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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阮籍思想的演变

2017-03-12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7年9期
关键词:名教齐物礼法

王 菁

(铜陵学院 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 安徽 铜陵 244000)

论阮籍思想的演变

王 菁

(铜陵学院 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 安徽 铜陵 244000)

阮籍虽然不像嵇康那样嫉恶如仇, 轻肆直言, 但也不是黑白不分只会委曲求全苟活于世的文人。 阮籍的人生观、 价值观和哲学观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阮籍的思想早期以儒为主, 中期调和儒道, 晚期由儒入道。 其主要思想集中反映在早期的《乐论》《通易论》、 中期的《通老论》、 晚期的《大人先生传》等著作中。

阮籍; 以儒为主; 调和儒道; 由儒入道

青年时期的阮籍有着“身死魂飞扬, 效命争战场”的伟大抱负, 希望建功立业名扬后世。 可是中年时期社会环境的变化让他开始逃避政事, 希望做一个像“大人先生”一样的隐者, 效仿老庄走上了返璞归真的道路。 他儒家式理想的破灭, 使他不得不重新调整自己的思想, 因此他的著作也从“名教”与“自然”的结合, 变成了“名教”与“自然”的对立。 所以, 晚年的阮籍是站在了道家的立场去批判那些所谓礼法名士的丑恶之举。 高晨阳先生在《阮籍评传》中, 将阮籍美学思想的变化历程分为三个时期:“阮籍早年崇儒, 中年由儒入老, 倾向于儒道(老)结合; 晚年入庄, 转向儒道(庄)的对立。”[1]48

一、 早期以儒为主的思想

儒家思想创始人孔子的审美理想是“尽善尽美”, 以“仁”的实现为前提, 以“中和”为美, 崇尚礼乐治天下。 阮籍的家族本就有儒学传统, 阮籍从小又受到儒家诗书礼乐的教育, 所以他正始初期的著作《乐论》和正始中期的《通易论》虽有道家思想的渗入, 但仍倾向于儒家。

“《易》顺天地, 续万物。 方圆有正体, 四时有常位。 ……鸟兽有所萃, 故万物莫不一也。”在《通易论》中, 阮籍理解的世界是一个以天地万物为内容的统一整体, 客观世界的每一实物都是能够独立存在的个体, 但是这些个体都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 所以, 天地间的整个系统分为两种, 就是“天”和“人”, 也就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但二者并非是完全无关和对立的, 阮籍用易学的方法将二者相通的地方表达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通易论》的思想大致与《乐论》相同, 虽然道家思想相对多些, 但此时还是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 虽然以道家思潮为主的玄学在一定时期内有着深远的影响, 但是却不可能从根本上取代儒家思想的地位, 只能作为儒家思想的补充。 虽然说, 《通易论》的思想来自《周易》, 但并不是对《周易》的简单重复, 而是从“天人感应”宇宙是一整体的角度论证了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和谐统一, 提出以礼乐教化为主的仁政。 从其中的“万物仰生, 合德天地, 不为而成”, “故寂寞者德之主, 恣睢者贼之原”可见阮籍的“无为”思想虽有提及, 但并无真正的理论依据。 而且他把六十四卦看作宇宙万物的象征, 宇宙万物又是根据一定规律形成的统一整体。 “子遵其父, 臣承其君”, “在上而不凌乎下, 处卑而不犯乎贵”是先秦儒家具有的等级制度, 也是他的理想世界。 因此, 其中虽渗入道家思想中的“无为”, 但是阮籍以宇宙论为思想依据站在礼法名教的立场上强调的还是“有为之治”。

阮籍认为社会是有着尊卑等级的整体, 在自然界这样的体系中, 天为阳为刚, 地为阴为柔, 阳刚为尊贵, 阴柔为卑贱, 这就是天道。 而人类社会中, 君为天为尊, 臣民为阴而卑贱, 这是人道, 同时也是天道。 因此, 圣人把人类社会按自然原则区分等级结构和地位差别, 把每个人安置在合适的位置上, 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可见阮籍思想中的君尊臣卑, 君臣各司其职, 各安其位才是社会整体的和谐, 这是跟儒家思想一致的。

