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尺牍选本稿源研究

2017-03-15陆学松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6期

关键词：周亮尺牍新语

陆学松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扬州 225000;扬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江苏扬州 225000)

清初尺牍选本稿源研究

陆学松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扬州 225000;扬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江苏扬州 225000)

清初十余种尺牍选本辑选了明末清初数千封尺牍,在较短的时间内相继出现,是书籍出版史上较为独特的现象。这些尺牍根植于明末清初士人大量的尺牍往来,其覆盖的时空范畴与具体的来源渠道深具探究价值。从时间角度考察,尺牍稿件主要来源于明万历后期至清康熙前期这一时段内;从地域角度考察,主要来源于东南江浙一带,尤其集中在杭州、南京、苏州、扬州等几个中心城市。诸选家收集稿件的具体方式主要有自己与朋友往来之牍、朋友往来之牍、征稿、投稿与赠稿、民间藏稿、约稿、其他尺牍刊本等渠道。

清;尺牍;选本;稿源

承袭明末尺牍创作与出版的流行趋势,清初迎来了尺牍文学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士人对尺牍作品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对尺牍文学表现出了极高的价值认同。并且尺牍写心,最适合表现清初文人于变革之际的复杂心态,于是一时间尺牍创作大为兴盛,坊间书肆争相刻印。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便是众多尺牍选本的纷纭出现:李渔于顺治十七年辑《尺牍初征》,后续有《尺牍二征》《古今尺牍大全》;康熙元年周亮工编选《尺牍新钞》,后又续二选《藏弆集》、三选《结邻集》;康熙二年有汪淇、徐士俊《分类尺牍新语》、次第又有《分类尺牍新语二编》《分类尺牍新语广编》;康熙十九年有陈枚《写心集》,后又有《写心二集》;康熙二十年有黄容、王维翰《尺牍兰言》;康熙四十六年有张潮《友声》《尺牍偶存》。计有尺牍选本十余种,一时蔚为大观。

清初的尺牍选本所收作品大多遵循“凡经梨枣,一字不登”[1]1的编选原则,选本间所收录的作品基本不重复,数目达数千篇,内容涵盖士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作者、赠寄者、论及者达千余人,是研究明末清初文人心态变迁、学术动态与文学活动等内容的珍贵资料,具有极高的文献与文艺价值。这数千篇尺牍作品根植于明末清初士人大量的尺牍往来,其覆盖的时空范畴与具体的来源渠道,亦深具探究价值。

一、清初尺牍选本稿件来源的时空范畴

清初尺牍选本,各选家有其具体编选原则,在时空的交集上不尽相同。

(一)时人为主,间及前古

在收录作品的时间范围上,清初尺牍选本跨度最大的是李渔的《古今尺牍大全》,所收作品从上古沿及明朝,符合题目中“古今”二字涵盖范围。但李渔早期编选的《尺牍初征》则不类《古今尺牍大全》,而专以时人时文为主。其《凡例》中道，“本欲远接前古,恐快不胜繁,然即专取今人,亦足果人枵腹,故仅搜新篇,不及古作”[2]1;又《征尺牍启》云“三十年间,兵燹以来,金石鸿文,遗弃殆尽,而况明贤手迹耶?”[2]2《尺牍初征》有顺治十七年吴伟业序,此时应大致成书,往前推30年大致是明崇祯年间。因此,《尺牍初征》的选材主要时间范围大致从明末崇祯至清初顺治十七年约三十年时间,从集中所收尺牍内容来看也大致如此。李渔出生于万历三十八年,该书选材时间实际也就是李渔成年后至编选《尺牍初征》时的时间跨度。但也有例外情况,《尺牍初征》中最早收录有王锡爵《与王凤洲》一牍,王世贞卒于明神宗万历十八年,距成书时有70年之久。这些尺牍在集中时只是零星篇章,有可能是李渔得到名家稿件不忍舍弃,抑或欲借名人尺牍为选本增光、谋利之用。《尺牍二征》尚未见世,大致应类于《初征》。

