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2009年夏，筆者獲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獎學金，來到美國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大學，開始爲期一月的研究。見到該校所藏的《永樂北藏》第一函的第一卷上，有明神宗(1573～1620年在位)的敕令，末有鮮紅的太后印章：“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之寶”，没有蓋印的日期，也没有下賜的寺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是明神宗之母。同年11月，筆者來到重慶出席大足佛教石刻會議，並藉此機會到重慶圖書館查閲該館珍藏的《永樂北藏》。重慶圖書館的《永樂北藏》是完整的。第一函的第一册上也有明神宗的敕諭，但敕諭上没有慈聖太后的印，後來對照了普林斯頓藏本的明神宗敕令的照片，版面都是不同的，重慶圖書館藏本没有龍的圖案，完全是另一塊木板雕刻的。後面有一條題記：清康熙四十六年重修。[注]據《宫中檔案·硃批奏摺·文教類》第一册，和碩莊親王和和碩和親王於乾隆元年(1736)上奏乾隆皇帝有關大藏經經板一事：“臣等即查前明永樂年間庫存經版，俱系整塊，並無軿合。因年久朽壞，於康熙四十二年間(1703)重復修補。”轉引自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516頁。

一般認爲，《永樂北藏》既然是刻印本，那麽其印本應該基本相同。《永樂北藏》存世本不多，《中國古籍總目録》記載，十八家圖書館和寺院存有《永樂北藏》。[注]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中國古籍總目·子部》，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6卷，第2953～2954頁。這個目録比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古籍善本目録》的記載多了八家單位，但仍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和波蘭亞蓋隆大學圖書館。這三家海外大學圖書館藏有《永樂北藏》，其中芝加哥大學的藏本是完整的。(見《中國古籍善本目録·子部》下，第1391頁)另外，遼寧省圖書館藏有二十七册《永樂北藏》，其印本上的題記和印章與普林斯頓大學的印本上的題記和印章同出一人，可判斷爲同一印本。隨著古籍整理工作的深入，相信還會有發現更多的《永樂北藏》印本。由於這些印本分散在世界各地，很難對它們進行對照分析。因此人們容易簡單地得出結論，認爲既然同出一刻版，它們應該基本相同。然而參考了多部《永樂北藏》印本後，筆者開始認識到，每一套印本都可能自具特色，也就是説，每一套印本都可能與其他印本不同。

日本學者野沢佳美對明代刻的幾部大藏經作了深入的調查，他記録有一百三十九所寺院獲得明王朝頒賜的《永樂北藏》。據張德威的博士論文，明清兩朝差不多有一百六十家寺院得到朝廷賜給的《永樂北藏》。

筆者中年開始治印度哲學、佛學。既非印章和碑刻專家，也非佛教文獻學專家。十六年前，家父在峨眉山佛學院上課，峨眉山長老送給他幾張峨眉山文物照片，其中就有一張印章的照片，在没有參照體系的情况下研究工作是没法進行的。等到收集的印章照片多了，特别是海內外《永樂北藏》的印章放在一起時，終於能進行比較了。拙文拋磚引玉，望印章專家指教。

二、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藏《永樂北藏》的印章

《永樂北藏》的第一函第一册有明神宗的敕諭，末有他母親的章印：

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之寳

共有十一個字，四行。其色彩仍十分鮮豔，不愧是宫廷之物。[注]相傳八寳印泥於清初康熙十二年首創於福建漳州。因采取珍珠、瑪瑙、珊瑚、麝香、梅片、金箔、琥珀等八種珍品精製而成，後來成爲貢品。其特點有：色澤鮮豔、純正、印跡清晰，不糊印章，不洇油，不怕日曬，不怕火烤，久放不乾，永葆原色等特點。李太后的印泥雖然不是漳州的八寳印泥，但一定是當時專門爲宫廷製造的最好的印泥，五百餘年後看到仍感覺鮮豔如新。

儘管没有印章使用的日期，大致可以推斷在萬曆十年到二十九年之間。萬曆六年(1578)，神宗大婚，太后将將返回慈寧宫。《明史》卷二一四《后妃二》：“(萬歷六年)三月加尊號曰宣文，十年加明肅”。故太后之印前面有宣文和明肅的尊號。這證明了萬煒的《永樂北藏》是萬曆十年以後印的。萬曆二十九年(1601)，加尊號曰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注]《明史》，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3534～3536頁。印章刻製時間應該是在萬曆十年以後到萬曆二十九年之間。

