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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策略

2017-03-12苑晓杰

关键词:传播者大众化马克思主义

苑晓杰, 贾 真

(辽宁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大数据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策略

苑晓杰, 贾 真

(辽宁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大数据时代给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带来契机,也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面临诸多挑战。积极推进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进程,可以规范数据有效传播,创设和谐传播环境,保证传播正确方向。但大数据时代犹如一把“双刃剑”,容易引起传播方向迷失,导致传播内容与形式脱节,影响传播效果。因此,大数据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需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传播工作的领导,实现传播内容与传播形式有机统一,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创新性发展。

大数据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困境;传播策略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分享经济,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 “大数据”较为频繁进入公众视野,我国开始逐步进入大数据时代。

一、大数据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必要性

大数据时代,能够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又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引领大数据时代的长远发展,实现大数据时代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的“双赢”目标。

(一)规范数据有效传播

大数据时代,数据量大是其基本特征之一。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数据量大这一优势,及时传播马克思主义,保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占据传播数据信息量的优势,占领传播主渠道,实现传播对象由少数人向多数人的转变,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大众化。“马克思主义的最大优势是群众基础,实践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不能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只有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发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谭扬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背景[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10-30(5).

大数据时代传播数据信息之多,在所难免会混杂虚假信息,影响数据传播的正确性和可信度。虚假信息一旦被有目的性的个人所利用,有可能会引起人民群众思想混乱,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质量,也可能对社会带来极大负面影响。面对大数据时代存在的虚假信息,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明确马克思主义传播重点与难点,有主有次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让传播对象在众多信息面前,能够容易分辨出数据信息的真伪,确定并选择比较有价值的信息,进一步引领信息传播方向,规范数据的有效传播,帮助人民群众树立科学价值观,减少虚假信息的发生或者把虚假信息带来的社会危害限定在最小范围内。

(二)创设和谐数据环境

大数据时代,数据量大,数据类型繁多,容易导致思想观念不断交融与摩擦,容易引起数据信息混乱与观念差异。大数据时代,数据信息交流频繁,容易暴露私密的数据信息,如个人账号、身份信息、住址等,成为别有用心的人可利用的把柄,进一步侵犯传播对象隐私,威胁个人利益与人身安全。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离不开和谐理论传播环境的创设。传播环境和谐,人民群众的接受程度会逐步加深。否则,容易影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水平。大数据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环境复杂,观念交融、思想碰撞、隐私侵犯等方面的问题愈发凸显。通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可以结合多类型数据,分门别类地设计传播方式,灵活多样地将有效传播信息传递给广大人民群众,净化传播环境,创设文明、和谐、有序的数据环境,减少思想摩擦,努力形成思想共识,降低隐私被曝光和利用程度,极力维护人民群众的个人安全和权利,保证大数据时代和谐环境创设的可持续性。

(三)保证传播正确方向

大数据时代,数据传播速度快、时效高,这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有利契机。数据传播速度快、时效高,有利于第一时间占据传播阵地,提高传播效率。

通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努力帮助广大人民群众树立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调动人民群众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最终实现中国梦、强国梦。因此,要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与中国的建设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不能为了传播而传播,首先要服务于国家建设和发展大局。但大数据时代的数据信息不是局限于一定领域或一定范畴内,而是全球性、全世界性。数据信息几乎能够穿越世界各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数据广泛性和延伸性,很容易引起数据信息传播的混杂。通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能够使人民群众在国家发展目标的指引下,克服思想混乱,坚定立场,保证传播正确方向。

二、大数据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困境

大数据时代犹如一把“双刃剑”,它在给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良好契机的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挑战无处不在。

(一)大数据时代容易引起传播方向迷失

大数据时代开启了新的时代转型,首先引起的是思维变革。大数据时代思维变革的第一个方面,“要分析与某事物相关的所有数据,而不是依靠分析少量的数据样本”*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M].库克耶.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29.。我们要让大数据“说话”“发声”。大数据时代,容易引起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思维方式和资料考证方法的变革。传播者习惯通过传播对象的评估与反馈形成理论传播的经验,再加以逐步普及,这种方式方法在大数据时代受到严峻挑战。大数据时代不仅能够对当下传播对象的反馈信息和调研情况加以分析与论证,还能收集过去传播者无法收集到的信息,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动态跟踪。这就使传播者很难把握住传播方向,保证传播质量。