周亮工《尺牍新钞》成书于康熙元年,周亮工称:“是集断自数十年以来名家,不特远古所宗,不须赘设,即传闻之彦,弗更遐稽。盖以数十年间风气大开阐扬,不及者颇富。”[1] 1其卷一收有高攀龙尺牍10通,高攀龙卒于天启六年,距康熙元年36年,时间稍放宽一些,则《尺牍新钞》收录的尺牍时间上限为明万历末期,下限至顺治年间,总共约40至50年左右。但万历年间的尺牍在《尺牍新钞》中数量极少,其中收录的尺牍多属明末至顺治年间，而尤以当世之人为多,其实际涵盖也大约同于李渔《尺牍初征》所说的30年左右。其后的《藏弆集》较之《尺牍新钞》收录晚明文人尺牍更多,高攀龙之外,其卷一收录了明人冯琦、顾宪成、吕坤、顾大章、缪昌期、赵南星等人尺牍。《藏弆集》成书于康熙六年,按冯琦卒年万历三十一年推算,距离康熙六年有60余年之久。《结邻集》成书于康熙九年,其中尺牍作者较早的有明人顾宪成、高攀龙、周顺昌、方应祥等,收录尺牍时间跨度约等同于二选《藏弆集》。周亮工尺牍后二选收录晚明文人尺牍数量超过首选,表现出一定的复古倾向,但总体上仍然是以时人之作占据绝对多数。因此,周氏三选收录当世之人尺牍最多,其次是明末,最次则是晚明,其起止时间涵盖面大致从明万历至清康熙初约50—60年时间。

汪淇、徐士俊于康熙二年仅用两个月时间便完成了《分类尺牍新语》的辑选工作。因编选过程较为匆促,汪淇及其编选团队借鉴了周亮工《尺牍新钞》的编选方式,同时也受到李渔《尺牍初征》的影响,其中部分稿源来自于《尺牍新钞》和《尺牍初征》。对于晚明文人尺牍,《分类尺牍新语》收录较早者有高攀龙、方应祥、王思任等人,因此其收录尺牍时间跨度约同于周亮工《尺牍新钞》,大致从明万历末期至康熙二年前约40至50年左右。如果排除这些为数不多的晚明文人尺牍,则《分类尺牍新语》所收尺牍主要为当世之人所作,明末文人也有少量,其主要时间覆盖范围大约为20—30年。《分类尺牍新语二编》成书于康熙六年,其《凡例》阐述编选标准:“是编断自近时新牍,不列旧人,正如西山朝来,致有爽气,所以他本中前代名公钜卿、骚人墨士,佳篇非不累累,不欲蒙混入选。”[3]1明确表明不收明代作品,其实际执行的时间标准很是严格,基本只收活于当世之人最新的作品,因此主要时间覆盖范围仅康熙六年前十年左右。其中也有例外者,汪淇称：“其或一二先辈,耄期尚存,即其人已往,而所赠答之友犹在,因而特留,不在此例。”[3]1这“一二先辈”对照《二编》收录情况当指入清后亡故的文人,实际也可归入“近时新牍”系列。其中收录较早者有侯方域尺牍二通,侯卒于顺治十一年,距康熙六年有22年之久,这基本也是《分类尺牍新语二编》收录尺牍的时间上限。《分类尺牍新语广编》成书于康熙七年,其编选理念基本同于二编,总体遵循“时人新作”这一原则。但也有例外,如晚明高攀龙、缪昌期、赵南星,明末清初钱谦益等人尺牍虽极少但亦有,出现此情况可能与《广编》是汪淇末选有关。汪淇明确在《广编》中提到,自己因年老体弱,又有足、眼疾病,《广编》基本是其遗作,“兹编告竣之后,一切不敢与闻”[4]2。在《广编》编选基本完成之后,汪淇又收到不少稿件,为免投寄者失望,汪淇特地在24类之外别置一卷,不加类目之分,择优录用于后。因是末编遗作,汪淇的编选标准有所放宽,《广编》中收录的尺牍数量是汪淇尺牍三编中最多的。高攀龙、缪昌期、赵南星、钱谦益等前人尺牍尽管违背了收录尺牍的时间原则,但出于遗作心态,弃置之后不可能再行刊登,因此还是收录集中。是以《广编》收录尺牍的主体覆盖时间同于《二编》,上限时间则同于《分类尺牍新语》。

