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ak Uei Khoo(邱克威)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中文系，雪兰莪 43900)

马来西亚华语研究的设想与实践

Kiak Uei Khoo(邱克威)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中文系，雪兰莪 43900)

马来西亚华语的形成是近现代汉语形成过程中的直接产物，华人语言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现象中的一环。本研究从2011年开始关注报章的语病，到思考华语规范工作的原则与操作问题，又经此而延伸至语言系统的共时描写，再追溯至历时系统的考察，最后则由华语系统扩大至方言系统，一直都力求做到掌握材料的穷尽性与分析上的系统性，尤其重视将材料置于整个现代汉语研究的学科框架之中进行审视。从2012年《论“华语”与马来西亚华语研究》提出纲领式设想至今，有些环节经过实践形成了更加具体而深层的概念，尤为重要的是，经此生发了很多新的设想，希望能够展示马来西亚华语研究的各种可能性，乃至全球华语研究的可能性。

马来西亚；华语研究；设想；实践

一

200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史专业考博面试，老师半带闲聊地问：“你来自马来西亚，华人语音现象很特殊，你有研究吗？”我当时全身心投入专业，马来西亚华人语言课题并未在意，因此仅简略回答：“具体字音有差异，但整体音系仍是一致的。”

如此答案也算机巧，却也同样是“整体仍不算错，但具体细节有偏差”。殊不知真相与表象间的症结，往往就在这毫厘之差。胡适曾多番告诫做研究要“小题大做”，学科发展正该由这些细节特征的挖掘与钻研中一层层积累。

我第一次关注马来西亚华语课题，是2008年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访问讲学时，安排我上“汉语词汇学”课。那时候我开始注意到《全球华语词典》编纂计划，并将之融入于讲课内容。但那也只是一个短暂的序曲。

2011年我正式在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中文组任教。此时真正置身于马来西亚华语的语境中，这才触动我的语言学神经。当然最重要的是，身边一群长期关注及研究马来西亚华人课题的师友们，引导我窥探华人历史与社会学科的门径。这让我能从更宽广的视野来展望马来西亚华语的研究，尤其是从一开始就能从华人历史及其社会结构特征上切入思考华人语言现象的问题。

有趣的是，这群师友中的主体均是历史学出身。正是本地华人历史研究那种上下求索的现实关怀，让我体悟到自己的语言研究中蕴含着更为深邃的内核。这成为我过去五年里努力不懈的重大动力，更是我思维涌动的重大源泉；它给了我一双寻找光明的“黑眼睛”。子曰“君子不器”，即“形而上”的关怀为本根；一旦立足其上，所谓研究课题、研究视角等等“形而下者”自是随之“变”而随之“通”。

二

最初接触马来西亚华语研究领域，首先是惊讶于整体成果之薄弱，再则是本土研究团队的失位，竟至于遗留下研究课题上一整片一整片的空白地。于是借着《全球华语词典》出版后的一番争论，我著文劝告“寄言有心人，是时候着手做点实际工作了”，否则夫子也只能慨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近来对过去一百余年里马来西亚华语研究历史文献的整理，我总结了导致今日局面的一些历史成因。这在《论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调查与研究》一文中做过论述。简言之，大背景中是华人研究学科领域基本排除华人语言，小环境内是高校中文专业课程设置也忽略汉语言学。前者尤为关键，且也是造成马来西亚华人语言研究发展滞后的主要因素。其实，华人研究素来不重视语言，尤其是语言本体研究；反过来华语研究学者一般也不涉猎华人研究领域。

我曾如是总结：自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华人语言研究逐渐引起注意。但这主要源自于汉语研究的学科领域内，而非华人研究学界。……这些学者的研究，很多都是以汉语语言学研究为出发点而进行的海外华语描写与分析。其中大部分学者并未涉及其他海外华人研究领域，也未与海外华人研究团队主体进行商榷。这也部分解释了何以各种华人研究文献目录会如此多有缺漏。

华人语言作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现象中的一环，是依附于其特定社会结构的；如此将之抽离于其历史及社会，必然忽略当中许多细微课题，乃至于分析无法深入，解释不够缜密。

我的华语研究正是因为一开始就与华人研究的探索同步，又有身边师友们的提点指引；得以“叩其两端而竭焉”，也由此拓宽了我的研究视野。这不仅帮助我认清问题的本质，更为我提供剖析问题的多元视角。

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甚至提到：本地方言的研究须得结合地方及方言群历史的研究，否则就是一笔无从结算的流水账；这是因为所有变异的原因都隐含在地方与方言群的历史中。二者是互为表里的。反过来说，若不事先基本理清地方开埠历史以及当地方言群结构，在“研究的前提”上就踏错步子，则注定只能是一笔“糊涂账”。