二、 中期调和儒道的思想

《通老论》属于玄学著作, 融合了儒道两家的学说, 突破了之前儒家思想的框架。 虽然全篇仅108字, 但却贯穿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 出现了玄学的萌芽状态。 老子的思想主张无为而治, 是以消极的态度面对矛盾。 他说:“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驰骋畋猎令人发狂, 难得之货令人行妨。”(《道德经》第十二章)他是要人们禁欲、 学会知足才能免受祸患。 他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反对儒家的“礼”治、 墨家的“尚贤”、 法家的“法”治, 希望统治者以“无为”来统治天下。

《周易》称“道”为“太极”, 《春秋》称“道”为“无”, 《老子》称之为“道”。 而“太极”是儒家的哲学范畴, “道”是老子哲学的范畴, “太极”与“道”的关系也是儒学与道学的关系。 阮籍把“太极” 与“道”等同而言, 力图使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互相融合。 而“天人之理”实际是讨论自然与名教的关系, 在他看来宇宙之道是自然无为的。 而“天理”与“人理”是统一的, 所以统治者应该顺应自然的原则。 推行“无为而治”的策略, 也就是“君臣垂拱”, 使社会实现“百姓熙洽, 保性命之和”的和谐状态。 而“无为”既符合老子“道”的原则, 也符合《周易》“太极”的原则。 上古三位帝王(伏羲、 神农、 燧人)以“道”治国, 实行无为而治。 五帝(黄帝、 颛顼、 帝喾、 尧、 舜)依仗“德”。 夏、 商、 周三代的开国之君施行“仁”。 春秋时期的五位霸主(齐桓、 晋文、 宋襄、 楚庄、 秦缪)以“义”治国, 战国时期的七强(齐楚魏燕赵韩秦)奉行“智”。 老子认为道家所提倡的“道、 德”胜于儒家的“仁义”, 更胜过后来统治者所用的强权和智术, 所以社会呈现一种由优到劣的下降趋势。 阮籍认为《通老论》思想的核心是“法自然而为化”, 也就是老子思想的根本。 可以看出, 阮籍的思想是以道家的“自然无为”来实现儒家的仁爱, 其中贯穿着儒、 道综合的玄学精神。

三、 晚期由儒入道的思想

正始中后期, 司马氏打着“名教”的幌子铲除异己, 在阮籍心中“名教”已经成为礼法名士争权夺利的工具。 而他理想中的名教已经被现实改变, 所以在现实的强权政治下, 他不得不从“自然”与“名教”的结合转为“自然”与“名教”的对立。 所以阮籍晚年的著作中, 表现出他站在了道家的立场, 以犀利的言辞抨击那些虚伪的礼法名士。 但是他只针对现实虚假礼教进行批判, 并非反对真正的名教。 阮籍是受道家思想的影响, 但不能归结为道家。 他的人生态度从根本上来讲并不消极。 他只是以道家思想为外衣, 以掩盖儒家思想的内心, 从他中后期退出官场, 可看出是政治性的退避而不是像庄子那样真正退隐。

《达庄论》虽然也同《乐论》一样属于问答式的对话, 但却是阮籍的思想由儒向道转化的标志。 “客人”与“先生”是两种对立的观点, 客人坚持的是儒家的思想, 认为圣人依据自然之道设等级职位, 每个社会成员当各司其职, 各安其事, 这样可使社会和谐稳定。 而先生却坚持“今庄周乃齐祸福而一死生, 以天地为一物, 以万类为一指, 无乃激惑以失贞, 而自以为诚是也”[2]139。 “齐祸福”“一死生”“万类为一指”可以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 也就是庄子的“齐物”。 但是从侧面看来, 又是三个独立的部分。 阮籍通过“齐物”的方法抹去了万物间的差别与对立, 这是他主要表达的思想。 只有这种混沌无差别的精神境界, 万物之间没有是非对立, 才是追求绝对自由与逍遥境界的必要途径, 才能获得精神上的真正解脱。

《达庄论》中的“死生”“祸福”“是非”都等同于“齐物”。 宇宙之间的彼此是有差别, 但是从整体看万物都是存在于天地之间。 阮籍认为天地间不同的万物, 都是由“自然”产生的, 彼此相互依存, 不可分割。 因此, “自然”是合乎规律存在着的统一的整体。 他对整个世界的看法是唯物的, 是“自然与万物一体”的, 所以他强调事物之间不可分离的统一性, 应该顺应自然, 使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 如果不顾万物之间的联系与依存性, 即“各言我而已矣, 何侍于彼!”结果就会发生“残生害性”的后果。

