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祥运， 张童阔

(1.北京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871；2.东北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中外社会学教育方式的差异对费孝通的影响

徐祥运1，2， 张童阔2

(1.北京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871；2.东北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费孝通先生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求学期间曾在中国和英国学习。在理论教学方式上，中国施行“先生讲与学生听”的教学模式；而英国主张“师生平等”对话，积极引导学生发言，学会自己思考。在实践调查训练方面，西方早期和当时的中国社会存在许多“摇椅上的人类学家”，或较少有学者注重本土化的研究。费孝通在中外老师的教育指导下，跨越文野之别，将理论和人文精神很好地融合在社会调查之中。中外教育方式的不同体现在费孝通各个时期的著作中，影响了其一生的学术生涯。

费孝通；吴文藻；马林诺夫斯基；史禄国；帕克；社会学教育方式

费孝通出生于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江苏省的“视学”(教育督导员)，其母亲是 “蒙养院”的首创者，当时的先进人物，她创立了中国最早具有现代教育意义的幼儿教育模式。他们一家9口的生活靠父亲微薄的工资来供养，母亲以有限的收入来经营这个家庭。他母亲的理财原则是先扣除教育费用，再用余额安排其他活动。1930年，费孝通从苏州东吴大学医学预科转学进入燕京大学学习社会学，这是费孝通学习社会学的开始。第一次接触社会学，费孝通就对这门研究群体的学问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因为这样可以理解中国人是怎样生活的。在费孝通所处的时代，国弱与民贫都很明显。在中国，不缺少几个会治病的医师，费孝通在学习医学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负责任的医生会去探访病人的家庭，了解生病背后的家庭原因，真正的病根有可能出现在家庭问题上。解除“社会病痛”比解除“个人疼痛”更有用，所以费孝通决定弃医从文。在费孝通求学的这些年里，正是中国最困苦的几年，也是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几年。因此，费孝通立志要了解中国社会，解决人民困苦，让人民富足。

一、中外老师在教授理论上的差异

中外社会学教育方式的差异首先体现在老师在教授理论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在吴文藻和马林诺夫斯基等学者的部分思想中得以体现。

第一，吴文藻不认同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研究脉络。吴文藻认为，燕京大学已经存在的这条社会学脉络并不能清楚明白地反映出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只是零散地将其呈现出来。“在吴文藻看来这些调查还未能揭示作为整体的中国究竟有何结构特点，因而显得碎片化、表面化。”*吴文藻.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G]∥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b：158.“相比之下，功能主义提供了一种文化系统论，将社会不同方面的组合视作有机体，因而得到吴文藻的重视。”*齐群.社区与文化——吴文藻“社区研究”的再回顾[J].浙江社会科学，2014(3)：14.

马林诺夫斯基是功能论的先驱，他认为文化是为了满足各种需要而存在的。他承认文化的整体性，即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文化是完整的，同时，它满足了人作为生物体的所有需要。马林诺夫斯基作为一位饱受战争摧残和病患折磨的波兰人，能具备这样的见识和洞察力，与他的民族命运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以上可以看出，人类学家和其观察对象的生活两者间存在互动。

19世纪的欧洲人类学认为本民族以外的文化中的行为普遍不存在合理性。功能论恰恰是对这种民族优越感的批判。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论是在人类学鼎盛时期出现的不同看法。费孝通先生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常常将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看成是两个唱对台戏的主角，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论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只有在功能发生的时候才能进行解释，且常常将之归因于生理欲望。布朗认为功能不应该和生物的需求相联系，他更加重视社会制度及其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协作。所以，费孝通比较倾向布朗的理论。

