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创

摘要：人们所持有的“成见”或“刻板成见”对舆论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本文是在借鉴李普曼《公众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现实，通过对电影《十二公民》的情节分析，探讨“偏见”对中国公众舆论的影响，并对如何消除偏见做了一定程度的思考。

Abstract： "Prejudice" or "stereotype" people hold has a considerable impact on public opinion. Based on Lippmann's "public opinion"， combined with Chinese social realit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lot of "twelve citizens"，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influence of prejudice on Chinese public opinion， and makes some reflections on how to eliminate prejudice.

關键词：拟态环境；偏见；公众舆论

Key words： Pseudo Environment；prejudice；public opinion

中图分类号：C91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7）07-0189-03

0 引言

目前，网络媒体的井喷式发展使得偏见更快更广泛的作用于公众舆论和社会现实，以往的研究成果在涉及偏见对公众舆论的影响上更注重探讨媒体所带入的偏见，在问题的解决上也更多的把希望寄托于媒体。笔者认为在应对偏见上，更重要的是提高自身认识事物的能力，了解“成见”和“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以使在判断过程中更加理性和客观。

1 偏见的产生

“拟态环境”和“成见”是《公众舆论》中的两个重要概念。拟态环境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1]李普曼认为拟态环境能够成立的原因有三个：首先是人们生活的客观世界；其次是传媒对客观事实有意或无意的片面描述和歪曲解读；第三是个体受认识能力和认识环境的局限。所以，拟态环境并非现实环境的镜面反射，它或多或少的与现实存在偏离同时又以现实为蓝本，为自身想象和传媒共同刻画。传播当中的各种变数让人很难看清事物的真面目，认识事物时带入自己的感情和习惯是难免的，而人的精力有限，概括化、标签化的定义事物就成为必然。可是概括化除了帮助认识还会造成片面认识，它们会在人们进行理性认知之前就发挥作用。成见和拟态环境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如果我们看到的完全合乎我们的预想，成见就会进一步加强，正如一个人早就知道日本人狡猾，偏偏又倒霉地碰上了两个不老实的日本人一样。[2]”由此可见，成见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

个体通过积累符号化语言形成各自的“成见系统”，这套成见系统对周围每一类人和事物都有相对固定、笼统的概括，使得人们在认识事物时常常伴随着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和感情好恶。“成见系统一旦固定下来，我们的注意力就会受到支持这一系统的事实的吸引，对于和它相抵触的事实则会视而不见”。[3]

2 电影《十二公民》中的“偏见”

电影《十二公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男青年被指控在出租屋杀死了赌博酗酒的亲生父亲。社会舆论对男青年极为不利，纷纷觉得应该判他死刑。某政法大学在暑期为学生组织西法补考，围绕此案组织模拟法庭，让十二个学生的亲属充当了临时陪审团，这个陪审团要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内达成一致意见，有罪或无罪。根据法庭和新闻提供的信息，十二个陪审员一开始的投票结果为十一票有罪对一票无罪，后来讨论一度陷入僵局，十一个投有罪票的陪审员一一被八号陪审员说服，最后大家一致投下无罪票。几天之后真凶落网，青年被排除了嫌疑。

中国社会舆论场的主流成见被巧妙的揉进电影的戏剧冲突之中，因为故事中的每一位陪审员都是一类人的综合体，职业经历、成长环境以及个体遭遇的不同使他们都带着各自所特有的价值和情感：

2.1 把“富二代”推向悬崖的“标签”

从电影当中可以了解到，杀人案的最大嫌疑人是一个富二代，富二代从小就被死者抛弃，被害人遇害前他们曾经发生争吵。在中国，富二代指拥有巨额家产的富家子女，通过拟态环境的塑造，富二代在大众心中的形象早已标签化：纨绔子弟、爱出风头、容易惹事、以自我为中心。大众投向富二代的感情也多半是负面的。

对于其中身处社会底层的几位陪审员来说，与其说是审判那个年轻人，不如说是审判那个标签。3号陪审员在这里表现的就非常突出，他认为人证物证都有了，而且青年和父亲发生过激烈争吵，一个不忠不孝的纨绔子弟做出弑父这样的恶事并不奇怪，有罪判决当然顺理成章。他仅仅凭借好恶就给一个年轻人“判了死刑”。从后来的剧情中知道，3号陪审员和自己的儿子有很深的矛盾，儿子负气离家出走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弑父案”勾起了他心中的不快，他对儿子的愤恨和对孝道的偏执迁移到了嫌疑人身上。在他眼里，年轻人缺乏教养，“富二代”更是无法无天，证据自然无需考量。

2.2 对“富”字的讨伐

仇富心理在电影中表现的也比较突出，利益立场的不同会使得同一阶层的人不约而同的选边站队。仇富并非针对一切富人，而是那些通过不正当手段富起来的人。正常的致富人们常常能够通过勤俭节约或祖辈打拼来解释；过于低廉的致富成本以及官员的贪腐造成的贫富悬殊很难让大众找到说服自己的理由，不公平感的累积逐渐转化为对富人的仇视。人们更愿意相信富二代为富不仁，更容易相信他是恶的。4号陪审员是位自主创业成功的地产商，虽然他和女大学生的爱情是“奔着结婚去的”，但还是被人戏称为“干爹”，还有陪审员带着酸楚的语气叫他资本家。很难说在这之前他没有被误解，被憎恨，被伤害过，他呼吁大家要学会尊重。舆论是依附于大众的，在仇富的舆论氛围中地产商都是官商勾结一夜暴富的形象，正视他们致富的过程是很难的，一个简单的创业故事可能因为仇富就变成了黑心资本家的发迹史。