明神宗之母李太后，又稱孝定太后(1614)，通州漷縣人，出生小商家，明穆宗朱載垕之貴妃，明神宗朱翊鈞之生母。穆宗爲裕王時，李氏爲宫女，在王府裏侍候他，後來因姿容美麗，被納爲妾，生下兩子三女。隆慶元年三月(1567)，封貴妃。神宗即位，上尊號曰慈聖皇太后。其女瑞安公主，下嫁萬煒(1570～1644)。

明穆宗的正妻李氏早在穆宗登基之前就死了，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1558)九月，陳氏被選爲裕王繼妃，明穆宗隆慶元(1567)年册爲皇后，但是陳太后無子，且多病，頗受穆宗冷落，遷居别宫。明神宗其時爲太子，事嫡母最孝，每天早晨謁奉先殿、朝父皇穆宗及生母李貴妃畢，必去嫡母陳皇后所在偏宫問安，皇后聞履聲而輒喜。李貴妃得知皇后歡喜，亦歡喜。

明神宗即位，上嫡母尊號曰仁聖皇太后，居慈慶宫。萬曆六年，尊爲仁聖貞懿皇太后，萬曆十年，尊爲仁聖貞懿康静皇太后。神宗孝事兩宫無間。萬曆二十四年(1596)七月，陳太后崩，謚曰孝安貞懿恭純温惠佐天弘聖皇后。

本來舊時的制度，天子立，尊皇后爲皇太后，如果先皇后不是新任皇帝的生母，則同時尊生母爲太后，而給先皇后加上徽號以示區别。而在這時，太監馮保[注]馮保(?～1573)，河北深州人。嘉靖時爲秉筆太監。馮保寫得一手好字，萬曆六年(1578)，馮保在《清明上河圖》後面題跋，稱自己是“欽差總督東廠官校辦事兼掌御用幹事司禮監太監”。張居正死後，萬曆皇帝開始露出他對張居正和馮保的憎恨。查抄了馮保家産，發配南京孝陵種菜。萬曆十一年(1583)一月，馮保和他的侄子馮邦寧瘐死於獄中。，欲討貴妃的歡心，跟大學士張居正[注]張居正(1525～1572)，湖北江陵人。自幼聰穎。十六歲中舉。嘉靖二十六年(1547)中進士，由庶吉士至翰林院編修。宰輔，爲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一切軍政大事均由他主持裁决，張居正死后不久，是年十二月壬辰(初八日)江西道御史李植上疏彈劾馮保十二大罪狀。明神宗覽奏之後大喜説：“吾待此疏久矣！”説起並尊，張居正上議，尊陳皇后爲仁聖皇太后，李貴妃爲慈聖皇太后，從此嫡庶無區别矣。陳太后住在慈慶宫，李太后則住在慈寧宫。張居正又請李太后視皇帝起居，因而太后徙居乾清宫。這樣，張居正得到了李太后的信任，作爲首輔大臣，前後當國十年，實行了一系列政治經濟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

李太后最初地位僅次於陳皇后。在李氏的一生中累加尊號，稱爲“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喜”皇太后；她活到七十歲，從一個地位低下的宫女直到成爲皇太后，自仁聖陳太后於萬曆二十四年(1596)死去後，她獨享天下之養將近二十年，在萬曆四十二年(1614)二月初九日死去，被謚爲“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太后。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藏的《永樂北藏》的印章當爲萬曆十年(1583)以後，她在那年獲得尊號曰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於萬曆二十九年(1601)，加尊號曰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因此可以推測這套《永樂北藏》的大致日期是1583年至1601年。

神宗生母李太后《明書》卷二一説她“性慈惻，究心內典，天下凡名勝地，皆施建梵剎，動費巨萬，時天下宴然，物力充足，神宗常助施無算。”太后信佛，有九蓮菩薩之美名。太后命道安等人披檢藏經，詳定目録，並審定續入藏經的典籍，太后在內府設有番漢釋道三經廠，續藏經在此雕印。

太后“究心內典”，在她的住處必然保存一部質量高的大藏經，供她閲讀。太后應該是普林斯頓大學的這部《永樂北藏》的主人。萬煒大概繼承了太后的這部《永樂北藏》。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藏的《永樂北藏》本中有不少駙馬萬煒的題記，“天啟乙丑某月某日少傅兼太子太傅都尉萬煒薰沐拜讀”。末鈐有“萬煒之章”，“太傅之印”的印記。

