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樂

全球範圍內的政治情勢丕變，菲律賓杜特蒂、美國川普、南美洲國家、歐洲以法德為代表極端右翼勢力的出線與崛起，某種程度上來自於利益交雜的內政議題上的民意反撲，與其說是這個時代民粹開始盛行，倒不如走入幕後，看看民眾憤怒背後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產階級的失落與消失。這一點在美國去年的選舉中更是表現的一覽無餘，後期川普民調一直上漲，發表的言論看似激進的背後卻在迎合著越來越多的失落中產，根據數據統計，美國中產階級四十年來第一次萎縮至僅佔據人口總數的一半，而在美國發展的鼎盛時期，幾乎80%以上的民眾都是中產階級，這樣一種階層中超過30%的民眾直接“向下流動”成為貧困階層的憤怒，自然會反映到實際的選舉過程中與日常生活中。故此在2016年落幕的多國選舉中，青年失業、貧富差距拉大、世代不正義的剝奪以及全球化帶來的各種衝擊，幾乎成為各國的共同博弈話題，而選舉結果出奇的相似，執政黨大敗，在野黨輕而易舉獲得執政權，甚至過去很難上台的極端右翼激進力量都能躋身領導層級。這背後無疑不是在告訴政治精英們：社會正義與公平分配在這個時代裡已經蕩然無存了，階層、階級正在重新組合，未來更加激烈的矛盾即將上演。

無論是發達國家經濟體，還是經濟發展迅猛的發展中經濟體，因為經濟成長催生出一批中產階級，較高收入加上穩定、體面的職業以及較高的教育水準，使得他們一向被認為是社會矛盾的緩衝器，是一個國家、社會中最具穩定性的力量，同時亦會有覺醒的一面，以溫和漸進的改革推動民主化的進程，無論是日韓還是港台都在相似的路徑上演進。

而近二十年來，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工作機會的競爭壓力也來自於全球各地，在全球化初期享受經濟紅利的發達經濟體中的中產階級，日漸因為原來本國工作機會向第三世界低人力成本、低生產成本國家等轉移的原因進而變相減少薪水或者失業，原有體面的生活不保從而在階級結構中逐漸向下流動。加上本地經濟發展轉型的緩慢與困難，可能在十幾年內都無法有大的突破，今天我們看到臺灣、香港的狀況就大致如此，內部經濟發展緩慢，經濟成長的動能缺乏，使得原有的一批中產階級面臨“下流危機”，加上近年來不斷高漲的房價和通貨膨脹，連出身中產階級家庭的下一代或者通過教育從草根階級向上流動的中產儲備力量，都無法輕易躍過龍門，而變相成為貧困青年，試問在人均50、60平呎的生活環境中拿著低於父母那一輩的薪水，甚至是低於平均薪資的人工，又何來不憂慮不憤怒呢？

如今的澳門同樣如此，在賭權開放後的15年左右的時間裡，澳門人的經濟收入遠超過過去數十年，原有的社會中產階層包含傳統精英的公務員、律師、老師、經理人等得到暫時的穩固，而受益於賭收不斷增長下的博彩中低級從業人員也可以不斷向上流動，躋身中產之列。但看似繁華，車水馬龍之下，10年超10倍的房價成長，連年的通貨膨脹加上狹小的居住空間和澳門本身的地域有限，使得中產階級在這樣的環境中未站穩腳跟就有隨時下跌的風險，過去兩年中連續25個月賭收的下跌，對於澳門新中產中與賭業相關行業的人士必然產生千絲萬縷的聯繫，讓這一批新中產更加惶恐與焦慮，除了收入減少之外更有擔心失業後無法繼續供樓、供車的恐懼感。即使一部分不受賭收大幅影響的中產都在交通壓力、教育水準、醫療水平等壓力下覺得生存不易，如果當社會最穩定的中產都在人心思變之時，彼時恐怕社會不變都不行。看看台灣“太陽花”一路以來的政治能量就能看出青年的憤怒與中產的焦慮；從香港一次次街頭抗爭再到社會階層、世代的對立加速亦可以看出香港中產無奈、沮喪之下的裂變；從內地雷洋案的悲劇看出中產階級恐慌之餘的勇氣，因為還有一部分人願意堅持法治，追求真相；澳門現在雖未走到悲觀的撕裂、對抗之路，但前車之鑒，對於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的澳門而言，不得不審慎面對與反思。

因此如何打造出一個“厚實穩健的中產階級力量”，成為了兩岸四地共同思考的話題，要讓人心重新回歸與凝聚，除了價值層面的感召與認同，更要在經濟層面讓社會絕大多數人士能夠看到未來的希望，中產階級保有現有的生活模式，草根階層能夠藉教育與自身努力躋身上游，而不是社會資本與紅利永遠掌握在極少數的資本家或者寡頭手中，當一個社會連向上流動的渠道都被堵塞之時，恐怕矛盾也只能在基層爆發與蔓延了。未來一系列的政策應該被廣泛檢討與思考，如何改變現有的稅收制度，讓更多的人能夠共享社會發展經濟成果，如何在育兒、住房、通脹領域進行適當補貼或者政策引導，減輕中產與草根階層負擔，讓他們不再背著重重的殼試圖向上流動，福利政策偏重貧苦人士的思維是否應該進一步擴充到兼顧社會中下階層的幫助引導，這一切的思考最終仍舊是為了民眾的安居樂業，只有整體社會結構成為穩定的形態，避免單一的金字塔或者M型社會形態，這個社會才會整體向上提升，不致向下沉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