“别而言之, 则须眉异名; 合而说之, 则体之一毛也。 彼六经之言, 分处之教也; 庄周之云, 致意之辞也……凡耳目之任, 名分之施, 处官不易司, 举奉其身, 非以绝手足, 裂肢体也。”也就是说, 事物既可以从整体看, 又可以从部分看, 是可以独立存在的。 而部分看来, 又有各自的规定。 如同人的胡须和眉毛, 各有名称, 但是又同属于人体的毛发。 如同儒家的六经, 强调名分尊卑, 把每个人安排在不同的等级结构中, 并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身份, 提出不同的要求。 所以是“分处之教”。 而“庄周之云, 致意之辞”是说庄子探讨的是整体的, 研究的是整体方面的道理。 所以, 阮籍以“分处之教”与“致意之辞”来区分儒道。 他认为儒家的“分处之教”虽然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过于片面, 所以是“一曲之说”, 如果只讲部分, 却不讲整体就是对社会的肢解。 如同人的五官, 与人的身躯是一个整体, 如果区分手足耳目, 而不顾及人的整体躯干, 那也就是对人体的肢解。 所以, 应该维护躯体的完整性, 不应该残害它。 阮籍从“自然一体”的观念, 推及是非善恶, 应该消除这样的区分。 如此人类就能免除残害与斗争, 以求得和谐与发展。 他把是非善恶混在一起, 是最朴素无为的。 人人逍遥自得没有纷争, 也是最理想的社会状态。

《达庄论》中, 虽然对庄子的“齐物”思想有继承, 但又不同于庄子。 庄子认为, “道”是宇宙的本体, “齐物”是本体论的方法。 万物作为本体的出现是相对的, 所以站在相对的角度看, 万物都是独立的, 有差别的个体。 而站在绝对的角度看, 万物又是没有差别的整体。 虽然阮籍也与庄子一样, 希望通过“齐物”追求万物齐一的精神境界, 但是理论的根本却不同:阮籍认为“齐物”作为一种方法, 是自我意识的主体把握、 接近, 与客体合二为一的过程。 人作为主体与整个宇宙这个客体合而为一可以在思想上发生飞跃, 从而超越现实, 超越一切, 以达到绝对的逍遥与自由的精神感受。

韩格平认为, 庄子在阐述“齐物”的认识论中过分强调事物的特殊性, 有着虚无主义的偏向。 阮籍却从宏观的角度论述“至道之极, 混一不分”“至德之要, 无外而已”的同时, 承认万物是对立统一的。 因此说明了齐物论的学说是有条件的, 也就是要从宏观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从这点可以看出, 阮籍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儒学, 因而有道家思想的因素, 可惜阮籍身处的时代是充满险恶的政治斗争的, 所以幻想可以超越现实, 以达到绝对的逍遥与自由。 因此, 他通过抹去万物之间的差别和对立, 去寻求玄学式的精神境界。 所以, 是“魏晋玄学调和儒道学说在阮籍身上的反映”[3]134。

《大人先生传》是阮籍去苏门山寻访隐士孙登归来之后所著, 所以“大人先生”有着阮籍和孙登的影子。 以“君子”“隐士”“薪者”构成三组问答的形式, 首先是“君子”的责难, 说“大人先生”披头散发行为不羁, 而被世人耻笑。 “大人先生”对“坐制礼法, 束缚下民”, “假廉以成贪, 内险而外仁”的君子予以激烈的抨击, 把他们比作裤裆中的虱子。

阮籍的“避世”思想与庄子不同, 所以他借“大人先生”的言论反对“隐士”和“薪者”。 庄子强调避世无为, 是真正的隐退。 阮籍却认为真正的解脱不是安于现状, 而是应该与道“合二为一”, 才能获得绝对的自由。 通过“大人先生”对“君子”“隐士”“薪者”的否定, 达到逐渐完善自己“大人先生”式人格的目的。 而这一人格的主要目的是达到精神和肉体上的解脱, 也是对黑暗现实的否定。 但这样理想的人格只是空想, 终究无法实现, 也无人理解。 所以“大人先生”有“人且皆死我独生”的感叹, 可见其内心的孤独与寂寞。 只好与自然相伴, 不再奢望找到知己。 从《大人先生传》中可以看出, 阮籍虽然放弃了济世的抱负, 不问世事, 逃避纷争, 却并没有真正放弃礼法名教, 而是将自然作为名教存在的依据。 所以他整体的思想不是“自然”而是名教。 阮籍赞同道家与自然合二为一, 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 同时又大力批判儒家的礼法, 他欣赏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 同时又否定道家隐入山林、 不问世事的做法。 蔡仲德先生也说“实则阮籍有《大人先生传》更有《乐论》《通老论》调和名教与自然”[4]473。 他是处于“名教出于自然”与“自然否定名教”之间过渡性的代表人物。

