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云

(延安大学 历史系， 陕西 延安 716000)

宋代帝王巡幸及其仪制考论

张志云

(延安大学 历史系， 陕西 延安 716000)

巡幸是指古代帝王巡视地方州郡。 宋代因其所处外部环境， 其帝王巡幸不仅有北宋初期带有军事性质的亲征巡幸和南宋高宗朝的逃亡性质巡幸， 亦包括祭祀性质的巡幸和纯粹的省方。 宋太祖与太宗几次地方巡幸均带有军事性质， 其规制不如太平盛世时一样铺张奢华。 北宋祭祀性质的巡幸及地方州郡巡幸不仅其仪仗具有一定规制， 而且在服饰、 迎驾、 途中恩赐、 考察地方制度以及回京等环节均有相关仪制。 而南宋高宗朝处于遭受金人一次次南侵的窘境下， 其所谓“巡幸”不过借此名义向南逃亡而已。

宋代； 巡幸； 仪制

古代帝王时常会到地方州郡巡幸， 以彰显其君临天下的至高地位。 在古代统一王朝如秦汉、 隋唐、 元明清时期， 帝王巡幸活动尤为多见。 目前学界关于巡幸亦多关注以上王朝， 而较少涉及宋代。①相关研究中代表性成果有李俊芳：《两汉皇帝巡幸礼仪的政治属性》， 《理论界》2008年第4期； 李领：《隋炀帝巡幸灰腾梁的原因与规模》， 《集宁师专学报》2010年第2期； 拜根兴：《试论唐代帝王的巡幸》， 《南都学刊》2010年第1期； 丁超：《元代大都地区的农牧矛盾与两都巡幸制度》，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常建华：《京师周围:康熙帝巡幸畿甸初探》， 《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 白新良：《乾隆帝巡幸盘山、 天津述论》， 《历史档案》2007年第4期。众所周知， 两宋存世期间未能统一天下， 外部环境基本处于北方强邻压境的态势之下， 因此宋代尤其是南宋帝王巡幸之范围与规模无法与历史上秦始皇、 汉武帝、 隋炀帝、 武则天等帝王相比。 也正因为宋代所处之环境， 其帝王巡幸又呈现自身特点。 笔者不揣浅陋， 试图对两宋帝王巡幸及其相关仪制加以考论， 舛误之处， 尚祈方家指正。

《宋史》有载： “巡幸之制， 唐《开元礼》有告至、 肆觐、 考制度之仪， 《开宝通礼》因之。”[1] 卷114《礼志十七》， 2703《开宝通礼》为北宋太祖开宝年间由刘温叟等编订的一部“本唐《开元礼》而损益之”[1] 卷98《礼志一》， 2421的礼典。 考唐《开元礼》， 其吉礼条目有“皇帝巡狩”， 此条下列“銮驾出宫、 燔柴告至、 望秩于山川、 肆觐东后、 考制度”[2]卷62《皇帝巡狩》，321-328等诸仪。 很明显， 《开元礼》是依据《尚书》之“岁二月， 东巡守， 至于岱宗， 柴， 望秩于山川， 肆觐东后”[3]卷2《尧典下》，42而制定， 是指帝王到地方州郡巡视。 而目前我们掌握的有关宋代皇帝巡幸的文献中， 《宋会要辑稿》将宋代皇帝车驾幸寺观焚香、 园苑游宴均视为巡幸。[4]礼五二，1907-1929笔者以为， 帝王此类行为应归入游观和宴飨类更为妥当， 因此本文所论巡幸专指宋代皇帝到地方州郡巡视。

一、 北宋初期的亲征巡幸

所谓“亲征巡幸”， 是指皇帝以“亲征”名义到前线去视察军队。 宋太祖首次巡幸是建隆元年五月到王师与李筠父子正在交战的潞州。 是年五月丁巳， 宋太祖下诏决定亲征， 并命枢密使吴廷祚留守上都， 皇弟都虞候赵光义担任大内都点检， 天平军节度使韩令坤屯兵河阳。 其诏文曰：