第二，吴文藻致力于社会学的本土化。在燕京大学，吴文藻先生最擅长讲授西方社会学的起源和流派的课程。吴文藻一直在追求两件事：“社会学中国化”和“中国社区调查”。他期望可以传承西方社会学的几个学派，改变没有中文版社会学教材的现状，开展中国各地的社区调查研究，避免近代化在迷茫中找不到方向。吴文藻为了实现其理想，率先在课堂上用中文讲社会学的课程。但是，如果全部用中文讲课会有很多困难，因为有一些外国的概念与中国的是不同的。许多外国社会学上用的词语很难用中文准确地翻译出来。老师在讲课的时候常常要当堂翻译许多外国词句，这是很难的一件事。因为这需要跨越两种文化，用两种语言，尽量把想的东西表达出来。在吴文藻的学生中，费孝通肯读书，爱读书，文章写得好，思想单纯坚定，他的这些品质引起了吴文藻的关注，这也为吴文藻将费孝通送出国培养埋下了伏笔。吴文藻的四大弟子均被其安排出国留学。在吴文藻的计划中，他选择英国的“文化功能论”作为中国社会社区研究的理论，费孝通的出国留学肩负着将“文化功能论”带回国的重大使命。当时，费孝通与杨庆堃两人共有一个留学名额，这个留学名额是去美国的，费孝通优先考虑去英国学习，把这个留美学习的机会让给了杨庆堃。

费孝通志在科学地了解中国社会。在燕京大学学习了社会学之后，费孝通觉得还应该继续学习，将所学知识运用于自己所处的社会之中。所以，通过吴文藻教授的引荐，费孝通跟随史禄国教授学习人类学。费孝通成为史禄国指导的唯一研究生，并给费孝通制订了6年的基础学习计划，要求费孝通以两年为一期，三期完成。费孝通从1933年开始了第一期的学习，在这一阶段里费孝通在学习体质人类学的同时补习动物学。按照清华大学的规定，要求研究生至少学习两年，若是想继续深造学习，没有期限限制。但是费孝通只研习完史禄国教授指定的学习计划的第一期。在这短短的学习时间里，费孝通被史禄国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渊博的知识深深折服。

第三，马林诺夫斯基改变了“先生讲与学生听”的教学模式。费孝通从他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那里学会了“学术反思”一词，是从他讲课时所采用的“席明纳”这种方式中推衍出来的。这种方式改变了过去“先生讲、学生听”的教育方法*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18.。采用讨论式的学习方式，在师生平等关系的前提下，由学生充分阐述自己的想法，最后由老师指导总结。所以，费孝通认为我们在看书的时候，也要看写书的人，即他的写作背景如何，思考他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思想，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作者。

二、中外老师在指导田野调查上的差异

中外社会学教育方式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教授理论上，也体现在中外老师在指导田野调查上。有的老师鼓励学生走出书斋，用社会实践来消化理论知识，将所学化为所用；有的老师支持文献搜集的研究方法；有的老师强调人文精神的重要性。下面以吴文藻、帕克、史禄国、马林诺夫斯基等为例，阐述中外老师在指导田野调查上的差异。

第一，吴文藻对学生的实地调查均以制度体系为指导焦点。因为中外教育制度，尤其在功能主义方面存在差异。吴文藻先生鼓励学生走出书斋，在田野中体味书斋，将所学合理运用，并在实践中夯实理论，迸发自己的思想，且在实地调查中，以制度体系为指导中心。在当时，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教学模式只停留在书本之中，并不能完全吻合中国社会。“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过程， 它要受来自社会、学校、家庭等各方面的影响。”*朱宁波，张丽.国内外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述评[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0(3)：67.国外的教授和教学方式都是引导学生去社会中体味社会，而不是从书本中体味社会。所以，我们要学习国外的教育方式，打造出一种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学术研究方法和教育模式。

此外，马林诺夫斯基与吴文藻在理论上也有些许相通之处。马林诺夫斯基所著的《文化论》有一部分是吴文藻所说的“文化表格”。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研究文化的功能是人类学的首要任务。文化是人类活动有组织的体系，也就是一种“社会制度”，因此，想要研究不断变动的社会制度，也就是要研究文化。文化能够不断满足人们的需要，同时也会创造新的需要。因此，对文化的研究便不是一种静态的研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要更好地研究文化，就要去了解文化的载体——人——生活中的人——处在文化中的人。为了满足田野调查的可操作性，为了了解活生生的人，他制定了“文化表格”。

第二，国外教授注重将人文精神融于实际调查中。费孝通在燕京大学学习的最后一年，吴文藻先生将帕克教授请到中国来讲学，意在将国外的教育模式和学术思想更直接地引入中国，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帕克教授主张通过实地观察来进行社会研究，他引导学生直接到北京市民的生活中去学习社会学。帕克教授提示和鼓励学生们，要把北平当成一个社会学的大课堂、大实验室。社会这个有机体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要走出校园，走出书斋，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去了解真实的社会变化。帕克意识到国外社会学对人文精神研究的忽略，他希望在中国传授社会学的同时，重视人文精神，将这一缺陷尽量弥补。

