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贤

中国艺术血脉的自然跳动。

百年来，中国画在由传统向现代形态的转换过程中，有两种转换模式常常被人们视为最有效的：一是“西体中用”，即以西画理念和语言来改造中国画，使中国画被赋予了一种有外来特质的形态；一是“中西融合”，即力求立足中国传统立场，适度地吸纳外来因素，使之具有中国意趣与现代意味。这两种途径貌似差异巨大，实则都是把西方绘画作为参照系，或者说都是对西方绘画冲击的一种反应模式。当然，面对中国画被“折中”，也有人试图以坚守中国画的笔墨范式与图式来捍卫其纯粹性，其结果往往是滑落到固守传统、墨守成规的尴尬境地。

中国画能否在自身的根基上获得再生或者说新的突围的可能，也就是说不以西方艺术为参照尺度，实现传统的现代转换，使中国画既具有中国民族的美学精神、时空意识，又有别于传统的艺术图式，而彰显出鲜明的时代性与可能被广泛接受的普适性？其实，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艺术成就最高、最具艺术史价值的并非“拿来派”，也非“折中派”，而是那些与西方绘画拉开距离的艺术家，如黄宾虹、齐白石、张大千、傅抱石、潘天寿等。他们以中国式方式，承继了中国艺术最富生命力的精神传统，又构建了全新的富有时代感的艺术图式，在中国现代画史上实现了新的超越。

艺术的民族性或者说本土特质，重要的并不是图式和语汇，而是不同于异质文明的精神品格与气质。半个多世纪前，客居异国的张书旂在经历了长久的艺术创新探究后，曾深有感触地说：中国画无论怎样创新，都应姓“中”。中国画姓“中”，重要的是中国的精神品格与气质风貌的呈现，并非外在的语言形式，也就是说并非单单是艺术样式和笔墨翻新。艺术传统总是被一些人视为一种外在的形骸，即所谓的章法布局、物象造型法则、行笔用墨技巧以及怡情遣性的意趣。而具有建构性的艺术家往往蹚过传统河流之波，直接沉潜于精神文脉中，实现了传统精神资源的创造性、现代性转换。他们向传统的回归，并非回归到文人的笔墨范式，而是走向博大深厚的艺术精神世界，体悟、重塑中国画的超越品格。这种超越品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三重境界上。

一是超越“物我”二元结构模式，构建“无我”之境。“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用心灵去把握天地万物是中国人一种重要的审美态度和观照方式。两千多年前，庄子把哲学的语言，本体论的认识（一种宇宙认识）寓于寓言之中，勾画出了中国人把握世界的方式，即“神遇”。何谓“神遇”？向秀理解为“暗于理会，谓之神遇”，即主客体的合二为一，将主体精神“物化”，将客体人化，以达到物我同一、物我两忘的境地。在这里，中国的审美态度其实更侧重的是艺术家对天地自然的心灵体悟，精神相拥。如陆机所言：“其始也，即收视反听，耽思傍讯，心骛八极，神游万仞。”（《文赋》）“心骛八极，神游万仞”，实则是以物代我，主客体转换，把全部主观精神倾注于客体中，达到完全“物化”，达到忘我境界。在王国维看来，“忘我”或“无我”之境是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客体并非超越主体的物理世界，而是精神化了的笔墨形式。“无我”并非主体的消失，而是我的“物化”形态。艺术家在艺术活动中，采用“对物通神”和“神静八荒”的感悟方式，用心用灵魂去体悟天地自然的运化、灵性，从而在对自然的观照中获取心灵的虚静、自由与超越。那些优秀画作中的视觉形象不再是纯粹的自然客体，也非一种纯然的自我意念的视觉呈现，而是其心灵与自然相遇而生发出的人与自然浑然天成的精神空间。其画面的空间构成，并非视觉经验的或物理意义上的二元次或立体的，而是一片心灵的世界、精神的空间，是物化的自我，更是人化的自然。创作的主体隐藏在静谧的天地间，而这天地又是超越精神的最真切的视觉呈现。在物象的构成上，消解了与自然物体的对应关系，但又未走向纯粹的自我情感的宣泄，在亦真亦幻的景象中，营造出一种静穆、幽远、诗意的“无我”之境。