2.3 有种偏见叫“地域歧视”

10号陪审员是住在城乡结合部的老北京，歧视外地人，尤其是河南人。除了“啃瓦片”他没有一技之长，所有的收入都来自外地人带来的房租。看着外地人不断的涌向北京，蚕食着北京土著们的资源、机会和未来，自己的儿子不能考上大学，出于排外的本能和不断加强的剥夺感使他盲目的排斥外地人。

“弑父案”的嫌疑人富二代男青年正是一个河南人，10号陪审员的观点在这里找到了佐证，感情也有了发泄的突破口。“如果对一件事情產生了强烈憎恨，我们很容易就会把它同我们所强烈憎恨或恐惧的绝大多数其他事情联系起来，认为他们之间有着因果关系。[4]”让籍贯成为违法犯罪的证据似乎天方夜谭，但对于带着强烈地域歧视的人来说这个逻辑并不困难。媒体针对河南人的负面报道要比正面报道更吸引眼球，当然负面报道也更契合一些人的地域偏见，只是他们不明白揪住“河南人”的字眼不放并不能使他的命运发生改变。10号陪审员的观点遭到了现场其他陪审员的反对，尤其是旁边的河南籍保安因“无故躺枪”而反应激烈，一再质问“河南人咋了？”局部现象不能代表整体是常识，但是人们在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却很难屏蔽感情的影响。

2.4 致命的盲从

从一再上演的舆论反转现象中可以看出，合理质疑当为大众所必需的一种精神。从“呼格吉勒图案”到“聂树斌案”，如果当初执法者对证据有多一点的质疑和审慎，呼格吉勒图和聂树斌的命运或许会因此改写。

8号陪审员极力向大家强调：如果是真正的陪审员，大家的决定将关乎一个年轻人的生死，难道这样的事情都没有讨论的必要？人命关天，虽然陪审员们各抱偏见，但他们心中都怀有正义并渴望公平，他们更不至于为了维护自己的观点而漠视生命。于是，在8号陪审员的一再坚持下，陪审员们对人证物证进行一一讨论，甚至还对一份证词中描述的情境进行现场模拟，大家逐渐发现证词的不确定性，投有罪票的大多数发生了反转。2号陪审员是一位数学老师，他一直做 “和事老”，但有句话说的很理性：小概率事件是有可能发生的！我们不妨思考一下身处传媒和我们的偏见所塑造的拟态环境，面对类似的事情我们是要不假思索的盲从并以讹传讹，还是要根据信息提供的情境来质疑事情发生的种种可能，如果大家都说街上有虎你信是不信？

2.5 弱势群体的声音

媒体同样塑造了标签化的弱势群体形象。“温暖孤寡老人”，“关爱农民工”，“帮扶小商贩”等标题一直在营造一种语境，一种貌似充当着人文关怀的语境。社会关心弱势群体的行为本身无可非议，但在媒体报道中弱势群体却成为了宣传的配角，媒体俯瞰着他们并代替沉默的他们表达着“心声”。法国哲学家福柯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人与世界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话语的关系，话语是一个团体依据某个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来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一个过程。[5]”

电影中的7号陪审员是一个混迹学校的小贩，因为厌烦讨论而改投无罪被人奚落，他的一句台词体现出了底层话语权的窘迫：“可我说的话你们听得见吗？你们永远也听不见！”9号陪审员是个独居老人，他道出了案件中那位老人指证“富二代弑父”的心理原由：老人希望得到重视，希望有人听他说活。他们的话语权同样尴尬：“就连小孩也不愿听你说话！”漠视也是一种偏见，他们内心的感受无处倾诉，社会应该给与的重视不仅是逢年过节扛着大米食用油去社区送温暖，同时还应该给人以尊重，让每一个人活的有尊严。

3 结论：关于弱化偏见的思考

鲁迅在文章《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有句话对随意的贴标签表达了不满：说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污蔑[6]。思维惯性容易把媒体报道中的个案群体化，所以必须警惕思维惯性，不能随随便便就给一个群体带上负面标签。必须清楚个体对事物的认识是有局限的，要避免偏见就必须全面客观地认识事物。《论语》子绝四中“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孔子对自己的要求，常人如能做到不臆测、不独断、不固执、不只自以为是，偏见就很难生根发芽了。

媒体应该担负起社会责任，而不是一切以吸引眼球为目的，或罔顾新闻事实用预设的情感和观点向大众解读。预设的情感和观点会在人们真正接触事物前就发挥作用，所以不易察觉。还有必须看到的是，每一类媒体所表达的偏见也正是每一类媒体所显现的不足，所以不同的声音便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种不足，从而使大众通过不同的媒体来更加全面的认识事物。媒体人提高自身专业素养、承认偏见的普遍性，是削减媒体偏见的前提。[7]承认偏见的客观存在，才会设法去认识偏见，真正的危险正是身处偏见之中还要为偏见辩解。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27.

[2]【美】李普曼著.公众舆论[M].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80.

[3]【美】李普曼著.公众舆论[M].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96.

[4]【美】李普曼著.公众舆论[M].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25.

[5]王治柯.福柯[M].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159.

[6]鲁迅，吉林大学中文系选编.鲁迅作品选（上册）[M].吉林大学出版社，1978：414.

[7]毕研韬.媒体人与媒体偏见[J].青年记者，2011（7）：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