阮籍虽然不像嵇康那样“刚肠嫉恶, 轻肆直言, 遇事便发”, 但也不是黑白不分只会委曲求全苟活的文人。 阮籍一生的人生观、 价值观和哲学观是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 从《乐论》《通老论》《通易论》《大人先生传》等著作中, 便可看出他对礼法之士的嫉恶如仇与自己的谨言慎行, 由此便可见他的双重性格特点。 阮籍著作的整体思想或儒、 或老、 或庄, 反映了他不同时期思想的演变过程。

从阮籍的思想由儒入道的转化, 可以看出他的人生哲学观发生了改变。 庄子的逍遥哲学观不仅造成了他外在的放达, 也促成了他内心的觉醒。 阮籍一生做官的时间并不短, 但并无突出的政绩。 从他的《咏怀诗》中可看出, 他不仅担心自己的性命, 而且还有着忧国忧民的意识, 这种意识来自儒家的信念。 但他遗落世事的态度又偏向于道家, 他虽然有着“至慎”的一面, 但从他批评礼法之士的文字可以看出, 其言辞的犀利并不亚于嵇康, 所以他的“至慎”与“嫉恶”是同时存在的。 由儒入道, 由“济世”转为“避世”只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 并非是真正思想认识的转变。 所以这样的转变并不能算是彻底, 并且他从小所受的思想教育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根除。 因此, 他的思想是矛盾的。 “避世”只能是思想上的解脱, 实际却无法实现。 因为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 一个极有名望和文采, 又参与过政事的人, 是很难全身而退不问世事的。 所以从他以孙登为原型的《大人先生传》中可以看出, 他对孙登可以隐居山林、 不问世事是非常羡慕的。 但他又不是一个攀附权势的人, 无法与虚伪的礼法之士同流合污, 他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 却为险恶的环境所迫无法施展。 他十分嫉恨当权者的所作所为, 尤其是怜悯那些在政治斗争中无辜枉死的人, 但却因为性格中的软弱一面, 无法与之正面对抗。 所以他不拘礼法却又不得不“至慎”“口不臧否人物”, 于是就有了“青白眼”之称。 所以, 在他的内心深处的矛盾冲突是激烈的, 痛苦至极又无处倾诉, 只能表达在他的诗赋和散文中了。 阮籍整体的思想都是建立在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之上, 他的主观与客观、 理想与现实之间是相对和谐统一的。 但是当他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 这种变化又成为根本上的对立, 那么他的主观与客观的思想、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便构成了激烈的对抗, 构成了他思想上的转变和性格上的分裂。

[1] 高晨阳.阮籍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 陈伯君.阮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 韩格平.竹林七贤诗文全集译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

[4] 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湛贵成]

Abstract: Ruan Ji was not like Ji Kang, who abhorred evils as deadly foes and was inclined to speak forthrightly. However, Ruan Ji was not one who drifted along and didn’t care about what was right or wrong. Ruan Ji’s outlooks on life, values and philosophy were changing along with times and circumstances. He was at first a Confucian, later pursued both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and finally converted to Chuang school. His thoughts were reflected inYueTheory,TongYiTheoryin his early times, his mid-time workTongLaoTheoryandBiographyofaMisterSomebody.

KeyWords: Ruan Ji; dedication to Confucianism; reconciling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converted from Confucianism to Taoism

RuanJi’sTransformationinThoughts

WANG Jing

(CollegeofLiteratureandArtMedia,TonglingUniversity,Tongling244000,China)

B235

A

1009-4970(2017)09-0041-04

2016-11-14

王菁(1985—), 女, 安徽铜陵人, 硕士, 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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