這一事實説明了普林斯頓大學的藏本是太后的藏本，也就是皇宫的書籍。

三、重慶圖書館藏《永樂北藏》1.重慶圖書舘的《永樂北藏》介紹

重慶圖書館藏的《永樂北藏》、重慶圖書館和綫裝書局重印的故宫博物院藏的《永樂北藏》和普林斯頓大學珍藏的《永樂北藏》都有明神宗撰《藏經護敕》：

朕惟佛氏之教，具在經典。用以化導善類，覺悟群迷，於護國佑民，不爲無助。兹者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命工刊印續入藏經四十一函，並舊刻藏經六百三十七函，通行頒布本寺，爾等務須莊嚴持誦，尊奉珍藏，不許諸色人等，故行褻玩，致有遺失損壞。特賜護持，以垂永久，欽哉故諭。萬曆年月日。

然而重慶圖書館和綫裝書局重印的《永樂北藏》均没有“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之寳”的鈐印。

重慶市圖書館藏的《永樂北藏》有一題記：“康熙四十五年(1706)三月十八日重修”,可知是清朝的印品。但裝潢遠不及普林斯頓大學藏本富麗。仔細對比，也能發現重慶圖書館的印本和普林斯頓大學的印本的異同。大概清初康熙和雍正時，《永樂北藏》的刻板已經有損壞，因此有所補刻。加上時過境遷，明王朝早已被推翻，雖然大藏經仍是明《永樂北藏》，但不再由明王朝頒賜，因此，重慶圖書館的印本上没有李太后的印章。普林斯頓大學的印本上不僅有明神宗之母李太后的印章，還有版框，內有龍的圖紋；重慶的印本既没有太后的印章，也没有龍的圖案，第三函的千字文爲“玄”字，十册經書的千字文均爲“玄”，但函套上的“玄”字缺了一筆，可知是清初康熙年間印刷的，顯然是爲了避康熙皇帝的名字“玄燁”的諱。2008年北京綫裝書局重印的《永樂北藏》也如此，既没有李太后的印章，也没有龍的圖案，儘管這一重印本是以故宫博物院的藏本作底本。綫裝書局本還有“玄”和“弘”字避諱缺筆的情况。

雍正十一年，清世宗(雍正皇帝)命王公大臣漢蒙滿族僧一百三十餘人，廣集經本，校勘編輯大藏經，於十三年(1735)開刻，至乾隆三年(1738)完成。是爲《龍藏》，也稱《乾隆藏》。這時，清王朝已經有了自己編刻的大藏經，不再需要明《永樂北藏》了，於是就有了下面的記載(乾隆三年十一月)：

初十日內大臣海望謹

奏，爲請

旨事，據禮部來文內開本年九月二十六日

奏爲請

旨事臣等伏思藏經已刊刻，新板將次告竣，其舊藏經板七萬有奇多模糊殘缺不堪刷印，似無庸堆貯舊庫應

請

旨交海望收領，此庫內即可容放新刊經板因具

奉，奏

旨，知道了，欽此。相應知會內務府總管海望遵照派員赴庫領取等因前來，臣隨派員會仝武英殿監造書板官員前往查看，得此經板係大明正統年間所刻，及今三百餘年，木性已渦(？)糟爛者甚多，若推去兩面字跡，只剩五六分，原又兼糟朽實不堪用，是以臣查得玻璃厰燒玻璃每年辦買木柴十六萬斤，每萬斤連腳價需銀二十一兩，二年所買木柴及運價約七百餘兩。此舊經板七萬餘塊，約合共重有三十六七萬斤，依臣愚意若將此經板運至玻璃厰潔净堆放，燒煉玻璃，陸續焚化，可抵二年柴薪之用，如此舊經板得以潔净焚化，亦可省二年柴价，如蒙俞允臣令玻璃厰官員將經板運至玻璃厰，其應零運價銀一百餘兩，向造辦處(去？)領是否可行？伏候諭旨，遵行爲此謹

奏請

旨，本日交泰奏事太監王常貴等轉

奏，奉

旨，知道了，欽此[注]此資料由中國故宫博物院圖書館翁連溪先生提供，謹致謝意。見《清宫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八册、第259～260頁。

