、草之先,必须从唐代名书家的楷体入手,欧阳询(信本)用笔拘谨,褚遂良(登善)清秀有余,刚劲不足,二者宜于小楷,不宜于写大字。柳公权(诚悬)骨胜于肉,太过露骨,其中以颜真卿(清臣)为全能。其字骨肉停匀,气势磅礴而安详,再写大都能站得住,从其入手,有利无弊,写一两年然后转学行、草,与无楷书基础而直接写行、草的工力迥别,我经过欧、褚、颜三个阶段,故略有体会。

我好文物,举凡金、石、陶、瓦、竹、木,以及书画皆在网罗之列。1930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兼北大、清华,月入五百余元,除生活费用外,几乎全部送入琉璃厂古玩铺。1948年回广州,对佛山石湾陶器异常欣赏爱好,在文德路古玩铺见到旧作,多为购置,直至解放后店铺停业为止,共得百三十余件。这些文物,十年动乱,幸未被毁,继思独乐不如众乐,乃将明、清书画条幅及扇面近四百件,及明、清旧墨四盒捐赠省博物馆。明至民国期间的石湾陶器大小百余件,捐赠广州民间工艺馆。公诸同好,为我一向的思想,垄断资料,据为私有的不良作风向所反对。

我已年过八旬了,回顾所走过的道路,感触良深。一个人能否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决定于多种因素,本人必须刻苦努力,多读书,苦思索,勤写作,这是基础和前提,但客观条件,生活环境也颇关重要,如果生活不安定,心情不舒畅,终日为杂务而奔波操劳,学术研究总难免要落空。当然,悠游岁月,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客观条件再好也没用。主观努力与客观条件相结合,就能够多出成果,取得较好的成绩,我的经历说明了这一点。

我平生治学,自问还是比较严谨的,收集资料时,注意鉴别真伪,或摹或拓,或照相,都是自己动手,后因年老,摹写不得不由助手为之,但传拓之事仍必躬亲。1977年夏,我到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墓葬的发掘工地参观,并花了三天时间,与工作同志细心清除中山王鼎、壶上面的浮锈,拓了铭文两份,一留当地,一带回进行研究。我中年以后著书写文章,必多加思考,不率尔操觚,定下的原则是:不识之字不妄释,不明之义不妄言,不轻言音韵,特别通转旁转之类,如其这样,当无字不识了。不引用二手材料,必查对原文,以免失实及断章取义。不为天下先,以期减少逸足,所以每有新资料出土,发表的文章,我往往在最后。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科学文化的发展则是无穷尽的,我要在有生之年继续为祖国的学术文化事业贡献力量,为祖国的四化建设竭尽绵薄,我更寄希望予中、青年研究者们,你们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现在正是治学最宝贵的时间,要努力攀登,学无止境,相信你们一定能在党的领导之下,继往开来,做出超出我们老一辈学者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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