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青

今年是“二·二八事件”爆发70周年。70年前的2月28日，以国民党在台军政当局不当纠察私烟为导火索，岛内民众展开了一场反抗国民党专制腐败统治、要求政治改革的斗争。一时间，岛内一切反国民党的力量借机汇聚发酵。情势失控之下，国民党在台实行了武力镇压。“二·二八事件”对岛内政治生态、社会心理和两岸关系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成为 “台独”与反“台独”斗争的长期角力点之一。

“二·二八事件”史貌

1947年2月27日傍晚，台湾省烟草专卖局台北分局查缉员六人会同警察大队四人赴台北市延平北路查缉私烟，与私烟摊贩、独自抚育一儿一女的中年寡妇林江迈发生争执。查缉员欲没收林妇香烟及卖烟所得，林妇以家计难以维生跪地哀求，望“勿全数没收”，当时围观民众见查缉员竞以枪管敲打林妇头部致使她出血晕倒，群起而攻。查缉员一边奔逃，一边开枪示警，不幸击中旁观者陈文溪（后不治死亡）。此事经媒体报道，群情鼎沸。28日，台北市民群起至专卖局台北分局、总局、行政长官公署请愿，要求交出凶手，并多次发生流血冲突，台北全市骚动，店员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下午，行政公署长官陈仪宣布台北市戒严，而武装冲突并未停止。

面对血腥局面，3月1日，台北市民意代表组成“缉烟血案调查委员会”，并派代表面见陈仪，就处理烟贩事件及政治革新进行交涉。陈仪同意民意代表之要求，并将委员会改名为“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简称“处委会”），并宣布台北市于当夜12时解除戒严。然而，事态并未因此平息。全台各县市都出现了抗争暴动，人们冲击警察局、专卖局，阻断交通运输以阻止当局援军北上，烧毁公营机构，释放囚犯，占领县政府。与此同时，各地也都发生奸淫抢掠和枪杀大陆籍人士的暴力事件，全台情势失控。

3月7日，“处委会”通过42条处理大纲，提出具体善后方案与改革要求。但陈仪已认定并电告蒋介石“二·二八事件”“显系有计划有组织的叛乱行为”，是“独立叛国运动”，“须以武力消灭，不能容其存在”，要求调兵镇压，因此“震怒拒绝”。

8日傍晚，国民党援军自基隆登陆台湾，沿途镇压。10日，蒋介石就“二·二八事件”发表谈话，指“共产党煽动”是“二·二八事件”的原因之一。随后，陈仪对全省广播戒严令，镇压、屠杀全面展开。“处委会”随即被陈仪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被迫解散，参与“处委会”运作的岛内精英被列为清算整肃的对象。与此同时，许多直接参与暴动的人士被捕杀，平日敢于直言进谏的民间报刊也遭查封。14日，警总宣布全省已告平定，即日开始“肃奸”工作，全台进入“绥靖”阶段。20日，为配合“肃奸”，陈仪当局在岛内各地展开“清乡”行动，以“连保连坐”威胁民众相互揭发，未经审判即被捕枪毙者甚众。4月24日，国民党政府下令改组行政长官公署为省政府，由魏道明接替陈仪任台湾省首任主席。陈仪被调回大陆。

“二·二八事件”的主流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

从整个中国历史的脉络上看，“二·二八事件”的爆发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围绕着中国“两个前途与两种命运”的路线斗争，随着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而不可避免地延伸到岛内。而日本长期在台殖民统治带来的台湾整体经济衰落、人民政治权利被剥夺等所反映出的岛内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固有的重重矛盾，都成为岛内民众对国民党统治由寄予期望到极为失望、甚至绝望的背景因素。而当时国民党在台官僚和杂牌军队的贪污腐败、军纪荡然、治理无能，不仅加重了战争后期台湾本就被严重破坏并急速衰退的经济情势，让台湾人民对物价飞涨、失业率高飚、社会治安不良等民生状况极为不满与失望；而且国民党官僚接收在台日产上，重演了在大陆“五子登科”般的“劫收”丑剧，让台湾民众观感不佳。这些矛盾叠加的结果，使得国民党查缉私烟处置失当成为社会矛盾大喷发的导火索。因此，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同情和支持台湾人民的民主斗争，中共台湾地下组织也积极参与了“二·二八起义”。1947年3月8日，中共中央在延安通过广播电台发表文告，声援台湾人民的革命斗争，对台湾人民反抗暴政、爭取民主、要求自治的爱国民主行动予以高度肯定。面临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正集中精力与共产党殊死一搏的蒋介石政权，自然不希望共产党在台湾立足成势；加之正如有史料指出的那样，在“二·二八事件”发展过程中，国民党情治系统夸大台湾中共地下党实力，这就使蒋政府更以剿共为主要目标，进行镇压、清乡行动。1948年3月14日，《大公报》就疾呼：“台人爱护祖国始终如一，如借口有共产党潜入而兴师问罪，结果只令汉族一家在台续演悲剧，遗留历史污迹”。