朕仰膺天眷， 肇启皇图。 念可畏之非民， 敢无名而动众。 李筠不知天命， 犯我王诛。 弃带河砺岳之恩， 为干纪乱常之事。 已行攻讨， 即俟荡平。 当九夏之炎蒸， 念六师之劳苦。 深居宫阙， 情所难安， 当议省巡， 用伸慰抚。 朕取此月内暂幸军前。 所司供须， 务从俭约。 郡国长吏， 不得擅赴行朝。 两京留司官起居表章， 可传置以闻， 勿令劳扰， 以称朕意。[5]卷144《礼典二十九》,527

从诏书中明显能看出， 宋太祖在皇宫中很不安心， 考虑到前线将士的劳苦， 所以决定前去巡视， 安抚鼓舞军心。 此外， 诏书还要求军前巡幸， 务必从简； 地方州郡长官不要擅自进见。 五月己未日， 太祖从京师出发。 丁卯日， 石守信、 高怀德攻破李筠部众， 李筠逃至泽州。 六月辛未日， 攻破泽州， 李筠赴火而死。 “甲申， 免泽州今年租。”丁亥日， 李筠之子李守节献上党城投降。 是日， 太祖幸潞州。 “辛卯， 大赦， 减死罪， 免附潞三十里今年租， 录阵殁将校子孙， 丁夫给复三年。”[1]卷1《太祖本纪一》,6对于占领的泽州和潞州， 太祖给予了免除租赋的恩惠。 直到是年秋七月戊申日， 宋太祖才从潞州回京师。

宋太祖第二次巡幸是建隆元年十月到扬州， 其性质与第一次相同。 九月己未， 淮南节度李重进在扬州起兵。 宋太祖命石守信等人前去讨伐。 十月丁亥日， 下诏亲征扬州， 命皇弟都虞候赵光义担任大内都部署， 枢密使吴廷祚权上都留守。 庚寅日， 宋太祖从京师出发。 十一月丁未， 王师攻占扬州城， 李重进自焚而死。 “己酉， 振扬州城中民人米一斛， 十岁以下者半之。 胁隶为军者， 赐衣履遣还。 庚戌， 给攻城役夫死者人绢三匹， 复三年。”[1]卷1《太祖本纪一》,7-8宋太祖于十二月己巳自扬州起驾回京， 十八天后丁亥日抵京师。

宋太宗时间较长的一次巡幸是在太平兴国四年。 是年二月甲子， 宋太宗从京师出发， 先后到澶州、 镇州、 太原、 涿州、 幽州， 七月乙巳日从范阳回京师， 为时四月有余。[1]卷4《太宗本纪一》， 61-62《宋大诏令集》载有太宗此次巡幸诏书， 录文如下：

王者肆觐群后， 存问百年。 因兹龟筮之祥， 会于方岳之下， 所以巡诸侯之守， 达远民之情。 斯为旧章， 岂可暂废？眷兹河朔， 控乃边陲。 翠华久旷于豫游， 比屋实悬于瞻望。 宜亲巡于疆埸， 庶躬抚于士民， 慰其徯后之心， 用展省方之义。 栉风沐雨， 朕无惮焉。 朕今暂幸镇州， 以此月内进发。 沿路供须， 并从简俭。 凡百费用悉以官充， 不得民间辄有科率。 诸司不得于州县辄有须索。 车驾经过州府县镇， 并不得于道路排比香台画瓮青绳栏干等物。 近处节度防团刺史知州等， 不得辄离任所， 来赴朝觐。 两京留司管内诸州屯戍将校上表起居， 并附驿置以闻。 应经过州府外县镇官吏， 并不得辄以饔饩为献。[5]卷144《礼典二十九》， 527

诏书明言“暂幸镇州”， 其实太宗此行经过地方很多， 而且也与征伐相关。 此时， 宋朝军队正想平定北汉， 宋太宗亲自督战。 史载， 太平兴国四年四月“壬申夜， 帝幸城(指太原城)西督诸将发机石攻城”[1]卷4《太宗本纪一》,61。五月甲申， 北汉主刘继元投降。 是年七月癸未， “帝督诸军及契丹大战于高梁河， 败绩”[1]卷4《太宗本纪一》， 第63。 次日， 宋军班师。 依古巡狩礼制， 天子巡狩所到之处， 地方州郡长官应行郊迎朝觐之礼。 然而宋初两位帝王在巡幸诏书中禁止地方军政长官赴行在朝谒， 并要求地方供给务从俭约， 所花费用由官方提供， 不得向地方百姓索取。 此外皇帝车驾所过之处， 沿路不得加以装饰， 地方官吏也不得送上贡献。 很明显， 这与巡幸的背景有关。 具体而言， 宋初全国尚未统一， 征战频繁。 宋太祖与太宗几次地方巡幸均带有军事性质。 既然是带有军事目的的巡幸， 那肯定不能像太平盛世时一样铺张奢华。

