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樂

從《四代香港人》引起了所謂“世代之爭”到《中產心事》引發的一場“階級之辯”，如今的香港中產是“已死”還是“未死”，香港已經成為“下流社會”、“M型社會”了嗎？這一切的問號都要回歸香港社會，從蛛絲馬跡中尋得香港的答案：迷霧重重，同樣心事重重。

催生“新中產”

中產階級泛指一般身處於資本家與工人階級之間的一個階級。他們的特點是儘管只是僱員身分，但由於在職場上或僱傭機構內的功能與位置，其薪酬、待遇、福利都較為優厚，以至生活條件亦較佳。他們的出現始於資本主義經濟在上一兩個階段的轉型，以往由僱主所負責的主要工作，逐步由專業經理人所擔任，而與此同時，社會各個領域都出現了專業化的趨勢，專業人士成為了中產的另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近年所講的新中產，其實主要仍是指這一批經理人、行政人員和專業人士。所謂的新，很大程度上想與舊的區分：舊中產是指資本主義初階已存在的小僱主、自僱者。而新中產則凸顯出專業化的特性所在。

而在香港，中產階級大概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就開始成為一個受人注意的階級，他們的出現反映出香港經濟發展和市民生活的改善。而他們的形成跟當時戰後嬰兒潮世代的成長剛好配合，特別突顯出香港社會已脫離作為移民社會的階段，就算是一處殖民地也能給人向上社會流動的機會。這一批年青的中產，既有對當時的社會制度提出批評，並推動改革，也成為了建設新的社會秩序（如重視法治、尊重程序）的主要支持者。他們是推動當代香港社會走上制度化的重要社會力量。

無可否認，在全球化底下，競爭日趨激烈，在所難免，中產社會是否淪為“下流社會”的擔憂一直圍繞著香港。

M型社會，新裂縫

日本大前研一先生所著的《M型社會》在近十年間熱議從未停歇，成為發達社會中廣泛討論的議題，其實究其原因，是經過了一個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之後，大家逐漸明白過去社會發展的模式：由快速經濟增長推動社會流動機會結構的擴張已經無法持續，隨著新的宏觀經濟環境的出現，舊的社會發展形態實在難以持續下去。然而社會出現的問題也並不止於經濟增長放緩、社會結構穩固，流動的渠道亦日趨制度化，導致流動的機會減少、空間收縮，而是恰如作者所言，全球化壓力之下，整體的社會經濟結構出現了新裂縫。

對於這個裂縫，大前研一認為“所得階層兩極化”造成了“中產階級社會的崩潰”。新的分層形態是“低層階級和上層階級之上下兩極移動，邁向左右兩端高峰、中間低落的‘M 型社會”。因此，過去以僱傭機構為核心的一套職業生涯的生活秩序（包括年功序列主義及其所帶來的期望與生涯規劃、以事業為重的工作態度和倫理等）已變得不合時宜。

因此由此產生的新思考：新的經濟環境及其帶來的衝擊，是否已經改變了社會分層的形態？我們的社會分層系統是否出現了新的撕裂的裂縫？而這些新的裂縫將會怎樣影響社會大眾的生活機會和所得到的待遇？同樣適用於香港，在中產階級日益消失的危機中，香港中產會否消失還是持續撕裂？

面對整體社會發展的情勢，香港中產階級面臨到前所未有的焦慮不安，最大的問題在於香港經濟沒有新的驅動器，很難看到未來優勢何在。對已是中產的人而言，他們擔心的是子女的前景、社會分歧日趨嚴重等。

焦慮外，港式中產兩極

然而香港的中產階級並未消失，但他們也正在經歷一次撕裂的過程。所以可以說，香港中產的問題不是貧窮化，而是內部的兩極化。今天新自由主義式的資本主義所採取的激勵制度是winners take all（贏家通殺），有人分紅甚豐，有人則繼續循序漸進，只有穩定。但今時今日，穩定並不足夠。資產增值的速度遠快於薪酬的調整。在中產內部，差距可以十分嚴重。

在這十年來，香港中產的內部分層在兩個維度上出現了撕裂：其一，世代之間在待遇上的差距，演變為利益上的衝突和價值取向上的分歧；其二，中港經濟融合的不平衡發展將中產階級一分為二，按事業與工作性質嵌於本地經濟的程度區分，形成“在地型”與“流動型”的香港中產階級。

看香港發展，無法避免區域整合的客觀現實，香港與內地逐步朝向社會、經濟融合的發展方向，是區域整合大勢之所趨，也是近年特區政府刻意突出的香港優勢與未來的新機會。在時下的中國機會論底下，只要把握內地發展所帶來的機遇，香港人自會得到好處。

一方面在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的人數正快速上升。而在人數增加的同時，在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的工作性質亦起了變化：從90年代的製造業為主到近十年來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及酒店業工作等成為主導的變化同樣非常明顯，現時在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佔全港就業人口比例在不斷增加。而在所有在職而又擁有學位教育水平的人士之中，超過10%以上的人士需要在內地工作。因此中港經濟融合的確開拓了新的機會。這給香港製造了新的就業機會，但因為中港融合創造的機會本身具備傾斜性：一是傾斜於高學歷、擁有專業資格的方向；二是傾斜於商業服務。前者關乎高低學歷人士之間、專業與非專業人士之間在中港經濟融合中生活機會的差距；後於則關於“流動型”與“在地型”的專業、行政及管理人員在兩地融合過程中的機會差異。

因此對於不少“在地型”中產階級（他們的工作機構或工作性質嵌於香港社會）而言，到目前為止所謂的“中國機會”，對其事業發展空間基本沒有任何改變，某種程度的中港融合還對其工作產生了威脅，內地僱員的引進自然產生了競爭的生態氛圍。因此特區政府的一套官方論述以至CEPA 的推出和這十年來的深化，主要還是針對“流動型”中產，要人才及其服務北上，而非在地提供專業服務以滿足來自內地及世界各地的需要。

而對“在地型”中產人士（包括醫療專業、教育專業、社會及社區服務專業等）而言，他們根本未能從“中國機會”得到明顯的好處。他們甚至覺得政府並沒有注意“在地型”專業的特點，以為中港融合自自然然便會惠及各個界別。政府的忽視，只會令未來的機會結構更傾斜於“流動型”中產，而流動型與在地型中產階級之間的利益分歧，也就只會愈來愈明顯了。中產階級之間的內部撕裂在香港正在也必將持續撕裂，這是無法迴避的。

而相較之下，內地中產則是在1999-2000年前後形成、登場，很大程度上是中央政府自覺以政策協助推出的結果，這跟台港澳都不一樣。政府在其中扮演重要的推手。

同時，鄰近的澳門其實也有一個頗穩定的中產或中中層。很多人只看到賭業發展與工資上漲，但忘記了澳門擁有為數不少的公務員、專上教育的教職員、醫謢人員群體等。雖然這個中中層規模不大，但確實存在，而且算是穩定的一群。但在房價與通脹等因素影響下，這一批穩定中產同樣充滿著對未來不確定的憂慮，因此澳門政府應好好了解他們的需要，尤其是留意房價、通貨膨脹對他們的生活質素的影響。

在未來的日子裡，中產仍會是重要的概念，但將不再是天天向上的代言人，而是要想辦法在一個不再穩定的社會經濟環境裡找到立足點。舊式的中產生活秩序已一去不返，新的環境則愈趨不確定。在這個改變的時代，中產的“撕裂”也將持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