线索提示：故宫太和殿和天安门城楼都有两层屋檐，和前文图片长得不一样，猜不出来怎么办？两层或多层屋檐在中国古建筑中叫“重檐”，其作用是提升屋顶的高度和层次，让建筑更为雄伟庄严。不要被重檐“误导”，看看每一层屋顶有什么特征，答案或许就出来了！

不仅方言如此，这段话套之于华语研究也绝不为过。

于是大背景加小环境二者之“双管齐下”，遂造成21世纪前华语研究的另一侧面问题：其中绝大部分研究论著都出自于非语言专业学者，或根本就是华人研究学者偶尔客串到华语研究的过场戏；于是其中多属泛论式文章，乃至于仅仅“掐指一算”的现象举例。尤其关键的是，这一时期的论著都是零星出现，作者也是乍起乍没，导致无法看到延续性的课题探讨，遑论形成积累性的发展，其直接后果就是：数十年来的折腾，一切仍还是在原地踏步。

进入21世纪后情况稍有改观；仅数量而论，近十余年的著作量就占了百余年华语研究文献目录的90%。但变化最突出的，还是大陆高校留学的马来西亚华语研究硕博论文大量增加。这本身就意味着成果增加、人员增加，最重要的还是语言学专业出身的研究人员增加。这绝非仅仅是整体专业认知的提高，关键是形成一支足够稳定的专业团队，也能保障研究课题的持续性；如此才能真正达致研究成果的积累性效应，也才能真正驱动学科的发展。

然而不得不略感遗憾的是，本地大学在马来西亚华语研究领域人才的培养上始终远未做足本分。任何本土课题研究的发展，必须依赖当地基层团队的主体人员，否则难以形成具有延续性与积累性的研究；毕竟外来学者的研究活动难免是昙花一现，有些甚至是浅尝辄止。

当然乐观来看，不排除这十余年来的一波新血注入，纷纷立足于各地大学中文专业院系之中，或许能带来一番全新气象。只是目前高校现状，包括课程设置都未能过于乐观。无论如何，期待未来本地能够自己培养出更多的语言专业的研究人员。

三

2012年，我从此前关注《全球华语词典》所引起的马来西亚华语词汇讨论，延伸及于本地华语词汇规范工作的论辩，并经过一番思想沉淀之后，在马来亚大学的一场“马来西亚华语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了《论“华语”与马来西亚华语研究》。这是我对马来西亚华语研究的整体设想，其中提出“历时研究”的思考方向，是此前未曾关注过的。这部分自然是我深受华人历史学气场的影响，然而更主要的还是我原本的汉语史学科训练。当时提出“历时研究”仍仅是一个设想，举例的课题以及具体研究点都未臻成熟，也无法展现这一领域的真正价值与意义。直到2012年末，我完成《〈叻报〉的词语特点及其词汇学价值管窥》，通过实例对马来西亚华语词汇史展开探讨，强调四点考察视角：(1)近现代汉语词汇形成的动态考察视角；(2)近现代汉语词汇形成中方言与官话二系互动的考察视角；(3)新马华语词汇形成的历史考察视角；(4)民国国语运动对新马华人华语词汇应用影响的考察视角。

这篇文章经过审稿与修订，2014年才发表于《语言研究》。这种历史语言学的研究视角，始终贯穿于我的所有研究中。然而具体到上述提出的“动态”词汇史研究，我却至今仍未能全面地付诸实践；其中2016年的《〈叻报〉记时词语特点考察略记》算是一种初步示范。这篇文章原本与上述《管窥》是连贯写就的，只是限于篇幅切割开，后来另行独立发表。

无论如何，我在多篇文章都曾重申，全球华语词汇的协调与规范工作，有赖于各“华语成员”内部词汇系统的完整描写；而这种系统描写要做到客观、合理，就必须结合历时与共时两个层面的研究。我在2015年完成的《马来西亚华语中“有者”的词汇描写分析》，算是这一主张的具体实践。

2013年，我趁着主编《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的“马来西亚华语研究专辑”，写了一篇《前言》，第一次对马来西亚华语研究的当下困境做出总结，并提出四点不足：

可喜的是，进入21世纪后马来西亚华语研究渐受关注，成果则集中于词汇比较与应用调查。以本时期总成就而论，应见四方面不足：一是领域局限而未见全面开拓；二是零星论述而缺乏系统阐发；三是片面浅汲而不作穷尽深入；四是各自表述而较少交流汇集。因此学科发展未能形成积累性，十余年间难免“原地踏步”；以词汇研究而论，至今仍停留于举例式共时比较描写层面。