二、 北宋巡幸之仪仗及相关制度

北宋除上述带有军事性质的巡幸之外， 还有祭祀性质的巡幸和纯粹的省方。 如大中祥符元年十月真宗至泰山行封禅大礼， 在车驾离开京师的前一日， “以巡幸置考制度使、 副， 凡巡幸则命之”[1]卷7《真宗本纪二》， 137。真宗首次在封禅大礼前， 设置考制度使， 这表明此次封禅带有巡视地方的目的。 所谓省方， 是指皇帝巡视四方。 唐人封演《封氏闻见录》载曰：“舆驾行幸， 羽仪导从谓之‘卤簿’， 自秦、 汉以来始有其名。”*(唐)封演撰， 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录校注》卷5《卤簿》， 北京：中华书局， 2005年， 第38页。 此外蔡邕《独断》亦载：“天子出， 车驾次第， 谓之卤簿。”应劭《汉官仪》亦解释曰：“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 兵卫以甲盾居外为前导， 皆谓之簿， 故曰卤簿。”古代帝王巡幸均有一定规制的仪卫， 《宋史·仪卫志》载， 宋代亲征、 省方还京时所用卤簿为黄麾仗。*宋初卤簿有四类， 凡大驾， 用二万六十一人， 余法驾、 鸾驾、 黄麾仗则递减其数。 参见(元)脱脱等：《宋史》卷145《仪卫志三》， 第3401-3402页。

(一)北宋巡幸仪仗

北宋自真宗咸平年间始对皇帝巡幸仪卫加以规制， 车驾每次出京， 金吾将军率士二百人， 手中执仗， 环绕四周， 谓之“禁围”， 春、 夏季穿绯衣， 秋、 冬季穿紫衣。 凡郊祀、 省方则增加二百人， 身穿锦袄， 出京师时则加执剑。 亲王、 中书、 枢密、 宣徽使等在围内行走， 其余官员则走在围外。 如果行大礼须准备仪卫， 则司吏先用黄土布置成黄道， 从宫中至祀所， 左右设香台、 书瓮、 青绳栏杆。 凡巡省在途中则不必设置。 巡省都由翰林进号传诗交付枢密院， 每晚摘取其中的字， 令卫士相互应答作为暗号。 进出东京旧城城门、 西京皇城司都要勘契*验对鱼契。 唐宋之制， 殿门开闭要核对鱼契。 其制， 以檀木刻鱼形， 分为左右， 左留中， 右置门使处， 鱼契左右相合始开殿门， 谓之勘契。 王应麟《玉海》载： “皇祐二年九月十四日庚子， 皇城司上新作文德殿香檀鱼契， 契有左右， 左留中， 右付本司。 各长尺有一寸， 博二寸八分， 厚六分， 刻鱼形， 凿枘相合， 缕金为文。 车驾至门， 勘契官(皇城司主之)执右契奏， 閤门使降左契， 勘契官跪奏勘毕， 奏云：‘外契合。 ’”参见(宋)王应麟：《玉海》卷85《器用·符节》， 上海：上海书店；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年， 第1572页。， 出入内外城、 宫庙门则须勘箭*镞端用以合符， 符合， 即开门。 沈括《梦溪笔谈》卷1《故事一》云：“大驾卤簿中有勘箭， 如古之勘契也。 其牡谓之‘雄牡箭’， 牝谓之‘辟仗箭’。 本胡法也。 熙宁中罢之。”《宋史》载：熙宁四年， 参知政事王珪言：“南郊， 乘舆所过， 必勘箭然后出入， 此师行之法， 不可施于郊祀。”礼院亦言。 于是， 凡车驾出入门皆罢之。 参见(元)脱脱等：《宋史》卷98《礼志一》， 第2428页。， 入藩镇外城、 子城门也要勘箭。 朝陵确定扈从官人数， 进入皇陵的官员， 仆射以上三人， 丞、 郎以上二人， 其余各一人。 东封大礼， 确定仪仗内导驾和从官人数， 亲王、 中书、 枢密、 宣徽、 三司使四人， 学士、 尚书丞郎、 节度使三人， 大两省、 大卿监、 三司副使、 枢密承旨、 客省閤门使副、 金吾大将军押仗鸣珂*鸣珂， 指显贵者所乘之马以玉为饰， 行则作响， 故名。、 内殿崇班以上二人， 其余各一人。 此后宋代举行大礼， 巡幸仪仗皆循此制。[1]卷114《礼志十七》， 2704-2705