陈枚《写心集》成书于康熙十九年,“所载多当时名士之作”[5]1。根据其中收录较早的作家作品,如胡应麟(卒于万历三十年)、袁宏道(卒于万历三十八年),推断其选牍时间跨度大约为康熙十九年之前80余年时间。之后的《写心二集》成书于康熙三十五年,与首集相似,主要收录时人作品,但明人中亦有王稚登(卒于万历四十年)、陈子龙(卒于顺治四年)作品收入,大约时间跨度也为80余年。因此,明万历末期应为《写心集》二集尺牍覆盖时间的上限。

黄容、王维翰之《尺牍兰言》成书于康熙二十年,其《凡例》中云:“斯集专取时贤名作,间有先正遗音或未经问世者表而彰之。”[6]4表明选本以当时名贤所作为主,其中收录较早的所谓“先正遗音”有王思任(卒于顺治三年)、陈子龙(卒于顺治四年)等人,据此推算,《尺牍兰言》选牍时间跨度大致为康熙二十年之前40年左右。

《友声》为朋友赠答张潮尺牍，《尺牍偶存》为张潮自己创作之牍,“山来(张潮)随到随答,应酬不少倦,答讫教奚奴收贮簏中,不数日辄满,山来可得数十簏。日加抉择,付诸剞劂,用十干为编次,名曰《友声》,而并以之赠答四方者,附之曰《尺牍偶存》”[7]3,因《尺牍偶存》与《友声》采用随到随刊的形式,其中《尺牍偶存》以卷次为序,《友声》以天干为序,满足一册时便即刊出,两选本同时刊印发行,今之所见《尺牍偶存》《友声》乃是后来的汇总本。其中每册所收尺牍以创作时间或收牍时间为序排列,具体每册成书时间与覆盖范围难加考证,但“由于《友声》《尺牍偶存》是按照书信收到和发出的先后编次排序的,故可依据各函写于何年来推断其为何时所作。因此,经过一番考索,这批书信的写作时间基本上是可以推定的。根据我们的考证,这批书信写于康熙十六年稍前至康熙四十六年,前后长达三十年。其中,又以康熙三十年至康熙四十年间的书信所占比重最大。”[8]

总结以上所述,清初尺牍选本之中,李渔《古今尺牍大全》收录尺牍时间跨度最大,但八卷之中明人尺牍占四卷。其他选本选牍时间范围大体集中在明万历后期至清康熙前期这一段时间内,最晚约至康熙四十六年左右,这与诸多选家生活年代范围大致是重叠的。因此,从清初尺牍诸选的选牍时间范围看,可以用“时人为主,间及前古”形容其内涵。

(二)以点带面,多方征稿

宏观层面的地方经济、文化因素,微观层面的选家生活经历、思想倾向、友朋交游等因素,使得清初尺牍选本编选与刊刻行为主要集中在东南江浙一带几个中心城市进行。在每一个中心城市,选家在搜集尺牍时,因与周边文人往来密切,稿源丰富,加之藏书易得,搜集起来有着极大的便利条件,因而汇集的尺牍总以当地及周边地区为多,向外扩展则渐次为少。在整体上表现为以这些城市为中心点向全国辐射,使全国稿源汇集于此,可以说以点带面,多方征稿,形成了清初尺牍选本来源的地域范畴。

1.杭州

杭州在宋前早已为东南形胜之地,清初经济、文化较为发达。明末清初众多文人于此交游,创作了大量的尺牍作品,使之成为清初文人尺牍汇集的一个中心地区。李渔于顺治十年左右流寓杭州,期间,李渔以杭州为中心搜稿,最终于顺治十七年辑成《尺牍初征》,并在书中向四方发出征稿启:“即以初征为媒。见斯集者,谅有同心,倘蒙不鄙,悉为邮寄。”[2]2《尺牍初征》“赠答者中,杭人特多,使这部书信集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仅‘西泠十子’中,就有毛稚黄、张纲孙、陆圻、孙治”[9]。