滿清王朝奪得漢人政權，一直懷有對漢人的疑慮，因此在目録中撤掉了明末清初名人錢謙益著的《首楞嚴經疏解蒙鈔》六十卷，千字文序號爲“色貽厥嘉猷勉,”下面有小字：“此六箇字係錢謙益著，前清奉旨抽毁。”仔細翻檢，發現重慶圖書館的《永樂北藏》是一個混合本。後面幾函顯然是雍正時期補入的。因此，这部《永乐北藏》比故宫博物院的存本多幾函。

第637函內有《大清三藏聖教目録》，末有很長的題記：

四川省雲陽縣居士程德全大善知識、彌勒院住持德高和尚發心合請

明版釋藏經，承居士孫韜介紹於京都本立堂，商人劉若嵩辦理，將明版殘缺者用清版補齊，及續印清版自“魚”字起至“機”字止，除“色、貽、厥、嘉、猷、勉”六箇字外，計四十一函，庶成全璧，謹將明、清版字號不同之處分誌於左，以資印證。計開

“衡”字《續高僧傳》二十五至三十一卷 今合補係清版八字

“桓”字《集諸經懺悔文》共四卷 今補係清版“寔”字，第三、四、五、六卷

《説罪要行法》《受用三水要行法》《護命放生儀軌法》 今補係清版“俊”字第九卷

“合”“濟”字《景德傳燈録》一至十卷，十一至卄卷 今補係清版“譽”“丹”字

“昆”字 《大明三藏法數》總目二卷，一至八卷，今補係清版“玆”字

“於”字 《圓覺經略疏之鈔》十六至二十五卷 今補係清版“宣”字

“本”字 《圓覺經略疏之鈔》欠第二、三、四、六、七册，今補係清版“精”字

“岱”字 《大藏聖教法寶標目》欠第三册,今補係清版“庭”字

“禪”字 《至元法寶勘同總録》欠第一、七、八册 今補係清版“農”字

“巖”“岫”字 《起信論疏筆削記》欠第二册、欠第九册,今補係清版“田”“赤”字

“黍”字 《佛祖歷代通載》欠第二册，今補係清版“本”字

“新”字 《翻譯名義集》欠第一、六册，今補係清版“雞”字

民國十四年歲次乙丑穀旦

雍正十三年補本的尺寸、外部裝潢與早期的《永樂北藏》大致相同。

2.重慶圖書館的《永樂北藏》來源

重慶市圖書館善本部負責人袁佳紅女士來信説：

我館的《北藏》来源：萬縣人民政府捐贈《北藏》一部，這是傳世珍稀古籍。刻於明永樂十九年(1421)至正統五年(1440)凡1621部，6361卷，7186册636函，裝潢極爲富麗。民國十四年(1925)雲陽人程德全施資購於北京入藏雲陽彌陀院，此院藏書條件較差，解放初期始由萬縣人民政府捐贈西南人民圖書館(筆者注：即今重慶市圖書館)。

重慶市圖書館藏的這部《永樂北藏》的主人叫程德全(1860～1930)，字純如，號雪樓，四川雲陽人。清末曾任黑龍江將軍。民國初期任江蘇都督、南京政府內務總長。晚年時，他厭倦了內戰和政治，皈依了佛教。在正式出家前，他賣了所有的家産，購買了若干套大藏經。其中這套《永樂北藏》送給了他的家鄉四川萬州地區的雲陽縣彌陀院。

四、洋縣博物館、武威博物館和廣濟寺的印章

2010年6月，西北大學佛教歷史研究所的李利安教授邀請筆者去西安訪問，承他的好意，筆者有機會去了位於陝西南部漢中地區的洋縣。他的學生劉海玲女士幫忙聯係了漢中文物局考古隊長李曄先生，李曄先生親自帶領筆者去洋縣博物館看書。

由於時間關係，筆者在洋縣只停留了三天，查看他們藏的《永樂北藏》。筆者向文管所的工作人員出示了在普林斯頓大學拍的《永樂北藏》的照片，特别是那張有明神宗母親李太后印章的皇帝敕諭的照片，工作人員説他們曾見過這個印章。可是他們的藏書十分混亂，完全没有按任何目録的順序。三天下來，找到一些萬曆年間刻印續藏的題記，没有見到李太后的印章。