(二)北宋巡幸相关制度

1. 服饰及迎驾

真宗朝拜诸陵或举行大礼， 途中都戴折上巾、 穿窄袍， 出京或经过京城， 穿靴袍， 卤簿配置鸾驾*宋初卤簿有四类， 依次为大驾、 法驾、 鸾驾、 黄麾仗， 依仗递减其数。 参见(元)脱脱等：《宋史》卷145《仪卫志三》， 第3401页。。 群臣身穿公服系鞋， 供奉班及内朝官僚在前面引导。 随从官一同赶赴行宫， 合班起居， 如果晚朝视事， 群臣则不赴朝。 中途准备饮食， 百官在暂宿处迎驾完毕， 先出发， 有时道路阻隔遥远， 则免于迎驾。

2. 巡幸途中恩赐

宋太祖于开宝九年三月幸西京， 到巩县拜安陵， “所过赐夏、 秋田租之半”[1]卷114《礼志十七》,2703,“奉陵户复一年”[1]卷3《太祖本纪三》， 47。 宋制， 皇帝巡幸将出发时， 会赐予近臣、 诸军置办行装的钱。 出京时， 留司马、 步诸军夹道左右， 至新城门外行辞别之礼， 留守在门内辞行， 百姓父老在苑前辞别， 召留守等在苑内赐饮。 州郡长官及留司官在境内等候。 所过州、 府， 多结彩为楼， 陈设音乐百戏。 所过之处赐给巡警兵、 守津梁行邮治道士兵衣鞋和钱， 父老给绫袍和茶帛， 途中赐给卫士缗钱。 巡幸至寺、 观， 赐道释茶帛， 或者赐给紫衣、 师号。 道释举行仪式迎驾的， 都给予赏赐。 地方官吏或百姓如果贡献肉食、 酒果或特产的， 按照其价值回赠。 命令地方官登记所过之处的囚犯或欠税者， 每天召来对答， 大多数给予释免。

3. 考制度*所谓考制度是指古代帝王巡幸地方， 考察地方民情及是否符合相关规制。 《尚书·周官》有载：“又六年， 王乃时巡， 考制度于四岳。”参见(汉)孔安国传， (唐)孔颖达疏， 廖名春、 陈明整理， 吕绍刚审定：《尚书正义》卷18《周官第二十二》，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 第485页。

北宋自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东封前设置考制度使*《宋史》载， 大中祥符元年冬十月庚寅， 以巡幸置考制度使、 副， 凡巡幸则命之。 参见(元)脱脱等：《宋史》卷7《真宗本纪二》， 第137页。， 到州郡巡幸时访察民间疾苦， 赈济鳏、 寡、 孤、 独者。 凡车服、 度量、 权衡有不合规制者， 则依据仪制禁止。 地方如有奇材、 异德或者政迹卓越者， 孝子、 顺孙、 义夫、 节妇为乡里所称道者， 品行不端、 昧于正理者， 都条陈上奏。 如有了解民间疾苦的官吏， 允许上奏。[1]卷114《礼志十七》， 2704

4. 下诏回京

东京留守遣官上表请皇帝还京， 皇帝则会降诏答复。 如开宝九年四月甲辰， 太祖巡幸西京后下《归京诏》， 其文曰：“朕以克平江表， 告谢上元。 爰临卜洛之郊， 已展就阳之礼。 既毕祀事， 宜还上都。 朕取此月内归京。”[5]卷144《礼典二十九》， 527皇帝车驾回京， 还须隆重陈列兵卫入城。

三、 南宋高宗的“巡幸”及其实质

南宋亦有巡幸之事， 南宋高宗多次以“巡幸”名义向南撤退以避金人追击， 一路南奔。 《宋史·礼志》中依然把高宗上述举措与其巡视军队糅合在一起， 视为“巡幸”， 故本文依《宋史·礼志》对高宗巡幸性质加以分析。