《分类尺牍新语》三编由汪淇、徐士俊、黄周星等人选定,以汪淇书斋名“蜩寄”刻于杭州,集中浙人作品为多。其中首编与二编主要由汪淇、徐士俊二人选评,二编《凡例》后署西陵“汪淇(憺漪)、徐士俊(野君)仝识”[3]3。西陵即杭州,徐士俊为杭州人,汪淇青年时由休宁入杭州,在杭州经营书坊，以刻书为生,二人生平主要活动均在杭州。黄周星原为金陵人,中年以后辗转入杭州以教经为生,参与了《分类尺牍新语广编》的编选工作。在二编中,汪淇在杭州向四方征稿：“……预告同人,即有三集行世。冀投珠玉,敬拂枣梨。”[3]3这里所说的三集应该就是指《分类尺牍新语广编》。

陈枚,字简侯,浙江钱塘人,所选《写心集》与《写心二集》均在杭州书坊凭山阁编选成书。其中《写心二集·选言》中有征稿启“唯冀惠我尔音,倘有瑶函,乞寄吴门宝翰楼、武林文治堂,用光续刻,跂予望之”[10]4,明确将杭州书坊文治堂作为征稿的中心地之一,惜未有续作。

南京是清初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李渔于顺治十八年从杭州移家金陵,此前数年往来于杭州与南京之间,至康熙八年建成芥子园书铺。而《尺牍初征》成书于顺治十七年,因此,“《尺牍初征》收辑始于杭州,迄于金陵,前后延续10年之久”[11]。如果说《尺牍初征》编选的中心地区首在杭州,次为南京,那么之后的《尺牍二征》《古今尺牍大全》应完全是李渔于南京向四方征稿、搜稿而成的。

周亮工《尺牍新钞》成书于康熙元年。据《周亮工年谱》,顺治十八年正月,周亮工还在京师狱中,是月“初七日,顺治帝卒,当晚释刑狱。与王仕云等因得获赦南还”[12]100。“春三月,抵南京,庐居高座寺”[12]101。其后周亮工以南京为中心,先后至杭州、扬州,交游不断。至第二年(康熙元年)春夏之交于南京开始编选《尺牍新钞》。《结邻集》附杨彭龄序:“敢问先生辑著之意,曰:‘壬寅(康熙元年)之夏,于长夏之日而弗堪也。于是取尺牍之可喜者,以消永日而遣吾疾,好事者请吾广之,吾适有肌肤之疾,集遂得三。’”[12]107赖古堂本《尺牍新钞》扉页后有征稿启事:“更祈海内同人,共惠瑶篇,续成锦集,凡有所寄,望邮至金陵状元境内大业堂书坊,或苏州阁门外池白水书坊。二集即出,尤望早寄。”[12]107表明周亮工于南京征稿,预备出二集。康熙五年,周亮工离青州任,擢江南江安督粮道,回到南京,至康熙六年,二选《藏弆集》成书。此后周亮工居处于南京,直至康熙九年,三选《结邻集》问世。《尺牍新钞》非周亮工一人之力完成,其中选者有高阜、林嗣环、黎士弘、吴嘉纪等22人,钞者为周亮工子周在浚及侄周在梁,后二选钞者增添其子周在延一人。但三选的核心人物都是周亮工,核心地点在南京。

3.苏州

清初苏州相对稳定,经济发达,藏书丰富,刻书行业为全国最发达地区之一。前文提及,周亮工《尺牍新钞》征稿启事向全国征牍,稿件邮寄地址一为金陵大业堂书坊,一为“苏州阁门外池白水书坊”,《藏弆集》《结邻集》应有不少稿件得自于苏州白水书坊。陈枚《写心二集》征稿启事中,征稿地点一为武林文治堂书坊，一为吴门宝翰楼书坊,苏州也是征稿地点之一。汪淇《分类尺牍新语广编》成书于杭州,在编选时,汪淇已至暮年,健康状况恶化,“……逾甲五年,守庚十载,……足行蹩躠,疾等陶潜;目视苍黄,盲几张籍”[4]2。并且编选的态度也有了变化：“经营选政,类相如之倦游;耽玩道书,学仲舒之键户,兹编告竣而后,一切不敢与闻”[4]2。由于这些情况,《广编》不同于《尺牍新语》前二选,重要的参编者还有吴雯清。吴是苏州同里人,因此《广编》中的不少稿件应来源于苏州。黄容、王维翰在阐述编选《尺牍兰言》动因时云:“《藏弃》《新钞》诸种,刻于白下,《初征》《新语》诸集,刻于武林。脍炙宇内,不胫而驰,金阊独无刊本行世。余留心采集,置之巾箱,累累叠叠,间与顾茂伦先生谈及,遂因坊客之请,登诸枣梨。”[6]4黄容、王维翰、顾茂伦都是苏州吴江人,《尺牍兰言》中所收尺牍，作者以苏州地区人物为主。