大数据时代思维变革的第二个方面,“我们乐于接受数据的纷繁复杂,而不再追求精确性。”*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M].库克耶.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29.大数据时代的海量信息和数据容易引起结果的不准确。“小数据”的最基本要求是在收集较少信息量的基础上,准确记录数据信息,减少错误,保证质量。“大数据”让我们掌握的数据越来越多,但错误也相应增加。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传播来不得半点虚假,既要保证理论的真实性又要凸显理论的现实性,保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质量。

大数据时代的思维变革的第三个方面,“我们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不再探求难以捉摸的因果关系,转而关注事物的相关关系。”*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M].库克耶.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29.大数据时代,事物的相关关系尤为重要。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间相关性分析数据,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至关重要。但如何由重视理论间的因果关系转变到倾向于理论间的相关关系,凸显理论相关关系层面,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现实挑战。

(二)大数据时代容易导致传播内容与形式脱节

大数据时代,我们可以记录数据、分析和重组数据,而计量和记录的需求是数据化的前提,这样会比其他传统预测方法更能预测事物发展。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通过对大数据的计量、记录,进行数据化处理,进一步提高传播效率,充分彰显理论魅力,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渗透到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但也容易带来数据化后理论困惑,即如何保证传播内容的方向性和科学性,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完成理论数据化的巨大工程。同时,在传播过程中,需要拥有数据分析工具和设备作为传播工作硬件支撑,克服数据信息乏味性与单一性。目前,大数据主要用途还是商业领域,尽管如此,“数据的价值不会随着它的使用而减少,而是可以不断地被处理”*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M].库克耶.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132.。我们可以通过对数据的再利用、重组、扩展等方式整合数据,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等方面的技术专家来挖掘数据价值。但如何挑选大众化传播过程中的有价值数据和信息,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面临的现实性挑战。如果传播内容与传播形式发展不协调,传播内容不能充分体现大数据传播形式特点,传播形式又不能及时为传播内容服务,容易导致传播内容与形式的脱节。

(三)大数据时代容易影响传播实效性

大数据时代是一个崭新的时代,需要一批有创新性的人才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有创新性的人可以挖掘到大数据的价值魅力与潜力,激发传播者进一步采集、存储、循环利用大数据,增强传播效果。

大数据时代,不仅能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提供有价值的数据信息,同时也会带来更多的威胁与挑战,有可能造成对隐私和倾向的不良影响。所以,有效利用大数据会促使大数据为传播服务。但事实上,我们往往关注的不仅仅是数据的基本用途,更多关注的是对数据的二次利用,往往经过二次利用会产生很多创新性的用途。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过程中,过多注重数据的基本用途,可能导致传播效果不明显,通过对数据采集与分析,对数据进行二次利用会预测传播效果,尽管不能解释数据间因果关系,但会使传播工作有的放矢,增强传播实效性。既然越来越多的事物被数据化,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过程中,得到更多的数据是基本前提,但不能为了“数据”而“数据”,否则,容易影响传播实效性。

三、大数据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思路

大数据时代,为了促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需要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进行有机整合,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优势互补,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效率和质量,有效推进传播进程。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传播工作的领导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必须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传播的正确方向,这也凸显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原则性。

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过程中,一方面,需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宣传,坚定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另一方面,及时反馈群众心声,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切实合乎群众需求。大众化体现在传播形式、宣传手段、党的政治立场和根本观点等诸多方面。在党的政治立场和根本观点上,要始终凸显党对传播工作的政治性领导。为此,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工作的领导,在传播的内容、大数据信息的处理、传播对象的信息反馈等方面,都要集中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的权威,真正体现中国共产党对传播工作的方向性把握,进一步增强传播工作的可行性和实效性。

在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政治方向把握的前提下,传播的价值取向也是大数据时代带给传播者的巨大挑战。大数据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要以传播对象的选择为取舍,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始终以人民为导向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尤其是大数据时代,数据泛滥,思想观念多元化、多样化,更需要我们在纷繁复杂的数据信息中,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为出发点,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不同的思想观念,保证传播工作是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出发点和归宿,保证传播工作方向的正确性。使传播者坚定立场、沉着冷静、科学理性,努力在多样化、多元化思想交融中,构建符合人民群众需求的思想传播体系,为传播对象提供充实而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好地凝聚社会共识。

(二)实现传播内容与传播形式的有机统一

大数据时代,要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内容与传播形式的有机结合,保证传播质量,提高传播效率,凸显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统一性原则。