第三，中外社会学适用的社会背景不同。吴文藻倡导将社会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将人类学的方法运用到发展中国的社会学中，成为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学。1933年吴文藻创造了“社区”一词，明确了社区这个概念，即明确了研究对象。社区研究的理论基础和1935年到燕京大学讲学的布朗教授有关。英国人类学功能学派创始人布朗教授鼓励学生下乡去实地调查中国农民的生活，燕京大学的学生试图通过社区研究达到社会学的中国化。

1935年是费孝通实际从事田野调查的开始。费孝通按照史禄国的意见，暑假到过大瑶山，也就是现在的金秀瑶族自治县去进行实地调查。费孝通带着人体测量仪器用来进行体质测量，这与费孝通在第一期学习的人体测量和体质类型分析密不可分。人类学田野讲究书斋——田野——书斋，这正是将理论运用到实际的学习过程。

由于师从史禄国，费孝通的社会调查方法不仅为了打造出中国社会学，也将生物基础运用到了社会调查之中。 “史老师的教育方法，就在让学生本人自己去闯，自己去解决问题。”*费孝通.从史禄国老师学体质人类学[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5)：22.在编写《花篮瑶社会组织》之前，费孝通对史禄国的理论和作品知之甚少，只简单阅读了其关于满族和通古斯的调查报告。据费孝通回忆，他对这些调查的印象并不深，而且那时他没有系统学习过社会学理论。但是，费孝通被史禄国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渊博的专业知识深深折服。他在跟随史禄国教授学习的过程中，也认识到了各个族群都有其文化体系和社会结构，虽有不同，并无优劣之分。这种认识贯穿于他的写作中，也体现出了他的“文化自觉”这一难得的特性。

第四，费孝通在中国写的文章主要通过文献搜集、二次分析等方法完成。例如，他写的《亲迎婚俗之研究》，“是费孝通在大学期间，通过搜集我国各地的地方志中有关婚姻风俗的记载写作而成的。”*费孝通.从马林诺夫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6):58.这恰恰是马林诺夫斯基所反对的研究方法，马林诺夫斯基主张参与观察。马林诺夫斯基是摆脱了单纯从事“书斋工作”的人类学者，他意识到要走进田野，实地调查，参与当地人的生活，才能了解其文化和行为模式。而且，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人类学不应只着眼于野蛮人的社会，也应该投身于人类学家自身所处的社会之中。马林诺夫斯基要同学们进入到群众的生活中去看“文化”，去体会被调查者的言行及情感，把文化与生活融合起来。费孝通认为在不损害各方利益的前提下，相近的观点是可以相互借鉴融合的。不同的种族有不同的文化，既然存在就必然有其存在的必然合理性，应该尊重他们彼此间的不同。这些迸发出来的思想，也是费孝通学习人类学的原因之一。

当时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多是“摇椅上的人类学者”。“摇椅上的人类学者”没有做“fieldwork”(“田野工作”)。马林诺夫斯基还将呈现“田野工作”成果的文本称为“民族志”。将这两个层次和研究阶段加起来，就是社会人类学方法。费孝通认为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的一个重点就是把文化与自然之间连接处的空隙填满了，也就是把文化看作是物质。书斋——田野——书斋，这些思考和体会，只有在田野中才能体会，只有在当事人参与观察过程中才能真正领悟。

三、中外老师对费孝通作品评价的差异

第一，吴文藻对费孝通作品的评价。在《江村经济》中，江村工业发展相对成熟，得益于新时代乡绅的推动。费孝通认为，新时代的乡绅能够进行制度变革。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变革，可以更容易在全国推广起来。这些变革产生的推动，并不是全体人民的智慧，而是一小部分人智慧的结晶。比如《江村经济》中的费达生等人。“费孝通与吴文藻一样，看到的是知识和制度轨道双双下沉往基层走的趋势；其中又以制度轨道的铺设为更基础的条件。然而，费孝通与吴文藻关注的研究者及其角色并不一致。费孝通认为，能够有效推动基层社会现代化制度建设的，可能是那些出身本地、熟悉乡土情况并能回到乡土的乡绅；而吴文藻认为，来自中央或者更发达地区的学者才可能制定更符合现代化变迁方向的政策，乡绅受其社会条件所限，不一定有那种眼光。”*杨清媚.“燕京学派”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及其应用围绕吴文藻、费孝通、李安宅展开的比较研究[J].社会，2015(4)：4.