近年来，我克尽自身努力弥补上述“四点不足”。我的研究范围及于词汇、语法、语音，如《马来西亚华语中的方言词音读变异——多方言社会中语码转换与语言混合的现象考察》《马来西亚华语中副词“没有”的特殊句式》《19世纪末马新方言文献中马来语音节末尾流音-r、-l的对音——兼论中古汉语入声弱化问题》等；又由语言系统的分析延伸至华语规范与华语教学问题，如《“大华语”形势下之区域词汇协调——评议马来西亚“舞狮”与“狮子舞”之争》《书面性与音变性为二重标准的“华语词”界定——兼谈马来西亚〈现代华语词典〉修订工作的收词标准》《语言技能的“拿来主义”教学法——兼论大陆语文教育对本地华文教学的影响》等。最终乃至于社会语言调查的结合研究，如《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华语词汇差异及其环境因素》《马来西亚“居銮华语”调查研究——一个特殊的社会语言变异个案分析》等；以及华语历史文献的分析评述，如《杜南“串音新字”综述》《马新华语词汇研究史上的第一部特有词语词典——许云樵〈南洋华语俚俗辞典〉评议》《陈初荣〈现代华语拼音〉的拼音方案及其音系特征：记现代汉语拼音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方案》等。

我始终是不惮其烦地由一个词语一个词语进行疏解分析，即所谓“小题大做”。当然提纲挈领式的方法论阐述也是必要的，尤其是借助书评形式展开，如《评〈基督教传教士与近现代汉语新词〉》《评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华语扩散〉(MandarinSpreadinMalaysia)：兼论马来西亚社会语言学研究》等。此外还有报章上的评论，既对研究思路与课题意义进行说解，又起到社会认知的普及作用。这对当下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乃至于学术发展状态来说，都是极其必要的。

总之，对于任何课题，我的研究都力求做到掌握材料的穷尽性与分析上的系统性，尤其重视将材料置于整个现代汉语研究的学科框架之中进行审视。这后一点很关键。我曾一再强调，马来西亚华语的形成是近现代汉语形成过程中的直接产物；马来西亚华语并非纯粹是普通话的海外变体。从其形成历史及形成途径来说，一是与整体现代汉语的形成是同步展开的，二是形成环境与内部构成都具有独立性。就其与主流共同语的互动来看，其中有三波重要的影响时期：第一是民国初年的“国语运动”影响，这在《〈叻报〉的词语特点及其词汇学价值管窥》中作过阐述；第二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台湾”华语影响；第三是21世纪伊始的大陆普通话影响。这后两点我在《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华语词汇差异及其环境因素》中也集中讨论过。

这并非主张马来西亚华语的独立性；相反的，我们强调的是马来西亚华语与普通话和“台湾”华语之间的关系一样，是彼此相生相存，同源而异流。从研究视角来看，这样的认知可以摆脱某些“对错”“规范”等价值取舍的干扰，真正客观地审视材料；更重要的是，如此方能展现出现代汉语形成过程中多元与多向性的历史事实，尤其能使马来西亚华语自身的历时演变轨迹更显清晰。

2014年开始，我将研究视线更多地投注于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调查与分析上。这也是本地语言研究中近乎空白的领域。我首先锁定雪兰莪西海岸沿海的潮州渔村，第一站就是丹绒士拔新村(Tanjong Sepat)。此外是指导学生进行论文写作，同时也带团北上霹雳、槟城交界的几个西海岸潮州渔村进行调查。2016年8月份，我带领马来亚大学和博特拉大学的两组学生分别在高渊港口(Sungai Udang)和角头(Tanjong Piandang)两地进行潮州方言调查：一来培养学生，二来搜集方言语料。这也是本地学界历来的第一次方言调查团工作。至此我对规划半岛西海岸潮州渔村的方言调查工作有了一个整体计划，目前也仍在逐步付诸实践。

从2014年开始，通过数次工作积累，我初步形成本地方言研究与规划的设想；2016年写成《论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调查与研究》，分析当下的研究问题，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为今后的工作进行规划。我的研究视角延伸至方言领域，实际上也是由“历时研究”的切入所牵引的。我曾在一篇谈本地方言研究的文章里提到： 在近期全球华语研究的热流涌动之下，马来西亚华语的研究也开始受到重视，大陆研究生以马来西亚华语为论文题的数量也多了起来。相比之下，本地汉语方言的研究却似乎仍未进入学界的视线。其实从历史演变角度来看，本地华语形态之特殊性很大程度是根源于方言生态之丰富性，尤其是许多外语借词实际本就是通过方言的借入而移置于华语词汇系统中的。正是经这样的顺藤摸瓜，我最终发现到这块封存完好的璞玉。

本地方言不仅是解开许多华语现象谜团的钥匙，其本身更是考察语言与社会互动下产生各种复杂变异形态的绝佳范例。其中尤以声调变异最为突出，形态上则笼统归纳为“叠置式音变”。这在目前所调查的各方言中都存在；而且根据不同社会环境的差异，其变异形态也各异。比如我于2016年完成的《马来西亚汉语方言声调变异及其社会因素的调查研究——以霹雳州北部三个相邻渔村的普宁话为个案分析》就能展现这一点。至于方言对华语语音的影响，历来论述多为笼统；2016年我完成《马来西亚华语口语字音的声调叠置现象探析》，提出“声调叠置现象”，以之解释“巴生”“峇株巴辖”等华语字音声调的特殊变异。