清李方膺《疏影横斜》

二是超越有限形质，构建邈远静谧之境。中国传统艺术并不追求视觉的真实，更不局限于一时一景的描摹。“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审美体悟把中国人超越形骸，直达生命本体的精神诉求表达得淋漓尽致。许多优秀的艺术家以这种审美体悟为起点，不拘泥于一时一地具体物象的描绘，也不纠缠于技术层面的笔墨形式，画作中有物象而已非自然之物象，有笔墨，但笔墨已不见雕琢之迹。世俗之象、客观之境、笔墨之痕已在意象天地里消隐，悠远、沉厚、静穆的境界在单纯性、整一性、浑然性的画面中得以呈现。天荒地老、时空悠悠，洪荒弥蒙的境界涵浑在无形无迹，而又无所不在的虚空之间。把人的精神引向远离世俗尘埃的自然山水中，去感受“虚静恬淡，寂寞无为”的人生境界。艺术境界的邈远与虚静，折射出创作主体心灵和精神状态的超脱。要超脱必须做到“心斋”“坐忘”，也就是“虚怀若谷，宁静致远”。钟白华先生认为“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是构成艺术的两元”。中国画的上乘之作往往在沉静中漫溢出自然之运化、天地之生机，以和谐静穆之象、浑然沉厚之势，彰显出“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也”的中国传统生命美学精神的灵性。

清罗聘《群仙拱祝》

三是超越物理时空，构建宏大永恒之境。那些充满魅力的中国画，时常以一种象征的手法来表达超越时空的精神意象，自然的浅表面目，即一时一地之可视景象被象征性的符号取代，日常的视觉经验在意象世界里已被消解。以空间构成的虚拟化、时间构成的非瞬间化、物象构成的超逻辑化、形式构成的简略化，增强艺术形象的多义性、不明确性，使视觉和心灵超越物理时空，在瞬间中表现永恒，在有限中体悟无限，在朦胧中感受蕴藉着的不可企及的深度和平静的充实。让观众在对作品的观照中体悟“观古今于须臾，扶四海于一瞬”的时空意识。犹如范宽的山水画那种宏大、神秘、静寂的洪荒般的永恒悠远的意境，让人不得不生发出“一朝风月，万古长风”的时空感慨。缘于有限的生命对无限时空的感慨，力求在有限的笔墨、咫尺的画幅中，对亘古天地中不息生命的敬畏与赞美，这或许是中国画艺术创作最根本也是最永恒的动力。

中国画的超越品格和追求的境界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自然流溢，是中国艺术血脉的自然跳动。因而雕琢之迹、故作之痕消解于笔墨的流转中。今天，中国画的发展重要的是要承继传统，延绵文脉，又要超越表层的笔墨图式，校正传统流转过程中被偏离的轨迹和被疏离与遮蔽了的精神。中国传统绘画的超越品格与境界对于当代中国画创作的启迪意义与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超我”精神的唤醒。中国传统的哲学和美学观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在艺术创作中和艺术的价值目标上看重的“物我两忘”的境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互为物化的关系，自然之境在艺术家的世界里已成为人化的自然，成为创作主体精神和心灵的视觉呈现，而艺术家的心灵与精神向往的是与天地共生、共存、互动的境地，即庄子所谓的“入山林观天地，以天合天”境界。近百年来，不少画人或采用“西体中用”或“中西融合”的方式，力求在图式、语言、技法、境界方面有所拓展，而较为忽略从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和艺术的时空意识承扬有生命力，又符合现代人精神需求或者说现代人文精神需求的精髓，从而难以使中国画的内在超越品性得以承扬。人与自然的互存、互动，彼此的相容与和谐，正是当下人类社会面临的公共性问题，物我同一、天人合一，这应该是中国艺术追求的永恒的、最高的境界。从这个角度上讲，“天人合一”体现了一种最根本的人文精神，也启发着我们对应有的一种审美态度和艺术境界的确认与追求。