洋縣城郊的智果寺，原爲李太后頒賜大藏經的寺院。寺院立有當地官員爲迎接大藏經修建的石碑，上面有明神宗的敕諭，末有“廣運之寳”的印章，鎸刻在石碑上。藏經樓是近幾年重修的。

2012年，西北大學佛學歷史研究所所長李利安教授申請了一筆經費，邀請南京師範大學的敦煌學專家黄征博士和他的學生組織了一個小分隊到洋縣調查，並開始編目工作。在工作即將結束時，他們發現了李太后的印章：

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寳

印章共十個字，三行。

此印與普林斯頓大學的印章相比，少一個字，也少一行。

中國佛教協會廣濟寺圖書館藏有兩套《永樂北藏》。其中一套是李太后賜給護國寺的。[注]感謝中國佛學院圖書館長圓持法師熱忱幫忙。甘肅省武威博物館珍藏的《永樂北藏》也有此印章。由於書受了潮，打不開，無法拍照。[注]感謝武威博物館的梁繼紅女士的大力支持。另外，山西省寧武縣文化館也收藏了一套來歷不明的《萬曆藏》及其補本，其中有一本上面有李太后的印章。[注]山西寧武文化館的這部大藏經的情况大致如下：約在明萬曆十七年至清順治十四年(1657)刻造的私版藏經。原藏廣西全州金山寺(部分卷册內蓋有“廣西全州金山寺常住”長方形圖記)，後移藏於山西寧武縣延慶寺(具體時間無考)。1979年初藏寧武縣文化館。這是一部比較完整而過去未見記載的大藏經版本。全藏678函，千字文編次“天”字至“魚”字，共收經、律、論、集、傳等1659部，6234卷。現存660函，1563部，5997卷；缺失18整函及少數零本共96部，237卷。經過詳細比勘，此本爲《永樂南藏》的復刻本，由明惠王選侍王氏發心重刊，明代高級官員陸光祖、錢謙益、週天成、吴崇宗等和其他信徒助刻。扉畫右下角有“南京橋盧巷內街口□□印造”。其中仿宋體補雕卷册甚多，並有近40名寫經和刻經人題名。此藏在複刻《永樂南藏》的基礎上，增收《永樂北藏》本萬曆十二年續入藏經41函，36部，410卷；最後又編入“魚”字函的《天童密雲禪師語録》13卷。此外，大字函中又有《大明仁孝皇后夢感佛説第一希有大功德經》二卷一册。但未見載於目録。2013年3月23日引用。從照片上看(黑白照片，應爲十多年前)，明神宗的敕令後面是唐太宗和唐高宗的序言。神宗的敕令頒佈日期是萬曆十四年九月。本文作者未能目睹其藏，只能引用他人著述。

周紹良先生曾著《〈太上老君説自在天仙九蓮至聖應化度世真經〉跋》一文，記載了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藏萬曆七年(1579)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發心命工繡梓之《教乘法數》即鈐有“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寶”玉璽。[注]周紹良：《明萬曆年間爲九蓮菩薩編造的兩部經》，載《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2期，第40頁。另見《紹良書話》，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158頁。另外，據于君方著的《觀音》有一幅《九蓮菩薩石刻像搨本》，上面有“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之寶”共十一字，四行，[注]周紹良先生的文章介紹了這幅《九蓮菩薩石刻像拓本》，並附有照片，上面有“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之寶”，可惜照片太小，不甚清楚，可參見Chün-fang Yü,Kuan-yin: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fig.3.13,p.157.此插圖係周紹良先生提供。與普林斯頓大學藏本相同。

明神宗至少六次爲李太后加了徽號。据沈德符記載，“若歷朝太后，則每進徽號一次，輒另鑄新稱一次。皆用純金。此故事皆然。”[注]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58頁。故宫博物院的郭福祥先生對后妃寳印的製作有詳細的描述：