从传播内容来看,要逐步完善传播内容的选取、传播过程、传播信息反馈和传播内容完善等环节,保证传播内容的合理性、科学性。要对传播内容严密把关、精心挑选、认真考量,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传播的竞争性。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理论内容的选取,既要凸显其内容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又要体现党的意志,不能以偏概全,选取传播对象易理解、易接受的理论内容。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本身来看,大众化内容比较广泛,主要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思维方法的大众化,以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对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的大众化,等等。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沟通反馈方面,要建立传播者与传播对象的畅通沟通渠道,完善传播信息反馈机制,及时将传播对象反馈的信息加以整理和补充,实现传播者与传播对象“互动”“共建”,真正使“马克思主义变为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张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维度及其辩证机制构建[J].求索,2016(1):117.。

大数据时代,要掌握大数据技术,才能实现“精准化”传播。通过大数据技术丰富传播形式,提高传播效率。“大数据重塑学习的三个主要特征:反馈(feedback)、个性化(individua-lization)和概率预测(probabilistic predictions)”*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与大数据同行:学习和教育的未来[M].赵中建,张燕南,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3.。大数据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也应凸显传播形式的个性化设置,充分发挥传播者的创新能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点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群众实践活动有机结合起来,这种结合要求的是精准化结合,不能盲目地为了传播而传播。但大数据时代不执迷于精确性,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内容的精确性,提高传播效率,增强传播实效性,在传播形式方面要“去大众化”,实现传播内容“大众化”与传播形式“去大众化”的有机统一。因此,大数据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形式“去大众化”,要结合传播对象需求,“遵循有教无类、因人施教原则”*丁守庆,刘智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机理问题[J].科学社会主义,2015(4):27.,分门别类逐步推动传播进程。

(三)促进传播工作的创新性发展

大数据时代,内在地要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工作不能固守于以往传播模式,应随着时代的转型和变迁赋予不同的新内容与新形式,更好地开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工作。针对新时代、新情况、新挑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需要不断结合不同历史阶段的传播特点,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夯实理论传播阵地,提高理论传播效率。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工作要与时俱进,最主要的是积极转变传播者的思维方式。在经济发展新常态引领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思维方式的转变,有利于提高传播效率,增强传播效果,巩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导地位,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大数据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思维方式转变,主要是针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两大主体,即传播者与传播对象。对于传播者而言,为了提高传播效率,增强传播效果,传播者应在大数据时代积极转变思维方式,树立“数据”思维,高度重视对数据的分类、加工、整理与分析,适应大数据发展的内在要求。对于传播对象而言,要积极与传播者互动,树立“问题”意识,积极主动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的信息第一时间反馈给传播者,将自身需求及时告知传播者,将自身理论学习体会与感受及时与传播者共享,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工作创新性开展的内在需要,这样,传播者才能根据传播对象的需求与反馈,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有的放矢地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工作。

大数据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工作的创新性开展,需要培养人的创新意识,发挥人的创新能力,便于灵活有效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最新技术,了解传播工作的最新理论动态并适时跟踪、分析与反馈,实现传播工作的创新性发展。从传播的硬件来看,要积极更新传播设备,如电脑、硬盘等,从传播的软件来看,要积极提高传播的技术水平,涉及网络编程、APP技术等。传播技术的学习与掌握需要专业型的创新人才,因此,培养勇于突破陈规的创意型人才成为当务之急,打造勇于打破常态的“大数据”团队迫在眉睫,尤其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进程的推进,“大数据”团队的组建应保持思想的敏锐性和开放度,深刻把握互联网、社交媒体等发展趋势,积极吸收先进传播理念、舆论引领理念,善于提供有思想深度和独到见解的内容,切实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需求和个性化设置,加快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过程。

大数据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工作需要努力紧随大数据时代发展潮流,集数据、技能、思维于一体,积极利用大数据时代优势,把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良好契机,与时俱进,开拓进取,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更好地指导人民群众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齐心协力实现中国梦、强国梦。

〔责任编辑:隋秀英〕

The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in the age of big data

Yuan Xiaojie, Jia Zhen

(SchoolofPoliticsandAdministration,LiaoningNormalUniversity,Dalian116029,China)

The age of big data brings both chances and challenges to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In the age of big data, the positive promotion of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can standardize th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of data, create harmonious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and ensure the right direction of communication. However, the age of big data is a “double-edged sword”, which can also result in the loss of communication direction, the disjunction between communication content and form and the negative communication effect. Therefore, for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in the age of big data, what are required are the reinforcement of the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upon communication and the organic unity of the communication content and form. In this way,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can be further improved.

the age of big data;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dilemma of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strategy

10.16216/j.cnki.lsxbwk.201703017

2016-10-16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新媒体语境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L14AKS004)

苑晓杰(1969- ),男,辽宁黑山人,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贾 真(1989- ),女,辽宁阜新人,辽宁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党史党建研究。

A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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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751(2017)03-0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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