4.扬州

清初至康熙时,扬州经济、文化已经有所恢复。张潮于康熙十四年时侨寓扬州,此后一直以扬州为主要活动中心。《友声》《尺牍偶存》为张潮与与朋往来之牍,稿件主要来源于扬州地区。此外,周亮工在编选《尺牍新钞》的前一年遇赦后交游广泛,与友人尺牍往来频繁,交游的中心地区为南京、杭州与扬州三地,而在扬州地区交游较广,先后相会孙枝蔚、龚鼎孳、程邃、陈维崧、邓汉仪、黄经、龚贤、袁于令、汪楫、吴嘉纪、王士祯、许珌、徐延寿、宗元鼎等十余人。其中汪楫、吴嘉纪俱为扬州人,他们还参与了《尺牍新钞》的编选工作。因此,《尺牍新钞》中应有一定数量的稿件来源于扬州。

5.青州

周亮工在康熙元年十月“闻青州海防道之命”[12]109,并于康熙二年“春初,赴任青州,方文赋诗相送”[12]111。此后直至康熙五年“五月初,擢江南江安督粮道。因原籍江宁,欲投劾去,大府报之于朝。八月,还江宁”[12]124。周亮工在《尺牍新钞》完成之后便开始二选《藏弆集》的编选工作。但他赴青州任后,《藏弆集》收集稿件的中心地区便转移至山东青州。康熙三年,周亮工“在青州。岁初,成汪楫父寿文。又修书一封与汪楫,附寄新诗《花之》请正,并央汪楫及吴嘉纪为搜罗尺牍两卷见寄,欲将尺牍二钞梓之于青州”[12]119。另周亮工在《与汪舟次书》中提及：“……赤牍二钞已得八卷,再得二卷,便可梓于青州,足下并埜人肯搜罗两卷见寄,吾事济矣。”[13]可见周亮工在青州任上积极向四方友朋征集稿件以完成《藏弆集》，但直到康熙五年周亮工回南京之前尚未完成编选,至第二年方始成书并刊刻于南京赖古堂。周亮工在青州任职三年有余,在青州与当地文人有来往,并接见了许多友朋,必然创作与收受了不少尺牍,《藏弆集》中所收尺牍当有不少稿件来源于青州。

式中：Oi为小区i的发生交通量；b为某出行目的单位出行发生次数，次/(日·人)；xi，xj分别为小区i、j的常住人口、白天人口、从业人口、土地利用类别、面积等属性变量；Dj为小区j的吸引交通量；c为某出行目的单位出行吸引次数，次/(日·人).

二、清初尺牍选本的稿源渠道

清初尺牍选本选家审美观念不一,选牍标准亦有区别,如汪淇《分类尺牍新语二编》“兹选以新颖古韵为主”[3]2,陈枚《写心集》“集内所登,止取短札”[14] 2。十余种尺牍选本所收尺牍数量众多,但除《分类尺牍新语》《尺牍兰言》外,均注重尺牍的新颖性与原创性,周亮工《尺牍新钞》“凡经梨枣,一字不登”[1]1，陈枚《写心集》“凡属寻常所经见者,兹编概不入选”[14]2，因而所收尺牍基本不重复。从编辑出版的角度而言,高质量的稿源是尺牍选本流行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如上所述,诸多选本稿件在时间与地理覆盖上是有所重复的,因而在一定时空范围下,诸选家高效搜集稿件的手段与渠道对于选本能否成功而言十分重要。汪淇《分类尺牍新语二编·凡例》云:“集中所载诸牍,大约抄本为多,或远地邮筒,或同乡手授,或藏之箧笥,或传诸友朋。”[3]1说出了清初尺牍选本的几种主要稿源渠道。根据其他选本《选言》与《凡例》,再结合所选尺牍作品考察,大致可以推断出诸选家搜集稿件的基本手段。