明代后妃寳印的制作是由中書官及相應匠作共同完成的。“舊例，凡遇徽號册封大典，閣臣率領中書官，篆寫金寳金册於南薰殿。”所謂中書官，即指中書科之中舍人、武英殿舍人等。据載：“武英殿舍人，職掌奉旨篆寫册寳、圖書、册頁制敕房舍人，掌書辦制敕、詔書、誥命、册表、寳文、玉牒、講章、碑額、題奏、揭帖一應機密文書，各王府敕符底簿。”因此，后妃寳印的篆寫即由他們完成。寳文篆寫完成後，工部匠作或內宫御用監督刻治，以備典禮之用。后妃寳印的製作一般按程序進行，但也有特殊情况。“萬曆二十四年，乾清、坤寧兩宫皆災，皇后寳璽焚於其中。及四十三年，分封福王之國，例有皇后及本生皇妃戒諭一道，須用寳璽鈐識，垂之久遠。神廟軫念財用匱乏，命御用監以梨木雕刻皇后寳璽施用之。中書謝稷摹篆上畝，終皇后身不補鑄造。[注]郭福祥：《寳璽》見趙中男等《明代宫廷典制史》，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721～722頁。”

寳璽顯然是宫廷中的寳物之一，然而明代留傳下來的印章似乎不多。明代帝后太廟謚寳爲什麽没有保存下來的問題也曾引起清代乾隆皇帝注意。他在御制文《書明列代玉册事》中曾作過專門考釋。乾隆皇帝寫道：若其玉寳，則固囫圇之物，磨去其字，仍然一寳，改制它器，隨意可成。且宋元近代，其册寳胥不見於世，亦可証也。而明末經流賊之變，蹂躪兵燹，遷其重器，寳失而册存，其理固然。”乾隆帝認爲明代帝后玉謚寳或被改作它用，或者毁於戰亂之中，這種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注]《明代宫廷典制史》，第730頁。

五、其他印章

(1)張掖大佛寺考察該寺珍藏的《永樂北藏》時，承王康先生好意，筆者得到了幾張有關明英宗敕諭的照片。其敕諭文字如下：

皇帝聖旨，朕體天地保民之心恭成

皇曾祖考之志，刊印三藏經典頒賜天下，用廣流傳。

兹以一藏安置陝西甘州卧佛寺，永充供養。聽所在僧官僧徒看誦贊揚，上爲國家祝釐，下與生民祈福。務須敬奉愛護，不許閒雜之人私借觀玩，輕慢褻瀆，致有損壞遺失。敢有違者，必究治之。

諭 正統十年二月十五日

武威博物館也有一幅內容相同的敕諭。也是明英宗賜的。這個敕諭寫在一幅很長的御旨上。最後蓋的印是“敕命之寳”。据郭福祥介紹，此印用於敕用六品至九品誥命用，詳細記載可見《明史》卷七四、《明會要》卷二四、《酌中志》卷一六。[注]《明代宫廷典制史》，第697頁。

相同內容的敕諭可在各地獲得了《永樂北藏》的寺院裏看到。如廣東韶關的南華寺、北京法源寺等都有石碑。[注]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搨本彙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8册。

(2)“廣運之寳”印章。此印章在北京廣濟寺中國佛協圖書館和福建省寧德市支提寺的《永樂北藏》中看到。郭福祥指出，“在明代御寳中，使用最多的有“制誥之寳”“敕命之寳”和“廣運之寳”。尤其是“廣運之寳”，皇帝有所賞賜或宣諭，都可鈐用。”[注]《明代宫廷典制史》，711頁。

(3)“廣運之寳”除了鈐用於宫中各種文件，有時也可在石碑上看到這四個字。洋縣博物館的拓片上有這四個字。此石碑記載了當地政要參加了接受了慈聖太后親賜的大藏經的事跡。福建支提寺也有皇帝的這個敕命。不過不是刻在石頭上，而是刻在木頭上的。[注]陝西漢中地區洋縣智果寺的敕諭和福建寧德市支提寺的敕諭內容相似，現抄録如下：皇帝敕諭智果寺住持及僧衆人等朕惟佛氏之教，具在經典。用以化導善類，覺悟群迷，於護國佑民，不爲無助。兹者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命工刊印續入藏經四十一函，并舊刻藏經六百三十七函，通行頒佈本寺，爾等務須莊嚴持誦，尊奉珍藏，不許諸色人等，故行亵玩。致有遺失損壞。特賜護持，以垂永久，欽哉故諭。萬歷十四年九月日。“廣運之寳”四字刻在萬曆十四年九月日之間。