可见，“二·二八事件”的爆发及其最为普遍的惩治腐败、改革政治、争取民主权利的诉求，显示它具有鲜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共性，它既反映了当时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台湾人民与蒋政权在台军政当局腐败统治之间的矛盾，也规定了整个事件的基本政治倾向，即“二·二八事件”的主流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因此，大陆站在整体中国历史的脉络上定性“二·二八运动”是当时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爱国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认清“二·二八事件”性质的同时，也应注意到，“二·二八事件”的发展演变还蕴含着诸多岛内特色，使“二·二八事件”的历史呈现出岛内原本复杂的多种矛盾综合发酵的面貌，其中如岛内学者所言，国民党在台军政当局接收日产得罪了岛内日本殖民既得利益阶层“皇民分子”和肆意侵占日产的地痞流氓；“二·二八”爆发前，大批台籍日本兵从南洋战场返台，日本离台前也释放了管训在绿岛的地痞流氓。这三类人（“皇民分子”、地痞流氓、台籍日本兵）都在“二·二八事件”中发起暴动，残酷“扑杀支那人”，以宣泄心中不满，宣泄日本不甘心战败及仇视中国的情绪。这些因素虽然不是“二·二八事件”爆发的直接原因，更不是事件中的主流，但借机发酵，国民党作为统治当局在“二·二八事件”中只能一概承受。

“台独”为何纪念“二·二八”

当年岛内皇民阶层及一切仇视中国的分子在“二·二八”暴动中就寄望以暴力推翻国民党在台统治，岛内外一些主张“台湾地位未定论”者也寄望“台湾托管”。“二·二八”之后，一些流亡岛外有着亲美、亲日情结的台籍人士开始在美日建立“台独”组织。20世纪80年代前后，在岛内政治生态变化中，这部分人基本汇聚于“台独”运动之下。因此，只要国民党不倒，深具“皇民史观”的“台独”势力对“二·二八”的操弄就不會停止；他们说是“纪念二·二八”，实是欲继承当年“皇民阶层”、“台湾托管”论者推翻国民党统治的遗愿。“台独”政党、民进党当局为这类人颁发“回复名誉证书”，实是将他们当成未来“台湾国”的“开国英雄”。在此逻辑下，“台独”势力才将“二·二八事件”描画成“台独运动”的“开端”。

因此，从岛内社会启动平反“二·二八”开始，“台独”分子就把矛头对准国民党，夸大捏造“二·二八”死伤人数，将“二· 二八”涂抹成“国民党外省人对台湾本省人的迫害”，认定“二·二八”是台湾“被外来政权高压统治”的“苦楚历史”，煽动并激化社会对国民党“外来政权”的仇恨，挑动省籍族群矛盾，离间两岸关系。经过“台独”长期扭曲操作，“二·二八”的历史已经被涂抹上了“台独”色彩，以“二·二八”做“台独”政治动员，使得在岛内现实政治生活中已然衍生出撕裂族群、颠覆认同、割裂两岸的“台独”新“二·二八”观。

2016年民进党“完全执政”以来，为了早日实现“台独”两党政治，民进党蔡当局与“独派”团体、政党合作，在“转型正义”的旗号下对国民党进行彻底清算。“二· 二八”再次成为针对国民党的政治工具。尽管陈水扁在执政时期已将蒋介石打成“二·二八元凶”，但蔡当局为了彻底清算国民党，仍然宣示“政府带头调查真相，呈现真相，追究责任归属，改变只有受害者、没有加害者的现状”。因此，不仅行政当局辖下的“二·二八基金会”配合蔡当局政治目的出版“二·二八档案汇编”，并将出版“官方报告”；“台独”势力更要在“追查真相”的名义下，敦促订定“政治档案法”，连同蔡当局“促进转型争议条例”的“立法”，迫使国民党开放全部该党档案并“摊在阳光下”，以曝晒国民党对台湾人民之“恶”，将民进党的道德根基及其台湾人民“救世主”的形象奠基其上；“台独”势力还要借“究责”之机，继续夯实蒋介石“二·二八元凶”身份，进而为去除国民党及其所蕴含两岸一国色彩的一切在台符号标志，诸如孙中山像、蒋介石像、中正纪念堂等行为找到堂皇依据，并以“二·二八事件”中台湾民众暴动的历史地点取而代之，重写“台湾历史”。今年“二·二八”前后，“台独”在岛内各地进行的“去蒋”“去中”活动，可谓掀起了新一轮高潮。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蔡当局将纪念“二·二八”的活动进一步“国际化”，不仅继续举行“海外二·二八遗属返乡团传承活动”，且于2月22日解密“侨委会”有关1961年到1970年左右日本台侨举办纪念“二·二八事件”活动的档案，还在美国洛杉矶、韩国济州、日本中京大学等举办活动和研讨会，更在“中枢纪念大会”上邀请日本中央大学校长以日文宣读唁词“纪念”当年“受难”校友，如此为“皇民史观”张目的目的昭然若揭。

蓝营反“独”揭示历史真相

今年岛内蓝绿围绕“二·二八”的攻防格外激烈。批驳“台独二·二八”论调最为有利的武器就是史实。岛内蓝营不少前政界官员、民间统派学者、“二·二八”亲历者，或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或本着捍卫国民党、为国民党历史作为正名的目的，公开或出版自己搜集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对“台独二·二八”观予以驳斥，反击蔡当局、“台独”势力的“去蒋”行径。