(一)自己与友朋往来之牍

清初尺牍选家最容易得到的是自己所收与所作之牍,前者选者为收信人,后者选者即作者。清初尺牍选家普遍交游广泛,其中多为文学之士,不乏散文名家,他们的作品自有可观者,因此选者将之收入集中。另外,选家对于尺牍作品往往有自己的创作理论与审美标准,如周亮工《尺牍新钞》以为“尺牍家言更易蹊畦者,以其事本酬酢,辞取从谀也……是集篇无定格,幅无同规。要于抒写性情,标举兴会,可谓独空前往”[1] 1。陈枚《写心集》标明“集内所登,止取短札,务期典雅风华,言简意尽”[14]2。他们对于尺牍创作提出种种文艺审美要求,自己在尺牍创作时自然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于笔下践行,是以自己创作的尺牍作品反而最接近他们所提出的文艺标准,亲友则次之。因此选录尺牍不避己、亦不避亲友成为诸多尺牍选本的常态。己作之外,周亮工《尺牍新钞》三选收入其父周文炜以及诸子侄赠答之作不少,汪淇在《分类尺牍新语二编》中也特地说明:“至于二三知己,入选稍多者,皆因佳不胜收,非缘情不可却。”[3]1其他如陈枚《写心集》二选、黄容和王维翰《尺牍兰言》等均收入自己与友朋往来尺牍。

(二)朋友往来之牍

尺牍选本刊刻成书,往往非一人之力,选者多邀集友朋辈参与其中,合众人之力而成。周亮工《尺牍新钞》参与编选者二十余人,钞者子侄二人。汪淇《分类尺牍新语》系列主要参与者有汪淇、徐士俊、黄周星等人,每选分24类,每类有二人参与校订或参论,共计也有二十多人参与编选工作。黄容《尺牍兰言》,每册除黄容、王维翰二人外,另有四人参与订正,根据书前有“同里参阅姓氏”,参与者共有五十人之多。参编者所收藏的尺牍自然也是选本源头之一。周亮工云:“一书之成,必须博采,众家不备,讵足大观。合二十二家所藏,卷帙何啻汗牛充栋?”[1]4这里的“二十二家所藏”所指应为《尺牍新钞》参编二十二人所收藏之牍。此外,由于尺牍选家大多交游广阔,编选作品时,难免委托友人为之搜稿。朋友箧笥中藏有与友人往来之尺牍,甚至友人之友亦有与友人往来之尺牍,以此延伸下去,他们收藏或搜罗的尺牍往往为选家所得,成为稳定的稿源之一。周亮工《尺牍新钞》所云:“甚至友人所存往复之笺,虽半纸数字,亦必倾笥借录,以罄幽奇。”[1] 4说的正是这种情况。