(4)王康先生提供了一幅照片,照片上文字如下：

萬曆丙戌秊(1586)，御用監掌印太監張佑，奏請欽賜與西山碧雲寺藏經弌藏，永遠供奉

這套《永樂北藏》現藏於甘肅武威博物館。對它的來歷，爲什麽從北京西郊的西山碧雲寺轉到武威，誰是張佑？這些都是我們需要瞭解的。

六、結 論

從2009年至2016年，筆者到過美國的兩所大學圖書館、波蘭亞蓋隆大學圖書館、中國七所圖書館和九所寺院考察《永樂北藏》。從內容來看，它們基本上是相同的。從每一部大藏經來看，差異就看出來了。如題記、扉頁畫、函套、絲綢、紙張、印章等等。

《永樂北藏》是明代的第三套官刻大藏經。明成祖(1403～1424年在位)本人編造了兩部大藏經，這在中國大藏經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他始終對這部大藏經予以極大的關注。對大藏經編纂的每一個環節幾乎都有過問，如尺寸大小、校勘、編輯等等。待到《永樂北藏》完工時，已經是他的曾孫明英宗時代了。這是明王朝最繁榮的時代。朝廷賜贈《永樂北藏》給天下名山大寺，這充分顯示了王朝與佛教的密切關係。那麽這些皇家印章與佛教有什麽關係呢？《永樂北藏》是宫廷版，一般只賜給名山大寺。有了慈聖皇太后的印章，這不啻是更大的榮耀。寺院的地位大爲提高，朝拜的人群也會大大增加，對於寺院來説，除了榮耀外，還有可觀的經濟收入，可以説是錦上添花。

野沢佳美的調查表顯示一百三十九所寺院得到了《永樂北藏》，張德威的博士論文增添了二十多所。[注]Dewei Zhang,A Fragile Revival:Chinese Buddhism under the Political Shadow.Ph.D.thesis of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https:，circle.ubc.ca/.../ubc_2010_fall_zhang_dewei.pdf?Accessed March 24,2013.這些《永樂北藏》還有多少存世？現狀怎樣？1996年出版的《中國古籍善本目録》只列了十所寺院和圖書館，例如，其中白馬寺的情况並不確實，調查的結果並非如目録所言。此外，該目録僅反映了上世紀80年代的情况，不少寺院和圖書館的藏書的情况未能入目。2008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增補了部分內容，其中包括甘肅省張掖大佛寺和武威博物館藏《永樂北藏》、山東圖書館藏《永樂北藏》以及陝西洋縣博物館藏《永樂北藏》，等等。2010年出版的《中國古籍總目》又增加部分圖書館和寺院。

明神宗之母李太后在明代後期的刻經和流通佛教大藏經方面是一個關鍵人物。史書上記載她“顧好佛，京師內外多置梵刹，動費鉅萬，帝亦助施無算。”[注]《明史》，卷一一四，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3536頁。爲什麽她如此致力於佛教的傳播？純粹是爲了積德嗎？

那麽寺院又是如何接受皇帝御賜的大藏經的呢？首先住持要修藏經樓，立功德碑，南方氣候潮濕，經書容易受潮，書蟲滋生，可能損壞大藏經，寺院每年定期要舉行曬經活動，有居士參加，將大藏經從藏經樓搬出來曬太陽，以起到保護的作用。浙江金華地區蘭溪市棲真禪院、北京西山香界寺、山西省隰縣千佛庵小西天等地寺院恢復了傳統的曬經活動，每年陰曆的七月七日舉行曬經活動。今天佛教徒和信衆曬的不再是傳統的經折裝《永樂北藏》，而是現代書籍形式裝訂的《永樂北藏》。現代印刷的書籍不會遭蛀蟲損壞，不需要曬書。然而參加曬經法會的信衆非常踴躍。這樣的曬經活動的意義在什麽地方呢？

上述問題或許能促使我們研究更多的問題。

2016年9月15日，改於洛杉磯

後 記

自筆者開始研究《永樂北藏》以來，一直得到不少專家和學者的指教。普林斯頓大學中文善本部的Martin Heijdra博士給予鼎力支持。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的周元博士，蘭州大學杜斗城教授、姜濤博士，武威博物館的梁繼紅舘長，張掖大佛寺鄭琨館長、王康先生，浙江圖書館徐小軍先生，福建寧德市支提寺主持慧净長老，上海圖書館陳先行館長，山西省社科院崔正森教授、《五台山佛教》主編崔玉卿女士，我的學生釋迦則旭等，我向他們表示衷心的謝意。西來大學中國佛學研究所覺繼博士從一開始就支持《永樂北藏》的調查，謹致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