二是对诗性精神的重塑。中国现代艺术发展始终承担着陶冶国民素质、拯救民族危亡、发展民族国家的社会工具功能。社会价值担当也已然成为中国画的基本创作理路。如果说，中国画因社会担当失却了人文价值有其历史合理性，甚至还值得尊崇的话，那么在当下大众文化的强势话语背景下，画家们，包括不少前卫艺术家暗地里将艺术理想消解于纯粹的艺术技巧（或手艺）的追求，以获得大众市场的认可。概言之，寻求经济的回报成为画家创作的现实动力，艺术成为一种资本自觉的产物。中国画在这个社会转型时代应该继续关注现实、承受应有的社会担当，也应该重构笔墨背后的人文传统、古典气质及超越精神，进而确立中国文化的价值方位，守护自身艺术形态的独特性、艺术精神的独立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画应责无旁贷地维护与塑造自己的尊严。事实上，艺术传统独有的超然与超越精神，正是消费主义时代人们构筑精神家园、寻找心灵归宿的动力。而超越精神的洋溢，正是人文关怀的一种体现。与其说中国画家用笔墨为自然山水传神，不如说是以诗性的语言构建着理想中的“诗意栖居”的家园。这个“家园”在物欲横流的消费时代已变得依稀难觅，或已不复存在，它却可能在艺术家的胸中和笔墨中被重新构筑起来。

三是对绘画本体精神的回归。中国传统绘画作为自我心性的抒写，故有其彰显艺术内在精神的独特价值。但是，“心性”之过分强调，往往忽略外在的视觉性。视觉形式的创新性与张力被弱化，这是元代以降绘画史毋庸置疑的事实。在海德格尔看来，艺术只是一种表征或话语方式，它介于现实与非现实之间，或可见与不可见之间。所以，在这里话语或表征本身就是艺术的本体，真理及美、形式都在话语中显现。艺术创作的过程是使精神视觉化、形式精神化的过程。无论是对于传统中国画，还是对于前卫的先锋水墨而言，重要的是重构话语表征范式，通过不断的实验、试错，努力实现在基本语言层面上的进深和新变。在此基础上将文化精神意涵解放出来，充分体现艺术的特有价值。囿于程式化的笔墨语言，精神的独特性与丰富性难以“解蔽”，忽略形式的视觉张力与创新性，绘画的本体性无疑将被弱化，精神性也难以被表征。现代以来，那些经典的国画作品，不但在精神层面上力求“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也在视觉形式上追求“传统的转化性创造”。脱离精神性的艺术语言是不存在的，没有视觉效果，绘画的精神性也无所依存。绘画图式的整一性、视觉形象的象征性、笔墨关系的浑然性使得经典的画作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一种是似曾相见，而又独特新异的艺术图式。因袭程式与笔墨的陋习总是会被富有个性的现代感的视觉创造所涤荡，悠绵的文化之脉在富有张力的图式中搏动。关注绘画本体性问题，追求作品视觉形式的独创性与完美性，应该是当代中国画，包括整个当代艺术不能不思考的一个问题。

传统艺术资源重要的不是外在形式、语言或者符号，而是独特的思维方式、一种与文脉相连的心性和内在品质与精神。现代以来，那些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家的创作，使我们坚信，中国绘画，立足于自身的文化传统是可实现现代性转换的。艺术的文化身份不应因“全球化”语境而被模糊、被消解，相反，应该进一步得以确认和强化。文化自觉不是一种固执的坚守，而是建立在文化自信基础上的反思、承扬、拓展与创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