(三)征稿

清初尺牍选本多与书坊行业联系在一起,有其商业目的。一种选本刊刻发行,选家预计能够取得成功,往往会有续刻之想,是以常在刻本上刊登广告,征求稿件,为续刻先为绸缪。李渔在《尺牍初征》中专门登《征尺牍启》:“然以天下之大,上自缙绅先生,下至民间妇子,其为烦碛,岂可胜道?仆既非黄车使者,又不能齎三寸弱翰,遍走区域,即以初征为媒。见斯集者,谅有同心,倘蒙不鄙,悉为邮寄,则仆得以竟此鸿愿,岂独二征、三征、四征而已耶?”[2]2以此向四方征求稿件,并在《凡例》中再次强调:“四海甚大,名彦如林,瑶札不止数篇,英流众多未觏,缘闻见寡陋,不能广罗,特借是集征文以觏二集之盛。”[2]2。周亮工《尺牍新钞·选例》中亦有征稿启事:“数十年间名人钜公之构,可谓侈矣!犹有海内宿彦,不无挂漏之嫌者,以未走尺一,遍檄同人故也。倘不吝琼瑶,惠而赐我,嗣成续集,佇后好音。”[1]4陈枚《写心二集》登征稿启云:“奇文相赏,唯冀惠我尔音,倘有瑶函,乞寄吴门宝翰楼、武林文治堂,用光续刻,跂予望之。”[10] 4黄容《尺牍兰言》亦登启事征稿云：“斯编告竣,随有二集,海内著述大君子不弃鄙陋,幸各惠鸿章,莫吝金玉。”[6]5另外,选家在筹划刊刻一选本时,有时尚有不少稿件余存,数量未足一本,弃之可惜,因而继续征稿,以筹划完结。如汪淇《分类尺牍新语二编》云:“然而学士家著作日增,鱼雁往来,自多逸制,且邮寄稍晚者尚贮箧中,因而预告同人,即有三集行世。”[3]3至三编《尺牍新语广编》问世后,汪淇解释成书原因:“寒斋书簏,贮夙号繁多;驿路邮筒,投遗亦云广远。因谋续梓,非曰灾梨。”[4]1前后因由一致。并在三编中发出谢稿启：“兹编告竣而后,一切不敢与闻。握管或自有人听从,侪辈寄缄,莫寻旧识,恐致浮沉”[4]2,表示《尺牍新语》系列完结。此外,也有选家初刻与续刻所选尺牍内容或风格侧重不同,在初刻中先行表明,为续刻征求稿件,如陈枚《写心集·凡例》标明本集只取短札时云：“至若鸿文大篇,累词莫尽者,别汇一函,俟光二集。”[14]2

(四)投稿与赠稿

有征稿就有投稿与赠稿。清初尺牍诸选面世后,大多较为流行,影响很大。抑或选者本人本来名气较大,又为人知悉编选之事,是以不少人积极向之投赠稿件,以求扩大自己影响以及将己作留存后世。清初尤侗在见到《尺牍新钞》后颇为赞赏,因此致函周亮工称:“窃不自揣,录近作数首,呈之典籤,明镜在前,虽嫫母无所匿其丑矣!”[15]19又称：“亡友汤卿谋,少年早夭,其遗集《湘中草》,可以传世,而未得其人以传,知明公于存没之谊最深,故摘其尺素数则寓览。此未足尽人才之万一,盖哀其无闻,庶乎附作者以彰焉!”[15]19尤侗这种自荐己作与推荐亡友汤卿谋之尺牍的行为是当时文人投稿行为的直接证据。李渔在《古今尺牍大全》中有谢稿词:“拙选《尺牍初征》、《二征》,蒙当今名公钜卿见惠瑶篇,荣藉实甚。”[16]1陈枚在编选《写心集》之前辑有《留青集》,获得很大影响：“先是《留青》诸刻,海内握笔者无不奉为蓍蔡。”[17]1《留青集》收有不少尺牍作品,至陈枚编选《写心集》时,便有人慕名向之投稿,陈枚云“海内诸明公投赠,随到随刊,不及细序先后”[14]2,至《写心二集》时,陈枚又云“兹选或投之邮筒,或得之手授”[10]4,其中“投之邮筒”应是投稿居多,“得之手授”应是有投稿、有赠稿了。汪淇《分类尺牍新语广编》解释稿源时说道:“先正名篇,半属象贤之手授……”[5]1周亮工在《结邻集》中也曾提及友人赠稿行为:“适张君僧持以所钞诸释子札见贻,揽其宗趣,颇释尘撄,遂多录以示世。”[18]

(五)民间藏稿

明末清初,东南江浙一带民间藏书本来就丰富,加之经济、文化发达,文人往来活动频繁,相应的尺牍创作也多。大量尺牍作品藏于民间,清初尺牍选家对这一富矿自然不会忽视,莫不是穷心尽力,辗转搜求。周亮工《尺牍新钞》云:“凡系翰牍,必事甄收。加以旧家秘本,废簏残编,莫不曲意搜求,恣心采访”[1]4。陈枚在《写心集》中亦云:“集中间有一二先辈诸牍,悉系同人珍藏墨妙,不惜辗转搆求,庶免遗弃珠之叹,用成全璧之观”[14]2。其《写心二集》进一步说明自己的搜稿过程:“仆年来奔走风尘,饥驱南北,凡宇内鸿文巨篇,无不穷搜博采”[10]4。汪淇《分类尺牍新语广编》部分稿件也来自于民间藏书,“老成佳制,全窥什袭之珍藏”[4]1。黄容《尺牍兰言》也说明自己的搜稿行为：“……余留心采集,置之巾箱,累累叠叠”[6]4。

