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选人用人问题是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首先在于确立正确的干部选任标准。回顾党的历史，党对于干部选任标准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探索过程，最终寻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干部选任；标准；历史流变

习近平同志提出：“怎样是‘好干部？这个问题要引起深思！”纵观党的历史，不同时期党对于“好干部”的认知，均体现在干部选任的标准之中。就这一问题而言，正确的认识来之不易，我们的党在曲折中探索、在反思中前行，先后经历了五个认识阶段：

一、曲折探索阶段

建党初期，党的迫切任务在于壮大党员队伍、建立与健全各地党组织。就干部问题而言，党更多地关注于干部的培养，尚未单独就干部选任的标准进行考虑。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党陷入了白色恐怖的危机之中。为了纠正错误、挽救革命，中共中央紧急召开了“八七会议”，这次会议就干部选任标准进行了讨论，遗憾的是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会议认为：党的指导机关里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这是大革命后期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调整指导机关，提拔表现积极的工农分子从事领导工作，实现党的指导机关工农化。“工农化”的选任标准实际上是一种“唯成分论”，这种不正确的认识在较长的时间里对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1928年6月，党的六大召开，大会仍然片面强调“指导机关之工人化”，并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但他并没有起到自身应有的作用，后来甚至还叛变了革命、出卖了组织。

在1929年6月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上，虽然仍旧强调：“党应坚决的执行引进工人干部的路线”，但同时也指出：“应该纠正有些党部的组织对于这一问题的曲解，曲解到非工人出身的同志，一定担任不好指导工作，是完全不对的”。会议提出：“考察一个党员，应以其政治认识、纪律性及对工人阶级利益的牺牲性为标准，此外还要加上他与广大工农群众的联系，他在这些群众中的威信和影响以及指导群众的能力等标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对干部选任标准这一问题所形成的一个正确而宝贵的认识。

然而，好景不长，1930年3月，周恩来同志赴莫斯科汇报工作，党中央的工作由李立三实际主持。李立三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并且对提出不同意见的何孟雄、林育南等党员干部进行打击，滋长了干部选任上的宗派主义倾向。

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的领导权由王明所掌握，他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很多问题的认识上比李立三更“左”。在干部选任上，王明提出：“以积极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的斗争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他大力提拔具有“左”倾教條主义思想的同志到中央担任领导职务，同时，“无情打击”犯过“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被认为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的同志，瞿秋白、何孟雄、李求实等一批党的重要干部受到错误处理。中央还派出了许多中央代表到各地方党组织进行所谓的“改造”，这些中央代表对怀疑、不满或不支持他们的地方同志随意就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等帽子，加以“残酷斗争”，诬蔑和伤害了大批优秀的干部，使一条任人唯亲的宗派主义干部路线在党内占据了上风。

1931年下半年，由于革命形势的恶化，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撤离上海，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得以形成，王明在莫斯科对临时中央进行“遥控指挥”。这时，刘少奇、李铁夫等同志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先后对临时中央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意见与看法，结果均遭撤职处理。临时中央还给各根据地下达指示，要求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成分要实现“无产阶级化”，并且要求“洗刷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干部”。1933年1月，临时中央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随即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和“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打击了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的领导干部，进一步强化了“左”倾错误在中央根据地的统治，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失，致使一年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开始战略转移。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中央的统治。毛泽东同志带领红军历尽千难万险，终于跳出了敌人的重重包围，于当年10月到达陕北。革命形势稍一稳定，毛泽东同志就开始对党的组织问题进行系统地反思。在当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对党内存在了相当长时间的“唯成分论”进行了批判，会议明确指出：“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这同时也就破除了将“成分”作为干部选任的主要标准的错误认识。

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他认为，“最好的干部”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这实际上是党总结曲折探索的中经验教训所形成的新的、正确的干部选任标准，标志着党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已经走向了成熟。

二、稳定发展阶段

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德才兼备”的干部选任标准。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后来，长期从事组织工作的陈云同志对“德才兼备”做了具体阐释，他说：“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二：政治、能力。两者不能缺一，以政治为主”，他还提出了四条具体标准：第一，能够忠于无产阶级事业、忠于党；第二，能够密切联系群众；第三，能够独立决定工作方向并负起责任；第四，能够严守组织纪律。

正确的干部选任标准的确立有力地提升了革命队伍战斗力，也促进着中国革命向前发展。随着中国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一些从未接触过的新问题与新情况考验着党员干部的能力和素质。为此，在建国后不久，党就提出了“干部专业化”的方针，“干部一般固定下来，以便在长期的工作中，学习专门知识，积累经验，逐渐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对与所担负的职务不适应的干部应作必要调整”。