上述方言调查的经验总结都融注于《论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调查与研究》一文中，并据此对未来的工作提出一些前瞻性设想。当然，其中有些想法按照目前研究阶段是比较难形成具体概念的；但我相信有关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调查与分析极具研究潜质，今后的任务则必须进行系统规划与研究。

四

以上是我自2012年前后的5年来，对马来西亚华语研究之设想与实践的整体交代：从2011年开始关注报章的语病，到思考华语规范工作的原则与操作问题，又经此而延伸至语言系统的共时描写，再追溯至历时系统的考察，最后则由华语系统扩大至方言系统。

这5年的研究可谓是层层剖解，然而却也感慨“钻之弥深”。课题及其内涵都是“无涯”，而自己的精力时间则是“有涯”。以有涯随无涯，只是常言“学术乃公器”，其内涵的精义正在于愚公移山的豁达视野与胸襟；通观百余年马来西亚华语形成历史及前人筚路蓝缕的探索，映衬自身渺小，至若汇之于整体汉语研究的洪流中，更是倍感其“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即此浩瀚广袤内之个人，自成一种“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的义无反顾。谨以此向前辈时贤来者深深致敬。

从2012年《论“华语”与马来西亚华语研究》提出纲领式设想至今，有些环节经过实践形成了更加具体而深层的概念，尤为重要的是经此生发了很多新的设想。如今若是“再论马来西亚华语研究”，肯定别是一样提法了。然而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我想，与其“再论”，不如将这5年来付诸实践的总成绩直接摆出来；而我的新旧设想及其研究规划，自可统统“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为此我力求每一篇论文都有创新，探索新的问题、寻求新的方向；希望通过我的实践能够展示马来西亚华语研究的各种可能性，乃至于全球华语研究的可能性。正如前辈历史的积淀屹立于前如延绵的山脉，赋予我高远的视野；不论今后我站在任何水平线上考察任何现象，都将清醒地意识自身之渺小，更加体会学问之深厚。

于是我按照发表时间的前后顺序，编排这5年来的主要研究论著，从中多少体现出期间“我之马来西亚华语研究的设想与实践”的整体思路历程。

五

我大胆将5年来的论文结集出版，称《马来西亚华语研究论集》，谈不上自得，只是着眼于学科建设发展的必要。套一句老话，即“抛砖引玉”。2013年我主编《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的“马来西亚华语研究专辑”，其《前言》末尾说：它不应当做是高山竖起的纪念碑仅供仰止而已，而必须成为众人堆砌高阁用以垫底的砖块。马来西亚华语研究的前景理当如此一层层登高望远。谨此与诸君共勉。

诸君或以之为“思齐”，或为“内自省”，个人之“贤”与“不贤”又何足论。因此这犹如一份自己命题的做答卷，由众人来评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课题的结束。

我要感谢这5年来身边众多师友的关爱与扶持。尤其是陆俭明老师和周清海老师，他们二位都堪称是全球华语研究的领航人，而这些年来对我这样初出茅庐的后辈却不吝教诲与提携。陆老师和周老师不仅是学术上的导师，更在生活上经常给予我各种指引。

〔责任编辑：李宝贵〕

On the prospect and research of Malaysian mandarin study

Kiak Uei Khoo

(ChineseStudiesDepartment，XiamenUniversityMalaysiaCampus，Selangor43900，Malaysia)

Malaysian Mandarin is a direct product of the formation process during the pre-modern and modern period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is also a phenomenon of the Malaysian Chinese society. This study began at 2011 with a focus on the grammatical errors in newspapers, which extended to the principles of Mandarin standardization issues, and later to the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analysis of both Mandarin and dialect language systems. This study emphasized on thoroughness and systematic approach in the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research materials, especially highlighting the necessity in engaging Malaysian Mandarin study to the overall research developments in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FromOnHuayuandMalaysianMandarinStudyin 2012 which outlined a vision for the Malaysian Mandarin study, some more in depth understanding of subjects and also new ideas have since emerged that will better exhibit the prospects of Malaysian Mandarin study, and also the Global Mandarin study.

Malaysia； mandarin study；prospect；practice

10.16216/j.cnki.lsxbwk.201703105

2017-03-22

Kiak Uei Khoo(邱克威)(1974- )，男，马来西亚人，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助理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汉语音韵学研究。

H109

A

1000-1751(2017)03-0105-05

* 本文为作者《马来西亚华语研究论集》的代序。该《论文集》将于2017年8月由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