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 高宗赵构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南)， 并在即位当月就为巡幸做准备。 史载， 五月丁巳， 高宗“诏成都京兆襄阳荆南江宁府、 邓杨二州储资粮， 修城垒， 以备巡幸”[1]卷24《高宗本纪一》， 445。 七月辛丑， 高宗下诏：“朕权时之宜， 法古巡狩， 驻跸近甸， 号召军马， 以防金人秋高气寒， 再来犯界。 朕将亲督六师， 以援京城及河北、 河东诸路， 与之决战。 已诏奉迎元祐太后， 津遣六宫， 及卫士家属置之东南。 朕与群臣、 将士独留中原， 以为尔京城及万方百姓请命于皇天， 庶几天意昭答， 中国之势浸强， 归宅故都， 迎还二圣， 以称朕夙夜成勤之意。”*(宋)李心传撰， 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 建炎元年七月辛丑， 北京：中华书局， 2013年， 第204页。 《宋史》将此诏系于建炎元年七月壬寅日。 参见(元)脱脱等：《宋史》卷24《高宗本纪一》， 第447页。这道诏书向我们透露如下信息：其一， 高宗感觉京师不安全， 要把元祐太后、 六宫、 卫士家属送到江南。 其二， 高宗巡幸之目的在诏书中表示是号召军马， 与金兵决战。 其三， 巡幸地点是南京周边近甸。 可是此诏下发后四天， 即七月乙巳日， 在执政黄潜善、 汪伯彦的建议下， 高宗又颁手诏：“京师未可住， 当巡幸东南， 为避狄之计， 来春还阙， 令三省、 枢密院条具合行事件。”[6]卷7， 建炎元年七月辛丑， 209尚书右仆射李纲极力反对， 次日高宗又“诏定议巡幸南阳”[1]卷24《高宗本纪一》， 447。 可见高宗对巡幸地点举棋不定， 他本想到江南， 只因李纲反对而作罢。*《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 李纲入朝月余， 边防军政已略就绪， 独车驾巡幸未有所定。 纲间为上言：“今纵未能入关， 尤当适襄、 邓， 以示不忘中原之意。 选任将帅控扼要害， 使今冬无虞。 车驾还阙， 天下之势遂定。 而近议纷纭， 谓陛下将幸东南。 果然， 臣恐中原非复我有。”上曰：“但欲迎奉太后及六宫往东南耳， 朕当与卿等留中原。”纲再拜贺， 因乞降诏。 上乃命纲草诏， 颁之两京焉。 参见(宋)李心传撰， 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 建炎元年七月辛丑， 第204页。九月壬辰， “以金人犯河阳、 汜水， 诏择日巡幸淮甸”[1]卷24《高宗本纪一》， 448。 这年冬十月丁巳朔， 高宗登舟幸淮甸， 宰执、 侍从、 百司、 三衙、 禁旅五军将佐护卫以行。[6]卷10， 建炎元年十月丁巳， 261癸未， 高宗至扬州， 驻跸州治。[6]卷10， 建炎元年十月癸未， 269十一月丙申， 高宗曲赦南京、 宿、 亳、 泗、 楚、 扬州、 高邮军等地， 因为以上为高宗巡幸经过的地方。[6]卷10， 建炎元年十一月丙申， 274自建炎元年十月到三年二月， 高宗一直驻跸于扬州。 面对金人的一路追击， 高宗也无法重回即位时的南京。

建炎三年二月， 金人先后犯楚州、 陷天长军， 高宗“被甲驰至镇江府”[1]卷25《高宗本纪二》， 460。 金人骑兵至瓜州， 王渊请高宗幸杭州。 二月壬戌， 高宗驻跸杭州。[1] 卷25《高宗本纪二》， 461三月癸未， 苗傅、 刘正彦进兵反叛， “迫帝逊位于皇子魏国公， 请隆祐皇太后垂帘同听政”[1]卷25《高宗本纪二》， 461。 直到夏四月戊申朔， 太后下诏还政， 高宗复位。 九月， 金人渡江南侵， 高宗先后至越州、 明州， 以至“乘楼船次定海县”[1] 卷25《高宗本纪二》， 471。 建炎四年正月， 高宗“御舟碇海中”[1]卷26《高宗本纪三》， 475。 直到是年四月， 金兵在南宋将领韩世忠、 刘光世、 张浚等人追击后撤离江南， 赵构才又回到绍兴府、 临安府等地， 后将临安府定为南宋的行在。