1953年11月，中央做出要求：“在提拔干部工作中，必须坚决贯彻党的政治品质（德）和业务能力（才）来挑选干部的原则。”随后，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又红又专”的干部选任标准，他指出：“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单有红还不行，还要懂得业务，懂得技术”。

进入60年代，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这引发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深思。1964年，毛泽东同志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第一，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第二，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第三，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第四，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第五，必须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错误。这五条标准其实表达的还是“德才兼备”的基本思想，很快，它也就成为了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培养和选拔干部的重要标准。

三、严重错误阶段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干部选任标准发生了严重扭曲，背离了“德才兼备”的正确方向，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惨痛损失。

文革开始后不久，林彪就提出“对干部要来一个全面的考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整”，他提出了三条标准：第一，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第二，搞不搞思想政治工作，同政治思想捣乱的，同“文化大革命”捣乱的罢官；第三，有没有革命干劲，完全没有干劲的罢官。他还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其实就是这三条。林彪所提出的干部选任标准，看似是片面强调“突出政治”，但实际上这是一条宗派主义的干部路线，表面上以政治划线，实则是以自己的喜好划线。林彪反革命集团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相互勾结、相互争斗，借着文革的混乱局面，排除异己、任人唯亲，残酷迫害了党内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的优秀干部。

在这一时期，“唯成分论”又沉渣泛起，生搬硬套阶级分析方法，“往上查三代”，以家庭出身作为评定好坏的标准，很多干部也由此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四、拨乱反正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全面展开了拨乱反正的工作，党的干部选任标准同样也进行了调整。

1979年7月，邓小平同志提出：“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同年10月，叶剑英同志在国庆讲话中就选好接班人的问题，提出了三条标准：一是坚决拥护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二是大公无私，严守法纪，坚持党性、杜绝派性；三是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有胜任工作的业务能力。邓小平同志和叶剑英同志的重要讲话，从根本上纠正了文革时期错误的干部选任标准。

1980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选任标准，为新时期我们党选人用人指明了基本方向。

五、传承创新阶段

在党的十二大上，“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被写入党章，同时，党章还规定了领导干部所必须具备的六项条件：第一，有一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政策水平，能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同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作斗争，同党内外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第二，在自己的领导工作中，认真调查研究，坚持从实际出发，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第三，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有胜任领导工作的组织能力、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第四，具有民主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正确地执行党的群众路线，自觉地接受党和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反对官僚主义。第五，正确运用自己的职权，遵守和维护党和国家的制度，同任何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的行为作斗争。第六，在坚持党的原则的基础上，善于广泛地团结同志，包括团结同自己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这些基本精神，在党章中一贯强调，传承至今。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强调：“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

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并列出了“五个应该具有”的干部培养与选任标准，即：“他们应该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自觉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经得起各种风浪的考验；他们应该具有开阔的眼界，熟悉国情，了解世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务实创新，开拓前进；他们应该具有宽阔的胸襟，讲党性，顾大局，模范执行民主集中制，公道正派，任人唯贤，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他们应该具有较强的领导能力，讲究领导艺术，审时度势，驾驭全局，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力量；他们应该具有优良的作风，廉洁勤政，艰苦奋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谦虚谨慎，联系群众，真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

1996年6月，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设想，并且明确了“高素质干部”的五条具体标准：第一，要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第二，努力实践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特别是工农群众，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第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开拓前进，具有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第四，模范遵纪守法，保持清正廉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自觉拒腐防变，坚决反对消极腐败现象；第五，刻苦学习，勤奋敬业，不断加强知识积累和经验积累，具备做好本职工作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中国共产党人明白：国家间综合实力较量的关键就在于领导集团、领导力量、领导素质的较量，面对21世纪的机遇与挑战，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这一命题的提出也体现出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于党和国家事业的殷切关怀。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党对于干部选任标准的认识得以进一步深化。胡锦涛同志将“德才兼备”的原则发展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他提出，要“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党风政风呈现出新的气象。習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2013年6月，他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2014年10月，他又对党员干部提出了“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的要求。2015年6月，他在接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要求：县委书记要“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做政治的明白人、发展的开路人、群众的贴心人和班子的带头人”。2015年12月，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培养造就一支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干部队伍。”习近平同志的系列重要讲话，既表达出了党对于领导干部的具体要求，同时也流露出了选人用人的新导向，体现出了我们党在干部选任标准问题上的传承、发展与创新，进而为全面从严治党筑牢了组织根基。

课题项目：本文为燕山大学研究生创新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5XJSS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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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侯卓沅（1993—），男，汉族，河北秦皇岛人，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党史党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