首先，批驳“台独”操弄“二· 二八”省籍族群矛盾。

一是以史为据展现危难之际本省外省同胞一家亲。如岛内《和平日报》于“二·二八”期间发出“这次事件动机纯洁，完全出诸爱国热情”等客观报道和公正评论，并呼吁“本省人外省人同是黄帝子孙、都是中国同胞”，谴责“歹徒不顾同胞情谊”。很多史料也透露岛内各地台湾同胞为免大陆同胞受到伤害而一路护送至安全之处的行为，危难之际，本省外省无分所谓省籍族群，同是一家，同舟共济。马英九在台北市长任上即指出，“处委会”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清楚地指出：“这次二·二八事件的发生，我们的目标在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政治的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

二是否认蒋介石是“二·二八元凶”。蓝营提出诸多史料，包括呈现蒋介石决定派兵台湾但下令“不得报复，违者严惩不贷”的手谕陈诚原件；呈现陈仪请求派兵档案，指其请兵原旨在“威而不慑”，是作为事件平息后维护治安之用；提出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应蒋要求向蒋提交美方“二·二八”报告，让蒋明瞭事件过程，才有改组行政长官公署为省政府、由魏道明接替陈仪任省主席、陈仪被调回大陆的后续安排；揭露岛内“皇民分子”借机鼓动并率领民众暴动，沿途血腥杀害大陆来台的军公教人员及路上行人、打砸外省同胞商店、挑动省籍仇恨、激化矛盾冲突以致局面失控，招来当局镇压却倒打一耙，全部归咎国民党屠杀等的事实。众史料皆指蒋虽应负政治责任但“非元凶”，回击“台独”分子刻意隐瞒本省人屠杀大陆籍同胞史实，欺骗误导民众仇恨国民党。

三是澄清国民党在台当局从未歧视台湾人。蓝营指出，在日据时代，日本统治者不允许台湾人学习法律、政治、经济；即使台湾人能读到高等学历，也仅限医、农、工。所以光复初期，陈仪无法在台湾人中找到适任者。但是，陈仪将国民政府中一些适任的台籍人士延揽回台加以重用，如黄朝琴、游弥坚、谢东闵、黄国书、苏绍文、谢娥等人都回到台湾担任高级职务；陈仪一到台湾，立即成立了“省训团”“劳动训练营”“师资培养班”“警察训练所”，大量招训台籍青年，培训完立即派任公职，包含教师、警察、法务员、文书官。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10月，台籍的简任级公务员从日据时期的1人增加到27人；荐任级公务员从27人增加到817人；委任级从3681人增加到12575人，呈现数倍到数十倍的增加。单中小学教师培训后任用的，一年即增加9000余人。说明国民政府没有排挤台湾人之事。

其次，澄清国民党党产与日产有关之说。国民党前党务人士及学者指出，从清朝刘铭传治台时期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的每一笔土地登记资料都清清楚楚，国民党当局是按照典章制度与法令接收日产，接收委员会成员均为来自台湾各地的士绅，国民党接收者无一人因接收日产而成为富豪；且国民党并不是两手空空来台湾，从大陆带来的大量金元物资都投入台湾战后建设，更未借由接收日产来壮大自己。国民党党产确实有某些部份具有争议，但争议部分，经过民进党首次执政八年的清查，如今都已经解决了；但民进党再度执政后仍不满意，竟以1945年8月15日的日本投降时间为起点，持续清查国民党党产，必欲掘净国民党经脉而后快。

第三，抨击“二·二八乃台独之始”谬论。一是指出整个事件的基本政治倾向不是“台独”。“二·二八事件”亲历者指出，无论是当时“处委会”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处委会”提出的42条诉求，还是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各个群众组织及其散发的传单、标语、口号，都没有任何涉及“台湾独立”的内容；而“二·二八事件”中倒下的遇难者中没有一个是“台独”分子。当时台湾学生罢课唱的是《义勇军进行曲》《满江红》《苏武牧羊》等，完全是受大陆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影响；“二·二八事件”中最为普遍的要求是惩治腐败、改革政治，这体现了整个事件的基本政治倾向，与“台独”毫无关联。二是彰显台湾人民维护两岸一国的中国情怀。学者指出，美国当时驻台北领事馆副领事葛志超向岛内各处精英游说“台湾由联合国托管”，遭台湾精英严辞拒绝，“处委会”提出的目标是“自治”，即在国民政府的体制下自己争取民主权利，并非分离出祖国，其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之心与民族情怀不容扭曲。

可以预见，未来岛内围绕“二· 二八”之“独”与反“独”的政治斗争仍会延续，但青史凿凿，随着对“二·二八”历史史料的不断挖掘及研究的深入，历史事实将更清晰地展现出来，以“二·二八”替“台独”开路的行径终将为两岸同胞所不齿；而“二·二八”展现出来的台湾同胞爱国爱乡、两岸一家的精神情感也必将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中焕发出新时代的光芒。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