第二，马林诺夫斯基对费孝通作品的评价。马林诺夫斯基在为费孝通1939年出版的《江村经济》写序的时候认为，其研究标志着东方人研究东方社会的“本土人类学”的转变。马林诺夫斯基提倡学者去研究自己民族的文化，相同的背景和条件下，易滋生出相似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中国其他地方的乡土社会在文化及社会结构上和江村很相似。所以，江村是许多中国农村的代表。

为什么费孝通可以跨越文野之别？马林诺夫斯基为《江村经济》作的序言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即这一切归根于中国和欧洲在文化上的差别，也就是他所说的道德态度上的差别，因为中国人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并不像欧洲人那样心存民族偏见和仇恨。费孝通也时常审视自己的民族和文化，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对待民族的偏见不能简单地说没有，但至少与欧美是有些许区别的。欧美人类学里反映出来的“文野之别”历来被看作是文化本质上的差别，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还有人怀疑土著民族的头脑是否具备欧美白种人所认为的那种理性。西方人类学者中否认“野蛮人”的逻辑思维的人为数不少，对此马林诺夫斯基挺身出来争辩，认为即使是“野蛮人”的巫术也不缺乏逻辑思维。

第三，其他老师对费孝通作品的评价。费孝通先生写作的《江村经济》以及《花篮瑶的社会组织》，虽然都代表其田野调查的开始，但并不令史禄国教授满意。史禄国严谨的学术作风深深影响了费孝通，也在不断鞭策着他，史禄国要求费孝通论文的素材要在国内搜集，写作可以去国外完成。即便如此，史禄国认为“虽然挂了社区研究的名字，而实在还是一种社会调查报告”*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2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225.。

除了与所在的燕京大学的老师保持着亲密的学术交流外，费孝通与清华大学的老师也有学术交往，如吴景超老师。吴景超老师对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给予较高的评价：通过费孝通在书中的描述，真正让社会学融入了中国社会，让中国人了解了中国社会，摆脱了“摇椅上的人类学家”的桎梏，用田野作业来还原生活的本真。

此外，吴景超老师对费孝通的《禄村农田》也做出了评价。吴景超认为，在这本书中，费孝通能够将理论运用到实际中，将西方社会学真真正正地运用到中国乡土社会。在中国，这是前无古人的创举，也是中国社会学明亮的未来。

四、中外社会学教育方式的差异对费孝通学术生涯的影响

费孝通无论在英国还是回国之后，国内外的老师都对他产生了巨大且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体现在他在云南和政府的工作中，凝结在他的学生时期和回国后写作的作品里。

1938年，费孝通回国到达云南之后，立即开启了他的社会学调查。他在昆明这段时间，工作是按照《江村经济》所走出的这条路前进的，这条路被他称作社区研究。吴文藻先生主张进行体制内的研究，而马林诺夫斯基主张填补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空隙。费孝通在中外老师的影响下，走出书斋，跨越了文野之别。

费孝通从西贡上岸经河内回归祖国，到达云南昆明之后，遵循马林诺夫斯基的主意，在滇池边搞学术调查。在这段时间里，费孝通完成了《云南三村》的中英文稿，英文名字用的是费孝通和马林诺夫斯基吃饭时商谈的EarthboundChina。在此期间，费孝通还对禄村进行了调查。通过调查，费孝通看到了与江村不同的土地制度。这一阶段的工作到1949年结束。1949年之后，费孝通参加的民族工作与他接受过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教育也是分不开的。

1950—1952年，费孝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访问了一些行政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和他们的互动和交流中，体会到民族是个亲切的共同体。“期间费孝通仍念念不忘他的‘乡土’，也曾找到时机再访江村，但是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继续进行汉人社区研究已经不可能。然而‘乡土中国’的意象亦深入他的民族研究之中。受吴文藻、潘光旦等人研究的影响，费孝通认为无论客观历史和心态上少数民族与汉人社会早已结成密不可分的纽带，中国历史进程本质上即这些人群之间分分合合的动因。”*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1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381-419.