绍兴六年， 高宗下诏巡视前线军队， 车驾进发前， “遣官奏告天地、 社稷、 宗庙， 自临安幸平江， 寻幸建康”[1]卷114《礼志十七》， 2706。 绍兴三十一年九月， 金主完颜亮“令先造浮梁于淮水之上， 遂自将入寇”[6]卷192， 绍兴三十一年九月己亥， 3741。 高宗下诏：“金人背盟失信， 今率精兵百万， 躬行天讨， 用十二月十日车驾进发， 应行宫临安府文武百僚城北奉辞。”*(元)脱脱等：《宋史》卷114《礼志十七》， 第2706页。 然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 绍兴三十一年九月戊戌， 高宗诏：“金虏无厌， 背盟失信， 军马已犯川界， 今率精兵百万， 躬行天讨。”《宋史·礼志》中“用十二月十日车驾进发， 应行宫临安府文武百僚城北奉辞”， 史源不明。 参见(宋)李心传撰， 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2， 绍兴三十一年九月戊戌， 第3739页。此外， 对此次奉辞的礼仪还加以规定：当日， 文武百官先到临安城北幕次， 待车驾御舟将到时， 御史台、 閤门、 太常寺分别引导文武百官立班， 两拜完毕， 待御舟过， 班列退下。[1] 卷114《礼志十七》， 2706

从以上可以看出， 北宋太祖、 太宗朝亲征巡幸与南宋高宗巡幸的性质截然不同。 前者是赵宋开国之初， 为统一全国， 皇帝到前线安抚将士， 甚至亲自督战； 而后者则是在遭受金兵一次次南侵的窘境， 以所谓“巡幸”的名义向南逃亡而已， 尽管高宗多次巡幸前的诏书中说“亲督六师”“躬行天讨”， 其实不过是虚诞之辞耳。

四、 结论

宋代因其所处外部环境， 其帝王巡幸不仅有北宋初期带有军事性质的亲征巡幸和南宋高宗朝的逃亡性质巡幸， 亦包括有祭祀性质的巡幸和纯粹的省方。 宋初全国尚未统一， 征战频繁， 宋太祖与太宗几次地方巡幸均带有军事性质， 其规制不如太平盛世时一样铺张奢华。 北宋祭祀性质的巡幸及地方州郡巡幸不仅其仪仗具有一定规制， 而且在服饰、 迎驾、 途中恩赐、 考察地方制度以及回京等环节均有相关仪制。 而南宋高宗朝处于遭受金人一次次南侵的窘境， 其所谓“巡幸”不过借此名义向南逃亡而已。

[1]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2] 萧嵩,等.大唐开元礼[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0.

[3]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M].陈抗,盛冬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986.

[4] 徐松.宋会要辑稿[M].刘琳,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5] 佚名. 宋大诏令集[M].司义祖,整理.北京:中华书局， 1962.

[6] 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胡坤,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 2013.

[责任编辑伍纯初]

Abstract: The inspection tour referred to the ancient emperors patrolling local counties. Due to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Song Dynasty, the emperors’ inspection tours included not only punitive expedition in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the tour into exile in Gaozong Dynasty, but also the sacrificial inspecting and pure trips to local places. Several inspections of Taizu and Taizong possessed military nature, and their regulations were not extravagant as during the peaceful times. As to the sacrificial inspection and patrolling the local county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re were not only certain regulation in a guard of honor, but also related ceremonies in terms of costume, greeting the emperor, favor on the way, investigating local system and returning to the capital. Though the so-called “inspection” of Gao Zong emperor was just an act of exile to the south under the predicament of the troops to Jin invasion to the southern area.

KeyWords: Song Dynasty; inspection; ceremony

DiscussiononEmperors’InspectioninSongDynastyandRelatedSystems

ZHANG Zhi-yun

(HistoryDepartmentofYan’anUniversity,Yan’an716000,China)

K244

A

1009-4970(2017)09-0027-05

2017-04-25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2&ZD134)； 陕西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16JZ091)

张志云(1975—)， 男， 江西彭泽人， 博士， 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