(六)约稿

部分选家为提高选本质量,扩大选本影响,达到刻书的商业目的,有时会主动向当时位高名重者发出要约,征集稿件。黄强先生在《李渔〈古今史略〉、〈尺牍初微〉与〈一家言〉述考》一文中考证“《一家言全集·文集》卷三提及尺牍汇辑者凡三见”,分别是：《复曹顾庵太史》书云“尺牍新稿,立候见颁”；《与杜于皇》书云“来牍九首,只登其八。复何元方一札,过于抹倒时人,未免犯忌,故逸之。”；《与吴梅村太史》书云“至于尺牍新篇,尤望倾庋倒箧。”推断三封信内容中所提及尺牍作品均不见于《尺牍初征》,应刊于《二征》之中[9]56。这里仅从尺牍内容判断,前两篇中李渔接受名家稿件并作出回答,态度极为恭谨,极有可能是李渔向二人约稿行为所致,第三篇写给吴伟业的信件则直接是约稿函了。

(七)其他尺牍刊本

清初尺牍选本多遵循“已经剞劂者,概不复录”的编选原则,注重所选尺牍的原创性，但也不尽然,汪淇、徐士俊《分类尺牍新语》因成书迅速,部分稿件取自其前人选本。《分类尺牍新语》中所录用的尺牍一般都标明其具体的文献来源,其中就有部分标明为“初征选”、“新钞选”,“明确标明出自《尺牍初征》《尺牍新钞》和《冰雪携》三者的尺牍有一百二十多篇”[19]。黄容在《尺牍兰言》中也明言有三成作品来源于其他尺牍刻本:“是书采择选本专刻者,仅十之三。其余悉属新篇,未经传播。”[7]4其具体数量有待进一步考证。

清初选本中的尺牍经过选家精心挑选,自然去芜存菁,给读者以较高的审美享受,同时,尺牍选本的存在也有利于读者集中阅读和本为分散的典范文章的传世。尤其有价值的是,清初尺牍选本中保存了很多珍贵的文献资料。清初尺牍的稿源不同,文本之间往往会有差异,如李渔《与赵介山》一札,收于《笠翁一家言》中,同时陈枚《写心集》也收有此札,而《写心集》所收版本多出半幅文字,这多出的后半札是确证李渔出游兼行商行为的重要资料。“康熙十一年壬子,李渔《一家言初集》虽然尚未编成,但其中的文章部分已经分册付梓,换言之,此札收入集中时已只剩下前半幅。如果是写信人李渔自己向陈枚投赠此札,也只会是删削稿。显而易见,此札能够以完整的面貌出现,只能是收信人赵介山向陈枚抄示原作的结果。”[20]因此,研究清初尺牍选本的稿源,对于还原原始文本和文本的传播过程有着重要意义。

[1] 周亮工.尺牍新钞:选例[M].上海:上海书店,1988.

[2] 李渔.尺牍初征[M].北京: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顺治十七年(1660)刻本.

[3] 汪淇,徐士俊.分类尺牍新语二编:凡例[M].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康熙六年(1667)刻本.

[4] 汪淇.分类尺牍新语广编:凡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康熙七年(1668)刻本.

[5] 章衣萍.重刊写心集章序[M]//陈枚.写心集.沈亚公校订上海:中央书店:1935.

[6] 黄容,王维翰.尺牍兰言[M].北京:北京出版社影印本,1998.

[7] 陈敕道.叙[M]//张潮.尺牍友声.天津:天津图书馆,乾隆四十五年刻本(1780).

[8] 顾国瑞,刘辉.《尺牍偶存》、《友声》及其中的戏曲史料[M]//文史第十五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

[9] 黄强.李渔《古今史略》、《尺牍初微》与《一家言》述考[J].文献,1988(2): 52-61.

[10] 陈枚.写心二集:选言[M].沈亚公,校订.上海:中央书店:1935.

[11] 沈新林.李渔尺牍初征述略[J].文教资料,1994(1):109-116.

[12] 孟晗.周亮工年谱[D].广西师范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