1980年，费孝通第二次学术生命诞生于北大筹建社会学系时，费孝通正式担任北大教授。在这一阶段，费孝通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学术历程。“他从重读马林诺夫斯基、史禄国、派克等人的论著中吸收了文化理论和文化史研究的内容，认识到即使在个人的生命史中也能看到‘人文世界’的整体。”*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4:82.在费孝通研习人类学的这些年里，他贯彻了吴文藻先生的主张，把社会学和人类学联系和结合起来。在费孝通的学术生涯中，这个原则一直伴随始终。作为研究本民族文化的人类学者，重要的是要从我们所熟知的思想观念、所处的社会地位中跳出来，以第三者的身份来观察和理解本民族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安排。

费孝通在自己的生命旅程的末端，常常回想起他的几位老师，并在回忆中不断反思自己。“吴文藻带领下的‘燕京学派’本身已是融合英美学派的产物，为费孝通提供了社会科学研究最基本的工具——文化理论。史禄国使他关注不同文化和民族在历史变迁中的相互关系，同时他在大瑶山开展的第一次人类学田野调研，也使他对汉人和少数民族之间不同的文化特点留下深刻印象。”*杨清媚.知识分子心史[J].社会学研究，2010(4)：20.无论是在国内跟随吴文藻、帕克、史禄国学习，还是去英国跟随马林诺夫斯基学习，费孝通的整个学术生涯都深受这几位老师的型塑和影响。

费孝通在耄耋之年仍旧致力于扎根中国社会，踏踏实实地研究生活中的人，研究社会制度的文化载体，并不断进行科学的反思。他坚持用实证的态度，踏实细致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社会和文化。

五、结 语

19世纪末期，社会学传入中国，当时被称为“群学”。在费孝通先生进入燕京大学读书的时候，社会学没有中国化，受到西方社会学较多的影响。且在当时的历史时期，将西方的社会学理论传入中国，留学生是一支强有力的传递队伍。那时，吴文藻不认同燕京大学的社会学已有的研究脉络。他认为这些调查不能揭示作为整体的中国究竟有何结构特点，因而显得碎片化、表面化。他较为认同国外的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思想。在教学方式上，中国施行“先生讲与学生听”的教学模式；而西方主张“师生平等”对话，积极引导学生发言，学会自己思考。在实践调查方面，西方早期和当时的中国社会存在许多“摇椅上的人类学家”，或者较多停留在“书斋”里，抑或在实际调查中没有将人文主义精神融入实践之中。吴文藻主要倡导体制化的调查；而马林诺夫斯基主张在调查过程中将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缝隙填满，即文化不仅在书中，还应融在群众的生活之中。虽然中外社会学在理论和教学方面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但也有相通之处。如史禄国先生和马林诺夫斯基在其功能论方面，有些是相似的。这使他们在文化的价值或精神层面尤其重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以及本国大时代的社会背景，造就了不同的教育方式方法。费孝通先生在这样的氛围里，在这两种教育体制下，吸取中外老师的精华，跨越文野之别，不断调研写作，勤奋耕耘，终于成为一代社会学大师。

〔责任编辑：张秀红〕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ces of sociology education mode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on Fei Xiaotong

Xu Xiangyun1，2， Zhang Tongkuo2

(1.SchoolofEducation，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2.SchoolofPublicAdministration，Dongbe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Dalian116025，China)

Fei Xiaotong， an anthropologist and sociologist， studied in China and England during his studies. In the theoretical teaching mode， China implements the teaching mode of “speak with the students” and the English advocate the “equality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dialogue and actively guide students to speak and learn to think; in practice survey training，in the early Western and then Chinese society，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the anthropologists on rocking chairs”， or few scholars focusing on localization of the study. Fei Xiaotong under the guidance of education in Chinese and foreign teachers， integrates the theory and the human spirit in the social survey across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The different ways of Chinese and foreign education are reflected in Fei Xiaotong’s writings of various periods， affecting his life’ s academic career.

Fei Xiaotong； Wu Wenzao； Malinowski； Shi Luguo； Park； sociological education

10.16216/j.cnki.lsxbwk.201703055

2016-12-15

徐祥运(1963- )，男，辽宁丹东人，东北财经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研究。

G4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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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751(2017)03-0055-06